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渐进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人们已经作了许多研究，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对此作全面的讨论，仅就毛泽东为邓小平的改革理论提供了哪些理论上的生长点作一些探讨。
一、研究这一问题的三重意义
研究毛泽东为邓小平改革理论提供的理论生长点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加深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要深刻认识这一点就需要具体阐明前人为邓小平理论提供了哪些理论上的生长点，其中尤其需要具体阐明毛泽东思想如何成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出发点；具体阐明邓小平在改革苏联式的体制时如何回到马克思和超越马克思，这种回归和超越又是如何以毛泽东倡导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新的事实和实践为根据。
第二，有助于实现安定团结，并取得中国渐进改革的合法性。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1]（P299）只有对毛泽东作出正确的评价，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才能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如果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那就只能有导致类似苏东剧变的激进改革，而不可能有渐进改革的合法性。这种激进改革给东欧国家尤其是俄国带来了一场和平时期最大的经济灾难。这场灾难如果落到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人口素质不高的中国头上，会更加深重得多。如果不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否定需要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否定了改革的必要，同样使中国的改革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导致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动乱的出现也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有助于科学认识前人给中国改革提供的理论遗产或人力资产。邓小平时代是毛泽东时代的继续。毛泽东时代为邓小平开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留下了三笔遗产：物质遗产，如：城市中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农村中的水利建设等；制度遗产，如：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比较宽松的体制等；人力资产，如：人材的培养，理论遗产等。邓小平时代就是在这些遗产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邓小平的中国式渐进改革如何从毛泽东的理论遗产出发。邓小平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1] （P300）
二、从毛泽东出发
中国改革顺利起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改革是从毛泽东已经提出、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的。中国改革起步之时最重要的人力资产就是长期受过毛泽东思想熏陶的决策者和广大干部、党员、群众。在拨乱反正行将结束、改革刚刚起步之时的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正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P300）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局面的开创是从贯彻执行新八字方针开始的。新八字方针的头两个词就是“调整、改革”。“调整”为改革创造了一个宽松的改革环境。这个调整就是把过高的速度调下来，把比例过重的重工业调下来，着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把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放到首位。这些决策既是纠正毛泽东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又是从毛泽东多次强调的如下观点为出发点的：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做了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还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到的第四对关系就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第五对关系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第四对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还提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3]（P272—273）按照当时的设想，要正确处理第四对关系，就要向企业放权让利；要正确处理第五对关系，就要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批判的升级，“企业自治”和“物质刺激”受到指责，从此不再强调第四对关系，改革的重点放到了第五对关系上，放到了各级行政机关之间权利和利益的分配上，结果出现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循环。1979年的改革把重点转到了“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第四对关系上，转到了扩大企业自主权上。当然，这同匈牙利的曾经一度取得过重大成就的类似改革有关。尽管扩大企业自主权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在中国改革的历程还是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起步之时，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就有了重要的发展，这种发展也是以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为出发点的。例如：在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利用市场作用方面的发展，就是以八大提出的“三主体”、“三补充”为生长点的。这就是：在工商业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为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为主体，按照市场变化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在市场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自由市场为补充。这里涉及到经济体制中的所有制结构、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结构三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方面，于是开始修正所有制过分单一的、忽视市场机制的、过分集中的苏联式的体制。既然允许自由市场和个体经济存在，就必然要从中生长出私人企业家，在上海出现了地下工厂。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这个新情况，1956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八大的上述思想，提出要搞“新经济政策”。他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国营企业也是对立的。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3个月， 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袖子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做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255万人（工业160万，商业90万），俄国只保留了8—9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10年、20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 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P308 ）这些在当时是多么新鲜的思想！它们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补充的生长点。不过这时的补充已经不是小补充，而是“大补充”了。
中国市场取向改革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突破口和起点的。尽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超越了毛泽东的观点，但就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这个基本思路来说是以毛泽东思想为出发点的。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国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新课题，在前人的本本中是找不到具体指示的。在对这个新课题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战略同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战略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反动统治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改革中，邓小平按照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思路，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一切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的观点，也把目光放到占中国人口80%而改革要求最迫切的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作了一个农业问题的决定，放宽农村政策，提高农产品价格，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以后，邓小平又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支持，使之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这个战略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带来了连续多年的农业大丰收，而且带来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推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推动了市场取向的改革。这些新的实践远远超出了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内容。1984年的体制改革决定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又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了接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解释，指出：新的运行机制从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2]（P462 ）至于在理论上如何阐明和指导这些新的实践，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始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来阐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2]（P423—424）1987年，十三大的整个报告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立论，全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市场取向的改革。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再次以大量篇幅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以此立论阐明改革深化的方针和政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急于求成、盲目求纯、试图跳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等错误的纠正，但这个理论的提出和迅速被人们广泛接受，恰恰又是与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接受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熏陶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可惜，这一点由于谈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非是社会主义社会，而被人们忽视。其实，在革命胜利以后，就面临两个基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多种经济成分，一个是如何对待市场的作用。人们曾经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应当尽快消灭多种经济成分和市场机制。十月革命以后的苏维埃俄国就犯过这方面的错误。在遭到严重挫折以后，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主张“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5]（P611 ）这里说的无非是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利用市场机制。尽管新经济政策是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但现在人们认识到它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过渡时期，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源头。新民主主义理论同样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利用市场机制，而且它主张实行的时间之长和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它对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的意义局限于过渡时期、甚至于过渡时期以前呢？
