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世界贸易——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贸易论文,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组织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路占胜译 烟台师范学院 蔡雪梅译
与人们对大多数区域经济组织的预料不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正日益成为一支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力量。已有充分证据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1993年11月召开的西雅图首脑会议使得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世界贸易增加了自由度，从而为后来的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次会议也向亚太地区以外的国家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谈判失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可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提供一种可行的途径。这也许是在西雅图会议上提出的几条前景辉煌的倡议中最重要的一条。
要员小组有关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前景的建议在西雅图会议上已得到广泛赞同。在他们看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既不会成为象欧洲联盟那样的关税同盟，也不会成为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下的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不遗余力地支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就象它已帮助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取得成功一样。不仅如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将努力在一些不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的问题上达成区域性协议。它将讨论那些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上谈判但未取得成功的问题，也将讨论那些尚未提到全球性议事日程上的问题。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还将对其它国家开放，有可能的话，对所有愿意承担其相应义务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开放。实际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正酝酿形成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的全新模式：将区域性和全球性贸易自由化紧密地连接传动起来，为“开放的地区主义”做出贡献。
在西雅图会议上提出的倡议，除了有利于亚太区域外，也可能成为为保持自由化势头而进行的新的全球贸易谈判的催化剂。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后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完成了两轮回合的谈判，其间的特征是旷日持久的广泛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倒退趋势。近来，长达七年之久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成功，避免了一场世界贸易的大破坏。如果乌拉圭回合谈判失败，对世界贸易和脆弱的世界经济将是一场灾难。但是，保护主义者的不满情绪在许多地方还是显而易见的。正象过去发生的那样，这种不满情绪一有机会就要发作。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作为地区性组织具有其独特性，而且它还对世界贸易的方向有着潜在的杠杆作用，这些均来自在此区域内进行的数量众多的经济活动，参与国的经济战略及其领导人的态度。详细考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西雅图召开的会议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亚洲和北美的成员国都害怕全球贸易体系的进一步恶化会破坏他们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双方都对欧洲内向的区域主义感到忧心忡忡。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并试图向南扩展贸易范围，亚洲国家对西半球类似的趋势也感不安。亚洲国家还担心美国退出亚太地区可能引起该地区的不稳定。而美国上半个世纪在亚洲有过三次战争经历，它也就分担了避免新的地区紧张局势的目标。
因此，位于太平洋两岸的双方都尽力避免任何分歧。他们得出明显的结论：只有牢固的机构纽带才有助于避免这种危险。所以，在西雅图会议上，两岸领导人开始了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从一个纯粹的协商性机构转变为一个实质性的国际机构的程序。
具体成果
比起亚太国家领导人在有关亚太“共同体”的“展望声明”中反复提及的倡议来，西雅图会议上所做的一系列具体决定更加引人注目。如前所述，首先，他们就范围广泛的一揽子附加贸易自由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圆满成功助了一臂之力。乌拉圭回合谈的成功标志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追求全球贸易体系的可信性与有效性目标的努力取得了成效。
第二，亚太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已决定举行年会。印度尼西亚受成员国的委托举办1994年首脑会议。日本已公开声明它可能在1995年轮到自己做主席时举办一次年会。远的不说，仅与1990年相比，这也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当时，一些国家甚至不想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部长年会。
召开首脑年会的决定将确保成员国领导人继续关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促进成员国之间相互了解；确保美国总统每年至少去亚洲一次；确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扩展他们的视野；确保成员国的部长和其他官员们竭尽全力将他们领导人在西雅图会议上形成的决议贯彻下去。
而且，现在亚太国家领导人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倡议的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在对与其相关的事情做出决策时，将会考虑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克林顿总统西雅图会议上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做出了相当大的承诺，而且视改善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首倡性之一。克林顿总统在决定是否保留对印度尼西亚的关税优惠之类的问题时，已经考虑到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含意。亚太经济合作程序的升格发展，将有助于解决该地区的双边争端；从相反的角度来看，解决这些争端的需要（如当前的美日贸易冲突）更有效地说明了必须加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升格过程。
