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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5-0097-08
汉代的外交较先秦时代有了很大发展，进入中国古典外交的一个开拓创新时期，频繁的外交往还需要选拔大批使节，根据不同的外交目的需要派遣不同的外交使团，因而汉代外交使节的人选也就具有多样性的特点，那么，什么人可以担任外交使节？使节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才具呢？尽管具体的使节人选多种多样，但大略而言，主要为文、武两方面的人才，文者主要为“辩士”，武者主要为“勇士”（“壮士”）。两者则以后者为主。
一、辩士
“辩士”是汉代外交使节中常见的一类人员。
“士”在中国古代有着非常复杂的含义，《说文解字》：“士，事也。”段注：“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服务于社会者均可谓之“士”。尽管“士”依其知识、技能的不同而有多种多样，但文士、武士是其主要大类。例如《庄子》所列举的“士”有十一种之多，但其中的“知士”“辩士”“察士”“招世之士”“中民之士”“法律之士”“礼教之士”“仁义之士”等八种大体属于“文士”范畴，“筋力之士”“勇敢之士”“兵革之士”等三种大体属于“武士”范畴（注：《庄子》卷8中第24《徐无鬼》。）。
“辩士”是“文士”的一种。王充说：“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可见“文士”包括善于“调辞”的文人，以及善于“辩伪”的辩士。而“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注：《论衡·自纪篇》。）两者各自具有写作或言语方面的才能和特长。《韩诗外传》说：“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注：《韩诗外传》卷7。）“文士”以“笔端”见长，“辩士”以“舌端”见长，两者与以“锋端”见长的“武士”相对应相区别，而“辩士”是与“文士”同类的群体，属于“文士”这一范畴之内而以能言善辩、口才过人为其特长者。庄子说：“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注：《庄子》卷8中第24《徐无鬼》。）辩士的特点是以口舌为事。于是辩士又被称为“谈说之士”，所谓“谈说之士，资在于口。”（注：《商君书·算地第六》。）有时则径称为“有口”者，“孝惠时，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畏大臣及有口者。”颜师古注曰：“有口，谓辩士。”（注：《汉书》卷43《陆贾传》，第2114页。）强调其运用口舌的特点。故辩士又被称为“说士”（注：《汉书》卷45《蒯通传》，第2167页。）。但是“辩士”在古代的类型也是比较复杂的，可以是匡国扶君的诤臣、贤人，“昔者虞不用宫之奇而晋并之，陈不用子家羁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负羁而宋并之，莱不用子猛而齐并之，吴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国危，桀杀关龙逢而汤得之，纣杀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杀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诸侯，皆不能尊贤用辩士之言，故身死而国亡。”（注：《说苑》卷九。）“梁王赘其群臣而议其过，任座进谏曰：‘主君国广以大，民坚而众，国中无贤人辩士，奈何？’”（注：《说苑》卷十二。）他们即属于这个类型；“辩士”也可以指长于辩难的学问家，如“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为‘守白’之论”。（注：《公孙龙子》。又，《新论·离事第十一》：“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注：《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第2510页。）都属于此类；“辩士”也指游说之士，苏代遗燕昭王书曰：“然则王何不使辩士以此言说秦王”（注：《史记》卷69《苏秦列传》，第2268页。）。“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注：《史记》卷79《范睢蔡泽列传》，第2425页。）这是“辩士”的另一重要类型。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之间交往争斗空前频繁和激烈，于是作为沟通诸侯、列国关系的“辩士”应运而起，活跃于外交舞台。因为辩士具有口辩的特长，于是常被用于充任外交使节。据说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赐，尔何如？”子贡对曰：“得素衣缟冠，使於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斗升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弟兄。”孔子曰：“辩士哉！”（注：《韩诗外传》卷9。）可见辩士的特点是“使于两国之间”，担当外交使节。