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生物谷”区域经济模式的意义及其实施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区域经济论文,途径论文,意义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云南省省委和省政府提出“建立绿色经济强省”的目标，这里的“绿色经济”是指依靠云南省具有比较优势的生物资源，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实施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并在所有行业中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生产”，以实现云南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华生物谷”是一项类似于美国“硅谷”的现代生物科技产业工程，以云南省丰富的生物资源为基础，以生物高科技为依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综合性生物科技产业。这一决策的意义，值得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角度加以认识。
在环境—经济意义上，绿色经济是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层面加以界定的。它是指在不破坏生态环境、并往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且能更有效地发挥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可持续性经济活动。
“生物谷”区域经济模式中的生物谷与“中华生物谷”工程中的生物谷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后者是一项科技产业的名称，其中的“谷”是用以表征它是属于美国“硅谷”类型的产业。而前者则是对一个区域经济的自然资源与地理特征的抽象，“生物”是指生物资源，“谷”是指山区与丘陵地区的自然地理特征。云南地处亚热带和暖温带，高山耸峙，沟谷密布。山高谷深，形成了差异明显的气候多样性、生物物种多样性、自然景观多样性。“生物谷”概念相当准确、鲜明而且完整地概括了云南省自然地理和资源特点及其内在关系。很显然，将云南省计划和期盼的以生物资源开发创新工程为主体的绿色经济称为“生物谷”经济，是很确切的。
1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理解与“生物谷”经济
在现实生活中，对可持续发展概念一直存在着两种理解和两种处理。
一种是着重于从环境制约与限制的角度去理解和处理可持续发展概念。其基本逻辑是：鉴于传统的工业化过程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从而使人类的发展变得是不可持续的，为了不重蹈西方发展模式的覆辙，必须对传统经济活动中的破坏环境的成分进行限制与控制。
另一种是着眼于从创新的角度去理解和处理可持续发展概念。通过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去开拓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性的和更为高效益的利用，从而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取而代之。
依据第一种理解和处理，经济发展的途径与方式的可选择性将会变狭，所获得的经济糕饼将会变小，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将部分是消极和负面性的。依据第二种理解和处理，经济发展将会沿着另一种新的轨道行进，并将开辟出另一片新的广阔天地，由此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果将是积极和正面性的。但从流行程度、实际影响、以及研究的深入性等角度看，第一种理解和处理高于第二种。这一状况，一方面与可持续发展的经典定义（即布伦特兰报告中的定义）有关，——在那里，采用的是一种限制性表达方式（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人的需求”），而不是一种更为正面的倡导性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在学术上，采取第一种理解和处理是较为讨巧的做法，而采取第二种理解和处理则有着相当的难度。
对可持续发展概念，发达国家已渡过环境危机阶段，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其国内发展方向是以对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性理解和处理为基础的。它们对环境的关心更多地偏重于国际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可以认为，这两种理解和处理的选择对发达国家本身的发展无碍，但对发展中国家则是至关重要。如果选择限制性理解和处理，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陷于一种两难困境，即“既难于贯彻，又难于坚持”。因为单纯的“限制”只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更慢，从而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难于坚持”，是因为人民为了发展，将不得不放松与放弃那些“限制”，从而回归到旧的发展模式，并不得不付出比西方国家更大的环境代价。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当而且必须更为重视的是对概念的第二种理解和处理。
