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 把汉藏语系比较研究引向深入——汉藏语系理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系论文,继往开来论文,述评论文,研讨会论文,专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12月3—6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天津联合召开了“汉藏语系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专题研讨会。老一辈民族语言学家马学良、邢公畹、喻世长、王均等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专家教授还有北京大学唐作藩、徐通锵、何九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孙宏开、欧阳觉亚、梁敏、李永燧、毛宗武、张均如、罗美珍、陈康，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郑张尚芳，中央民族大学戴庆厦、陈其光、倪大白、黄布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胡坦，中国人民大学瞿霭堂，云南民族学院盖兴之，南开大学刘叔新及一批来自全国各地在汉藏语系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各民族中青年学者共58人出席了会议。中国民族语言学会会长马学良先生致开幕词。
他在开幕词中说：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我们应该是研究汉藏语系的东道主。三十年代李方桂就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分类表，建国后罗常培、傅懋勣又搞了一个分类表， 但许多语言系属未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初未定的现在还是没有定。这不是说大家工作不努力，而是涉及的语言太多，问题太复杂。这次会议是汉藏语系研究的一次专题研讨会，有研究汉语和民族语言两方面的专家出席，老、中、青三方面人员都有，我个人认为，这个会对汉藏语系研究将是个大的促进，也许会成为我国汉藏语系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我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副会长王均、戴庆厦主持了开幕式。
1.召开此次会议的背景
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及其周边的一些国家。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汉藏语系的研究逐步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研究课题，由美国、日本一批语言学者发起，于1968年在美国召开了首次国际汉藏语会议，自那以后，每年召开一次，至今已开过28次。另一个主要研讨汉语的国际会议，也已经开过4次。参加的学者开始仅有10多人， 到现在每次会议都有近百人乃至数百人出席，关心汉藏语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讨论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在这些会议上，提出了一些汉语及汉藏语系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有些问题的讨论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其次，近10多年来，我国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使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再其次，过去国内学者也有著作和文章讨论汉藏语系问题的，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但彼此都没有机会当面讨论，交换意见。
2.关于汉藏语系研究的意义
此次会议一开始，邢公畹就以《汉藏语研究的意义和方法》为题发言，他说，“印欧语系”是一个假设，“汉藏语系”也是个假设，由于起步晚，研究力量不足，到今天为止，这个假设在学术界还没有取得可信的共识。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充分动用浩如烟海的汉藏系语言的古代文献；另一个是没有提出一种不同于印欧语研究的、适合于汉藏语研究的检验同源关系的方法。他认为，到今天为止，中国学者分别对汉语、侗台语、藏缅语、苗瑶语，以及汉、台、藏、缅古文字的研究，都取得了某些点上引人注目的优秀成绩；唯独对这些语言之间有没有发生学关系的问题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带着充分证据的回答。拿汉语来说，说者非常多，方言丰富，古代文献数量也比梵文的多，古代语文学者给我们的遗产也非常丰富，可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在世界语言谱系上汉语的地位究竟在哪里，这就是说“汉藏语系”并没有被普遍承认。我想，这应该是可以使我们自愧的事。