燕昭王二十四年（前288年）助齐伐宋，苏代不同意这个方针，而希望联秦攻齐，于是遗燕昭王书，为其出谋划策，建议“何不使辩士以若说说秦王”（注：《战国纵横家书》20《谓燕王章》，第86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派遣辩士为使以说服秦王联合伐齐。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人春申君，姓黄名歇，“游学博闻，事楚顷襄王，顷襄王以歇为辩，使于秦。”也是一位“辩士”。时秦国正联合韩、魏，由秦将白起率领攻楚，黄歇“乃上书说秦昭王”，秦昭王看了黄歇的长篇说辞之后“于是乃止白起而谢韩、魏，发使赂楚，约为与国。”（注：《史记》卷78《春申君列传》，第2387、2394页。）可见“辩士”不仅口辩，而且善于以笔辩。后黄歇又与楚太子一起入质于秦，楚顷襄王病，太子不得归，于是黄歇说服秦相应侯同意遣返太子，并用计使太子及自己先后平安回到楚国。其口辩之才亦不下于笔辩。淳于髡仕于齐威王，他“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注：《史记》卷126《滑稽列传》，第3197页。）也以口辩之才而活跃于战国外交舞台。秦王政在统一战争中，“用李斯之谋，阴遣辩士赍金玉游说诸侯……然后使良将随其后，数年之中，卒兼天下。”（注：《资治通鉴》卷6《秦纪一》始皇十年（前237）。）可见秦统一天下是“辩士”与“良将”的相互配合而实现的，“辩士”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活跃于战国外交舞台上的著名外交家苏秦被称为“天下之辩士”（注：《战国策》卷十《齐策三》。）。由于辩士经常纵横捭阖于诸侯、列国之间，因而又被称为“纵横家”，“纵横者，所以明辩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汉书》以为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注：《隋书》卷34《经籍志三》，第1005页。）“辩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交使节或外交家的同义语。
汉代继承先秦这一传统，广泛吸收辩士以充任外交使节。东方朔在与汉武帝讨论“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的问题时，以古代贤士、贤臣作比喻，分别指出他们适于担任何种职务，其中说到应当以“子赣使外国”（注：《汉书》卷65《东方朔传》，第2860页。）。颜师古注曰：“以其有辩说”。子赣即孔子弟子子贡，曾被孔子誉为“辩士”。他“利口巧辞”（注：《史记》卷67《仲尼弟子列传》，第2195页。），曾出使齐、吴、越、晋等国，挽救了鲁国的危局，是孔门中著名外交家。可见汉代统治集团认为像子贡那样的“辩士”是外交使节人才的首选。故汉代经常以“辩士”充任外交使节。刘敬向汉高帝建议对匈奴实行“和亲”之策，其中一项措施是：“以岁时汉所遗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注：《史记》卷99《刘敬列传》，第2719页。）在馈赠物资的同时，派遣“辩士”执行外交使命。两度率领使团出使南越的陆贾就是一位“辩士”，“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他以口才出色而经常奉命出使。司马迁评价他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注：《史记》卷97《陆贾列传》，第2697、2705页。）除了以“辩士”担任使团团长之外，在使团成员中也常配有辩士，元鼎四年（前113）汉朝派遣安国少季出使南越时，即“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注：《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2页。）“辩士”在这个使团中的主要任务是“宣其辞”，发挥其口辩的特长。
“辩士”一般来说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儒生，天凤二年(15)王莽“选辩士济南王咸为大使”（注：《资治通鉴》卷38《汉纪三十》王莽天凤二年(15)，第1205页。）出使匈奴，《汉书》记此事作：“莽选儒生能颛对者济南王咸为大使。”（注：《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第4139页。）可见王咸可称为“辩士”，也可被称为“儒生”，而“辩士”是儒生中具有“专对”才能者。由于汉朝常派遣儒生型辩士出使匈奴，故匈奴每见汉朝所遣使者“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3页。）“儒先”，《汉书》记作“儒生”（注：《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第3773页。）。可见使节中具有辩才者多为儒生。上文所述陆贾就是一位著名的儒生和学者，他经常向汉高帝“说称《诗》《书》”，提出了“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的著名论断，著《新语》一书总结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历史经验教训。出使南越的终军也是一位儒生文士，他“少好学，以辩博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注：《汉书》卷64下《终军传》，第2814页。）这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修养的“辩士”在外交中也都确实发挥了突出作用，在出使中胜利完成使命，往往“皆如意旨”（注：《汉书》卷43《陆贾传》，第2116页。），令“天子大说”（注：《汉书》卷64下《终军传》，第2821页。）。