云南省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战略设想及其“生物谷”经济模式，为中国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一个高度创新性的范例。
“生物谷”经济模式具有“高度创新性”，它突显了云南省的自然资源特点和优势，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方向。对处于发展起始阶段的区域经济，这些比较优势主要表现为区域的自然资源和其它背景因素的优势。显然，云南省的“生物谷”不同于海南省的“生物岛”，更不同于中国东部的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中国西北部的草原与荒漠。云南省不能选择平原经济模式来经营它的生物谷。否则，它的生物谷这一特色将不是优势而是劣势。回顾历史，云南省经济长期发展迟缓，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它沿用了中国东部区域经济模式有关。云南省也不必采用海南省的“生物岛”经济模式，而应该是创立自己的“生物谷”经济模式，使自然资源特点，全面、充分、高效益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应当看到，云南省在开拓和发展“生物谷”经济时，尚无现实的国内外榜样可循。这样，云南省在实现“生物谷”经济时，必然需要一系列独立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生物谷”经济带来的经济成就、制度成就、技术成就，将使“生物谷”经济模式能在实践与理论上得到全面确认。这将是中国在大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一个真正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创造。
2 “生物谷”经济模式对中国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生物谷”经济模式对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可以表现为示范价值、参考价值、思想启示价值。前二种是针对中国山区与丘陵地区而言的；后一种是对中国所有的区域经济而言的，它具有普遍性。
示范价值，针对中国有着与云南省相似的自然地理和资源特点的地区如：贵州、广西、湘西、川南、西藏东部，甚至还可辐射福建、浙江、江西等省的山区。云南省“生物谷”经济模式的成功经验，都可以直接被这些地区所引用。另外，云南的“生物谷”经济模式对于与云南、广西相邻的缅甸、老挝、越南等国的北部山区，也有直接的示范价值。
参考价值，主要是针对长江以北的中国山区。这些地区包括湖北的神农架地区，豫西山区，安徽与河南交界的大别山山区，川西、陕南、山西、甘南、甚至还可包括部分黄土高原地区。当然要使云南的“生物谷”经济模式在这些地区起直接的示范作用，可能是困难的，但起参考作用则是完全可以也应当做到的。
云南“生物谷”经济的核心思想是将地区的资源特点转化为持久高效的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经济优势。这一思想启示价值，无论对生物谷地区还是对非生物谷地区，均能适用。
2.1 如何认识与评价资源之特
每一地区都会有其资源特色。对于同一资源，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价值评价。山地和丘陵，当从发展平原农业和经济的角度来评价，它被认为是劣势，但当从利用生物多样性资源、发展特色经济角度来评价，则成为一种平原难以比拟的优势。再如中国西北的干旱荒漠地区，从传统的东部农业和经济的角度看，无疑是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但这一地区洁净的能源资源（太阳能与风能）以及干旱的气候，对于发展无菌产业和工厂化经营的绿色产业来说，则又是一种优势。这说明，对于自然资源的认识，首先应抓住其特色，要突破传统巢臼，从一种新的角度去发现这种资源特色的功能和价值优势。
2.2 如何寻求这一资源之特的市场前景
从经济学角度看，仅仅认识资源之特的功能和价值优势，仍不算为真正的经济优势。需要做的是，寻求能体现这一资源之特的商品表达方式并评估市场对这一商品的需求前景。商品是否有重大的潜在市场前景，应是判断一项围绕资源之特的经济生产活动能否获得成效的基本依据。只有把资源之特落实于具体的具有重大市场前景的商品上，那末资源之特的功能和价值优势才能真正转化为经济优势。
2.3 如何寻求体现资源之特的商品技术实现
这是将资源特色最终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最后一个条件。由于立足于资源之特的商品或是传统产业不能生产的产品，或是传统产业产品的替代品，因此这些产品的生产必须仰仗对生产体系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这就是说，资源之特的商品能否通过恰当的技术与管理制度来实现，是决定这些产品的经济效益大小的基本保证。
