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研究毛泽东诗词版本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诗词论文,意义论文,版本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4 ［文献标识码］A
早在1993年，广西一位学者就提出要重视毛泽东诗词（以下简称毛诗）版本的研究。他提出毛诗“版本学”的研究课题，是很有见地的，可惜没有展开论述（注：参见苏桂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毛泽东诗词大典》李人凡的序言。）。这些年来，报刊发表了若干研究毛诗版本的文章，2000年8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李晓航编的《毛泽东诗词书目提要》。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算多，更谈不上有了毛诗的版本学。可以这样说，在对毛诗所作的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中，毛诗版本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
（一）研究毛诗版本有助于辨别传抄的毛诗的真伪
毛泽东一生创作过许多诗词，而经他本人手定正式发表的却不多：1957年1月至1963年12月先后分5次发表了37首，1976年1月发表了2首，总共发表了39首。
在报刊出版物上出现过不少根据抄件而发表的毛诗。1957年1月以前，报刊上刊载过传抄件的毛诗近10首，其中大多数由毛泽东亲自订正后于1957年正式发表了；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民间的各种非正式出版物曾经刊载过20多首“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绝大多数经查证为误传，并非毛本人的作品，另有少数几首传抄诗需要辨别真伪；1978年以来的20余年里，报刊出版物上又出现了一批传抄的毛诗，中央有关部门也根据抄件发表了几首毛诗。
对于那些既非毛泽东生前审定、又无毛的手迹佐证的毛诗抄件，首要的问题是辨别它的真伪。因为既然有传抄的毛诗，那么传抄中就可能抄录别人的诗。怎样辨别真伪呢？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对抄件的版本作深入的研究，考察版本的来历、考察同版本相关的人和事，以求得佐证。
中央有关部门考证毛泽东的《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是考证毛诗抄件版本十分成功的例子。该诗最早非正式地发表在1947年8月1日出版的冀鲁豫解放区部队的《战友报》上。编者在按语中只是笼统地说：“这里搜集到毛主席在长征中所作的两首诗词”（另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至于怎么“搜集”到、从哪里“搜集”到的，则没有说明。而且在注释里把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和背景也误写为是在腊子口战斗后毛泽东发给彭德怀的一份电报。1957年2月，一家杂志编辑部给毛泽东写信，请他校阅并准予在该刊上发表这首诗。毛泽东则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是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这首诗到底是不是毛泽东作的呢？中央有关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作了十分认真的考证。他们查阅了此诗的受赠人彭德怀的自述，查阅了老将军黄克诚悼念彭德怀的文章，查阅了伍修权的回忆文章，向杨尚昆、王震等领导同志作了调查。在得到这些当事人和熟知内情的人的旁证材料以后，才确认该诗出于毛泽东的手笔已无问题。[1]于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将这首诗收入。
香港学者刘济昆考证毛泽东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两首七律《读报有感》也比较成功。刘先生从“文革”期间非正规出版物上得悉毛泽东的两首七律《读报有感》：一首的起句是“反苏忆昔闹群蛙”，另一首的起句是“托洛斯基返故居”。刘先生长期未考证出其真伪，而且认为是伪作，原因有二：一是“文革”初期流传不少伪作的毛诗；二是这两首诗艺术性不如毛氏其他诗词。直至1990年年底，他看到了《董必武诗选》上载有董的两首与毛诗相关的和诗，在找到这样权威性的旁证材料之后，才认定毛泽东的确写过这样两首诗。[2]这种认真研究版本、考证其真伪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刘先生当时限于资料，考证尚不充分。后来披露的材料表明，刘所得到的传抄件，与原作在字句上有一些差异。
因为不重视对版本的研究，而将传抄件中别人的作品当作毛泽东作品的事情时有发生。笔者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举了两个例子加以说明。[3]
