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唐代制举试策的灾异论
田子爽
(西安财经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 要 ]自汉代察举的选贤试策中将灾异与皇权政治联系在一起，唐代制举继承了这一点。在制举试策中流露出对灾异现象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盛唐和中唐时期。盛唐的制举试策主要强调灾异与君主之德的关系，认为君主应以仁德修身，克己复礼，自然可以避免灾异的发生，从而天下太平；中唐的制举试策立足于灾异与君王修德的基础上，将灾异的缘由与严峻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应对灾异的措施上，有着理性而清醒的认识。这与唐王朝前后期国势的盛衰、皇权统治力度的强弱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键词 ]制举；试策；灾异论；政治
制举是唐代科举中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唐代皇帝通过制举亲自选拔贤良，考试多以试策的形式。试策的正文由策问和对策两个部分组成。约从盛唐开始，制举策文与现实时事的关联越发紧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在现存的唐代制举试策中，部分试策体现出对自然灾异的关注。所谓自然灾异，主要是指水、旱、虫、风、霜、地震等自然现象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与伤害。不少儒家经典将灾异与现实联系在一起，形成灾异学说，如《周易》以八卦定吉凶、《尚书》以九畴论休咎、《春秋》以灾祥验行事等，直接影响着后世的灾异论。唐代制举试策中的灾异论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思想渊源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对于了解唐代政治社会有所帮助。
一、唐前试策中的灾异论
唐代制举远承汉代的察举。唐代制举试策中的灾异论，可追溯至汉代察举试策中关于灾异的论述。汉朝的察举多因自然灾异而选拔贤良，可见汉朝的统治者非常在意自然灾异对政权稳固的影响。西汉初期，试策中主要讨论灾异产生的缘由。元光元年五月的“贤良”科制策，汉武帝在第一道策问中询问“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时，董仲舒的对策云：“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1](P2498)认为灾异具有警示的意义，是上天对仁君统治的提醒。因此，灾异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与皇权统治联系在一起。同年，“贤良文学”科制策中，汉武帝在策问中询问“禹、汤水旱，厥咎何由”时，公孙弘对曰：“臣闻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之余烈也。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1](P2617)他认为，水旱等灾害纯粹是自然现象，与君王的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
东汉以后，试策中关于灾异的讨论转移到“退灾消眚”上。如东汉建康元年皇甫规的《举贤良方正对策》中有云：“地震之后，雾气白浊，日月不光，旱魃为虐，大贼纵横，血流川野，庶品不安，谴诫累至，殆以奸臣权重之所致也。今宜庭问百寮，常侍以下尤无状者，亟便绌遣，与众共之，披扫凶党，收入财贿，以塞痛怨，以答天诫。《大雅》曰：‘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此之谓也。”[2](P805)将灾异与政事相连，认为地震、旱魃的灾害是上天的谴责，告诫君臣，奸臣权重当道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
两晋时期，晋武帝于泰始七年策问贤良，策问中询问“灾眚屡降”的缘由时，郤诜在对策中云：“若夫水旱之灾，自然理也。若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储，尧、汤遭之而人不困，有备故也。自顷风雨虽颇不时，考之万国，或境土相接，而丰约不同；或顷亩相连，而成败异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实不能均其劳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则有司惰职而不劝，百姓殆业而咎时，非所以定人志，致丰年也。宜勤人事而已。”[3](P1443)同年，阮种的策贤良文对策云：“阴阳否泰，六沴之灾，则人主修政以御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极之首，详庶征之用。《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天聪明自我人聪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应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灾消眚也。”[3](P1445)