云南省“生物谷”经济模式，无论狭义地就其具体内容而言，还是广义地就其蕴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质而言，都会对中国现在大力推动的西部开发工程极为有益。中国西部开发的得失与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新的开发思路。“生物谷”经济模式正是可以激发与拓展有关思路，并给予启示。
3 云南省“生物谷”经济模式的实施途径
要将云南省“生物谷”经济模式由理想变为现实，还需逐次解决一系列问题，并从解决问题中开辟实现这一经济模式的途径。
3.1 利用“生物谷”的两种自然资源优势
云南省作为一个生物谷，它具有“生物”优势与“谷”优势。生物优势，即生态系统物种基因的多样性；所谓“谷”优势，即气候、地形、地貌的多样性。现在，人们看重的基本为生物优势，而“谷”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然而，从地植物学、植被地理学、和生态学的观点看，大体上，“谷”优势是生物优势之因，“生物”优势是“谷”优势之果。因此，在人类对“生物谷”的自然资源利用，应同时关注和发挥这两种优势的价值。就“谷”优势的价值而言，它不仅导致了本地生物多样性的进化，还在于它为广泛引进受传播条件阻隔的外地生物资源创造了条件。在实践上，“谷”的优势意味着云南省可以将世界各地的有价值物种尽可能广泛地引入，使云南省不仅是自身的生物多样性的创造者，而且是中国的一个物种引种、驯化的重要基地，从而做到在生物资源方面“人无我有，人有我亦有”。
3.2 云南省“生物谷”经济的产业构成
为建立“生物谷”经济，云南省现有的经济结构必需进行一番调整与转型。一个恰当的经济调整策略应当是“发展新的优势，不丢弃现有的优势，并使整个经济绿色化”。发展新的优势，就是以获取尽可能大的产业——市场效益为原则。根据云南省地理和生物资源特色，应逐步以特种种养业为主替代过去的以粮食生产为主，应优先发展生物产（制）品和加工业与天然药源制药业，优先发展风景旅游业；不丢弃现有优势，就是对现有经济结构中占有重大份额的、既体现地方资源优势又继续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产业，如烟草业与采矿业，尽管它们有着负的社会与环境外部性，但仍应允许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发挥经济作用。更毋论那些经营良好且有前景的化工产业、机电产业、信息产业、建材产业。“使整个经济绿色化”，既是对资源依赖型产业而言，也是对非资源依赖型产业而言，其目的不仅为了避免对生物谷资源环境的威胁，而且使云南经济在国内与国际上具有高度的竞争力。比如烟草业应开拓新的工艺与配方，生产出传统烟草制品的非燃烧型替代品，采矿业应将采矿、生态重建、种植、旅游或其它经济使用综合为一体。
3.3 环境质量是云南“生物谷”经济的生命线
没有生态保护，就不会有云南的生物谷资源；没有以反污染为核心的环境保护，就不会有绿色生产与绿色产品；没有高的生态环境质量，就不会有高的生物资源质量、景观质量，就不会有兴旺的生态旅游业；没有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生态旅游业，云南的“生物谷”经济、绿色经济、以及它的市场优势等，一切皆成为空话。生态环境质量对云南经济发展的基础重要性，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近几年来，欧盟国家食品污染事件不断发生，如英国的疯牛病、比利时的二恶英等。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欧洲背景环境（主要为土壤）受到污染。这一现象在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以至一些环境保护人士呼吁要“洗土”。欧盟食品污染问题，从反面提醒，珍视和保护云南尚未被污染的天然环境是何等重要。在国际贸易中，以技术性贸易壁垒（TBT）为特征的贸易保护手段， 其影响愈来愈大，国际贸易中的环境规则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些规则广泛涉及到贸易品的内在环境品质、外包装材料，甚至还涉及产品的生产过程。法国即使面临欧盟的干预，仍坚持以疯牛病为理由对英国牛肉进口进行抵制。这充分说明了环境规则的贸易保护作用。有鉴于上述教训，云南在开始实施“生物谷”经济时，就应将生态环境质量放在首位。否则生物谷经济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4 生物资源开发技术的选择
生物资源开发技术，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即：①天然生物资源的采集与捕获；②天然物种的驯化，定向培育及利用；③天然物种的基因利用。就云南的现状而言，生物资源开发技术并不适用于云南的生物谷经济。如果继续采用第①类技术，将不是对生物资源的利用，而是对生物资源的破坏。因此，能够适用于云南“生物谷”经济的是第②类与第③类技术。在具体进行生物资源开发技术的选择时，应当注意：强调最适技术，而不是一味的高技术，警惕高技术的陷井。
