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恩报与受恩必报——恩报伦理与侠文学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受论文,伦理论文,主题论文,文学论文,受恩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史记·魏公子列传》传主的门客有言：“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子忘之也。”这段话实道出了中国古代侠的恩报伦理：不受恩报与受恩必报，这是侠自律意识的两个重要方面。
侠义价值观表现在对“恩”的态度上，首先讲究不受恩报。由于济困扶危被认为是侠之天职，似乎侠的本性可贵处，就在于其行侠仗义的自觉而非功利性，否则便不为行侠。早自《吕氏春秋·诚廉》便有如此意味深长之语：“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犹此也。”侠的不受恩报又似乎与其自尊心有关，如果接受了恩报，就有否定亵渎当初行侠的正义动机之嫌，不那么仗义了。《吕氏春秋·诚廉》载伯夷、叔齐声称：“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于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刘向《说苑·贵德》也称：“圣王布德施惠，非求报于百姓也，郊望 尝，非求报于鬼神也。”说圣人治理天下百姓，就如同人对自己的婴孩一样，饥给他食，寒给他衣，养育他唯恐长不大，出乎一种本能。《说苑·复恩》虽说受恩者必报，还提倡“夫施德者贵不德”，即对人施德的，并不将此作为一种恩惠来索报。
当年，伍子胥的父兄蒙冤被害，他逃亡中遇到大江阻隔，江上有个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值）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耶！不受”[1]。渔父老翁临急救难，出于一种侠义之忱，并非贪图酬报。《史记·游侠列传》写大侠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夸）其能歆（炫耀）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他暗中解脱了季布将军的困厄，等到季布尊贵了，终身再也不去见这位被救者。
侠之不受恩报的美德，在《游侠列传》所着重描写的三个大侠朱家、剧孟、郭解身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即前两者得到完全的肯定，而郭解却在这方面有缺陷。因而清人《史记菁华录》指出：“朱家、剧孟一以振人之意为主，郭解则急欲著己之奇，如人杀姊子，必令其窘急自归，然后舍之；箕踞不敬，必使其知感谢罪，然后满志。由此而推，则可知其执恭谨以待人者，皆欲假此以倾动天下，而阴贼剽攻实根于性不可回者矣。”不受恩报，是这样的重要，其成为评价侠的品格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郭双城先生认为，司马迁心目中的游侠人物，以朱家最为典型，象郭解这样总是弄些小权术让人对他感恩图报，令人在同情中有惋惜[2]。这种说法是很中肯的。其实，对侠的这种不受恩报的美德，古人早有较为深刻的体认，李白就曾充满激情地企羡：
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
却秦不受赏，击晋宁为功。
……[3]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4]
