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德国史学界国际关系史研究新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界论文,德国论文,国际关系论文,新趋势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1)01-0100-05
几年前，在德国史学界，有关前现代和现代①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的讨论迅速开展了起来。有些人将这一现象同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联系起来；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瓦解导致了数个国家集团的废除，引起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重新思考。长期以来，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次级学科在历史研究中很少受到重视，现在，人们不仅重新认识到了它的特殊魅力，而且还致力于相关概念的阐释，致力于探讨各种活动的意义；这些活动，有的是非常简单的，例如国际环境中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的活动，有的则非常复杂。同时，也出现了有关竞争着的、被用来标识同一现象的不同名称的争论；这些名称不是被视作过时的和历史遗留的，例如外交史或对外政治，就是被视作容易误解的和过于狭隘的，例如国际政治或国际历史。而对后一个被提到的概念进行讨论所产生的结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借用这个名称出版了一套独特的系列丛书。在德国史学界，国际关系这个概念也因为它展示出了较大的与政治科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能力②而受到欢迎，人们期望能够从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中获益。
但是，我们暂且不考虑关于这些术语的讨论，我们认为转向国际关系史的做法本身——它颇具代表性地反映在一部同名手册中③——就接近于一种真正的范式转换，因为它令人吃惊地疏远了以结构为导向的社会史，并且很有可能也与下列情况相关，这就是，社会史的最主要倡导者——不管是汉斯—乌尔里希·韦勒还是于尔根·科卡——都逐渐退出了学术舞台。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社会史的支持者和“具有现代特征的政治史”的代表人物之间的“战争”——一场真正的、围绕着国内政治和对外政治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进行的战争——还呈现出咆哮如雷之势，并且并非没有人身攻击，那么这次新的范式转换更可以说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的，根本没有出现过昔日的战斗喧嚣，并且它看上去是可持续的，坚决禁止自己同很多短命的转向(tarns)——它们至少每隔两年就要侵袭一下精神科学——搅在一起。
此外，这种带有向国际关系史回归趋势的范式转换决非德国的特殊现象。在英国和美国，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发展。只有法国从未出现忽视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使之沦为现代次级学科的尴尬地位的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下列事实密切相关的，即所谓的勒努万学派(Renouvin-Schule)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向年鉴学派的假设和启发开放，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开始探究隐藏在政治决策，包括对外政治决策的后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些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地理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和心态等深层力量(forces profondes)了。即使今天，与其他国家相比，法国的研究也很好地站立在传统从未最终断裂的地方，而且还很早就提出了新的问题，拓宽了视野④。
总起来看，可以说，历史学家所从事的国际关系研究现今已在方法上和认识兴趣上彻底远离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些不遗余力地描述“重大的、国家的行动”和为国务要员进行辩护的传统的外交史。更确切地说，国际关系已经成为了一个涵盖范围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的总概念；这个研究领域既包括古典的、可从内阁会议记录或外交官报告中看到的那些国家间的关系，也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人跨民族、跨文化交往的复杂关系网。把行为人从外交官扩展到教会、体育联合会或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等诸多种类的做法是与严格区别各种方法的差异，择善而用的行为同步进行的。这种认为内、外政治紧密联系的观点已经不新鲜了，因为人们早就把内、外政治视为相互依存的要素了，并且也已经有了这样的共识：若不考虑社会发展，不考虑各种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结构特征，包括对于他者的刻板印象和敌对观念，国际政治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赖讷·马科维茨(Reiner Marcowitz)的新作《经受考验的大国——法国内政外交的相互依存及其对法国在1814/15-1851/52年欧洲合作中的地位的影响》⑤堪称一个绝佳例证。