最适技术包括着技术的可获得性、技术推广的可行性、技术产出的市场前景、以及成本—效益状况等各方面要素。对于一个区域经济来说，高技术固然重要，但最适技术更宜于在更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并激励人们对它们的再创新。最适技术主要体现于第②类技术。这类技术已经经历过人类成百上千年的开发历史，它们的主要概念与方法已被人们所熟悉，技术成果既成熟又丰富。可以预见，正是这些技术在云南生物谷经济中有着最为广阔的应用空间。
生物高技术，主要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应予鼓励和支持的发展方向。但对于这类技术的成果的应用，一定要谨慎。人们对新事物的完整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欧盟国家对美国转基因产品的抵制，正是出于这种谨慎。因此，云南在实施生物谷经济时，要警惕生物高技术的陷井，不必把过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于有争议的、没有明确、可靠的市场前景的高技术生物制品开发。
3.5 发展有云南特色的洁净能源
对于任何类型经济，能源皆为其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云南省并不具备化石能源优势。即使有一定储量的煤炭资源，也并非优质煤种。况且，燃煤污染是当今全球大气污染的首要因素，中国西南部现已成为燃煤引起酸雨的一个重灾区。因此，无论从资源储量上看，还是从环境保护角度看，云南省的能源建设应当开辟新的途径，而应是洁净能源途径。
云南省可以选择的洁净能源有太阳能、风能、水能以及生物质能。这些能源能否成为云南的基本能源，则取决于它们的可获得性与它们的稳定性（或人工可控制性）。就云南的自然地理条件而言，太阳能与风能，既非是云南的优势自然能源，又是人工难于控制。水能与生物质能却是云南的真正优势，且有相当成熟的控制方法（如水力发电、生物质能的液化与气化）。因此，后二者应是云南省洁净能源的主要选择。
现在云南省洁净能源的使用，更多地倾向于水能开发。这是需要引起注意与纠正的。国际发展经验已经证明，尽管水能是洁净能源，但是水电工程却具有多方面的负生态外部性，如造成区域性天然地理的破坏、区域性动植物多样性的丧失、还可能会对生态景观（旅游景观）的破坏。因此，它现在已不是洁净能源开发的首选。相反，一度被忽视或轻视的生物质能，则日益受到重视。应当说，生物质能开发对云南省来说，比水能更具重要性：①云南省的生物质原料极为丰富，它既可来自天然，也可来自人类的种植业，而且在云南省向生物谷经济转型后，一切生物产业的废弃物都可成为生物质能开发的原料；②云南温湿的气候条件，特别适宜于生物质的气化技术；③云南省有相当多少数民族地区与贫困地区，人群居住地相当分散，如采用外部输入水电能或化石能源的方式，成本是相当高的，如能就地开发生物质能，或使之转化为电能，则成本相对较低，且易于推广；④生物质能不会造成生态破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自然与人工生态。因此，生物质能应成为云南洁净能源开发的首选。
3.6 把握生物谷经济中的产业关联性
一个经济中的产业关联性，是决定这一经济的结构、布局、技术配置的条件。就生物谷经济而言，将有三种产业关联性：①生产链意义上的，即一个产业的产品将成为另一个产业的原料，如特种生物种养业与生物产品加工业与制造业之间；②生产功能相互渗透意义上的，即一个产业在提供其主产品的同时，又可以与另外一种产业相结合，从而提供新的服务，如特种生物种养业，除输出生物产品外，还可与当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相结合，提供旅游服务；③物质再利用意义上的，这就是使一个产业的废弃物能作为资源而被再利用，这一点在生物谷经济中特别重要。一般的生物产业的废弃物都具有可利用性（至少作为生物质能而利用），即使非生物产业，如采矿业，其废弃物（如废渣、废弃地）也是可利用的（如复垦后的农业使用、生态重建后的旅游使用等）。在云南“生物谷”经济中，上述三种产业关联性的意义在于：生产链意义上的关联性有助于通过改善产业间的配合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功能相互渗透意义上的关联性有助于提高产业的综合经济效益；物质再利用意义上的关联性有助于使产业同时获得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只有这样，生物谷经济才能既是高效益的又是可持续的。
3.7 生物谷经济的市场制度建设
云南省的生物谷经济将是一个外向型经济，基本不带有过去的自给自足经济成份。它的产品将仰仗于外销，它所需的资金与技术尤其在发展初期将主要仰仗于引进。这样一种经济只有在完善的市场制度下才能和谐地与外部经济相衔接。根据中国改革开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云南省在生物谷经济的制度建设方面应抓两类政府行为：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在新的层次与规模上向外部资本开放。
中国区域经济中的保护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地方保护主义，即当地政府保护当地的企业，抗拒来自外地企业的合理竞争；其二是企业保护主义，即政府保护一部分企业（多为政府有相当操纵权的企业），抗拒来自其它企业的公平竞争。保护主义实则是保护落后，最终使地方经济丧失域内、外市场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而且，经济上的保护主义经常与政治上的腐败是沆瀣一气的。因此，不反对保护主义，云南的生物谷经济将没有制度保障。
