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坛：在调适中寻求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的中国文坛比较以往──具体来说就譬如1993年吧，它确实给人们一个比较沉静和稳健的印象。它既没有了创造辉煌时期的那种旺泼和火爆，也没有了失却轰动效应之后的那种怅惘和愤怒；既没有了卷入市场经济之初的那种惊慌失措，也没有了在商海包围中左冲右突的心浮气躁。当然啦，更没有了突如其来的“王朔热”、莫明其妙的“梁凤仪热”、声势浩大的“陕军东征”和“《废都》热”，以及犹如海外奇谭般的“顾城自杀”和“《英儿》热”……1994年的中国文坛少有了过去的吹涨的热、人为的热和为热而热，开始冷静而理智地面对新的文学生态环境，在商业语境强化和政治语境淡化的双重夹击中，在雅与俗、西与中、传统与现代的一系列二难选择中，心平气和而又坚韧不拔地进行着自身的调适和坚守，实现着新的分层，寻找着新的定位。
去年年初，云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豪华本大型双月刊《大家》。以王蒙、汪曾祺等名家领衔的特邀主持的强大阵容和不无几分奢侈的印刷装帧，确乎显示了一种“大家”气度。它给自己的定位诚如刊名和封面人物肖像所共同展示的，即纠结当今中国文学之大家，持续冲击诺贝尔文学奖！《大家》虽未热，但却以它大手笔的创意和气魄先声夺人，颇有和老牌文学重镇《收获》、《中国作家》等逐鹿中原之架势，虽然定价偏高，但销售行情看好，在媚俗从众的期刊市场中独标异帜，成为文坛高手和高层次读者的青睐之物。
与《大家》的咄咄逼人大异其趣的是《北京文学》一月号悄悄打起的“新体验”旗号，鼓吹的不是“大”和“高”，甚至恰恰相反，而是俗世人生和当下体验，强调作家“深入喧嚣与骚动的社会生活，躬行实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深切体验”，“迅速逼真地反映新时期社会生活的变幻，表现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感情”。并相继推出了陈建功的《半日跟踪》、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许谋清的《富起来需要多少时间》等一批作品，反映了敏锐的作家走出沙龙，在沉入生活之流中截获生命体验的新的创作动态和价值取向。
去年年中，素来好为天下先的《钟山》终于和《文艺争鸣》联手发表了“新状态”宣言《文学：迎接“新状态”──新状态文学缘起》，声称“新状态文学是走出80年代的文学”，“是90年代的文学”，“是回到自身的文学”，“是‘写状态’的文学”；甚至“是一切文学关系的总和”。（王干语）“新状态”一出，参与言说者众多，但各言其是，或大而无当，或大而化之，终未有一个确切的“说法”和明确的界定，更关键的是到目前为止，还少有能印证或支撑“新状态”理论的代表作品。──“新状态”未能热起来，恰恰表明了文坛和读者的成熟，人们需要的不是新的提法或口号，而是新的和好的作品。“新状态”究竟如何一个“新”法，人们将拭目以待。
颇为有趣的现象是，小说家与刊物的联姻未见奇效，但对报纸的“插足”却建了奇功。年来在各种大小报的专栏、副刊或周末版中，出自小说家之手的随笔却真是随处可见，其间虽不乏应景之作、平庸之作，但亦多有美文和精品。它对人生和社会的观察，对情感和生命的抒写，对艺术和哲学的思考，都比小说来得更为敏捷，更为便当，更为一针见血和更为一吐为快。再加之它与当前读者阅读口味快捷化、简约化的对接，它在小说普通疲软的情势下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怪了，随笔犹如青春少女诱惑了小说家，而又由于小说家的情有所钟愈加使随笔流光溢彩。年初由上海知识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一套五种（刘心武、蒋子龙、张承志、韩少功、张抗抗）在京、津、沪各地大走其俏，就使人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尤其是张承志、韩少功二位擅长在短简尺幅中作大思考，将凝重与空灵、深邃与高蹈作巧妙融合，使随笔的品位提升成为了当代文化的另一标高。参与随笔炫技并有上乘表演的小说家还有王蒙、李国文、史铁生、朱苏进、王安忆、铁凝、方方等等，而且不仅于此，还有学者教授如金克木、张中行、周国平、陈平原等等等等。
说到丛书，也是适应市场经济以后由出版社、出版商和作家三方联手运作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式。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去年又相继推出了第二和第三辑共22种，集中检阅了一批中青年实力派小说家的近作，即数都在万册以上，而且不仅走上书架，同时也占领了地摊。华艺出版社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12种亦颇受欢迎和好评。由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的最新排名（鲁迅、巴金、沈从文、金庸、郁达夫、王蒙）已经在文坛内外和学界、读书界引起哗然和兴趣，是一种商战策略？还是一种全新的评判眼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乎？
在这方面，还不可不提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安波舜策划的“布老虎丛书”，它由当红作家十数人集体加盟，且施之以高稿酬，出之以豪华本，再加上传媒强大的宣传攻势，真可谓异军突起占尽风骚。它原先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好读而耐读的故事”，走出一条有大陆特色的严肃的通俗文学道路。可一见行情看好便不免野心膨胀，想趁热打铁一举将“布老虎”塑造成“主流文学”形象，去年五月又邀请余秋雨、张洁等以散文入伙。如此一来，不仅修正了“布老虎”的“通俗”路线，而且出人意外地将学者型散文家余秋雨包装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
当然，余秋雨的走红自然有其“内功”在。他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审视中国文人充满凄风苦雨的心路历程，冷峻、凝重、深刻而抒情地整理与爬梳中华文明的精华与重负，表明了对传统文化一种深切的认同与批判。他的思路和学养对当代散文乃至整个文坛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创作的比赛比到一定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比经历、比聪明、比才气了，而也是一种学问、识见和修养的比赛。这也是相当一批先天不足的职业散文家在当今黯然失色的根本原因所在。
如果说在文学马拉松的长途中，余秋雨是以学养胜，那么张承志则是以虔诚胜。张对文学神圣的“举意”，既具宗教教徒般的迷狂，又含“以笔为旗”的挑战姿态，在经历了文学界一段时间的抵牾和碰撞以后，更加放射出了奇异的人格光芒。第四期《钟山》和《中国作家》分别发表了朱苏进等人的《分享张承志》等文，对他表示了足够的理解和敬意。这也是中国作家的精英们对一种赤诚心灵、崇高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回归与呼唤。
与此相印证的，我还可以举出岁末年初沪上关于重建人文精神的讨论，和京都对于“后批评”的辩析等等，都表明了当今作家批评家在大陆现代化进程中，在中西文学、文化的交流与溶汇中的重新选择与冷静调适，都在以各自不同的言说方式平静地参与一个新的文学与文化的建设过程，从而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各自的新的价值与定位。
此外，还有报告文学此消彼长的形势就不能在这里一一罗列了。至于浩然先生的《金光大道》四卷本隆重出版的小小插曲，要说起来话就长了，不说也罢。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