一个例子是所谓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诗作《咏蛙》。该诗最早是由1987年7月17日《羊城晚报》发表的一篇不足200字的短文“披露”的。此后，许多报刊出版物将该文中提到的咏蛙诗，当作毛泽东的诗作加以传播。尽管有人写文章指出咏蛙诗不是毛的作品，我国古代早就有过内容和形式都相似的咏蛙诗，但是许多人还是相信毛泽东作过咏蛙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未能对该诗的初始版本作认真的研究：该诗的来历如何，披露该诗的人究竟是怎样知道毛泽东写过这首诗的？他既不是毛泽东作诗的见证人，也未交代是从何人那里、从何处资料中得知此诗的。他在文中提到毛的入学考试一事，据当年的东山学校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考题虽是“立志”，然而考的是做文章，并非诗赋。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仅凭这样一篇故事性的文章就确信毛泽东写过咏蛙诗呢！
另一个例子是所谓毛泽东晚年填的一阕词《诉衷情（父母忠贞为国酬）》。现在它已经被许多鉴赏毛泽东诗词的册子所收录。实际上，它根本不是毛泽东的作品。这只要仔细研究这首词初始版本所持依据就可以明白。这首词最早见之于1986年10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毛泽东故事》。作者舒群在书中讲到引录这首词的依据时说得很清楚：它是得之于传闻，“无法查对核实”的。后来，一位与舒群熟识的同志写了一篇书评，明确指出：“舒群同志在这篇小说里，引用了当时流行的误认为是毛泽东的一首词：‘父母忠贞为国酬……（笔者略）’。毛泽东同志的晚年确实写过一些诗词，但上引的这一首却已证实完完全全不是出自他的手笔。”[4]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根据可以确认毛泽东写过这首词。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陈晋曾经肯定地指出：“该词已经证实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手笔。”[5]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新收毛泽东17首诗词，其中6首注明是根据抄件刊印的。一些读者，包括学者、毛诗爱好者，对这6首诗中的两首五律《张冠道中》、《喜闻捷报》是否是毛的诗作提出了质疑。（注：公木生前曾对《五律·喜闻捷报》一诗存疑，指出：“反复吟诵，颇启疑窦。细衡文义，似或有误。”他指出了三个可疑之处，因而对此诗不作赏析。见公木著《毛泽东诗词鉴赏》，长春出版社1999年1月版。对两首五律诗质疑的文章还有：丁毅、李景芳《〈毛泽东诗词集〉误收入他人之作》，载北方文艺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的诗词世界》；郭发明《谈毛泽东两首五律的真伪问题》，载《百年潮》2000年第2期；方磊《〈五律·喜闻捷报〉是毛泽东诗作吗？》，载《党史文汇》2000年第5期；朱康倬《毛泽东诗词集中几首“根据抄件刊印”的诗质疑》，2000年10月提供给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济南年会的论文。）这两首五律是纪实性的诗，而诗（包括诗题、小序）所表达的内容同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的实际经历不符。据此，学者、诗人公木先生推测：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否可能误把别人作品转录下来，混淆了”[6]。笔者希望看到《毛泽东诗词集》编者的文章，公开说明所据抄件及其考证的情况。
对传抄的毛诗版本进行研究，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考证它的真实性、可靠性。如果不作认真考证，那么，就有可能误将别人的诗词当作毛诗。果真那样，对这些所谓毛诗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等等的研究，统统都会成为无稽之谈。因为它们根本同毛泽东沾不上边。
（二）研究毛诗版本有助于了解毛诗所发挥的社会历史作用
毛诗，由于它的作者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所处的重要地位，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先进的思想性、高超的艺术性，一经发表，所起到的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因而，搜集各种毛诗的版本，研究它们发表的日期、载体、发行范围和数量，搞清毛诗传播的时间和空间，有助于了解毛诗在社会历史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要重点搜集和研究1957年1月以前的各种毛诗版本。因为1957年1月毛诗18首的发表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从那以后发表的毛诗，在中国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容易弄清楚的，而搜集、研究1957年1月以前毛诗的各种版本却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