造成这样事实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研究工作上的不合理：只有研究汉语的人才动用汉语古代文献和语文学遗产，而他们却并不研究国内其他民族的语言；而研究国内其他民族语言的人也只关心自己研究的那种语言，并不动用汉语古代文献和语文学遗产。这样怎么能解决汉语以及其他有关语言的发生学问题呢？从今天的阵营来看，改变了这种状况。汉藏语研究的意义有两个：一个是揭开亚洲原始汉藏社会古代文化的面纱；一个是改正、增补和重建现代语言学上的流行观念。前者属于亚洲文化史的，后者属于语言理论的。唐作藩在发言中介绍了王力先生生前十分重视汉藏语的学习和研究，他说，“王力先生生前也多次强调学习汉藏语的重要性。1982年他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指出，学习与运用历史比较法，就是按照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通过亲属语言或方言的比较，重建汉语历史语音，而汉藏语系的研究，为汉语音韵学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材料。他将汉藏语系分为藏缅和汉台两个语群，从语音和语法两个方面论证了汉语和汉藏语系诸语言，特别是汉台语群之间的亲属关系。他提出，通过对汉语的亲属语言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以建立东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任务。”
3.关于汉藏语的分类问题
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问题，目前国际、国内至少有三种不同的意见。孙宏开向会议提供的文章《关于汉藏语系分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简要回顾了几种不同意见产生的过程。本世纪三十年代，李方桂在《中国语言学年鉴》首次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全面分类，他对汉藏语分类的基本框架是包括汉语、台语、苗瑶语和藏缅语四个语族。五十年代，罗常培、傅懋勣著文进一步肯定并完善了李方桂的分类框架。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语言文字卷和民族卷都有汉藏语系的条目，分类框架也基本相同。最近，马学良主编的《汉藏语言概论》（上、下）的分类框架也大体一致。1972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马提索夫（James A.Matisoff）编辑、白保罗（Paul K.Benedict ）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提出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语两个语族。后不久，白保罗的另一本著作《澳台语系：语言和文化》中，把这个语系分为3 个语族：南岛、加岱和苗瑶。白保罗的加岱语族实际上与李方桂的台语族所包括的主要语言大体一致。九十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泰语有密切的发生学关系。他在23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汉语和南岛语有发生学关系》的论文。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中国学者邢公畹先生的响应，他在《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关系问题——L.沙加尔〈汉语南岛语同源论〉述评补正》及其一系列论文中，不仅肯定了沙加尔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这样的假设：“在人类语言史上有两支规模最大的语系：一支从南向北延伸，叫做印度欧罗巴语系；一支从北向南延伸，叫做汉藏澳泰语系。”
近几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些文章，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展开讨论的。这次会议也不例外。由于学者们思考的角度和占有的材料不同，分类观点不同，因而引发出一系列值得人们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4.什么是同源关系？如何认识并确立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
大家知道，由于语言的发生学分类是建立在语言成份同源关系的基础之上的，那么，确定语言之间是否有同源关系，找出语言之间语音上的对应、词汇和语法上的同源证据对于语言的发生学分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此次会议期间，许多专家的发言都涉及此问题。例如，罗美珍在《谈谈建立汉藏语系的一些认识问题》的发言中认为，汉藏同源词的识别主要掌握3条原则：（1）同源的词是常用的基本词，但不一定完全在什瓦迪士的100核心词之列。（2）同源的词使用年代十分久远，有的语音面貌古老，有的具有了构词能力。（3）同源的词语音对应， 各语族一致。由于同源和借贷都有语音对应规律，因此主要看各语族大多数语言一致对应的。
