试论情报学研究取向的主体性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主体性论文,取向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90年代以来，国外情报科学的研究兴趣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即从把情报作为静态的客观知识来加以纯技术性的分析和处理，转向关注情报流动过程中情报客体与情报消费主体的交融。把握这一变化的脉络，对于我国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都将产生启发性的积极影响。
1968年，H.borko博士对情报科学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情报科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情报的特性与行为，控制情报流动的力量，为最优的可存取性和易用性而处理情况的方法。它关注着与情报的产生、组织收集、存储、检索、解释、传递、转化和利用等有关的知识体系。……它既有纯科学的一面——研究与其应用不相干的主题；又有应用科学的一面，开发系统、产品和提供服务”（注：H.Borko:Information Science:What Is it?American Documentation,1968.19(1):P3-5.）此后，一切情报学定义几乎都未超越这一范畴。然而，情报是什么？情报的基本属性和社会功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深刻地决定了情报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取向。对我国情报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米哈依洛夫指出：“情报只是作为存贮、传递和转换对象的知识”（注：米哈依洛夫等：《科学交流与情报学》，徐新尼等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从我国情报学界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看来，关于情报概念的定义与此十分类似，如“情报就是作为交流对象的有用知识”（注：严怡尼等：《情报学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情报是一种信息，是一种传递中的知识”（注：邹志仁等：《情报学基础》，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实际上，西方学界对情报的理解也大致相同。在这些理解的引导下，人们把情报及情报系统作为纯粹的客体对象来加以研究，强调图书情报（系统）的内部过程和计算机化情报系统的内部程序，关注人工制品（如文献）或物理媒介所记录的知识的表达。勿庸置疑，这样一种研究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在经验性和精确性两方面的发展。50年代，一些通信工程师和控制论学者成功地用数学术语去表述符号传输系统的特性。他们的创造性研究既构成了当代情报检索和文献计量学研究的基础，又为图书情报从业者提供了描述其活动特征的一套全新语言。以此为基础而建构的文献检索模型不仅可以被应用为图书情报机构文献检索系统的模型，而且还可以普泛化为其它类似系统（如文献替代品的查询和检索）的模型。1957年，英国克兰菲尔德理工学院进行了一系列情报检索试验，并取得了积极成果，如最佳匹配检索算法、查询与文献匹配、相关理论、查全率和查准率、全文检索、化学结构式检索等。克兰菲尔德试验代表着情报科学，尤其是情报检索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把人们对情报检索系统的认识方式从思辩和推测转变为一种基于经验的试验。
然而，自7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情报学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它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这就是，忽略了情报系统中人的因素，忽略了在情报运动过程中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作用，它只要求用户适应系统，而看不到用户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需要去选择情报，创造性地生产新情报的特点。英国情报学家B.C.Brookes从情报作用于人的知识结构的角度探讨了情报概念，提出了一个与以前很不相同的新概念，即“情报是使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小部分知识”（注：参见邹志仁《情报学基础》。）。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真正构成情报的不是用物理方式记录在文献中的所有知识，而是与用户的需求相关的知识；情报的基本属性也不仅仅是存贮和传递，而是比存贮和传递远为复杂的过程。情报消费主体凭借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特征去有意识地选择情报，利用和消化情报，创造新的情报。在这一个过程中，主体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客体即情报原有的内容与意义也发生了变异。不同的主体，由于其知识结构和具体心态不同，他们对于情报的选择、利用和创造的方式的结果也会有所不同。Brookes的情报概念表征了在情报科学的研究取向方面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已从理性主义（唯科学观）和系统驱动出发的研究取向，转移到由用户驱动并使用心理学——社会学方法的研究取向；在这一研究取向中，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用户在使用和查询情境中怎样给情报赋予语义和语用，对情报消费主体认知行为的了解给情报检索系统设计带来什么启示和影响等。