二、“勇士”（“壮士”）
“勇士”（“壮士”）是汉代外交使节的又一类重要人选，这也是继承先秦以来的传统。
“勇士”（“壮士”）属于“武士”范畴，是与“辩士”等“文士”相对应的士人，《管子》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注：《管子》卷17《禁藏》。）两者的特长和作用不同。“勇士”又被称为“壮士”，据说孔子与子路等游於景山之上，孔子让他们各言其志，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後，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听了以后说：“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张天……”（注：《韩诗外传》卷7。）可见“勇士”与“壮士”是相通的，他们均以武报国。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燕国派遣“勇士”荆轲、秦舞阳出使秦国，在易水送别使团时，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注：《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34页。）在这里也把出使的“勇士”称为“壮士”，表明两者的含义是相通的。庄子所说十一种“士”中有“勇敢之士”、“筋力之士”，后者据成玄英疏曰：“英髦壮士，有力如虎。”（注：郭庆藩《庄子集释·徐无鬼第二十四》，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可见这两种“士”其实也是相通的。“勇士”是怎样的人呢？伍子胥为吴公子光“求勇士专诸”（注：《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第146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时，“因而相之，雄貌，深目，侈口，熊背，知其勇士。”（注：《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正义》引《吴越春秋》。）但勇士不仅是孔武有力，体现于外表，更重要的是具有舍生忘死的精神，从上述孔子与子路的谈话可知，他们是将“勇士”（壮士）视为为国效力而不避死难之人。此外还有各种说法，如“勇士轻其死”（注：《管子·山至数76》。），“勇士不怯死而灭名”（注：《史记》卷83。），“勇士极其节”（注：《汉书》卷67。）等等，都是强调“勇士”重名节、轻死生的特点。班超出使西域时，与随行吏士商议袭杀匈奴使团，众人建议曰：“当与从事议之。”从事郭恂是被出征匈奴的权臣窦固安插于使团中的。班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页。）班超把从事郭恂排除于“壮士”之列，认为他是“文俗吏”，如果让他参与袭击匈奴使团的谋划，他“闻此必恐而谋泄”，是个重私利而缺乏为国献身精神，胆小而无气节的人。班超袭杀匈奴使团成功之后，第二天告诉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班超何心独擅之乎？’恂乃悦。”（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1页。）可见“壮士”与非壮士的区别在于其是否具有为国献身精神，重名节、轻死生的勇敢无畏之士，两者的区别及其在外交中的表现和作用的差异于此可见。“壮士”与“勇士”虽然基本相通，但有时也有一定的区别，即强调其志存高远。班超少年时“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1页。）在班超心目中，傅介子（注：《西京杂记》曰：“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瓢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为散儒？”卒斩匈奴使者，还报，拜中郎将。後复斩楼兰王首，封义阳侯。”（《太平御览》卷614《学部》八引）由此可见傅介子亦少年弃儒从武、矢志立功异域之壮士，班超以其为榜样，良有以也。）、张骞这些“立功异域”的外交家都是他要效法的“壮士”，这里“壮士”是有远大抱负、矢志立功异域的人。