首脑会议的制度化将加强该地区共同体建设的强劲势头。西雅图会议表明，成员国领导人比他们的部长，部长比其他官员更急于接受和追求那些展望性的目标。政府首脑可以只去关注那些对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意义重大的问题，而不必关心那些有碍此种进步的繁琐的枝节问题。他们的不断努力预示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光明未来。
第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从今年开始包括了许多责任领域。亚太国家领导人指示他们的财政部长相聚一起讨论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指示他们的环境部长们在春季开会；贸易部长们则开会讨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的意义以及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未来议程；工业部长们将探讨中小企业的前景问题。高层次会议的增加将有助于培育亚太地区一体化的同一性以及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习惯。
第四，部长们认为“要员小组的建议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现行工作密切相关，需立即付诸实施”。一位部长解释说，要员小组的建议包括下列内容：成员国之间对产品标准、国家检验、监督程序的相互确认；成员国之间竞争（包括反倾销措施）方面的合作政策；避免由原产地原则产生的区域范围内的问题，这些原则包括在各种次区域协定之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各国部长对“贸易促进”项目的年度审议；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方面的技术合作，这些项目包括高等教育和通讯网络等。所有这些项目的具体细则必须在年内予以制定。
亚太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制定一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投资章程，以备1994年年会上讨论通过。该规则的初始阶段将是一系列自愿的、非约束性的原则，旨在保护和促进区域内的私人投资。目前，这种举措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近来，流向几个亚洲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等）的投资减少，促使亚洲国家对这些倡议的兴趣倍增，这将增强该地区对私人投资者的吸引力。通过一个投资章程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需要做出的另一项强硬决定，就象在西雅图会议上为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功通过一揽子贸易自由协议一样，从而促使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继续朝向一个操作实体转化。
由印度尼西亚主持召开的首脑会议很可能将着重讨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部工业化程度不高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些问题是人们最关切的所在，而且大家都将受益。要员小组建议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内部搞一个范围广泛的技术合作项目——东盟国家称之为“资源集中”——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并保证使所有成员国从该项目的开发中充分受益，增加人力资源的投资将是此项目的主要部分。在西雅图会议上，亚太国家领导人决定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教育项目时，也预示了这一点。另外，亚太国家领导人还决定成立技术转让交换中心，以促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技术及其管理经验的交流。还决定成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商业自愿者项目，以促进人力资源的发展。
第五，亚太国家领导人毫不含糊地声明他们“欢迎对亚太地区实行贸易自由化这一目标的挑战……”象欧洲联盟一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现正围绕“扩大范围还是深化合作”的问题争论不休。亚太国家最终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该组织能够把握住其未来的实际发展进程以前，扩大成员国范围一事应予推迟。为了强调他们这一立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宣布三年内暂停接纳新成员国。
未来议程
一般认为，西方七个工业化国家组成的集团内，各国国情极为相近。他们每年开会已有差不多二十年的历史了。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水平则参差不齐。既包括高度工业化国家、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包括欠发达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只建议在七月份会晤，主要讨论要员小组仅在十月份正式提交的报告。但是，西雅图会议取得的成就比近期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还稍胜一筹。
为了取得西雅图会议上这些现实的成就，一些重要的议题必须被排除在讨论之外。因此，要员小组提交给部长会议的报告强调了“三种否定情况”。要员小组不主张建立类似欧洲联盟那样存在着广泛的经济一体化趋势、甚至是关税同盟式的共同体，而是主张建立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体，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大家庭”式的经济组织。要员小组不主张建立歧视性的自由贸易区，而是主张通过多边贸易自由化，最大限度地在该地区实行自由贸易。要员小组不主张冒然采取行动，没有提出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时间表，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可供今后三年内讨论决定的基本原则。
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可以说明拟议的“连结传动”战略如何发挥作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先后在西雅图和日内瓦做出了巨大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推动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取得了成功。但是，许多关键性问题，如有关投资和特殊服务部门的贸易自由化新规则问题，大部分没有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一揽子协议中涉及。现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可以把这些协议条约带回日内瓦，邀请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同样，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也可以预测那些将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涉及的问题，例如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竞争政策等。它可以就这些问题谋求达成地区性协议，为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探讨提供先例。