在此基础上，Brookes进一步提出了情报科学的基本方程(K[s]+ΔI=K[s+Δs])，并声称：“解释此方程的适宜途径在于，通过考察人与记录在已发表的文献中的客观知识的相互作用，更多地了解主观知识结构”（注：Brookes B C.The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1).PhiIosophical Aspects.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P125-133.）。1992年，Ingwer-sen基本方程进一步表述为：PI→ΔI+K[s]→K[s+Δs]→PI，即是说，他在方程中引入了“潜在情报”(Potential information.PI)的概念，认为可以改变知识状态（知识结构）的情报（即ΔI）来自于情报消费主体对PI的选择的利用，而新的知识状态又会产生对其它人有潜在意义的新情报。
二
在两种不同的情报学观念后面，隐含着两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因此，情报学研究兴趣的转向意味着渗透于情报学的哲学理论观点的变化。把情报当作纯粹的客观知识的情报学理论是卡尔·波普尔关于“没有主体的认识论”的思想在情报学领域的折射；把情报流变过程看作主客体交融互动的结果的情报学理论，则是伽达默尔解释学对于情报学界的影响。
波普尔把研究者视野中的世界划分为三个层面，即物理世界、精神或心理的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他十分注重和强调世界2和世界3的区分，指出，世界2是与人的大脑过程相联系的主观意识状态和思想过程；世界3则是用语言或符号来表现的思想的客观内容，它们由已说出、写出、印出的各种陈述组成，出现在杂志、书本、图书馆等一定环境中，因而二者之间有着截然分明和不可混淆的界限。他运用两个思想实验来进一步阐释这一点：实验(1)：我们所有的机器的工具连同一切主观知识统统被毁于一旦，然而，如果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那么，我们的世界会再次运转，文明会得以延续。实验(2)：机器、工具及主观知识被毁，并且这一次连所有的图书馆也都被毁了，那么，我们从书籍中学习也就无用武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在几千年内都不会重新出现。
波普尔划分三个世界的意图在于突出世界的重要性和自主性。他批判了笛卡尔、洛克、贝克莱以来的主观主义知识论传统，提出这一传统把知识当作特别可靠的信念，如果用一连串的等式来表达，即是：P被感性经验证实或证明＝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P＝我们相信、判断、判定、同意或知道P是真实的＝P是真实的＝P。简言之，“我知道”、“我思”等于知识。其实，知识具有客观性，因为它像任何一种产品一样，可以贮存、可供消费，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或规律。“这种客观意义上的知识同任何人自称自己知道完全无关；它同任何人的信仰也完全无关，同他的赞成、坚持或行动的意向无关。客观意义上的知识是没有认识者的知识：它是没有认识主体的知识”（注：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主观主义知识论认为书离不开读者：书只有被人理解才能在实际上成为一本书；否则它只不过是沾上了墨迹的纸张而已。然而，在波普尔看来，正如蜂巢在遭受遗弃后仍然是蜂巢，鸟穴即使从来没有鸟栖息其中也还是鸟穴一样，一本书即便从没有被人阅读过，它仍然不失为书。因为道理似乎很简单：它包含着客观知识，真实的或虚假的，有用的或无用的。“它有被理解的可能性和潜在性，它有被理解或者解释、被误解或误释的意向性，这才使一件东西成为一本书。并且这种潜在性或者意向性即使从来不曾实现，也还是存在着的。”“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灭亡以后，某些书籍或者图书馆可能被某些我们的文明后继者发现，不论这些后继者是文明化的地球动物还是某些天外来客”（注：《客观知识》第124页。）。
既然在客观知识中潜存着问题和问题境况，我们在理解和解释这些问题和问题境况时，就会提出不同的尝试性解答方案，它们仍以理论假说即世界3的形式出现；而后，通过对这些理论作批判性讨论或排除错误，又会突现新的问题。从旧问题过渡到新问题，体现了知识研究的深化和客观知识的进化。因此，我们不必去过问作者和读者的信念、气质、兴趣和喜好等心理状况，而只需面对客观的世界了，面对问题——理论假说——批判——新问题，就完全可以把握知识增长的逻辑过程。显然，波普尔哲学对那种“只见物不见人”的客观主义情报学观念造成了决定性影响。
伽达默尔解释学与波普尔哲学和客观主义情报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在读者和文本之间有一种参与和对话的关系。文本的意义不是客观的和确定的，而是无限开敞着的，它在本质上需要解释者不断去丰富和补充；不同的解释者对同一文本的解释是不同的。比如，象戏剧和音乐作品这样的艺术品，要靠演员的演出来实现；然而，不同的演员对同一部作品的理解和解释必然是不同的：同一部《哈姆雷特》，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国家演出就有不同的面貌；音乐作品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存在着托斯卡尼尼的贝多芬，也存在着卡拉扬和小泽征尔的贝多芬。