先秦时期就常以“勇士”（“壮士”）充任使节。春秋时有“壮士椒丘”，乃“东海上人也。为齐王使于吴”（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楚庄王举兵伐宋，宋告急，晋景公欲发兵救宋，伯宗谏曰：‘天方开楚，未可伐也。’乃求壮士，得霍人解扬，字子虎，往命宋毋降。”（注：《说苑》卷12。）战国时，楚怀王十六年（前313），楚国中了秦国的反间计，表示愿断绝与齐国的友好关系，“乃使勇士往詈齐王”（注：《战国策》卷4《秦策二》。）。秦昭王提出愿以十五城交换赵国的和氏璧，赵国恐见欺，物色可以胜任这一艰巨使命的人，宦者令缪贤向赵惠文王推荐他的舍人蔺相如，说：“臣窃以为其人勇士，有智谋，宜可使。”（注：《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第2440页。）蔺相如果然不辱使命，完璧归赵。可见“勇士”不仅孔武有力，而且足智多谋，作为外交使节的“勇士”应是智勇双全的。燕太子丹为了报复、抗御强秦，苦于国小力弱，于是设计派遣“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注：《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31页。）图谋相机劫持或刺杀秦王。为此而“奉养勇士，无所不至。”（注：《燕丹子》卷上。）秦王政二十年（前227）燕国派遣“勇士”荆轲出使秦国，同时“燕国有勇士秦舞阳，年十三，杀人，人不敢忤视。乃令秦舞阳为副。”（注：《史记》卷86《刺客列传》，第2533页。）正副使都由“勇士”担任。由上述数例可见，以“勇士”出使，大多因外交任务艰险，甚至是担负刺杀之类的特殊使命，不仅需要有勇敢精神，而且需要有过人的体力和武艺。
汉代沿袭先秦的传统，也常以“勇士”（“壮士”）充任使节。大宛有“善马”在其贰师城，汉使回国后向武帝报告大宛不肯给，“天子既好宛马，闻之甘心”，于是太初元年（前104）“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4页。）这是以“壮士”担任使团负责人。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派遣安国少季出使南越，同时令“勇士魏臣等辅其决。”（注：《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4页。）后来“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又提出愿率“勇士”二百人前往，武帝给其二千人。（注：《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3-2974页。）
汉代常以“少年”出使，这些“少年”也属于“勇士”。史称“匈奴俗，见汉使……其少年，以为欲刺，折其气。”（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913页。）由于这种“少年”往往担当刺杀的使命，故对方见有“少年”来使便以为是来行刺的，故采取“折其气”的手段以对付之。《管子》说：“阴内辩士，使图其计；内勇士，使高其气。”（注：《管子》卷17《禁藏》。）“辩士”的特长是用“计”，“勇士”的特点是其“气”，故对付“勇士”须“折其气”。可见这种“少年”实际上就是“勇士”。以“少年”执行刺杀使命也是有传统的，战国末年随同荆轲刺秦王的“勇士”秦舞阳就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汉代外交使团中常有一种称为“少从”的随从人员，史称自张骞通西域以后，“汉往使既多，其少从率进孰于天子。”（注：《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7页。）关于“少从”，孟康注曰：“少年从行之微者也。”
汉代外交使节中的“勇士”，不仅史籍明言者为然，实际上不少没有明言者也属于“勇士”，或者说是“勇士”型的外交使节。例如：著名外交使节苏武为汉将苏建之子，父子均“位列将”。武帝时苏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威武不屈，精忠报国（注：见《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59-2469页。）。随从苏武出使匈奴的常惠，返国后又被多次派遣出使西域，本始二年（前72）“以校尉，持节护乌孙兵”合击匈奴。本始三年（前71）再次出使乌孙，率领“吏士五百人”，还过龟兹时，“发西国兵二万人”，又“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乌孙兵七千人，从三面攻乌孙。”迫使龟兹王交出主谋杀害汉使的龟兹贵人，“斩之而还”（注：《汉书》卷70《常惠传》，第3003-3004页。）。冯奉世于元康元年（前65）被派遣“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途经鄯善国时，得知莎车杀害了汉朝所立国王万年及汉使者奚充国，投靠匈奴，攻劫南道诸国，“与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皆绝不通。”遂与其副使严昌商议，认为不立即攻击莎车，则“其势难制，必危西域。”于是“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威振西域。”解决莎车问题之后，冯奉世继续西行至大宛，“大宛闻其斩莎车王，敬之异于他使。得其名马龙象而还。”（注：《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4页。）傅介子“以从军为官”，昭帝元凤中出使大宛，从大宛回经龟兹时，又“率其吏士共诛斩匈奴使者”。因楼兰国常拦截安息、大宛等国来汉使节以及汉朝派往西域的使节，于是傅介子又率吏士出使楼兰，斩楼兰王首而归（注：见《汉书》卷70《傅介子传》，第3001-3002页。）。段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曾多次出使乌孙。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杀解忧公主曾孙、大昆弥雌栗靡。