黄布凡在《我国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发言中也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汉藏语的分化和演变是复杂的，那么也就应该承认这种由复杂的分化和演变带来的不规则对应或叫松散对应也是正常现象，如果在声母上能显示出较有规则的对应，在韵母上显示的这种松散对应是否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同源词呢？我以为也是可以考虑的。
宋金兰则提出用系统方法来研究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她在题为《汉藏语研究中的系统方法》的发言中说，系统方法包括集束化的词族比较、整体性的透视分析和多维度的综合考察等。她认为，集束化词族比较把同源词放到系统形式中加以考察，变个体比较为整体比较，变孤立比较为联系比较，较好地克服了同源词比较中的主观随意性，提高同源词比较的科学性。词族系统还具有不同于单个词自然属性的系统属性，故通过词族可以发现那些音义差异较大的同源词，大大提高同源词的识别率。整体性的透视分析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汉藏语系的整体框架观察具体语言，二是通过具体语言的个体特征悟察汉藏语的整体特征。
5.如何认识汉藏语系的原始面貌和它的演变轨迹？
鉴于对汉藏语系分类的观点不同，因此也牵涉到对汉藏语系特点的认识。客观存在的事实有以下几点是人们思考和讨论的出发点：第一，汉语和台语、苗瑶语在类型上非常相似，语音格局比较接近，语法系统也比较一致，但就是找不出一定数量较系统的有同源关系的核心词，而这两个语族的部分核心词却发现与南岛语有明显的同源关系，持白保罗观点的学者把台语、苗瑶语从汉藏语系分出去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第二，汉语和藏缅语有相当数量的同源核心词，语音上也有明显的对应关系，但他们之间语法上的差异却相当大，从7 世纪的藏文和目前较保守的语言所保留的丰富的黏附性前后缀分析，很难想象原始汉语有与藏缅语相同或类似的语法形式和范畴。那么，如何分析和认识汉语和藏缅语在语法上的差异？第三，根据最近沙加尔和邢公畹两位先生的研究，南岛语确实也有一批与汉语有同源关系的核心词，语音上的对应也比较明显。
在上述语言关系的复杂背景下，此次会议上各方面专家发表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和研究的理论问题。例如戴庆厦和傅爱兰的《汉藏语分类问题》联合发言中指出，“一般认为，亲属语言是原始母语分化的结果，而语言影响不能构成亲缘关系。这是过去对历史比较法的理解。我们有个不同的想法：如果语言影响导致了语言质变，质变的语言与影响的语言有机地构通之后，也可以认为有亲缘关系。壮侗语是受汉语影响发生质变的语言，应属于汉藏语。当然，这种亲缘关系与一般所说的由原始母语分化下来的亲属语言有所不同。如果这个认识可以成立，就可以认为汉藏语内部的亲缘关系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由原始母语分化下来的亲属语言，另一是由语言影响而成的。这是汉藏语系亲属关系不同于印欧语系的一个特点。”他们还认为，“历史比较法把亲属语言都看成是由原始母语分化出来的，都要追溯到语言分化的‘源头’。这对一些分化比较单纯的语言是可行的。但这是理想化的，单元化的，不能涵盖所有语言演变的事实。亲属语言的关系，有的可以追溯到源头，有的则不能，特别是对缺乏史前材料的语言，要研究它的原始面貌是相当困难的。研究的语言越多，越会觉得语言混合的普遍性大，语言互相影响频繁，现有研究的成果表明，语言影响可以触及各个方面，连最基本的特点也能互相吸收，互相渗透。应该正视语言演变的复杂性，以此作为观察问题的基点。”
罗美珍也认为：“在中国大陆上以黄河中游为文明中心，缓慢地影响和同化周围的少数民族，这是历史事实。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它也是通过向文明中心地的语言逐渐靠拢这种方式发展起来，应该说汉藏共同语的存在是无疑的。原先并不相同的语言逐渐受文明中心地语言的影响，表现出来的现象，自然是汉藏语内部一致的词是抽象词和文化词，而一般被认为不易变化的原始核心基本词倒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有一个对汉藏共同语的性质认识问题。汉藏共同语是个融合体还是语言联盟体？汉藏语系是一个由母语发展下来的还是以汉语为中心，不断扩散、传播、影响而形成的语言联盟，而其发生学的关系另有归属，侗台属南岛，苗瑶归南亚？”她进一步认为：“古代进入中原争雄问鼎并建立王朝的夏、商、周不完全是汉人的先民，融入了越人、夷人、羌人。在长期交融过程中既有基本词的相互渗透、吸收，也随着共同社会的发展和思维的发达，在融合以后又创造了一些基本词。无论是传播的，还是融合后创造的基本词，各语言都依循一定的语言变化规律演变下来。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认为形成了一种新的发生学关系。原始底层的发生学关系已经转变。汉藏语系是由一个共同语发展来的。”
陈其光在他《汉语语源设想》的发言中，在论述了汉语的特点、汉族的形成和汉语的形成以后指出：“汉语的前身华夏语是在五帝时代由较多的羌戎语素和一部分苗蛮语和东夷语的语素，用苗蛮语和东夷语的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组成的混合语。既然汉语是一种多源的混合语，那么它跟它的几个主要来源：羌戎（现在是藏缅）、苗蛮（现在是苗瑶）、东夷（现在是侗台）当然有亲属关系。”
邓晓华在他《南方汉语与南岛语的关系——多学科的透视》的发言中认为：“南方汉语乃至整个汉藏语系的形成是历史上不同文化区域的交互作用所致。可采用考古学上的‘交互作用圈’理论解释，并非传统历史语言学的‘母语’说。”