侠本来就有来去不拘、不为名缰利锁羁勒的本性，李白这样咏叹突出了侠士的洒脱，他认为侠要象鲁仲连为赵国却秦军，功成不受赏，又象屠者朱亥，击杀晋鄙使魏公子无忌领兵击秦救赵，并不是为什么立功封爵。而此前西晋左思《咏史》就咏叹过：“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似乎若领封受赏，便会让人误解侠的真正动机，失落了侠的疏放与潇洒。
在魏晋名士那里，重自然情性的外露，也是鄙弃索人回报的。相传刘道真年轻时，常常在草泽中打渔。他善于歌啸，闻者都留连忘返。有个老妇看出他不是凡庸之辈，又甚乐其歌啸，就杀小豚进奉给他。道真将蒸豚吃尽，了然不谢，老妇见他未吃饱，又进一豚，道真吃了一半，将另一半奉还了。后来道真当了吏部郎，老妇的儿子为小令史，道真越级提拔重用。年轻人不知何故，归问其母，老妇告知他原委。于是这个幸运儿携带牛酒拜谢道真，道真说：“快走开！快走开！不要用什么酬报！”道真当年无功受禄，吃了老妇的美食而不言谢，其心中感恩之忱早存，但他酬恩后却拒不肯受回报。似乎这样一来人与人的率真交往就成了一种交易。
侠的不受恩报的道德自律规范，尽管只是一种高度理想化的企冀，被中国古人的慕侠心理不断加以应然化的传扬，但其的确内化为侠之品格高尚者的自觉追求，并为众多江湖有识之士所认同。象武林中有名的武当派始祖张三丰，就曾在《水石闲谈》中说：“豪杰之上，做好人，行好事，只求其心之所安，并不存借善邀福之念。明明上帝，亦只有福善祸淫之道，以待常人而举以待豪杰也。夫为善而得福，豪杰之所宜有，而非豪杰之所尽有。顾其轰轰烈烈，善作善为，以留于天壤，而千载不敝，其神复馨香于冥漠者，亦何莫非天之所以报豪杰也。吾观古来忠臣孝子，义上仁人，夭折患难之间而慨然也，而恍然也。”[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侠之恩义价值观所受天道观的影响。为此侠不受恩报的自律行为规范使其变得深沉内向了。他的侠行义举既是履行天职，自得其乐足矣。
下层人们甘于贫贱的心理，使得史文化与上阶层的价值观、自律意识更容易浸染在江湖伦理中。清人李延罡《南吴旧话录》记载：“丐者张二，倭乱郡守双江方公募使泅水探贼，屡获真耗（消息），且时斩贼首以献，赐以银牌犒金，俱不肯受。贼平，论功应世袭百户，郡县加以章服。张摇手曰：‘吾安用此角带皂袍，朔望进辕门逐队叩头，不啻贫优演剧，岂如往来乞食，得以自繇（由）。己志于辱，何羡乎荣？’或有问其杀倭事，则笑而不答。”侠丐的义举是为救苍生惩外寇而不为邀功一姓。
《警世通言》卷21写赵匡胤从两个强人手中救出年轻美貌的京娘，京娘感激公子之恩，欲效法红拂女自择英雄，以终身相许来报大恩，不想刚一提出，赵匡胤就严辞相拒：“贤妹差矣！俺与你萍水相逢，出身相救，实出恻隐之心，非贪美丽之貌。……”后来又竟然大怒说：“你把我看做施恩望报的小辈，假公济私的小人，是何道理！”“本为义气上千里步行相送，今日若就私情，与那两个响马何异！把从前一片真心化为假意，惹天下豪杰们笑话。”《隋唐演义》第16回也提倡“侠士不矜功”，还提起信陵君窃符救赵后，手下门客劝诫的老话：人有德于我，是不可忘；我有德于人，这不可不忘。最后重申：施恩的断不可望报，受恩的断不可忘人。秦琼秦叔宝救唐公于危难，哪里是期待报答呢？
小说《绿牡丹》第33回写侠士骆宏勋当初借寓普济庵中，听到一个妇人喊叫救命，进房门见一个大汉骑在妇人身上，于是将大汉踢倒，救了这个被嫡侄欺辱的少妇。审案后鲍自安称要亲自作媒将少妇给骆大爷做个侧室，任正千也连声说好，但骆宏勋却不觉满面发赤，说：“今若做此事，将前日相救之情置之东流也！他人必说：我晚生非正人也！”这里的“相救之情”就是一种侠的仗义利他之情。本来在一夫多妻制的古代，像骆宏勋这样将门之后身份的，再娶个侧室是不算什么的，他却深知若这样做，就抹煞了此次侠行的实质。视名誉为生命，侠的自律意识是十分鲜明的。