末振将死后，“汉恨诛不加”，于元延二年（前11）再次派遣段会宗出使乌孙，“发戊己校尉诸国兵，即诛末振将太子番丘。”段会宗“恐大兵入乌孙，惊番丘，亡逃不可得”，于是他“轻兵深入乌孙”，“选精兵三十弩，径至昆弥所在，召番丘”，谴责末振将杀害大昆弥的罪状，“即手剑击杀番丘”。乌孙小昆弥得知后，“勒兵数千骑围会宗”，段会宗向他们解释诛杀番丘之意，终于使“昆弥以下服”（注：《汉书》卷70《段会宗传》，第3030-3031页。）。甘延寿、陈汤于建昭三年（前36）出使西域。甘延寿“少以良家子善骑射为羽林，投石拔距绝于等伦，尝超逾羽林亭楼，由是迁为郎。试弁，为期门，以材力爱幸。”（注：《汉书》卷70《甘延寿传》，第3007页。）是位武艺精良、拳捷超群、膂力过人的材力之士。陈汤“为人沈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0页。）二人抵达西域后，认为郅支单于有控制西域的野心，“必为西域患”，于是“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吏士”，“部勒行阵”，调遣“汉兵胡兵合四万余人”，直指郅支城下。在经过与郅支谈判无果的情况下，奋力攻城，经过激战而克之，斩郅支单于首，大获全胜（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0-3014页。）。关都尉文忠于元帝时被派遣护送罽宾使节返国。罽宾曾多次剽杀汉使，文忠抵达后，罽宾“王复欲害（文）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995-3886页。）上述诸人，从其出身、官职或行事均可以看出他们是地道的“勇士”，均能调兵遣将，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亲行刺杀，坚忍不拔，吃苦耐劳，有勇有谋。故班固在为傅介子、常惠、甘延寿、陈汤、段会宗等人做《传》之后说，凡此诸人“皆以勇略选”（注：《汉书》卷70《赞曰》，第3032页。）。在《汉书》卷69的《赞》中又说：甘延寿、傅介子、苏武等人“皆以勇武显闻”（注：《汉书》卷69《赞曰》，第2998页。）。可见上述诸人都是属于“勇士”型的外交使节。著名的外交家张骞更是“勇士”之佼佼者，史称其“为人强力，宽大信人”，是其体质、性格优秀；他被匈奴扣留十余年依然“持汉节不失”，是其忠贞；他开创外交新世界的“凿空”精神，是其勇敢；在历尽十三年艰难险阻之后，百余人的使团中仅他和堂邑父“二人得还”（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9、3157页。），是其坚忍不拔和身体强健过人。他具备“勇士”所应有的种种美德和特长，不愧是“勇士”型外交使节中出类拔萃的代表。无怪乎班超把张骞、傅介子等人作为自己效法的“壮士”的榜样（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1页。）。
“勇士”不仅担任外交使团的团长，而在他们所率领的使团成员中也有许多“勇士”。元鼎四年（前113），安国少季出使南越，随行的使团成员有“勇士魏臣”（注：《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4页。）等人。其后“郏壮士”韩千秋又要求率领“勇士”二百人前往南越（注：《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73-2974页。）。常惠出使乌孙时，“令副使发龟兹东国二万人”（注：《汉书》卷70《常惠传》，第3003-3004页。），合击乌孙。这位副使独当一面、调兵遣将，也应属于“勇士”。元风四年（前77），汉朝派遣傅介子往刺楼兰王。“介子轻将勇敢士”而往，其使团成员均由“勇敢士”组成。他们到楼兰后设宴饮醉楼兰王，由“壮士二人从后刺杀之”（注：《汉书》96上《西域传上》，第3878页。），具体执行刺杀任务的是这些“勇敢士”中的两位“壮士”。永平十六年(73)出使西域的班超不仅自称为”壮士”，而且把他召来商议袭杀匈奴使团的三十六名吏士也称为“壮士”（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4页。）。班超被再次派遣出使西域时，朝廷拟给他增加随员，班超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可见班超对这三十余人非常满意，因为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他们不愧为真正的“壮士”。班超到达西域后，了解到匈奴所立龟兹王建依仗匈奴威势攻杀疏勒王，改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率领其使团从间道抵达疏勒王所居城外九十里处，派遣其吏田虑“先往降之”，嘱咐“若不即降，便可执之。”田虑到达后，“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2、1573、1574页。）这位田虑就是班超部下的三十六位“吏士”之一，可见班超所率三十余位“吏士”不愧为真正的“壮士”。随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堂邑氏胡奴甘父在这次伟大的“凿空”外交壮举中表现出色，不仅始终跟随张骞历尽艰难险阻，忠贞不渝，而且发挥了其作为胡人的特长，以其“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为这一外交使命的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十三年后仅有他和张骞二人得以一起回到长安，一同受到汉朝廷的嘉奖，被拜为“奉使君”（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59页。），这位胡人也不愧为“勇士”。