对于唐以前的灾异论说，《晋书·五行志》做了很好的总结：“综而为言，凡有三术。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辅克忠，万物咸遂其性，则和气应，休征效，国以安。二曰，君违其道，小人在位，众庶失常，则乖气应，咎征效，国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见灾异，退而自省，责躬修德，共御补过，则消祸而福至。”[3](P800)君明臣忠，万物和谐，自然国泰民安。反之，则有灾异作为“咎征”来警示君臣，君臣见到灾异，应反省自身的过错，虔诚修德，共同弥补过错，自然祸消福来。
（1）时间分布上，1951～2016年，新疆、北疆、南疆年降水总体均呈显著增加趋势；新疆、北疆、南疆降水周期基本一致，3，6，15a（14a）。
这些说法在唐代得以继续影响着历代皇帝。受“天人感应”的思想影响的唐代君臣，视灾害为“天灾”“天谴”，亦把自然灾害的发生与政治得失、社会变故联系起来，所谓“王者政失则灾，政顺则祥”。《新唐书》卷三四《五行志一》记载：“若政得其道，而取不过度，则天地顺成，万物茂盛，而民以安乐，谓之至治。若政失其道，用物伤天，民被其害而愁苦，则天地之气沴，三光错行，阴阳寒暑失节，以为水旱、蝗螟、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时，雨非其物，或发为氛雾、虹蜺、光怪之类，此天地灾异之大者，皆生于乱政。”[4](P872)将自然灾异与政道得失联系在一起。有唐一代，灾异不在少数，国君自然重视自然灾异对国家的影响。这在唐代制举试策中有着直接的体现。
穆质的对策云：“臣闻旱蝗者，稽诸《洪范》，为言不乂之罚也。言之不乂，令之不信也。言者西方金也，金失其性，为木所伤，木东方少阳，古云阳腾，所以为旱。阳既亢极，气又嚣蒸，则介虫为孽，螽斯为害。臣见比年旱魃为害已甚矣，则洪范之征亦明矣，无乃陛下诏令不信乎？抑又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其握兵者，不本乎仁义，贪于残戮，人用愁苦，怨气积下，以伤阴阳之和也。则国家兵先于河北，旱蝗适之。次及河南，旱蝗亦随后。次关中，关中又蝗旱。既仍岁，蝗亦比年，无乃陛下用兵者不详其道也。”[5](P2481)文章中对于“旱蝗”的对答，是以《洪范》为依据，《尚书·洪范》记载：“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孔安国传曰：“雨以润物，旸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众验。”[7](P406)可见，穆质认为天灾是在警示朝廷政事的欠缺。政事不足的具体原因就是战争的残酷杀戮，百姓怨声载道，且灾害往往紧随战争之后，因而不善用兵是天灾发生的主要原因。
二、盛唐制举试策中的灾异论
目前可见制举试策中最早的灾异论，是在开元七年的文词雅丽科试策，策问中并未正面问起灾异，及第的彭殷贤在对策中较为详细地对灾异进行论述。先是以“属大旱则引咎自责，盖禹、汤之罪已，实尧、舜之用心”，来赞扬唐玄宗作为仁德之君，体恤百姓疾苦。
彭殷贤进一步阐释灾异说：“《传》曰：‘皇极其建，其斯之谓矣。’若貌之不恭，是谓不肃，厥罚雨，其极恶；若得其道，则攸好德以应之，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罚旸，其极忧；若得其道，则康宁以应之，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罚燠，其极疾；若得其道，则寿以应之，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罚寒，其极贫；若得其道，则富以应之，思之不睿，是谓不圣，厥罚风，其极凶短折；若得其道，则考终命以应之，皇之不极，是谓不建，厥罚阴，其极弱。故经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斯之谓矣。臣闻貌言视听，以心为主，故有正心者必有正德。正德临人，犹树直表而望影之曲也，得乎？《大雅》云：‘仪刑文王，万邦作孚。’此之谓矣。有邪心者有枉行，枉行临人，犹树曲表而望影之直也，得乎？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蓋戒此也。故王者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亲亲为大；义也者，尊贤为大。是以君子先正身而后及于天下，如此则六沴不作，五福相生，贻厥孙谋，永无极矣。”[5](P2472)上述内容立足于儒家典籍的灾异说进行阐释，希望国君能正心正德，以仁德修身心，自然可以避免灾害，造福天下。