别人于己有恩，不可不报；而自己有恩于他人，却不能居恩自恃。逃避他人恩报似乎显出了侠的清高性情，尤其是对方有一定社会地位，更不应给人留下居恩图报的嫌疑。据说峨嵋山麓某春突然来了个须发斑然的老叟，他夜宿古刹，年余未发一言。一天有老仆拥一女郎至，见叟就下拜，可是叟却拂袖竟去，当晚不知去向。当地居民感到奇怪，叩问女郎始末，女郎操南音说这老叟是个游侠，我父为官于浙，叟来归附，父看他相貌稀奇，礼遇高于众宾，叟从未提个谢字。第二年父遭权贵忌恨下狱，叟也不见了，后来父被放归，感激叟不尽。原来当女郎父一下狱，侠叟就奔走拯救，正赶上某相的儿子喜好剑术，无师，招募天下精通剑术的勇士，叟挺然前往，旬日之间此子技艺大进。某相十分高兴，问他有何要求，叟侠就乘机把女父蒙冤的事情说了，并称救出此人，感同身受。于是某相出力，将女父放归。父归后知是叟所为，教女觅叟欲厚报。女长途跋涉多日，今天才遇见，却没想到叟竟当面绝裾别去。作者感叹：“施恩不望报，仁哉叟也！”[7]侠叟觉得自己报知遇之恩，是应尽的义务；如果再回去以期得到浙宦的厚遇，便成了施恩望报者，不那么高尚洒脱了。侠在施惠报恩过程中得到的是一种自我意识上的满足感、自豪感，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了“利他”的奉献，有一种“自我报偿”的精神享受，不愿再因受他人的物质报偿，而重新陷入情感债的心理压力之中。
也许，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类似上述侠叟的行为未免有些不近人情，其实又岂可苛责侠的不受恩报，其不仅是一种自律意识，还体现出更深一层的含蕴，即消泯江湖恩怨的努力。无恩与无怨常常是一种有机联系的辩证关系。为了仗义济困而不得不锄恶构怨，结恩的同时亦复结怨。不受恩报，也为的是可能带来的怨怨相报。相传乾隆癸未年夏初，某邑有汛兵朱某，月夜泊舟太湖滨，同泊者颇多。有个商船载重资自苏赴杭，正行驶时突有两只盗船追上，挟持其径往湖中，商人呼号求救，众人皆瑟缩不前。正赶上有自湖西载甘蕉来的，一叟持篙立船头，闻声响应，盗正挺篙刺叟，叟以篙一格刺中盗胸，盗坠水死；旁一盗又侧刺叟肋，叟以篙横撞，又使其落水。群盗知无法取胜，就逃逸了。众人这才敢鼓噪以助叟，护商船抵岸。商人酬谢叟五十金，叟受之。当即横渡太湖而去。询问他姓字居址，却再不肯说什么。作者认为：“盖防盗伙之报复也。”[8]
船头老叟的见义勇为对商人讲是一种救命大恩，但对盗贼们来讲就结下了大怨。接受点赠金倒不算什么，也许告知名姓居址日后会得到更大的酬报，但叟却不肯吐露半字。因为期待这种恩报本身就包含着遭到仇杀的风险，说不定那伙逃逸的盗贼也在四处打探着，所以莫不如一走了之，不去指望再有什么酬报。可见，侠的不受恩报有时也是为避免节外生枝、保护自己的手段。
至于侠接受了他人的恩惠，角色意识却使他于心不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研究日本人性格时指出，日语的“使人感恩”，通常最接近的译法是“强人所难”，“比较疏远的人偶然所赐的恩惠是最遭忌恨的东西，因为一个人仅在邻里交往和久已确定的等级关系中才懂得并接受‘恩’的复杂含义。但是当赐‘恩’的双方仅仅是相识的人和几乎处于同等地位的人时，人们就感到坐立不安了。他们宁愿避免卷入‘恩’的全部后果中去”[9]。这一点同中国古代侠对恩的敏感和重视，有相近之处。由于侠的强烈的自尊心，他们轻易是不愿接受别人恩惠的；而不得已情况下若是受人之惠，则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因为如果不去付出大于恩主支出的代价去回报，就违背了侠的恩义原则，这种特定的结构将使侠的自尊心无法容忍。
明末话本描写，破落户子弟张秀本是个市井无赖，被杨员外从雪中救起，竟盗银逃走。他后来发迹作了驿丞，一次偶然听人说恩公之子杨琦外任要经过此地，不禁暗暗沉吟：
古人云：一饭之德必酬，纤芥之仇必报。想我昔年，若非他父子仁慈舍手（施舍），今已命丧沟渠。屡屡欲思酬报，奈无门路。明日若果是这杨琦，正是欲偿其父，并偿其子，有何不可？[10]