“勇士”虽然属于“武士”的范畴，但是“勇士”并非仅仅有武无文，前述作为“勇士”的蔺相如之足智多谋，折冲樽俎，能言善辩的外交才华，在完璧归赵、渑池之会的外交斗争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已为人们所熟知。到了汉代像这样智勇双全的外交使节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先秦时期大大增加了，在外交使节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著名外交使节如冯奉世不仅有武勇，而且“学《春秋》涉大义，读兵法明习。”（注：《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4页。）陈汤亦“少好书，博达善属文。”（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07页。）苏武“明习故事”（注：《汉书》卷54《苏武传》，第2468页。），熟悉典章制度，而且“久在外国，知边事。”（注：《汉书》卷7《昭帝纪》注引如淳曰，第224页。）壮士班超也是个“有口辩，而涉猎书传”（注：《后汉书》卷47《班超传》，第1571页。）的人，兼具“辩士”的口才和文化修养。文、武人才或文武兼备的人才都是外交使节所必须的。汉代这类“勇士”型外交使节与一般的“勇士”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仅仅是一勇之夫，仅凭个人体格、武艺和献身精神而完成比较简单的外交使命，他们还具有过人的谋略和胆识，具有高超的外交才能，他们所要完成的外交使命，所处理的外交关系要比先秦时期错综复杂得多。因而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勇士”，而是“勇士”中的“武官”、“武将”和高层次外交人才。这是汉代外交较先秦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在外交人才方面的一种体现。
三、结语
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从先秦到汉代发生了一个变化，那就是先秦时期的外交使节是以“辩士”为主，“勇士”（“壮士”）次之，而汉代则以“勇士”（“壮士”）为主，“辩士”次之。这是中国古代外交使节人选所发生的第一次重大变化。“辩士”与“勇士”（“壮士”）两类人才都是外交使节的基本人选，他们从文武两个方面或两者兼而有之发挥各自的特长，以完成不同的外交使命。这表明文、武人才或文武兼备的人才都是外交使节所必须的。但是，先秦与汉代这两类人选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先秦虽然也以“勇士”为使，但以“辩士”为主，汉代虽然也以“辩士”为使，但以“勇士”为主。先秦时期活跃于外交舞台的是“游士”、“纵横家”等“辩士”（注：“辩士”活跃于春秋战国外交舞台的情况，汉代人已有所论述，如《淮南子》卷6《览冥训》：“晚世之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纵横间之，举兵而相角。”高诱注：晚世，“春秋之后，战国之末。”纵横，“苏秦约纵，张仪连横；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合为横；故曰：纵成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淮南子》卷21《要略》：“晚世之时，六国诸侯……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纵横修短生焉。”后来袁宏也说：“战国纵横，强弱相陵……无不旷日持久，以延名业之士，而折节吐诚，以招救溺之宾。故有开一说而饷执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游说之风盛矣。”（《后汉纪·桓帝纪下》），汉代活跃于外交舞台的则是张骞、苏武、傅介子、常惠、班超等“勇士”型的使节。赵翼曾注意到汉代“奉使者亦皆非常之才，故万里折冲，无不如志”，遂能“立功绝域”的情况，指出：“自汉武击匈奴，通西域，徼外诸国无不慑汉威。是时汉之兵力实强……兵威之足以
服诸外夷也。而其时奉使者亦皆有胆决策略，往往以单车使者，斩名王定属国于万里之外。”在列举了傅介子、文忠、段会宗等人的事迹之后，说：“此皆以单使立奇功者也。又有擅发属国兵而定乱者。”接着列举了常惠、甘延寿、陈汤、冯奉世等人的事迹，说：“此又以一使者用便宜调发诸国兵以靖反侧者也。”此外还提到了冯嫿、班超父子、田虑等人的事迹（注：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汉使立功绝域”条，第56-57页，中华书局1984年1月版。）。赵翼在这里指出了两点，一是汉代武力强盛，外夷慑服，故汉使能立功绝域；二是汉使有非常之才，故能无不如志。一般而论，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至少还可以指出以下三点：一是外交的成败得失固然与国力的强弱有很大关系，但也不可一概而论。