黄布凡则认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系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方法是由这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所赋予所决定的。它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哪些语言有共同来源、有亲属关系，就是要研究一个原始共同语是如何分化的。可以不排除对分化以后彼此的互相接触和影响的研究，但并不包括对原始共同语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因为那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原始共同语是一个在一定时段上的历史范畴。既然我们讨论的命题是汉藏语系，那就要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有关语言的发生学关系。”
吴安其在《汉藏语的比较和比较方法问题》的发言中则认为：“原始藏缅语可能是较早从汉藏南岛语团中分化出来的，汉语和侗台语分离的时间较晚。史前中原的复杂语言环境使汉语的形态和语言结构趋于简化。台语稍晚一点也处于同样的情况。汉台苗类型上的相似不是异源趋同，而是共同基础上分化后的再趋同。原始汉语与侗台语有共同的词汇和语音基础，汉语受藏缅语的影响，词的面貌变得与藏缅语更接近。形态和语音是相对于词汇而独立发生变化的两个系统，比较研究和构拟共同语不能置这两个方面而不顾以类型问题而一言以蔽之。原始汉藏南岛语可能是复音词占优势的语言。分化前可能是史前原始部落时代的语言。但在相当数量的一些文章中把原始部落社会中不存在的东西作为汉藏共同时代的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如铜大约是夏代才出现的，铁器出现在春秋时代，大量的采用是在战国时代，其他反映原始社会以后私有制社会的概念都不应在汉藏共同语这一个层次的比较中出现。”
6.关于上古汉语问题
此次会议，一些研究上古汉语的专家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汉藏语系中的核心语言是汉语，远古、上古汉语的特点勾画清楚了，汉藏共同语的面貌可以说解决了一半。关于上古汉语的性质，何九盈先生认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上古汉语究竟是一源型、多源型还是一源自变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能否用来说明汉语是多源的、杂凑的？他认为不能。汉语应该是一源自变型，它的语音、语法、词汇系统从整体结构来看，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历史证明，语言不可能一下子变成大杂烩。先秦文献中，夷、狄、戎、蛮是否是异种？他认为不是，他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后来迁徒、隔阂、分化，产生了变异，但他们在文化上有传承的关系。夏、商、周三代是否有共同来源，使用的是否是共同语，文字是从大汶口时代开始，当时大家都使用，不可能不一样，应该说使用的语言是大体相同的。再者，他们都以黄帝作为自己共同的始祖，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他们都同出一源。语言影响是绝对的，而语言杂凑则是罕见的。只有在特殊的文化社会条件下才会产生语言杂凑现象。像汉民族这样的主体民族，它的语言不可能是杂凑的产物。
喻世长先生在《进一步认清上古汉语的面貌，为比较研究准备更好的条件》的发言中，用具体的例证指明上古汉语三分之二的韵母含两个音节。他说：“经过两三代学者的努力。上古韵部的认识越来越清楚。难于解决的问题是：为解释《诗经》押韵，构拟上古韵母主要元音不能多，但是为了解释上古汉语怎样演变为汉以后的切韵时期汉语，上古韵母中的主要元音不能太少。多和少的矛盾使拟音大致分为两派。李方桂先生拟4个，王力先生拟6个。怎样使不多的元音演变为切韵的4 个等的不同元音呢？在‘介音’上下功夫。介音面貌之复杂，在任何语言中也难找到。我想解决这个矛盾。1993年夏，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假设上古汉语曾经是一个汉字读两个音节呢？我把上古二百来个韵母中大约三分之一的韵母仍拟作一个音节（微、缉、之的一等，歌、祭、叶、鱼的二等，宵、佳、脂的三等，幽、冬、侯、东的一和三等）以外，三分之二的韵母都拟作两个音节。前一个音节控制着它到切韵淀变为四个不同的等；后一个音节控制着它在诗经时代的韵文押韵。”
王洪君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上古汉语有无复辅音的一些看法》的发言。她认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支持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证据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说服力；而反对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的观点大多有较明显的缺陷。她从汉语的音节结构、特殊韵律词和汉藏语系一些亲属语言的材料分析，结论是：复辅音的假设的确可以更好地说明汉语文献的材料。