本来，这个张驿丞想勒索眼前的徒犯，听他提起恩主，竟回嗔作喜，爱屋及乌地把徒犯留在衙内，当作亲兄弟一般，后来他又为解救杨琦，在与盗贼拚杀时壮烈殉身。人物的这种双重性格，在张秀身上体现得比较突出。无疑，他具有市井流氓和官吏的劣根性，但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侠义恩报意识，尽管一时间盗银亡去，可他内心里却老是不能安宁，非要找机会酬报恩公才于心始安。是什么心理动力驱使他必以偿恩来维持心理平衡呢？这就是早为草野小民和上层社会共同认可的恩报伦理。
与日本人的恩报观念不同，中国侠受人恩惠往往并不感到有什么耻辱，相反，倒有一种被理解被抬举的恩遇体验。这是由传统的“士不遇”文化模式所规范出来的。承恩受惠，意味着分享他人的资源，更意味着侠之自我的某种价值被他人承认、肯定。尤其是当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对侠垂青、礼遇时，侠这种感激涕零的情感不论如何掩饰，迟早也会表露出来。
侠所面临的主要的恩报义务有两种：一种是恩主有意无意施加的知遇大恩，其一开始就基于一种主从关系的不平等性，因恩主掌握着特定的酬赏条件，即资源；另一种是偶然性随机性的，即危难困窘时受人之惠，这种接济虽从物质标准看往往只有一饭之恩，精神上道义上的价值却是巨大的，它可以将平等的双方关系改变为债权人与负债者的不平等关系，因这种恩情债可以使得侠终生感恩戴德。而在侠的情感世界里，渴求理解渴求知遇的心理需求极易泛化到这一饭之恩上，从而将一饭之恩的精神意义看重为对自己人格价值的一种确认。
从民族文化心理演进的历程上看，恩报意识的涌现与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当是同步的。庶民不甘于社会底层而欲跻身政治舞台，破落贵族也不甘失去他们曾有过的荣耀，此时若有谁扶植提携，或给他们创造发挥才干显露头角的机会，那简直是令人万死不辞的，“士为知己者死”就最形象地刻画出不遇之士的强烈的恩报心理。士以恩报展露自身的价值，而实施恩报前若觉得对方恩惠还不够时，还往往先要不客气地索取。冯谖为孟尝君门下客，就几次弹剑而歌，为自己争取较高的待遇，另方面也考验恩主是不是真的看得起自己。《国语·楚语下》讲士庶有别：“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其实冯谖发牢骚说“食无鱼”，无非要求孟尝君真的把自己当个士来看而已，并不是什么非分之想，满足了这些他就义无反顾地报效恩主了。隐于市井的侯赢，在将信陵君确立为自己报效的恩主之前，也不是轻率地以身相许的。他先是不管跟前有人没人，大模大样地坐到魏公子车的尊位上，还偏偏要在众客待宴的关键时刻，故意让车骑载他到市屠中看望朋友。这种不合时宜之举在他看来，恰恰是在成全恩主谦恭下士之美名，也为自己预设了恩报知遇的适当机缘。显然，这类故事中的士，已具备后世侠的那种代人行义的选择性。江湖豪客们也不是浪掷侠义，所报匪人的。
有如冯谖、侯嬴们先要以索求恩惠来“考验”，江湖中侠也要先估量一下侠义所施对象的人格品位。徽州商人程元玉一次在饭馆里见有个30来岁的妇人吃了饭忘带钱，受到众人奚落，店主也不答应她补还，程就慷慨解囊为妇人解围。妇人问名称谢，他还说何足挂齿，哪想到这妇人竟是女侠韦十一娘呵！并没把妇人要报答他的话放在心上。不想在前面果然遇见了强盗，货物被抢走，单身落荒逃生。幸亏遇到了十一娘派来的弟子迎接，又将失物讨回。十一娘的一番答话解开了程某的疑问：
吾是剑侠，非凡人也。适间在饭店中，见公修雅，不象他人轻薄，故此相敬。及看公面上气色有滞，当有忧虞，故意假入说乏钱还店，以试公心。见公颇有义气，所以留心在此相候，以报公德。……[11]
最后，作者还引诗强调：“贤佞能精别，恩仇不浪施。”这样一来，就提高了侠之义行的品位。因为通过“考验”，引得救助者先向自己施惠，侠就确认了济困对象是个值得搭救的善良百姓。