事实上当时徼外诸国不惧汉朝兵威的情况还是相当普遍的，史称“外国……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注：《汉书》卷61《张骞传》，第2695页。）甚至“数剽杀汉使。”（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85页。）“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近匈奴”（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96页。），他们依仗匈奴等强国威势而疏远或对抗汉朝。楼兰国虽然“最在东垂，近汉”，但苦于迎送汉使负担沉重，亦“复为匈奴反间，数遮杀汉使。”（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第3878页。）二是赵翼所举只是一些成功的外交使节，事实上汉使辱命不称职、被扣、被杀的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宣帝元康元年（前65）冯奉世出使西域，史称“先是时，汉数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称，或贪污，为外国所苦。”（注：《汉书》卷79《冯奉世传》，第3294页。）此前汉使被杀的情况即很严重，如昭帝时，仅楼兰王安归就杀害汉使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等三批使团以及安息、大宛等国来汉的使团（注：《汉书》卷70《傅介子传》，第3002页。）。元康元年之后亦然。如汉元帝时，仅郅支单于就“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此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注：《汉书》卷70《陈汤传》，第3017页。）诸如此类的记载弃斥史乘。三是赵翼所列举的这些使节实际上主要属于“勇士”型外交使节，表明只有真正的“勇士”或“勇士”型外交使节才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到“折冲万里，无不如志”。外交使节本身的素质和才具在外交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赵翼注意到汉使皆“非常之才”，但他没有指出是什么样的“才”，这是因为他没有从先秦以来外交使节人选的变化中去认识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的这个特点。一般而言，辩才是外交场合所最为需要者，因而“辩士”或“辩士”型的人才应当是外交使节的主要人选，但是在汉代实际上“勇士”及“勇士”型外交使节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建功立业者较之“辩士”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出使西域的使节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在汉代外交使节中“勇士”或“勇士”型外交使节较先秦时期占有更为突出的地位？先秦与汉代外交使节人选特点的这种变化，根本原因是由于汉代突破了先秦时代的“外交圈”所导致的，即汉代突破了先秦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范围内进行的局限而大为拓展（注：关于古代世界“外交圈”问题，见拙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前言》，第6-7页，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而这一突破引起了汉代外交态势与难易程度的一系列变化。
一是导致外交范围由华夏文化圈向异文化圈的扩展。先秦时代的外交基本上是在“东亚外交圈”中的华夏文化圈内进行的，其时诸侯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地区差异，但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则基本上是一致的。由于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他们之间的外交问题可以方便地通过语言、文字的交流、辩难而进行。因而“辩士”型的纵横家、游士活跃于外交舞台。及至汉代，其外交不仅及于“东亚外交圈”中的异文化圈国家，如与横跨欧亚草原的匈奴即于这个时期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发展至“西域外交圈”中的诸文化圈国家。这种变化首先导致语言、文字交流的困难。先秦时代外交基本上可以运用相同的语言、文字直接进行，汉代的外交则需迂回曲折进行，即必须借助于语言、文字的翻译，而且往往需要经过多重中介，即所谓“重译”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像先秦“辩士”那样的滔滔说辞、长篇大论已不合时宜，不能不退居次要地位。其次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外交谈判中文化学术内涵的淡化。