生物谷经济要求在新的层次与规模上向国外开放。中国生物资源开发技术相对落后。这里指的生物开发技术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种质层次的经济开发技术，一类是景观层次的旅游开发技术。对全球经济预测的多项研究表明，生物产业与生态旅游业都名列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中。因此，云南如要在这两个方向保持强有力的且稳定的竞争力，引入外国资本与技术是相当必要的。人们对引进种质层次的技术有相当认识，而对引入景观层次的旅游开发技术却认识不足。在一定意义上，引进后一类技术比前者更具紧迫性。这是因为景观资源的开发在相发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因开发失误造成的景观破坏将难以恢复。这意味着景观资源的旅游开发比种质资源开发具有更高的风险性。云南省应鼓励和吸引国外先进而成熟的景观资源旅游开发技术，而不应在这种高风险高利润项目上支付不必要代价。
3.8 人才问题
建设云南的生物谷经济，首先面临着一个人才短缺问题。生物谷经济主要需求三类人才：特种生物种植业人才；生物资源加工和生物制品制造业人才；生态景观旅游业人才。由于生物谷经济模式与传统的中国经济结构的模式不同，因此，过去为传统经济模式而培养的人才中，有相当多的人才未必适合生物谷经济的需要。加之云南省本来就不是一个人才丰裕的省份。这样，在生物谷经济的人才支持问题上，云南省需要走引进、再培训与培养之路。
引进，就是从国内其它省份及国外引进人才。在引进时，要着重最适技术人才，而不要盲目地追求高技术人才；要着重真才实学，而不盲目追求高学历和高职称。鉴于云南省人才需求的广泛性与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可引进一部分国内外退休人员中的人才。国内外退休人员人才库是一个储量丰富、相对而言价廉物美、至今仍未充分利用的智力资源。
再培训，就是在云南省向生物谷经济转型时，需要对所涉及的在岗人员进行调整与再培训。首先是调整，这是指量材而用，将在岗人员放置于最适合的位置上，这样既利于发挥本人的作用，又能为其它人才引进留下位置。其次是再培训，这是指有关人员为适应生物谷经济的新岗位而需进行的重新学习的过程。
培养，就是指通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途径，系统地为生物谷经济培养人才。这种经由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不只是为着云南省的需要，而是为着整个中国生物谷经济的需要。由于云南省得生物谷的先天优势，又首倡生物谷经济的实践，因此它应当最有条件进行生物谷经济的高级人才的培育，并应将它发展成为有特色的有高度竞争力的教育产业。创建有特色的生物谷经济的教育产业，需要对云南省现有教育系统进行必要改造和创新。或许不妨从创建两个新的高等学院开始。其一是生物技术与经济学院，它大大扩展了传统农业大学经济作物与经济动物的范围，着眼于对天然生物资源的调查、生物资源的经济价值的鉴别、资源的保护性利用技术的开发、资源的保护与经济管理等。其二是景观旅游学院，它与现有的旅游学院相比，更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技术。如，兼具保护与旅游功能的天然景观工程的设计与营建，天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关系，大区域旅游景点的功能协调，等等。这些方面的知识，在中国均相当空缺。
3.9 “邻里”关系
云南省的邻里关系有两类，一类是与云南相邻的一些省和自治区，如，广西、贵州、四川、西藏；另一类是与云南省接界的国家，如，缅甸、老挝与越南。云南省的这些邻里省份与国家，至少在交界的地区具有着与云南省相似的生物谷特点。这就意味着云南省与它的邻里之间的联系，不仅是经济性的，还有资源环境方面的。这样，云南省的邻里关系不仅应建立在市场制度之上，还要建立在恰当的环境伦理之上，甚至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
云南省在处理邻里关系时的环境伦理原则，第一应做到不向它的邻里转嫁环境破坏与生态破坏。由于生物谷经济是以生物资源开发为基础的经济，如果开发方式不恰当，急功近利，那么造成环境和生态破坏是必然的。而开发者在处理这些破坏问题的方法之一是将这些破坏低成本或无成本地转嫁到境外，象发达国家被世界所诟病的那样。显然，云南省不能走这一条路，将环境与生态破坏转移到资源背景相似的邻里省份和国家。第二应做到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云南省生物谷经济的进展与成功，必定会对它的邻里产生示范性影响。这种影响既会造就云南省生物谷经济的一系列竞争对手，又可为开拓市场、扩展市场创造条件。关键在于应使这种影响起到正面的良性的作用，而不是负面的、恶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云南省应贡献自己生物谷经济的发展经验。一方面保持、调整与开辟自己的优势，另一方面帮助邻里寻求自身的独特优势；一方面要允许和提倡在优势相同的领域中的正当竞争，另一方面应鼓励在经济关联性上的相互协调。从而在竞争与协调中开辟更大的经济空间和市场空间，并共同走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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