尽管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民主革命阶段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提出的，但是它们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立足点是一样的。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著名公式，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邓小平遵循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公式，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尽管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同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它们都强调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等特殊的国情，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经历一个特殊阶段。
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主张根据社会的发展阶段、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确定经济结构。毛泽东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7]（P1433）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6]（P628）。十五大报告说：“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的。”[8]（P425）
尽管当时我们对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过程和目标的理解同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和目标的理解有根本的不同，例如就经济体制来说，前者是逐步建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后者是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两者基本的思维方式有相同之处。例如：认清中国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据，最本质的中国国情是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 （P633）第一次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十三大报告说：“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2] （P444）
尽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路线和政策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主张对国情的正确把握是正确认识这些路线和政策、澄清种种疑惑的关键。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说：“在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当采取别样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认为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5] （P1429—1430 ）党的十五大说：“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8]（P419）
四、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的一个根本原因
中国率先突破苏联模式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传统的大国的大党，不需要、也不可能看苏联的脸色行事，最有条件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传统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和最重要的人力资产。《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P202—203）
这个传统是从马克思和列宁那里继承来的。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P406 ）实事求是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的概括；群众路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的贯彻和发挥；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要求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独立探讨革命理论等思想的发展。列宁是在同马克思不同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时代，在经济落后的俄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因此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传统。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0]（P274—275 ）“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10]（P60）
这个传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锤炼中形成的。中国的国情和文化背景，不仅同马克思从事革命活动的西方国家根本不同，而且同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俄国也有根本的不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里找不到如何从事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经过多次失败和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中国革命的道路。邓小平在谈到实事求是时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1]（P126—127）
这个传统是在长期抵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干预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由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革命濒临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抵制和纠正当时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支持的党中央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能不强调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建国以后不仅顶住了西方国家的种种压力，而且抵制了苏联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强调适合本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人民自己来寻找、创造和决定，任何人都无权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提倡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不久，就发生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正是这条思想路线的确立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如果不是实事求是的传统在中国共产党内深深扎根，至少这条思想路线不会那么快的重新确立。如果不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在中国共产党内深深扎根，也不可能在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上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所以，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 （P3）这里说的不仅是“现在”和“将来”，而且包括“过去”； 不仅是当前经验的总结，而且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这条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和这些传统的发扬光大，对中国的改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中国的改革是在缺乏理论准备、特别是缺乏经济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中国的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这个改革不仅对苏联模式是一场革命，而且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库中，在经济理论中，找不到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说明：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代替计划经济，通过什么道路来实现这个替代。“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条件为市场取向改革作理论准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矛盾和问题成堆，又没有条件和可能先创造出市场取向改革的完整经济理论，再来进行改革，只能在缓解矛盾中来启动改革。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直接依靠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得不直接依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从实践中摸索改革的目标和道路，在实践中逐步创造新的理论，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中那些反映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 市场化一般规律的人类文明成果。 邓小平在谈到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时特别强调了实践的作用，他说：这个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11]（P91）在视察南方讲话时， 邓小平在谈到市场和计划都是手段，不是本质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断；在谈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进行改革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前者是把社会主义的目标放在首位，以实践中能否达到这些目标为标准来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后者把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放在首位，在实践中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探求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借助于这个方法，邓小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基础，并开辟了一条使中国成功地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借助于毛泽东倡导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实践中，得出了与毛泽东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党的十四大报告关于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作了如下的概括：“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8]（P164—165）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传统的长期熏陶，是邓小平具备上述品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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