7.关于汉藏语系论证的思路和方法问题
邢公畹先生的发言提出“语义学比较法”作为探求原始汉藏语同源词的一种有效方式。他说：“古老的中国语文学只有名学和训诂学（即‘前语义学’），没有语法学，这是由汉语的内部原因决定的；印度和欧洲的古代语文学首先就是语法学，这也是由印欧语的内部原因决定的。因此印欧语的历史比较法用的是‘形态学比较法’，而汉藏语的历史比较法就可以用‘语义比较法’。‘语义比较法’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两种语言里原始同音异义字对应比较法；一个是3 种以上的语言里原始同义、近义字对应比较法；而如果能列出3 种以上语言里同音异义字的对应式来，那就是最上乘的了。”他列出“九”和“鸠（鸽子）”、“八”和“别”等例证，其中包括汉、藏、苗、泰、缅等语言的例词，来说明他的观点。
徐通锵在题为《“字”和汉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的发言中认为：“词是语法型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字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单位。一个音节联系一个概念（意义）就是一个字。音节结构的特点：声、韵、调；以音核为中心，其前是响度的渐次增强，其后是渐次减弱，就有可能产生声调；音节结构越简单，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可能性就越大。凡是符合这一标准的都可以归入语义型语言。因此应该突出‘字’的普通语言学意义，它适合于汉藏系语言的研究。词和字在各自的语言系统中具有不同的特点：（1）词是多音节的，字是单音节的；（2）词入句后必须接受语法结构规则的支配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变化，而字相反；（3）词的语法功能突出而单一，而字的语法功能模糊而灵活， 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顽强的表义性。这3 点差别都会给历史比较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印欧系语言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历史比较研究，其主要的特点是强调语法的同构性和同源词的语音对应关系。而这种理论和方法用来研究汉藏系语言必须对方法、程序进行改造和补正。语义型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必须充分考虑字的上述特点，因而在方法上似应抓住：（1 ）字的语义网络（理据）和语言同一性的结合（音节内部的语音交替规则），不必纠缠语法的同构性；（2 ）由于字的单音节性和一种语言的音位的有限性，因而容易产生偶同和相互影响，容易接受另一语言的字音，这给语音对应的研究影响很大因而必须坚持字族的对应，力避只凭几个字的‘对应’就得出‘亲疏关系’的结论。字族也有可能借用。（3 ）编写一种分级字汇表：核心、准核心、一般字汇、文化字、古语字，以意义为标准确定‘级’，把数量统计的方法引入语言的历史研究，根据语言核心字的共同性比例高低，再参照字族的对应而后确定语言关系的性质。第1、2着眼于‘纵’，3着眼于‘横’，纵横结合，互相参照。 ”最后他说：“历史比较研究不能有先入之见，不要为了主观的设想去寻找材料，而应根据实际材料去提炼结论。一个概念有它特定的运用范围。‘亲属语言’只适用于同一语言的分化，‘语言联盟’适用于由语言的横向接触而产生的共同性。一种语言进入哪一个概念的领域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郑张尚芳在会上作了题为《原始汉藏语音节结构构拟通则》的发言。他认为，汉藏语声母分单辅音声母与复辅音声母，单辅音声母由ptkq4系构成，擦音只有sh。复声母由“冠音+声干+垫音”构成。声干即一般单声母，后置的垫音只限于流音rl，半元音jw，共4个。冠音来源原有SLHN等外，有许多来自前缀、前加音、前音节弱化。
他的发言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焦点是如何认识原始汉藏语的音节结构形式？美国学者马提索夫认为原始藏缅语的音节应该是＊（P）（P）Ci（G）（V）（：）（Cf）（s），其中P指前缀，Ci指词首辅音， G指流音（—r—、—l—、—w—、—y—），V指元音， ：指元音长度，Cf指词尾辅音，s指后缀—s。如果藏缅语与汉语属同一语系的话，那么藏缅语的原始形式应该与汉语是有密切关系的。争论的问题是在构拟原始汉藏语的声类（声母系统）时，如何认识现在大量分布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复辅音。特别是复辅音中的前置辅音，如果象马提索夫那样，把它看作前缀，则在构拟上古汉语的声类时就可以不加考虑，但必须说明这些广泛存在于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前置辅音是从什么时间、哪种类型、什么语法意义的前缀演变来的？它是原始汉藏语的共同形式还是后来陆续发展起来的？如果是原始形式，它在汉语中的对应形式是什么？如果它是后起的，那么为什么现存于少数民族语言中多种多样的复辅音前置辅音，大多数无法解释它们的来源，更无法说明它们隐含的语法意义，也无法说明它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由前缀演变为复辅音的前置辅音的。如果把它看作复辅音，在构拟原始汉藏语声类系统时就必须加以考虑，那么，它在汉语中对应形式是什么？原始汉藏语是否有可能构拟出类似少数民族语言中如此复杂的声类系统？如果有，这种声类系统在汉语中是如何简化、消失的？它留下了哪些痕迹？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构拟原始汉藏语的理论框架是中国传统的声韵母分析法还是按照西方的元辅音分析法？