据笔者搜集到的资料，1957年1月以前的毛诗版本很多（均为发表在报刊上和编辑在书籍中的）。为了说明毛诗在这一时期的传播情况，现将若干重要的版本列举如下：
1937年3月北平进步青年编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西北印象记》）一书刊登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以下简称《长征》）。这是出版物上第一个毛诗版本，基本忠实于原作，传播很广泛。该诗刊登在书的封三上，竖排，每行1句，共8句，无标点。诗前标题为《毛泽东所作红军长征诗一首》。诗稿是由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提供的，毛泽东1936年秋曾将该诗抄给了他。发表的长征诗稿，与毛泽东的原作一致。《西北印象记》一书初版印了5000册，以后有许多翻印本。抗战初期上海报纸上出现的长征诗，也许就来源于此书。
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的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中引录了毛泽东的《长征》。这即是1938年2月上海复社出版的该书中译本《西行漫记》所引录的毛诗。这是毛诗的一个重要版本。诗的字句，与《西北印象记》中的相同。该诗随着《西行漫记》的大量发行而得到广泛传播。
1941年12月5日上海出版的文学刊物《奔流新集之二·横眉》刊载了《清平乐·六盘山》（以下简称《六盘山》）。这是该词第一个公开的版本。刊载该词的刊物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主办的。该词被刊载在刊物的第17页上。编者为毛词拟的题目是《毛泽东先生词（长征时作）》。词的字句，与现今通行的同首词相比较只有很小的差异，比较接近毛的原作。可惜的是，刊载该词的刊物，当年因突发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而大部分被毁弃，只有少量得以流传。
1942年8月1日新四军主办的《淮海报》附刊《文艺习作》上的文章引录了《长征》、《六盘山》。该文题目为《两首诗》，作者署名昌平。引录的《长征》诗，字句与原作比较有几个字的差异，明显属于排印错误。《六盘山》词题为《长征谣》，是以歌谣形式出现的。笔者未能看到当年出版的原物，只是从文学家阿英1942年8月20日的日记所抄录的文字而得知的。[7]毛诗的这一版本，表明了毛诗在南方革命武装新四军中流传的情况。《六盘山》词的歌谣形式是怎样形成的，尚不知晓，有待深入研究。
毛泽东《沁园春·雪》（以下简称咏雪词）的版本最多。1945年11月14日的《新民报晚刊》上首次发表了这首词，标题为《毛词·沁园春》。由于是根据传抄件发表的，有几处讹误。重庆《大公报》于同月28日转载《新民报晚刊》上的毛词，同样有一些错字。1945年11月29日重庆出版的进步刊物《客观》周刊第8期，鉴于各报登载的毛词有错字，郑重、醒目地刊出了经过订正的毛词，并署上了词作者“毛泽东”，题作“沁园春（吟雪）”。（见左下附图）。这是自毛词刊布以来，第一个没有错字的版本。然而，有错字的版本仍在流传着。1946年3月22日江苏淮阴出版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上发表的锡金的文章《咏雪词话》（重庆《新华日报》于同年5月23日全文转载）、1946年7月上海《周报》第46期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都引录了咏雪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一些出版物，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许多出版物，也刊载过咏雪词。尽管这些引录和刊载的毛词或多或少都有讹误字，但起到了广泛宣传毛词的作用。1950年2月新华书店出版的萧三著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第二版，书中插页就是毛泽东咏雪词墨迹。1951年1月8日出版的《文汇报》附刊，由柳亚子公布了毛泽东咏雪词另一墨迹。上述两幅墨迹的原件，都是毛泽东抄赠给柳亚子的。从此，咏雪词真正的古本得以广泛传播。
1945年11月29日出版的重庆《客观》周刊第8期发表的“沁园春（吟雪）”（影印件）。
1948年7月1日，东北解放区出版的《知识》杂志第7卷第6期刊载的锡金文章《毛主席诗词4首臆释》，介绍了4首毛诗：《西江月·井冈山》（以下简称《井冈山》）、《长征》、《六盘山》、咏雪词。这是毛诗的一个重要版本。这4首诗词的后面3首，在此之前都曾在出版物上出现过，而《井冈山》，据现有资料它是首次见之于出版物。锡金文章引录的4首毛诗，同原作相比，只有个别文字的不同。《知识》杂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主持出版、东北书店发行的，发行量很大，这使得4首毛诗广为流传。后来，东北的《哈尔滨日报》根据锡金的文章，改编成一篇《毛主席诗词三首》，介绍了除咏雪词以外的3首毛诗。1949年8月2日出版的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哈尔滨日报》的《毛主席诗词三首》。
1949年5月冀东新华书店印行、关青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刊载了毛泽东的《六盘山》词。这首词刊于该书的第1页，题为《咏红军长征》，竖排，分上下两片，无标点符号。字句与原作几乎无差异。在词的末尾注明了作者。该书初版5000册，以后又有再版本。