恩，有时又是无意中缔结的。主体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不过是出于普通的怜悯同情，施人以惠；但客观上却种小收大，奠定了某种特定的恩报关系。所谓“一饭之恩”大都如此。因为施恩布惠，并不仅仅以施者付出恩惠本身的价值来衡量，而应更多的以其功能效果——受恩者主观需要及其在特定情况中所感受、确认到的价值衡量。所谓“黄金有价情无价”，人在窘困之中由所受恩惠里体验到的抚慰之情，是难于估量、无法忘怀的。
《左传·宣公二年》载，当初赵盾在首阳山打猎，见灵辄饥饿，问他什么病，说是三天没吃东西了。就给他吃的，但灵辄却留下一半不吃，原来他想留给母亲；于是赵盾就另外准备了一些饭和肉让他送回。后来灵辄作了晋灵公的甲士，当晋君要谋害赵盾时，灵辄掉过兵器来抵御追杀赵盾的兵士。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是当年那棵桑树下的饿人呵！又问姓名居处，不告而退，从此灵辄亡命江湖。
《史记》载韩信未发迹时，常寄食别人家。有一次因为所寄食的亭长的妻子虐待，他一气之下绝去，无奈在城下河边钓鱼。一些老妇在此漂洗丝絮。有个老妇见韩信快饿昏了，就给他饭吃，在漂絮的几十天内都没让他饿着。韩信感动地对老妇说以后必重重地报答，老妇生气地说：“大丈夫连糊口都不能！我不过是哀怜公兹督进食，难道指望你酬报吗？”后来韩信封侯至国，赐给漂母千金来厚报。
唐人范振《云溪友议》也曾描写，说是南中丞为书生时困顿潦倒，遭到势利的官吏刁难，而有个老妪怜悯他，给他饭吃。17年后他为此地郡守，说：“古人一饭之恩必报，睚眦之怨必酬，吾虽位微，幸当斯日也。”于是杀了所结仇的那个官吏，而重赏了那个老妇。多年以来他怎样焦虑地等待这恩怨了结的畅快的一天呵！所谓“古人”一语，本《史记·范蔡列传》，说是范睢当了秦相后，“散家财物，尽以报所尝困记忆戹（厄）者，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明人梁辰鱼《浣纱记》第四出写伍子胥得志后自白：“一饭之德必酬，纤芥之仇必报”。报恩也好，雪怨也罢，在窘困的人生境地中结下的恩怨给人是印象弥深的，因而一旦主体身份地位变化，有条件来“报”时，往往带有一种偏执性。[12]
本来，当初的忠厚诚善者，只是出于怜悯同情，才施惠给处于窘境中的人们，并未指望得到什么好处，但行善的结果超出了预期的动机，称谓“为善不必求报，而报施之理往往不爽”[13]。这种带有劝诫性质的母题屡屡在后世传闻中发出嗣响。相传嘉庆年间，苏州某商挟重资归，船行进中遇雨，有人冒雨招呼搭船，衣衫都淋湿了。商人怜悯地答应了，还给他换上衣袍，酒食相待。这人身无长物，却恣意大吃大喝，商人也没表示出不耐烦的样子。几天后忽有强盗10余人持械上船，肆意抢掠，舟人无计可施，都悲哭不已，束手待毙。忽然搭船人大呼：“有我在，不要怕！”跳出船舱，连击几个强盗入水。群盗退走后，这个侠客道声珍重，飞跃岸上就杳如黄鹤了。在场有的目击者，还特意写了《侠客传》记录这件事。作者对此评论道：“夫客，固侠矣！而某商之遇险不险者，则‘不忍’之一念为之也。”[14]商人本性是宽仁厚道的，他并未想施恩得报，却始料未及地给侠创造了一个必须酬报的良缘。天佑善人，似乎越是不去预期图报，出乎自然地做出利他行为，酬报就越是会在你危困时奉上前来。
俗语说“天有不测风云”，施恩者往往在遇到危难的关键时刻，巧逢当年的受恩者，后者出于恩报侠肠则轻而易举地为恩公排忧释难，这一“无巧不成书”的重要母题，在报恩者一方是侠义的自然流露，在当年施恩者一方则是做了善事的正常收获，总有一种伦理的必然性在其中，提醒着人们行善与行侠的内在联系。《小五义》第96回写啸聚山林的玉面猫熊威，其手下劫夺了施峻的驮轿车辆。押寨夫人吴氏问了施妻金氏的姓氏籍贯，赶紧搀于上座，倒身下拜。原来当初玉面猫落魄时在武昌卖艺，遇地方上敲诈，纷争时他一怒之下打死了地头蛇，幸蒙知府施大爷贿了狱卒加以宽纵，临行时还派老家人赠银。玉面猫是个细心人，问明了老爷原籍和公子的姓名，准备报活命大恩。这样告知了家眷，吴氏才知。闻讯熊威与施公子亲解其缚，让到上座，口称：“我惊吓着恩公，我就该万死！”诉说了原委，本来要杀公子吃的赛地鼠韩良也上前赔礼，叩头说：“但凡要知是恩公，天胆也不敢，求恩公施恩恕罪。”恩，不论已时过境迁多年，始终萦绕在侠的情感深处。这种情感纽带可将素不相识者结成类似有血缘情分的亲密关系。“天胆也不敢”，所担心的就是怕触犯江湖上恩报的律条，违背众所认同的侠义伦理。施公子因为借父亲施老爷的光，也理所当然地成了玉面猫熊威的恩公，而熊的异姓兄弟韩良，顺理成章地也和熊一样，有了施公子这样一位亲族，恩情关系在此具有类似血缘关系的意味，而施公子因其施恩的优越地位，具有了像亲族较高辈份那样不可摇撼的地位。