此科策问为陆贽所撰，其中有云：“自顷阴阳舛候，祲沴荐兴，仍岁旱蝗，稼穑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屡为凶灾，其咎安在。传曰：‘时之不乂，厥罚恒旸。’又曰：‘尧汤水旱，数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谁云从？今人靡盖藏，国无廪积。”[5](P2479)询问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导致粮食歉收，是上天的谴责，还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接着，在回答策问中“朕以不德，袭号乘时，而皇极之道未敷，谟名之轨尚阙”时，彭殷贤对云：“臣闻书云：‘惟先格王，正厥事。’言灾害之起，事有不正者也。去岁水旱不时，咎征屡作；匈奴侵轶，边将气沮。天其或者正训我也，欲令陛下知爵禄之虚授。冗散之职多欤？乐荡志欤？服失度欤？何皇极之不建，遂至于此也。”[5](P2471)唐玄宗虽然平定宫闱之祸，稳定了唐王朝的根基，但是水旱与匈奴扰边，仍有内外交困之忧，因而在策问中自谦“不德”，唐王朝尚未天下太平，彭殷贤对此认为，水旱、匈奴扰乱等灾祸，是上天对君臣的警示，是在提醒玄宗，官吏闲散人员过多、礼乐制度不完善，是“皇极之不建”的缘由。他认为：“诚能克己复礼，正身率物，表有功而彰明德，复古而贵能变，禁异服，革慢声，远便佞，近忠谠，断断之士，必擢于庙堂；九九之术，不遗于管库，可谓虚其心而众象应，正其本而万事理焉。《书》：‘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顺天也。若舍此道，是不知其所从矣。”[5](P2471-2472)皇帝若能克己复礼，端正仁德之心，以身作则，规范礼仪法度，重用贤良忠臣，远离奸佞小人，野无遗贤，这是顺应天意的大道。
相比于盛唐时期的灾异说，中唐的制举试策，无论是策问还是对策，都对自然灾异所造成的严峻的社会问题，流露出强烈的关切。贞元元年上半年的短短六个月时间里，雪灾、火灾、蝗灾、旱灾接踵而来，关中、河南陷于饥荒之中，对国家人民生命和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损害。陆贽曾言：“天灾流行，四方代有，率计被其害者，每岁常不下一二十州。”[6](P4758)国势衰微，严重的自然灾害与社会问题频发，使得灾异的政治意义得到重视。这里以贞元元年的贤良方正科试策为例。
三、中唐制举试策中的灾异论
唐玄宗自登基以来，也以仁德之君的标准自我要求，对受灾的地区和百姓多次派遣大臣前往抚慰，并采取免租等措施。如开元二年，当时江东地区粮食歉收，致使百姓食不果腹，唐玄宗下诏，派遣杨虚受前往江东安抚慰问百姓疾苦。再加上此时的唐王朝即将走向繁荣的巅峰，此时主要将灾异与君王之仁德联系在一起，强调君王若能正身修德，以身作则，就可以避免灾异的发生，天下可以永世太平。彭殷贤的灾异说可代表盛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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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由于灾难多发，为了维护国家根基的稳固，历任皇帝往往会采取减灾救荒的种种措施，以缓和因灾难造成的民怨，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封建政权有着积极的作用。穆质在对策中提及上古以来应对灾害的措施：“臣谨稽古典，参于历代，禳除异术，祈祷多门。至若贬食省用，稼穑圭璧，求邪于幻术，觊福于释流，土龙矫首于通衢，群巫分袖而鼓舞，此又从人之欲也。至若两汉旧仪，三公当免，卜式著议，宏羊可烹，此又一时之事也，然俱非救旱之本。去灾之道，则有一郡一邑，一宰一牧，勤恤人隐，精达神明，或以身禳，或以心祷，蝗且出境，旱不为灾。牧宰之微，尚或臻此。况陛下尊为天子，德为圣人，神动而天从，气使而时变，至诚所感，何往不通。臣伏见陛下去年八月二日所下德音，避正殿而不居，损常膳而不御，议狱缓死，掩骼埋胔。诏文始书，害气将究；诏书始下，和气自生。故不旬朝之间，凶渠歼殄，兵革偃息，甘雨荐降，氛灾自销。天之监人也，明矣速矣。然则陛下之德，有以动天。天且不违，况于鬼神乎？若尧汤之灾，阴阳之数，此则先儒之言略矣。小臣不敢传疑，惟洪范之征信也。谨而言之，陛下鉴之可也。臣闻尧之水、汤之旱，而国无捐瘠者，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国家或时不雨，一岁不登，尧汤比之悬矣。人至困竭，国为空虚者，备之不旱，顷所以赋敛无极，怨讟日盈，权须诡求，朝令夕具，岂不以兵食乎。”[5](P2481-2482)穆质首先否定前代的多种禳祷之术，认为真正有效的去灾之道，是皇帝牧宰的勤政为民。基于“灾害天谴”说，帝王以避其位来回应上天的谴责，显示自己虽身在其位而未谋其政的悔恨，以表达自己对失职的检讨。《册府元龟》贞元元年七月条载，关中旱食禾稼，无孑遗，谷大贵。德宗下诏：“避御正殿十五日，百僚奏事，悉于延英处分，庶答天谴，用惕深衷。”