邢凯在他《原始侗台语辅音系统构拟中的若干问题》的发言中认为：“苗瑶、藏缅语的前置辅音系统是现实存在的。对这种前置辅音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复辅音声母的‘前置部分’。孙宏开先生在《藏缅语复辅音研究》一文中把藏缅语复辅音的构成分为：前置辅音、主要辅音和后置辅音（笔者有时称作介音，孙先生的处理是较稳妥的，因为介音很可能只是后来产生的）。在藏缅语的历史音变中，前置辅音可以和主要辅音分化，形成一个新的音节，其韵母是后生的（侗水语中也可以见到这种现象）。这样也就不能由这些双音节词提供原始语多音节性的证明。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推论：这些双音节以致多音节才是更古老的，以后它们简化、‘坍缩’了——即前置音节的韵母弱化并脱落，声母与主要音节的声母合二为一，形成一种复辅音，前置音节的声母就变为‘前置辅音’。”
倪大白则认为：“汉藏系统和汉语类型诸语言，大部分都是以单音节为主的语言，要追溯古音，拟测早期面貌，只能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众多的单音节形式来进行构拟，才能解释各种变化的轨迹。但侗台中的复辅音声母有一部分是从南岛语的多音节词紧缩演化来的，构拟法无法拟测这些声母原来是从什么样的多音节形式变过来的，因为研究者很难从单音节词推导出多音节词来，构拟法只能在同一语言中寻找源头以达到比较有效地解释后来的种种变化迹象，而那些经过了类型转换的语言，对它们转换以前的形式，构拟法显然无能为力了。”他还说：“对于汉语上古音，中外有许多学者做过构拟，有同有异，各有特色，但声母部分都只能构拟到复辅音为止，比上古音更早的太古音呢，汉藏语学者们是否能从侗台语与南岛语的关系中得到一些启发。”
徐世璇在题为《同源词比较中的语义问题》的发言中认为：“汉藏语言是语义型语言，大多数语言缺乏文献，主要运用现代口语材料进行同源词比较，这决定了在比较中充分注重语义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1）由于各语言语义范畴的切分不同， 因此不同语言中的相关词有时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而可能有一对几或者词义交叉的多边关系。在比较时，将个体词放到词汇语义系统的背景中来考虑，将有助于同源词的确定，因为语义联系在系统中体现；（2 ）语言演变不仅表现在语音上，同样也表现在词汇语义方面，用动态的观点认识同源词的语义变化，不拘泥于语义的完全对应，同时结合词义发展类型，如通过词族现象来探求语义联系，将有助于扩大视野，确认一批语义演变较大但确有共同基础的同源词。”
黄金城在发言中认为：“在语言系属研究中，同源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若过分夸大其作用，会走到荒谬的地步。黄布凡先生特别是孙宏开先生对‘马’的古音构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成果，因为它实际提出了‘同源词层次’理论。这与‘系属内部层次分级’的观念，原理上是相同的。它告诉人们：面对现代各语言中一大堆的对应关系词，不应全放在同一平面上，笼统地称为‘同源词’。”
江荻在题为《藏语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析》的发言中，以藏语为例，指出；“语言史研究中有几类主体方法。亲属语言比较、结构系统内部构拟、方言地理扩散和系统音类扩散变化，另外文献年代考订、词语考证也是重要的辅助性方法。”他着重就内部构拟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内部构拟法基于语言的结构系统分析而产生，着眼于规则系统中的不规则现象，从共时结构的差异，如不对称、空位、非规则形态交替等来发掘历史结构原型，拟测历史要素。由于语言史的复杂程度可以使学者们的任何设想都显得幼稚而黯然失色，因之，寻找语言史上结构的踪迹和规则的模式是最佳的途径，因为结构和模式往往是可解析的或利于操作的。”
8.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些认识问题
（1）历史比较与类型比较的关系问题。 瞿霭堂发言认为：“将语言的系属研究与类型研究结合起来。从亲属语言中概括出来的类型特征排除了语言借用和扩散等诸因素，是反映共同来源的典型性和稳定性特征，这种特征具有识别系属的功能。语言的类型虽然具有开放性，一旦与词源和语法成份的同源关系联系起来，这种类型特征就成为语言的一种基本历史特征。”黄金城也认为：“在语言系属研究中，类型研究被极力排斥，这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从梅耶到马提索夫，都只是反对以现代语言类型特点为材料，去证明原始语言的同源。但如果A、B两个都是从一个母语分化出来的，那么分化之初，类型会有很大区别吗？所以，两个语言若有同源关系，来自同一母语，那就应当证明它们的原始形式具有相同的类型特征。类型特点指结构形式特点，涉及语音、语法、词汇各个层面，追溯原始特征，谈何容易！但在论证语音发生学关系时，实在是很重要的。如沙加尔、邢公畹先生都认为汉语—南岛语有大量对应的同源词。但南岛语多一个音节，这是词的结构类型问题，怎么看待？