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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今年长江的洪水问题，报刊已发表了一些成灾原因的论述，多指出上游水土严重流失，中游蓄洪湖泊锐减等，乃关键所在；也有专家、院士认为，早修三峡就好了。9月4日的《南方周末》整版刊登记者专访《陆钦侃眼中的长江防洪》，导读标题为“天灾因素与人祸影响”；“18年前《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提出的诸项任务，迄今尚未完成。”陆是水利水电与防洪规划的老专家，40年代到美国参加过萨凡奇的三峡计划研究，从50年代起，一直参加三峡工程的规划论证。我认为陆的这个长篇谈话，真正涉及到长江防洪问题的要害，即水利部门如认真执行了自己原定计划，今年的水灾并非不可避免。
今年长江洪水形势，上中下游都同1954年相似，但洪水总的来量比1954年少，宜昌、汉口、大通的最大流量、最高水利和超过警戒水位的天数，都不及1954年。有些河段及沙市、监利、城陵矶、九江、湖口等城市的水位，则高于1954年。
有史以来，长江是一条具有很好的自调蓄泄功能的河流，洪灾并不很严重。宋以前有九穴十三口南北分泄调蓄洪水，演变到本世纪，仅存南岸四口。国民党统治时期，听任湖泊长期淤积，盲目开垦湖田，湖泊调蓄作用大减，导致水灾严重。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似乎认识到这个教训，但“蓄洪垦殖”的水利方针，以及“以粮为纲”战略，“要超纲，开湖荒”，导致围湖造田日趋严重。长江中下游原有大量湖泊，1954年通江湖泊共计15329平方公里，到1980年仅存6605平方公里。如湖北的洪湖、西凉湖、东西湖等通江湖泊的湖口全被堵塞了；洞庭湖、鄱阳湖都新增围垸，减少蓄洪容量近半。长江两岸新建很多码头港口，直至河床乱建工程，扩大居地，长期不加强控制管理。长江流域上游本是关内森林覆盖最高地区，自“大跃进”大炼钢铁乱砍林木以来，森林植被一直遭受破坏，导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增加40%～50%，泥沙下泄，河床壅高，湖泊淤积。
1954年洪水之后，为解决长江防洪问题，水利部门一直催促三峡工程上马，认为这是最有效的一劳永逸之法。这时我在电力部主管水电建设，很不同意这种意见，曾展开一场关于三峡的争论。1956年3月我向中央写的有关报告中，这样谈到长江防洪与三峡的关系：“防洪本身也必须是综合规划，即干流水库、支流水库、湖泊洼地蓄洪以及堤防工程，四者不能偏废；应根据条件，见效快慢，逐步提高防洪标准。”
1958年1月，中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曾否决了三峡工程尽快上马的意见。3月间，周总理率领各有关部门领导和大批专家查勘三峡，讨论三峡和长江防洪问题，听取各方意见。随后召开的中央成都会议上，由周总理方持起草，通过了一个决议：《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我曾列席这次会议并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意见》第四项是有关长江防洪问题：“长江较大洪水一般五年可能发生一次，要抓紧时机分期完成各项防洪工程，其中堤防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加固，中下游湖泊、洼地蓄洪排渍工程等，决不可放松。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记得这最后一句话是我加上去的。成都会议通过的三十几个有关“大跃进”、总路线的决议和文件，如过眼烟云，早被世人忘却，唯独关于三峡这个决议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以后，60和70年代的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不论水利部门怎样催促三峡上马，毛主席和周总理直到去世之前从来没有过首肯之辞。
22年之后的1980年，发生过一次洪水。水利部根据国务院要求，召开长江中下游五省一市防洪座谈会，经讨论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报告》中说：“从实际出发，长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是，遇1954年同样严重的洪水，确保重点堤防安全，努力减少淹没损失。”从而定了五项措施：“(1)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提高，以扩大洪水泄量。沙市由44.67米提高到45米，湖口由21.68米提高到22.5米，南京定为10.58米，上海定为5.1米。其他堤防，各省自定标准。(2)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要求荆江分洪区、洞庭湖区、洪湖区、武汉附近区、湖口附近区，共分洪500亿立方米。(3)停止转垦湖泊。(4)整治河道，扩大泄洪能力。(5)加强防汛。按照以上措施，在十年内安排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34项，需投资48亿元。”
我国1979年平反复职的，当年就卷入三峡上马的争论。1982年3月，我从电力部退下来时，见到财政部的一个文件，尖锐批评水利部门乱用投资及一个水库工程问题严重等情况。于是我向中央写了一份《对水利工作的意见》万言书。同年7月，国务院召开的水利讨论会上，此件作为会议头号文件印发了。我的意见书中谈到，水利部门的防洪指导思想，多年来存在以下问题：
1.江河防洪标准要求过高，要在短期内解决力不胜任的防洪任务，而不是根据具体情况作经济比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却因围湖围滩和河道洪障不加控制，以及泥沙淤积等原因，使一些重要河道排洪能力有所下降（如淮河目前已低于1956年）。
2.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据调查，近年全国水土流失更趋严重，黄河、长江泥沙都在增加。在水土保持工作中，也是重工程措施而轻生态保护。“水土流失关系民族命运”，这恐非危言耸听。