[8](P1949)避正殿并非意味着对政事的置之不理，而要“御小殿视事”，这是唐德宗仅有的一次避正殿，可见对这次灾害所造成影响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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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之前皇帝应对灾难的迷信做法不同，唐德宗意识到切实的为政措施才是真正的救灾之道，同年七月，德宗下诏曰：“遍祈百神，曾不获应，方悟祷祠非救灾之术，言词非谢谴之诚。忧心如焚，深自刻责，得非刑法舛缪，忠良郁湮，暴赋未蠲，劳师靡息。事或无益，而重为烦费；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有一于兹，足伤和气……所宜出次贬食，节用缓刑，侧身增修，以谨天戒。”[9](P350)内容与穆质的对策一致。
此外，中唐时期，人们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成因和性质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灾荒是人力与自然的较量不济的后果。君主官吏的昏庸无能、贪暴奢侈导致的横征暴敛，水利失修、腐败渎职等一系列社会政治弊端，都会削弱人民和政府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政治、社会弊端无疑将促使灾害滋生蔓延，故有效解决弊端才是真正的救灾。白居易在《策林》第十六《议祥瑞 辨妖灾》：“王者之大妖，在乎两仪不泰，四气不和，风雷不时，水旱不节，五谷不稔，百胜不藏，徭役繁，征赋重，干戈动，刑狱作，君子隐，小人见，政令日缺，怨讟日兴，此之谓咎征，此之谓妖孽也。”[5](P2563)认为所谓的妖灾，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都会出现，并非是“休咎之政，兴亡之兆”，只不过是自然现象而已。作为皇帝，只要“外思其政，内省其身”，若政通人和，没有必要过分地担心灾异。《策林》第十八《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认为前代的祈祷之术不能够解决自然灾害的破坏，应对水旱之灾的方法应更为理性：“故丰稔之岁，则贵籴以利农人；凶歉之年，则贱粜以活饿殍；若水旱作沴，则资为九年之蓄；若兵甲或动，则馈为三军之粮。上以均天时之丰凶，下以权地利之盈缩，则虽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国矣。”[5](p2564)丰年储存，灾年赈荒，这才是切实可行的存救之术。
四、结语
综上，唐代制举试策中的灾异论，基本继承了汉朝以来的灾异的政治意义及应对思想。初盛唐时期，国力强盛，即使有严重的灾异发生，尚未引起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君权的可控范围之内。因而，对灾异的阐释仍停留国君的修德上。经安史之乱的重创后，唐朝的国势开始走下坡路，局势不稳，社会动荡，此时的灾异对于民不聊生的老百姓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也加剧了严峻的社会问题的爆发，自然灾异与社会问题有了必然的关联。因而，灾异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朝国势的盛衰与皇权统治力度的强弱。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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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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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19)02-0145-04
[收稿日期 ]2019-01-11
[基金项目 ]201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唐代制举与儒学研究”(17XJC751006)；2018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唐代制举选才的儒家意识研究”(18JK0301)
[作者简介 ]田子爽，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科举制度与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薄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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