这里再让我们看看著名的明代历史武侠小说《禅真逸史》，其第11回写林澹然在山路上被绿林豪客们劫持，押上山来。二大王听到话音很熟，一问才知是恩人到了，慌忙喝退喽罗，亲解其缚，脱下锦袄披在其身上，谢罪道：“我的爷！何不早讲大名，险些儿害了恩人性命。大哥，快过来相见，这就是小弟常讲的英雄，林住持林长老是也。”原来此前二大王苗龙曾率众盗侵犯庙宇，被林澹然施恻隐之心释放并赐财物，苗龙一直“切切在心，报恩无地”，不想有今日奇缘巧遇。过了这一关，林澹然不幸又被狡猾的官府公人捉住，不想此地的杜都督正是曾被林大侠救助过的杜悦之子，林身边还带有其父的家信，称“此恩此德，重若丘山”，患难相逢，又正是杜都督子代父报恩的大好机缘。于是他夜招司狱，找了个与林面貌相似的罪犯王歪七代替被斩，不想竟被奸人密告，朝廷降罪，病中惊吓而死。
人情大于官法。在杜都督看来，尽孝远远高于尽忠，他为老父酬报恩公，纵使失官丢命，也无悔无憾，恩报有德于父者，于侠义伦理中又加上一重孝的意味，这种巨大的驱动力量就不由他不违法渎职了。
侠之受恩必报与不受恩报，在古代侠文化价值系统中占有重要位置。首先，主要来自于秦汉游侠的不受恩报的自尊心，建构了侠义伦理中的某些行为规范，构成了侠的自律意识的重要方面，从而也强固了受恩必报的信义感，反馈于侠的角色期待；其次，受恩必报，将“士感知己”的总体性感恩动机泛化为具体的随机性报恩动机，从而沟通了两者联系，牵动了侠渴求知遇的深在情结，便于在主题描述中揭示其类化的群体性格心态；其三，受恩必报与不受恩报，同侠立身行事的正义动机贯通，易于揭示相当一部分侠在特定情境中的行为动机，使侠的形象更具现实可信性，同时也使侠具有了为小恩小惠所惑的缺点疏失[15]；其四，与此相联系的是，主题因而更符合平民大众受众心理的患难相帮、善行天佑等观念，强化了作品劝善惩恶的伦理倾向。
注释：
[1]《史记·伍子胥列传》。
[2]《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180—182页。
[3][4]《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侠客行》，《李太白全集》卷9，卷3。
[5]《世说新语·任诞》。
[6]《张三丰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176页。
[7]徐珂：《清稗类抄·义侠类》。
[8]杨复吉：《梦阑琐笔》。
[9]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7—88页。
[10]金木散人：《鼓掌绝尘》第38回。
[11]《初刻拍案惊奇》卷4。
[12]参见拙文：《恩报观念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贵州大学学报1992、4期。
[13]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6。
[14]梁恭辰：《北东园笔录》续编卷2。
[15]参见拙文：《侠的负面与慕侠社会心理之失》，《齐鲁学刊》199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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