吴安其的《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的论文大受赞赏， 但他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于是提出‘双音节说’，这就是类型研究。”黄布凡则认为：“语音的历史比较和类型比较是分属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的围绕两种不同目的的两种不同方法。虽然人们在理论上都能分清这两者的区别，但在汉藏语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我们常常看到两种方法相混淆的情况，即对类型上的共同特点的描述来代替对发生学关系的说明。例如在一些教科书和辞书上对‘汉藏语系’的解释，常常只是概述一些结构上的特点，例如一般都有声调；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有丰富的量词；单音节词根占多数；一般都有四音格词等等。这些都是从类型上概括的共同特性，不能说明发生学的关系。在发生学上有共同来源的语言，一般在结构上可能有较多的共同特点，但也可能在某些结构上类型不同，甚至于大不相同，比如有声调不仅不是汉藏语系或藏缅语族的共同特点，甚至于不是藏语或羌语各方言的共同特点。藏缅语族语言的句法结构大多数是SOV型的语言， 但有人认为是藏缅语族的克伦语却是SVO型。 汉藏语系语言多数以语序和虚词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但藏缅语族有不少语言以形态变化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反过来看，在类型上有较多相似特点的语言不等于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如突厥语族语言动词有人称、数、时态等范畴，名词有格范畴，是黏着型语言。羌语支的多数语言也有这些范畴，也是黏着型语言，但两者没有同源关系。因此，在谈到哪些语言应成为一个语支、语族或语系时，它的共时特点可以描述，但重点应放在它们之间有多少同源成份，有多少种对应关系上。如果根本不提发生学证据，或是略而不详（比方说‘它们之间有许多同源词’），实际上是以类型比较法代替了历史比较法。‘汉藏语系’只能叫‘汉藏型语言’。”
（2）在汉藏语系历史比较中应重视相关学科的成果问题。 邢公畹说：“中国考古学界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发生了一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辩论，中心问题是中国文明究竟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起源的时间是夏、商，还是还要早？等等。大家比较接近的意见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的，而且是中原起源的’。还有一个是‘在龙山时代，每个考古学文化大概都已靠近文明社会的门槛，有的甚至已经迈进早期文明社会。从这个意义来讲说，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不过这些文化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激发，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明的起源又似乎是整体性的，最后发展出光辉灿烂的夏、商、周文明。’……到商代，成熟的甲骨文已经出现，这意味着，汉语（或者说夏语）早已从那种原始语里分化出来。既然汉语分化出来，那也就意味着侗台语和苗瑶语也已经分化出来。这三种语言从原始语分化出来的时间，大约是同时的，因为它们都有相同的四声，而且同源字的声调往往可以对应。藏缅语的声调是后起的，不但不跟汉语、侗台语、苗瑶语的四声相对应，而且同语支之间，甚至同一支语言里声调也不相对应，特别是少数藏缅语言至今没有声调。这意味着，藏缅语是在三代以前，在龙山时代甚至更早就已经从原始语里分化出来了，所以它们残留了没有声调的原始汉藏语的形式。所以我们研究中国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多多留心中国考古学上的成果是有好处的。”瞿霭堂也认为：要“对汉藏语言的系属问题研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原则上说，语言的关系问题不完全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是一个历史学和民族学问题，语言学无法完全自足证明或解释语言的各种关系，特别是那些历史久远、关系密切、相隔遥远、同源成份难以确定的语言，困难更大。事实证明，通过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史、文化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史验证汉藏语言的历史关系是解决汉藏语言系属问题的重要途径。”