“连结传动”的战略内容包括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主张的“开放的地方主义”原则。此战略完全能够避免在诸如关税优惠待遇等问题上的争论，或许包括竞争政策和新工业标准问题的争论。在某些行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产品（如计算机等）支配着世界贸易，当在这些行业实行贸易自由化时，这种战略也是如此行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个别成员国可以获准对非成员国进行关税减让。如参加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墨西哥就承担了某些投资方面的义务。
一般而言，“连结传动”战略只保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向那些承担其相应义务的非成员国开放。这种开放安排方法通过1970年代末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商定的规则，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日益被采用。此种方法避免了非成员国采取“骑墙”政策。这些非成员国，包括一些较大的贸易实体，如欧洲联盟，倘若采取这种政策，将与美国的政治现实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国的政治生活相冲突。在亚太地区内的次区域贸易开放安排——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北美贸易区等，都对成员国从区域贸易开放中获得的利益有所限制，而且这种利益不向非成员国提供。
如果非成员国可以简单地坐享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实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而自己不必做出任何让步，他们就没有进行多边谈判的动力。“暂时的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可资利用的谈判筹码，因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实力在追求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是等到所有成员国都同意采用同样行动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才执行“连结传动”战略，还是让个别成员国自行其事，这是个关键的问题。采取后一种方法，需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同意向每个亚洲国家或亚洲国家集团（如东盟）开放。要员小组认为这种方法不如由所有成员国都参与的第一种方法。因为由个别成员国执行这个战略到部分或全部成员国执行这个战略可能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时期，这就可能使该地区产生新的贸易歧视。此外，有人甚至会认为这样是把“北美模式强加于亚洲”。
尽管如此，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还是在西雅图会议上声明新加坡愿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泰国则表示它对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感兴趣。韩国也谋求同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联系。
在今后几年内，《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许会对智利或其它拉美国家开放。即将召开的西半球首脑会议会使此种前景更加现实化。任何怀疑美国偏重西半球的看法，都将促使东亚做出把北美排除在外的安排。这会使亚太地区趋向分裂，而不是走向团结。按照现行的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在每年的七月一日向国会通报未来的贸易谈判计划时，必须把这些意见向国会声明。在不久的将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不得不涉及这些问题。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对于经济相互依赖能否超越国家间的主要分歧，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一种既让人激动，又至关重要的考验。例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几乎包括了各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日本人均国民收入近30000美元（依现行市场汇率计算）；美国人均国民收入20000美元；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地区）人均国民收入约集中在5000-10000美元之间；东南亚某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人均国民收入不到1000美元。因此，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将结束“南北冲突”，正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已开始向南美或正向南美开放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将打破那种认为不同型态的文明多半相互冲突，而不是相互合作的观念。因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至少包括了五种塞缪尔·亨廷顿所论述的文明型态。中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形成了儒教文明的核心。拥有人口占世界第四位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属于伊斯兰文明。根据亨廷顿的判断，日本属于一种完全独立的文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属于西方文明。墨西哥和智利属于拉美文明。也可以进一步说，加拿大的一部分，包括它的现任总理，属于非常明显的法兰西文明。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
目前，我们正处在冷战结束的独特的历史时期，在安全和经济领域，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克林顿总统出席了西雅图会议，并把亚洲做为其外交政策的中心，为建立连结太平洋两岸国家的组织制度联系提供了机会。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连结大西洋两岸国家的组织制度网络一样，太平洋两岸国家的组织制度关系的建立将使美国能够进入世界上最活跃的经济发展区域，并且减少将来发生需要美国干预的不稳定状况的风险。
我们现在正处于本世纪第三次全球性冲突（指冷战）结束之时，亚洲和太平洋成了世界事务的中心。因此，为了确保未来几十年内的全球和平与繁荣，建立连结太平洋两岸国家的制度网络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译自《外交季刊》1994年第3期
注释：
①C.弗雷德·贝格斯滕，即 C.Fred Bergsten，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竞争政策委员会主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要员小组主席。
②要员小组，即 Eminent Persons Group，简称 EPG。由政府任命的11名委员会组成，包括企业家、经济学家、前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