先秦“辩士”在外交中往往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内容以加强其说辞的说服力，这在华夏文化圈内不仅能够相互理解而且是相当有效的，但是对于异文化圈来说其必要性和效果都大为减少，甚至是无用的。因而汉代外交谈判中的文化内涵较之先秦时代相应淡化和减少。而且汉代发展起来的外交关系国家大多为多武少文的国家，如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注：《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79页。）所谓“长于武力而短于文事”（注：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禹贡》第7卷第5期（1937年5月）。）。西域之大月氏、乌孙、康居等基本上亦与匈奴同俗（注：参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1页。）。可以说先秦时代外交关系国家多为多文少武，汉代外交关系国家多为多武少文，因而外交使节也由先秦时代的多文少武变为汉代的多武少文。
二是与诸多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导致外交中“武”的成分增加。先秦时期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基本上是在华夏文化圈内处于大体相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到了汉代由于外交范围的扩大，不仅在“东亚外交圈”内增加了新的外交关系国家，而且发展了与“西域外交圈”诸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处于古代东、西方诸文明国家的中间地带，其社会发展阶段一般落后于华夏文化圈内诸国。东西方诸文明中心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外交关系规范，如华夏文化圈内诸国在先秦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包含外交关系法则在内的“宾礼”，确立了外交关系中“礼尚往来”，以及“兵交，使在其间可也”（注：《左传·成公九年》。）等外交使节权利、义务的国际法准则。而中间地带国家对于东西方文明中心所形成起来的外交关系规范的接受和实行则相对薄弱和滞后。加以他们“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注：《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85页。），因而袭击、扣留、杀害外交使节的现象比先秦时期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汉方也采取一些相应的报复措施，因而外交中“武”的成分有所增加，外交往还中的躯体接触、体力和武艺的较量与争斗较之先秦更为经常发生，军事行动和刺杀之类的行为在外交中较之先秦更为经常运用，外交与武力较先秦时代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在外交使节人选中出现多武少文的情况也就很自然了。
三是随着外交范围的扩大导致外交旅途的空前艰险。先秦时期的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原地区及其邻近地区进行的，地理情况熟悉，外交旅途较短，交通较为便利，外交旅途中的困难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少。以张骞“凿空”的壮举为标志，汉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的大门，从而面临着一片陌生的外部世界。由于外交范围空前扩大，外交旅途空前伸展延长，地理环境生疏复杂，旅途中的艰难险阻空前加重，使得这个时期的出使具有强烈的探险性质。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当时的交通、通讯和物质条件对于遥远的外交旅途的制约是很大的，出使是一项极其艰难险阻的苦差。班固慨叹通西域之艰难曰：“通西域，近有龙堆，远则葱岭，身热、头痛、县度之厄。淮南、杜钦、扬雄之论，皆以为此天地所以界别区域，绝内外也。”（注：《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赞》，第3929页。）故出使西域“绝远，非人所乐往。”（注：《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71页。）出使外国常被称为出使“绝国”。加以还要经常遭受沿途敌对的、不友好国家的种种阻挠、袭击。这就要求外交使节需要具备过人的身体素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的外交使节就是探险家。因此需要选择具有献身和冒险精神，坚忍不拔的品格，以及过人体力的人才以充任外交使节，文弱书生是不堪其任的。张骞所率使团百余人出使西域十三年之后仅剩二人得以生还，就生动地说明当时对于使节身体素质、生存能力的要求是多么高。因而汉代外交使节中多有“勇士”、“壮士”、“少年”等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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