3.重水库蓄洪，轻湖泊洼地分洪、滞洪。一方面热衷于修防洪水库，不惜淹没损失，劳民伤财；另一方面，原有分滞洪水的湖泊洼地，长期以来注意不够，措施不落实，洪水来临，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且有的围垦日增，如淮河的城西湖蓄洪区、海河的文安洼、东淀等都已成田，长江中游的湘鄂两省尤其严重（洞庭湖已较解放前缩小40%）。不适当的依靠水库防洪的思想，以及水库的防洪如何同综合利用更好结合，仍然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4.重蓄轻排，重水库轻堤防与河道整治。1954、1956、1958、1963、1975、1980、1981年各年大水，几条大江大河还是主要靠堤防防洪。堤防与分洪，是中外古今行之有效的最主要的防洪办法（至今美国也是这样），相信21世纪以后也必将如此。令人担心的是，现有堤防质量问题还不少，遇到较大洪水要临时抢险；河滩造林和阻水建筑物影响行洪，比较普遍，长期得不到解决。
5.重防洪、轻除涝。我国水灾最严重的100平方公里平原地区，内涝十分严重，对农业威胁很大。即使提高了防洪标准，堤防未决，仍然会有严重涝灾。1954年长江洪水，受灾面积中，渍水内涝及先涝后洪约占80%。1980年亦与此相似。此种情况，即使建成三峡大库，也是不能解决的。海河、淮河等平原地区，除涝标准都还很低。
我的意见书的末尾，有几点具体建议，如水利工作应回顾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莫护短，这样才能实事求是，走上正道。主要是彻底清理30年来“左”的思想，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对此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扎扎实实抓下去。防洪方针应切实际，着重发挥和加强现有防洪工程和措施的作用，以堤防为主，充分利用原有的蓄洪、分洪、滞洪工程。
80年代，水利部领导方面最关心之事仍在三峡上马，上述《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所定措施，并未抓紧一一落实。因此，1990年7月，姚依林副总理在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结束时，特别讲到：“长江自1954年以来已有三十多年没有发生全流域的大水。天有不测风云，要居安思危，早筹良策。当前要继续抓紧1980年平原防洪方案（指前述《报告》中的部署）的各项工程和非工程措施的建设。”深为遗憾的是，1980年所提“十年防洪部署”一再拖延，已经18年了，未能落实。以堤防而论，当时安排的荆江大堤、武汉市堤、无为大堤、同马大堤，以及其他堤防的加固加高，护岸培修、洪道整治等工程，至今尚未完成。1995年讯期，长江干堤曾发生险情2562处；1996年汛期，继续暴露堤身未达标及堤质诸多隐患。今年大水，又发生渗漏、管涌、塌坡、涵闸等几千处险情，甚至决口成灾。加强堤防并非大难之事，这只能说，主其事者志不在此。于是洪水来临时，只得动员群众，调遣部队，千万人紧急抢险。这就是七八两月电视中，天天出现的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场面。我们就事论事（不谈这些场面包含的种种伟大意义），这种抢险既劳民又伤财，且达不到质量要求，汛后还要返工重修，真是既不合理，又不经济。我国的堤防主要问题是老化失修，应当认真进行加固和必要加高。我们可以修建高达百米的坚固土坝，一二十米高的堤防会有什么困难呢？三峡开工后，每年成百亿投资，前述《十年防洪部署》的48亿元投资，是不是国家拿不出来，还是不去使用呢？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常发生大洪水，干流上没有修一个水库，而是靠堤防作为防洪的根本措施，遇大洪水时，没有听说过要动员多少人上堤抢险之事。
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防洪主导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管理；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重大江干流，轻支流小河；重下游轻上游。三峡水库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四川来水，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对武汉不起什么作用，如1954年型洪水所受淹没损失，只能减轻5%左右。1954年6、7、8三个月上中游来水总量中，宜昌以上来水只占45%。1954年溃口分洪成灾水量1023亿立方米，中下游原防洪部署加固加高堤防后，其中一半可由河道下泄，另一半还得靠分蓄洪区解决。三峡水库形成后，按175米水位，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过100～200亿立方米（这个数目相当于中下游堤防加高一米后，河道下泄的流量）。何况175米方案遗留问题极多，主要是泥沙淤积对重庆的影响，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水位控制在160米。
近年长江中下游水灾频繁。1995年受灾农田6916万亩、人口7489万人，死亡1302人，直接经济损失592亿元。1996年（6、7月份统计）受灾农田7305万亩、人口70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700亿元。这两年洪水都比1954年小，但灾情却比1954年重。今年灾情当然更重。因此，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长江的防洪问题，几十年来，许多专家学者、社会名流提过许多切合实际的意见，不赞成水利部门那种舍近求选、舍易求难的想法和做法，可惜都未引起重视，连姚依林副总理的话也白说了。经过今年这场大水，水利部门应当认真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了，应当改弦易辙，回船转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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