1949年8月新华书店出版的萧三著作《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引录了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长沙》。这是该词见之于出版物的最早版本。词句与后来在《诗刊》上正式发表的基本相同，只有4个字明显属于排印错误。萧三的这部著作发行量很大，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1951年1月23日出版的《文汇报》在第1版显著位置刊载了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标题为《毛主席新词》。毛创作该词后仅仅3个多月就发表了。发表的词，字句与毛的原作相同。这首词随着报纸的大量发行而广泛传播，并被译成外文。
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刊载有毛泽东的《长征》、《六盘山》。这两首诗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级出版社的出版物上，字句经过严格校核。该书系内部发行，印行5万册。
1956年8月3日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发表的谢觉哉文章《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引录了毛泽东的4首词。其中有两首（《井冈山》、《六盘山》）曾经非正式地发表过，另外两首（《西江月·秋收起义》、《如梦令·元旦》）则是首次见之于出版物。《中学生》杂志发行量大，拥有广大青年读者。
以上只是罗列了一些重要版本。事实上，1957年1月以前的毛诗版本还有许多。新中国建立初期，一些地区的中学语文教材中有毛泽东的《长征》诗、《六盘山》词、咏雪词等。这些毛诗版本表明，当时毛诗已进入中学课堂中。
仅从前面提到的重要版本就可以看到，在毛泽东1957年首次正式发表18首诗词之前，许多首毛诗就已在广大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开了。毛诗在我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要搜集、研究国内的各种毛诗版本以外，还需要搜集和研究国外、海外的各种毛诗版本。（注：有一些文章介绍了毛诗的国外、海外版本，如：许铮《毛主席诗词在国外》，载《诗刊》1960年第6期；王丽娜、粟周熊《毛泽东诗词在海外》，载马连礼主编《毛泽东诗词史诗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照君《毛泽东诗词的外文译本》，载《毛泽东思想论坛》1993年第1期；李程骅、李井涛《毛泽东诗词在港台的传播》，载江苏《社科信息》1993年第5期；王丽娜《毛泽东诗词在国外》，载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鉴赏》1996年5月版；赵洁敏《浅谈北图收藏的毛泽东诗词三种译文本》，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3期；胡为雄《毛泽东诗词的外文译本》，见胡为雄编著的《诗国盟主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对于了解毛诗在国外、海外的传播情况，从而了解毛诗在国外、海外发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从研究毛诗传播史的角度来说，我们还需要搜集和研究一些特殊的、区别于报刊出版物上的版本，包括：(1)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赠给同事、战友、亲人、朋友的毛诗（含在书信中赠与的）；(2)经毛泽东审定、同意而在内部印发的毛诗，如《七律·冬云》、《杂言诗·八连颂》等，都在内部一定范围内印发过；(3)毛泽东以电报形式传递的自作诗词，等等。上述几种形式，虽然不是向大众公开的，但可以算是特殊形式的“发表”。这些毛诗，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里得到流传，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因此，对这些特殊版本加以搜集和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研究毛诗版本有助于弄清毛泽东修改自己诗词的情况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同对自己的其他著作一样，始终抱着认真、负责的态度。他的一些诗词作品经过多次字斟句酌，才同意公开发表；有些作品经过多次修改后，他自己仍不满意，不同意发表。即使发表过的作品，他还不断地加以修改，使之更加完善。以上种种情况必然会反映到版本上来。因此，对每首毛诗的各种版本加以科学的比较，就有可能弄清毛泽东是怎样修改自己的诗词的，从而更好地把握他的诗词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从不同版本的比较来看，毛泽东修改已发表过的诗词的事例颇多。比如，1957年1月《诗刊》发表的《念奴娇·昆仑》有这样的句子：“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留中国。”