即使人们不必像所谓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要倡导者那样将其看作是转折性的，国际关系史也深受新文化史的影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⑥。不过，请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并非所有东西都像人们有时论述的那样新。对外政治的文化重现和符号表达决不是完全不为人知的地带；“图像”的全部领域或者接受现象——自我的和对他者的感知——的影响力也决不是在最近十几年间才为人熟悉的，并且还必须注意到，坚持强调文化主义的理论观点迄今为止只在小规模上得以贯彻(例如，外交官进驻东道国首都时的文化装备和象征性行为，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文化名片和文化展示)，大部头的总体论述也没有出现；约翰内斯·鲍尔曼(Johannes Paulmann)以18世纪末以来的君主会见为主题的慕尼黑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在这里只是一个值得称赞的例外⑦。但是总的说来，确有新的侧重点涌入了研究当中，例如，杰西卡·吉诺—赫克特(Jessica Gienow-Hecht)探讨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音乐在跨大西洋的，尤其是德国和美国的关系中的作用和功能⑧。为了说明现在被安排在“国际关系”标签下的研究题材的广泛性，请允许我列举几篇文章，这些文章被汇集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论文集中，其作者主要是一些研究近代早期历史的年轻学者⑨。文章内容涉及到自15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意大利《李维罗马史论》(Discorsi)基础上的近代中立观念的产生、16世纪末的教派通告政策、17世纪前后维特斯巴赫家族对外交往中的使节礼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百年间的外交理论以及18世纪神圣罗马帝国官员向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的外交官泄露机密事件。这本书以一篇论述18世纪中后期的英中关系的文章作结尾；该文章探讨了英中关系是如何明显地由商人和外交官两大群体交替塑造而成的问题，在此，作者提出了一种我们接下来还要再加以讨论的新观念。
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作为由慕尼黑近代早期史学家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e)主编的系列丛书⑩之一出版的文集的前言中，编者列举了三个可能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一是信息交流问题。这里所讲的信息交流不仅仅涉及诸如新闻出版、邮政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而且也涉及通过反映在国际关系的礼仪和公共舆论中的符号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政治交流。二是从文化角度扩大提问范围问题。这也不仅仅涉及“外交的文化”，而是还包括反映在外交信函中的心态、感知、思维模式和图像等等。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把视野扩展到各国边界和欧洲以外地区的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关外交人员的多样性思想上来，也就是说回到至今还未能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现代政治史上来。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外交人员是全职的，有的是半职的，有的是只想试一试的，那么，下列现象，即那些——请允许我暂且如此表述——处于第二和第三链条的人和那些没有外交官身份却致力于建构关系的人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关于身居要职、经常为建立和改善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出头露面的外交官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关于他们身边的人，秘书、代理人、政治顾问，甚或还有教会神职人员的研究尚付阙如，其所作所为至今仍不为人知。在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后来都能够飞黄腾达，晋级升迁，比如升迁到接任领事职位；对于这一类人，克里斯汀·温德勒(Christian Windler)在此期间已以该团体的法国成员为案例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11)。然而对于外交官来说，这些人身临其境，必不可少，特别是在通讯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外交官很难与本国宫廷保持畅通的联系。迄今为止，那些不管有还是没有本国政府的正式任命，都千方百计地要同仍然处于封闭状态的第三国建立某种固定联系的人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说到这里，我们就接近了本文想要提请诸位考虑的研究项目了。俄国—东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研究项目，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例如自18世纪以来的西班牙或法国同马格里布国家的关系。(12)在此，首先要跨越的是与第三国政治结构相关的知识的门槛，一般情况下，这只有通过建立独特的信息提供网络才能够得以实现：谁是负责制定对外政策的正式主管？第三国是从其自我认识出发对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感兴趣吗？还是满足于自我封闭？经济交往的魅力足以导致正规化关系的建立吗？或者某位君主想要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想借此把其声望传播到已知世界的虚荣心也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是所有的文化门槛，这些门槛通常使得欧洲国家同临近大陆上的政治体的关系困难重重，难以克服：人们将在第三国遇到何种礼仪？本国的外交官允许在何种程度上或公开或隐蔽地承认外国君主的平等地位？他们应当如何处理所有人都必须对统治者的立像或图片表示崇拜这个在其他文化圈中通行的规则？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使用何种语言进行沟通？
同欧洲以外的、异文化边缘共同体建立正规化外交关系的活动通常是一个分阶段渐进的过程，最初大都是商人的活动，但也有科学家，例如民族志学者和语言学家，个别情况下还有为异域魅力所吸引的探险家的活动。现在，通过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研究，也就是说比阿特丽斯·尼科利埃尔—德·维克(Béatrice Nicollier-de Weck)(13)的研究，人们已经知道这些由出自商业、教派组织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人们组成的团体是如何形成的，也知道他们是如何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彼此合作的。只有在某一个国家相信，出于经济的或其他的原因应当过渡到建立正规化关系时，外交官才继而行动起来，并且大都像在俄中关系中的情形那样首先通过派遣特别使节，也就是说非正式的使节。在此，正如英国甚或俄国在1800年前后所显示的情形那样，上面提到的所有跨文化误解因素都有可能暴露出来：对外国统治者表示尊敬的程度，通过仪式表明的统治者同等级别或不同级别的问题，预期的礼物和回礼的恰当性等等。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无论如何已经积累了同一个这样的异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同奥斯曼帝国打交道的经验，但是人们不可以把在那里获得的经验一对一地搬用到另一个非欧洲的边缘帝国上去。(14)