形成不同理解和解释的原因是理解的历史性。这就是说，理解者所处的不同于理解对象的特定的历史环境、历史条件和历史地位，必然要影响和制约他对文本的理解；读者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与作者，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历史性读者在理解和解释文本之前就已具备了某种先入之见，即前结构和前判断。由于读者的前结构和前判断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变化，因此，理解的过程决不会最终完成。伽达默尔指出：“理解必须被看成是意义生成的过程的一部分”（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46页。）。“一段文本或一件艺术品的真正意义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注：《真理与方法》第265页。）。
总之，一方面，不存在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只要我们理解，我们就参与了文本意义的建构，参与了历史的进化。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解也不是任意的。传统先于我们存在，人早已被抛入传统，因而我们只能在传统中理解，传统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可见，我们解读文本的过程，既是同过去相接触，试图理解传统的过程，又是检验我们的成见的过程。即是我们的视界与传统的视界不断融合的过程，是解释者的视界同文本的视界由交互作用而达到融合的过程，这时，两种不同视界已无法明确区分了。
伽默达尔解释学向我们昭示：不能把情报当作纯粹的客观知识来对待，情报的意义在传递过程中会不断地衍生和变化。情报消费主体解读情报，实际上是与情报对话，因而他参与了情报意义的建构；不同消费主体从同一情报中解读出不同的意义。波普尔哲学的偏失在于，它把知识的进化看成是纯粹客观的流变过程，从而抹煞了在知识增长中实现出来的主体的个性特征和独特贡献，抹煞了主体的知识结构、哲学信念、价值取向和宗教情怀对于科学发展的重要作用。波普尔哲学的偏失还在于，它把知识的进化狭隘地局限在自身的逻辑演绎的框架内，而忽略了知识发展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关联。伽达默尔解释学则向我们指出，既然深厚宽广的社会文化以及情报消费主体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状态在查询、解读和利用情报的过程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情报的传递就不可能是纯客观的逻辑发展过程，而是与心理学和社会学相互交织的复杂过程。
三
把握和探讨情报学发展走势和哲学理论对情报学的幅射，对于国内情报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有着深远而积极的意义。
首先，这一发展走势和幅射表征了情报的使用是一种建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传递，情报的意义不是僵死的和恒定的，而是通过情报系统和情报用户的相互作用不断建构起来的。其中，用户的参与作用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因为在情况的选择、解释和利用中，渗入了用户浓重的和不可忽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色彩。所以，从情报系统与用户的相互作用来派生模型，从用户的认知世界而不是从系统本身来展开模型，应该成为新的情报检索系统设计的立足点。
其次，正如M.De Mey所指出的那样，任何情报的处理，无论是知觉的(Perceptual)还是符号(Symbolic)，都是由构成了情报处理器（如人）的世界模型的一整套范畴或概念来传达或协调的。在这里，情报消费主体的世界模型就如同康德的认识框架和伽达默尔的前结构和前判断，一切情报信息只有在纳入这一模型中加以整合才获得意义。既然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其世界模型是不同的，那么，他们就会完全可能对同一情报赋予截然不同的意义。因此，对情报消费主体进行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对主体的认知结构给予高度重视和深入探索，应该成为新的情报学理论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
再次，新的情报学并不笼而统之地使用一般意义上的情报概念，也不给所有的情报以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是高度重视与用户相关联的“所需要的情报”(the desired infomation)。由于在观念上出现了一种从系统驱动到用户驱动的重大变化，在实际工作中，情报提供者即情报生产者就会对情报接收者即情报消费者的世界模型和知识状态进行尽可能全面而透彻的了解，这将大大有助于他们准确地、有针对性地和有预见性地为用户提供服务，并间接地对知识的增长乃至整个文明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