1958年12月毛泽东将最后一句改了，他写道：“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照这一意见作了修改。这一改动，不只是意境的完美，而且是思想的升华。再比如，1957年发表的《六盘山》，有“旄头漫卷西风”一句。1961年9月毛为宁夏同志书写的该词，将这一句改了两个字：“旄头”改为“红旗”（见同年9月30日《宁夏日报》发表的手迹影印件）。“旄头”比“红旗”文雅、古典一些，但“红旗”通俗易懂，色彩鲜明、亮丽，且寓意比“旄头”更深刻。再比如，《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发表时，有一句“千村薜苈人遗矢”。1966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袖珍本《毛主席诗词》时已改了此句中的一个字：“苈”改为“荔”。事后得知，这是1966年4月5日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读者建议而被毛采纳的结果。总之，比较同一首毛诗的不同版本可以发现，毛泽东曾就不少诗词的字句作过修改。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从版本的比较中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曾经发表过的某些诗词的标题、标点符号，又仔细地作过推敲和修改。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那首著名的词，1958年1月首次发表时，标题为《蝶恋花·游仙（赠李淑一）》。该词收入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将题目中的“游仙”二字删去，并把“赠”改为“答”，题为《蝶恋花·答李淑一》。题目的这一修改，表达的意思更为准确，意境也更高了。李寄给毛一首怀念柳直荀烈士的词作，毛词实际上是对李词中的内容的回答。以上讲的是版本所反映的改标题的例子。毛泽东对诗词的标点符号也很重视。《菩萨蛮·黄鹤楼》一词，1957年发表时下阕的标点符号是这样的：“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该词编入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这几句的标点符号已改作：“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首词的前后两稿，一字未动，只是改了两个标点符号，就增添了诗意，使作品所表达的感情更加强烈、深沉。
毛泽东的某些诗词有着字句不完全相同的手迹。这些手迹相继公开发表后，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比较这些版本，也能够得知毛泽东对自己诗词斟酌、修改的情况。《贺新郎·别友》一词是毛泽东青年时期的作品，毛生前未发表。现在，该词3件不同的手迹已经分别发表了。比较这3件书写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手迹，可以发现字句有变动，反映作者的思想境界有变化，诗的政治色彩变得浓厚了。毛泽东1963年1月书赠给周恩来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墨迹，在毛逝世后发表了。拿这幅墨迹与1963年12月编入《毛主席诗词》中的同首词相比，有几处重要改动。修改后，诗词的思想性、艺术性进一步提高了。
在比较同一首毛诗的不同版本时，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这里试举一例。1982年9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阿英的《敌后日记》。有人看到其中1942年8月20日日记所记载的《长征》诗、《六盘山》词，同后来毛泽东手定发表的相比，有文字上、形式上的差异，就推断日记中抄录的两首诗词是毛诗的原作，是初稿。（注：参见《社会科学报》1992年5月21日刊载的史牛的文章。）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之所以作这样的推断，是没有对两诗版本源流情况作深入的研究，他们不知道在1942年之前，有关报刊上已经有过《长征》诗和《六盘山》词，那才是源头版本，最接近于原作。而1942年新四军主办的报纸所载两诗（阿英日记所录）发生在其后，不是最初的版本，因而不可能是毛诗的初稿。1942年版本与原作的差异是别的原因，诸如传抄或排印错误，有人改编等原因所造成的。这个例子说明，对版本的研究必须讲究科学性，来不得半点主观臆断。
综上所述，对毛诗版本开展深入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有助于辨别毛诗传抄件的真伪，有助于了解毛诗传播的历史及毛诗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有助于弄清毛诗的修改情况。可以这样说，它是整个毛诗研究中一项带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忽视毛诗版本研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毛诗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