外交关系理论始终是以欧洲的事例为依据、在欧洲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出发点一直是，正规化外交关系主要建立在对第三国入侵的担心的基础上，人们希望通过外交官对第三国进行某种观察并以此加以控制；这些外交官因此长时间地顶着被称作“较好的间谍”的名声。然而，鉴于“西方”声名狼藉的军事优势(15)，人们必须在欧洲—非欧洲的关系上强调另外的观点。一般说来，人们不会顾虑第三国的军事袭击。但是，一方面，人们可能很少考虑到外交的文化因素，这种外交公开表明，人们隶属于一个相同的政治体系，而该体系不想把任何伙伴排除在外，并且这种外交还包括下列因素，即人们在外交关系中接受同样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也必须强调那些在欧洲内部外交实践中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程序的多级性。同非欧洲的边缘国家建立正规化关系，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前外交接触和试探，其承担者多是一些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他们也经常因此冒很多风险，并且他们若不在东道国建立庇护和委托关系一般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些人可能是商人或探险家，也可能是科学家抑或传教士，无论怎样他们都在其侨居国致力于促成这些正规化关系，不管是否怀有赢利、获取报酬或者新的职业前程的愿望。但是，在作出积极决策时，也就是说到了第二步，问题才开始出现，因为需要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行为；欧洲人出于自己的经验，主观地认为他们所面对的国家在政治尊严方面明显地处于比自己的国家低的地位，他们也习惯于展示仪式的优越性，相信自己应当把他们所坚持的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的自我认识公开表达出来。直到双方怒火平息大半之后，建立正规化关系，也就是说第三步的通道才得以打开。在这方面，仍然缺乏研究的是，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一致的现代外交的游戏规则对于欧洲—非欧洲关系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因为在那里经常会出现多个欧洲大国相互制约的局面，各个国家都担心本国的影响力相对于其他国家不占上风(16)。对此，波斯帝国的例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在那里，自1809年有一个英国公使馆，自1828年又有了俄国公使馆，自1855年再有了法国公使馆。最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区别也并非根本性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也即在一个极为漫长的准备阶段之后正式向中国派出使节，但是，M.S.安德森(M.S.Anderson)坚持认为，“西方外交官在北京的职责从根本上说是以促进经济利益为重的，但是他们也十分关注有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大国窃得先手。”(17)
欧洲世界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伊斯兰教的北非、奥斯曼帝国和亚洲——的前外交关系和随后建立的正规化关系现在已被列入国际历史科学研究的日程表了。仅举一例。俄罗斯帝国和与它接壤的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欧洲国家的关系，就其前现代时期而言，一直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形成正规化外交关系的漫长道路的研究却是非常全面的，而且随着新的文化史的问题提出，它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个背景下，它也涉及到外国观和公式化套语的转变问题，涉及到各个社会和传输者的知识积累的过程，对于当今的每一项国际政治研究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在此借着俄中关系这个课题(18)能够开始进行一种系统探讨的话，那么这样做肯定是正确的，也是肯定会受到国际上的关注的。
注释：
①在德国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自19世纪初以降即为现代，16-18世纪为近代，或者称“前现代”。——译者注。
②关于学科和方法讨论的一般情况可见Reiner Marcowitz，Von der Diplomatiegeschichte zur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Methoden，Themen，Perspektiven einer historischen Teildisziplin.In：Francia.Forschungen zur Westeurop
ischen Geschichte 32/3(2005)，S.75-100；Eckart Conze[u.a.](Hrsg.)，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Erneuerung und Erweiterung einer historischen Disziplin，K
ln 2004；Friedrich Kiessling，Der，Dialog der Taubstummen “ist vorbei.Neue Anstze in der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75(2002)，S.651-680.——关于“国际历史”的理论观点参看Wilfried Loth/Jürgen Osterhammel(Hrsg.)，Internationale Geschichte.Themen，Ergebnisse，Aussichten，München 2000.——关于政治科学的结合能力参看Volker Rittberger/Hartwig Hummel，Die Disziplin，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im deutschsprachigen Raum auf der Suche nach ihrer ldentitt，in：Volker Rittberger(Hrsg.)，Theorien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Bestandsaufnahme und Forschungsperspektiven.Opladen 1990，S.17-47.