（3）关于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的关系问题。 黄布凡认为：“对于这两种做法，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有的赞赏前者，有的赞成后者。我认为两种方法各有优点，可以相辅相成，不必将两者对立起来。微观比较可以做到扎扎实实，可以有序地、比较有规律地显示原始共同语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变化。宏观比较因为接触的材料多，可以较快地勾画出原始共同语的轮廓，可以帮助我们开阔视野，启发我们在构拟原始共同语时考虑到各种可能的情况。实际上汉藏语系假设的提出，就是建立在宏观比较的基础上的。我们现在要完成汉藏语系按层级逐级比较还要走很长的路，不要说语系了，就拿语族、语支甚至于一个语言来说，比如说藏语，要构拟出原始语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充分地研究早期的文献资料。但是现在没有构拟出原始藏缅语来并不妨碍我们进行藏语支的比较、进行藏缅语的比较、进行汉藏语的比较，许多人都在做这种越级比较的工作，有的是两两相比，有的是一群一群的比。因此，宏观比较和远程构拟法对于经典的历史比较法来说似乎有些离经叛道，但它确是一种被广泛运用的方法。当然宏观比较得出的结论要不断地用微观比较的成果去补充修正。”
（4）如何认识语言底层问题。 刘叔新在他《粤语壮语关系词的分类问题及类别例释》的发言中认为，粤语中存在古代百越语底层，特别是存在有来自这些语言的大量借词，是长期以来学者们所确认的事实。但是这两桩事的关系如何，一般又还有点模糊。近有学者在专论中明确区分开借词和属于底层中的词，认为底层是语言融合的结果，而借词只是不同民族间一般经济文化交往的产物。这种区分有些道理；至少，借词在概念上确实不应与作为一种底层成份的词相等同。然而语言的融合有多种模式。有的甲语言彻底战胜乙语言，乙被甲同化而导致其自身的消失；有的甲语言与乙语言溶合成一种新的语言——混合语，虽然甲或者乙未必就不再独立生存下去；有的甲、乙两种语言尽管长期密切溶接，互相吸收对方大量成份，但最终谁也没有战胜谁，双方仍各自独立发展下去。”
此次会议还讨论了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如石林在《汉藏语的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论》发言中提出了共时研究和历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认识；胡坦在《藏语亲属词》的发言中列举大量例证，指出亲属词的研究不仅对具体语言的词汇学或词汇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讨语言间的亲属关系也有一定启发意义；梁敏的《我们是这样解决有关侗台语年代问题的》以侗台语为例，论证了语言年代学在语言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等。
9.对今后开展汉藏语系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洪波在题为《论汉藏系语言句法研究方法的更新》的发言中认为：“确立一种科学的句法分析的理论体系，首先应该弄清楚对象语言的句法结构基础。印欧系语言有三种结构平面：形式句法结构、语义句法结构、信息句法结构。汉藏语系的语言是语义型语言，不存在印欧语系语言所拥有的形式句法结构，而只存在以认知为基础的语义句法结构和以信息表达为基础的信息句法结构（我们称之为表达结构）。因此我们要建立汉藏语系的句法理论体系，就应以语义句法结构和表达结构为基础，归纳相应的句法范畴。”胡坦在发言中指出，历史比较研究最重要的问题是证据，我们可以大胆的提出各种假设和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你必须拿出证据来。孙宏开在题为《提倡在历史比较研究中开展专题构拟》的发言中认为，专题构拟是建立语言亲属关系的一项重要手段，这种构拟小可以是一个语素，大可以是一个系统，一个范畴。机动灵活，积少成多。他把这种构拟比喻作先造螺丝钉和零部件，然后再组装成机器。有的学者提出，斯瓦迪士提出的200核心词， 其中一部分不大适合汉藏语系的比较，我们应该搞出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核心词表。可以先从各语族搞起，然后再综合，搞出整个语系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加强学术评论（非吹捧）工作，它有利于及时分析动向，起到科学导向作用，也有利于把中国学者的观点或好文章介绍出去。
此次会议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在会上作了很好的发言：欧阳觉亚的《侗台语与南岛语的相同词》；李永燧的《彝缅语调类：历史比较法的运用》；盖兴之的《对汉藏谱系语言学的看法》；陈康的《试论彝语支声调系统的发生与裂变》；张均如的《原始侗台语构拟中的一些观点》；曾晓谕的《汉语水语复音形容词的历史比较研究》；傅爱兰的《再论藏缅语族语言的系属分类》；薄文泽的《上古汉语鱼部字在侗台语中的对应》等等。
此次会议虽然是一次专题研讨会，但讨论涉及的问题面很广，也有一定的深度。与会人员畅所欲言，讨论的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的专题学术讨论会，是一次继往开来的会议，它将对今后我国汉藏语系的研究产生良好的影响。但会议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欠深入；语音、词汇问题谈得多，语法问题研究得少。
在闭幕式前，邢公畹先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马学良先生勉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做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争取在汉藏语研究方面作出更大的成就。常务副会长孙宏开最后作了总结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