③Handbuch der 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hrsg.von Heinz Duchhardt/Franz Knipping，Paderborn seit 1997.迄今为止已出版了第1卷(Kohler著)、第2卷(Schilling著)、第4卷(Duchhardt著)、第5卷(Erhe著)和第6卷(Baumgart著)。
④关于次级学科在美国和法国的发展，参看上一页注释1中提到的Loth和Osterhammel主编论文集中Georges-Henri Soutou 和Michael Hunt的文章。
⑤Groβmacht auf Bewhrung.Die lnterdependenz franzsischer Innen-und Aulβenpolitik und ihre Auswirkungen auf Frankreichs Stellung im Europischen Konzert 1814/15-1851/52,Stuttgart 2001.
⑥好的介绍有Ute Daniel，Kompendium Kulturgeschichte.Theorien，Praxis，Schlüsselwrter，Frankfurt/M.2004[4].也参看Ursula Lehmkuhl,Diplomatiegeschichte als internationale Kultur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7(2001),S.394-423.
⑦Johannes Paulmann,Pomp und Politik.Monarchenbegegnungen in Europa zwischen Ancien Régime und Erstem Weltkrieg,Paderborn/München/Wien/Zürich 2000.
⑧Jessica Gienow-Hecht,Emotionale Wahlverwandtschaften:Musik und Emotion in den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seit 1850,in:Eckart Conze[u.a.](Hrsg.),Geschichte der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Erneuerung und Erweiterung einer historischen Disziplin,Kln 2004(Anm.1),S.197-229.
⑨Heidrun Kugeler[u.a.](Hrsg.),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Anstze und Perspektiven,Münster 2006.此外，对于近代早期特别重要的还有Friedrich Beiderbeck[u.a.](Hrsg.)，Dimensionen der europischen Auβenpolitik zur Zeit der Wende vom 16.zum 17.Jahrhundert，Berlin 2003，以及Sven Externbrink/Jrg Uibreeht(Hrsg.)，Formen internationaler Beziehung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Frankreich und das Alte Reich im europischen Staatensystem，Berlin.始终重要的是Peter Krüger(Hrsg.)，Das europische Staatensystem im Wandel.Strukturelle Bedingungen und bewegende Krfte seit der Frühen Neuzeit.München 1996
⑩Wirklichkeit und Wahrnehmun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11)La diplomatie comme expérience de l'autre.Consuls francais au Maghreb(1700-1840),Génève 2002.
(12)Christian Windier,Diplomatic history as a field for cultural analysis: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in Tunis,1700-1840,in:The Historical Journal 44(2001),S.79-106.
(13)L'analyse de politique internationale portée par Hubert Languet sur les guerres de religion,in:Protestantisme et Politique.Actes du IXe colloque Jean Boisset,Montpellier 1997.
(14)这也适合于条约签订：欧洲—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条约基本建立在平等的原则上，即使苏丹并不特别占优势，而在同其它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欧洲国家总是坚持“不平等条约”原则；参看Harald Kleinschmidt，Das europische Vlkerrecht und die ungleichen Vertrge um die Mitte des 19.Jahrhunderts.Tokyo 2007.
(15)Geoffrey Parker,The Military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1500-1800,2.Aufl.Cambridge et al.1996(1.Auflage 1989).
(16)M.S.Anderson,The rise of modern diplomacy,London 1993,S.108.
(17)Anderson,S.109.
(18)Heinz Duchhardt的文集中有一些例子，见Russland，der Ferne Osten und die，Deutschen“，Gttingen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