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邓演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中山论文,邓演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最热门课题。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社会主义的路径上跋涉探索，孙中山、邓演达、毛泽东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主题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毛泽东同孙、邓的认识差异更大。现作一比较研究。
一
刚刚跨入20世纪门槛的中国人，以从未有过的迷乱目光，审视着中国的社会政治走向，应接不暇的西方社会思潮将他们的心理变成了“杂色的大染缸”。社会主义就在这时如一座突兀的山峰凸现在探索者面前，几乎来不及思考，他们便将社会主义当作新思维的坐标，甚至连正在醉心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孙中山也被社会主义所深深吸引了。
在孙中山看来，土地国有、资本国有、国家干涉经济等都属于社会主义，而这些却是他的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便不能不带有中国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成分。尽管他以“完全社会主义家”自诩，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要旨却并不了解，并且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出发点恰恰正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革命。质言之，他把民生主义当作不必经过社会主义革命阵痛的“社会主义”。这是其一。其二，孙中山在其民生主义思想中，曾主张实行“武断政治”。这与他的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显然相牴牾，当受到梁启超的驳击时，孙中山在理论上便显得混乱了。于是，他不得不修正自己的主张，“相当限制”社会革命了，并反复辩释自己并不想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社会革命“决无损于今日之富者。”
国共合作使孙中山得以在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1]，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同盟会时代那种混乱、 朦胧的理论形态变得清晰、系统并且向可操作性逼近了。不过，孙中山并不主张仿效西方的社会主义，而“要拿民生这个中国古名词来替代社会主义”。[2]。民生主义可以解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既以民生主义解决社会主义所要解决的问题，又可避免社会主义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据此，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民生主义“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 但“用‘民生’这两个字未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社会’或‘共产’等名词为适当”[4]。
孙中山既承认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同时又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其一，“范围有大小”。共产主义“就是（以）最高的理想来解决社会问题的”，而民生主义“不但是最高理想，而且是社会的原动力”。其二，方法有区别。他赞赏共产主义学说关于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想，但不赞成马克思的办法即用阶级斗争来解决经济问题。孙中山所反对的恰恰是社会主义学说的一大支柱，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阶级斗争，就失去了政治阵地。从上述意义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扭曲甚至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主题，而且在实践中带有很大的空想性。尽管如此，孙中山以民生主义作为旗帜，吸引了中国最广大的民众投身于他的事业中；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它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中；作为理论体系，它启迪着未来者去开辟一个新时代，实现中国社会质的飞跃。
在孙中山的信徒中，邓演达是最出色者之一。他对三民主义有着坚定的信仰和为之牺牲的精神。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邓演达以睿智的历史目光，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前程，中国不独在例外。”他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入考察，断言中国决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反，“需要社会主义的农工大众力量，现时比资产阶级为大，而且在最近将来还要迅速地增强扩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向着经济解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5] 这一思想深刻准确，代表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最高理论水平。
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直接导源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同时也是对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这表现在：（一）邓演达认为民生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经阶段，社会主义则是民生主义的归宿，中国革命就是“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6] “实现社会主义是我们最后的目的和理想，为解放中国民族，及建立平民政权则为现阶段必须经过的工作途程。”[7]即中国革命必须经过平民革命、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认识基本接近。这是邓演达较孙中山更为深刻之处。（二）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必然经过过渡时期，过渡的办法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政策——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为平民政权建立后必然的出路。只有这种出路可以解放中国人民，可以达到社会主义。”[8]这与中国共产党的过渡时期理论颇为相似。 这是邓演达较孙中山又一深刻之处。
由此可见，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大发展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但通览邓演达的社会主义思想，它仍然没有超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范畴，即没有在民生主义基础上向科学社会主义作质的飞跃。不仅如此，邓演达还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很多错误的理解，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对症的药方”，“只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9]等等。
真正使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得以实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科学社会主义之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盲目的、混乱的。他曾信仰过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追求过假社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设想过以工读互助的形式实现共产主义，也曾受到胡适的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经历了从感性到理性，从比较科学到科学的曲折路程。开始时，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主要得之于十月革命，即劳农主义、阶级专政。中共二大时，他已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要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国共合作后，他和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共同奋斗。这期间，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权、主力军等一系列问题都作出了科学的论证。大革命失败后，他通过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找到了坚实的立足点。抗战时期，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他又成功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一系列理论、实践问题，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又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心任务等问题，为社会主义主题的实现作出较为成功的探索。
综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一）社会主义的准备。在中国，没有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革命的深层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是对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更科学的表达。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包括：（1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2）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 这既是对资产阶级领导权（孙中山）的摒弃，也是对第三党领导权（邓演达）的否定。（3）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两步走。 这不仅是对孙中山的社会主义包容在民生主义之中，“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思想的质的飞跃，而且也比邓演达的平民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更具科学性。（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是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的中心内容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主要策略是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二）社会主义的过渡。依据列宁的“小过渡”理论，毛泽东科学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理论，制定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1 ）正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不同阶段，认为“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0]。（2）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 同时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要使地下工厂、地下商场“成为地上，合法化。”（3 ）正确划分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指出阶级斗争的主题在社会主义社会已基本解决，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4 ）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5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放个性，实现政治民主，“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1]（6）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在科学文化工作中， 必须实行“双百”方针。（7）社会主义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一切国家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等等。
以上代表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也有过不少错误的理解。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心理素质、理论素质与现实国情之间的反差，毛泽东扭曲了社会主义的主题，将社会主义的主题简单地解释为阶级斗争，要求所有制“一大二公”，排斥商品经济和私有经济，淡化生产力主题，关闭对资本主义的市场，堵塞向西方学习的路途等等。
“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是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演达、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着重从“节制资本”的角度考察一下他们三人对于社会主义主题的表现与扭曲。
二
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社会主义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中国的资本主义多集中在寡头手中，国家经济缺乏计划性。这是中国的国情之一。“节制资本”成为孙中山、邓演达、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共通之处。但是，他们三人对于“节制资本”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距是以后者对前者的深化为表现形态的。并且，他们同样存在着对社会主义主题的扭曲。
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相比，孙中山对西方资本制度的认识算是深刻的。他不象其他人对西方顶礼膜拜，而是一开始就以批判的态度去学习。他毫不掩饰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好感，但也注意到了西方社会“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著紧”、“富者极少，贫者极多”的弊端，因此，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渗透着体恤下层、关怀民生的眷眷贫民意识。“节制资本”的用意多出于此。“节制资本”思想取法于德，他将德国的资本模式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孙中山将这种国家社会主义用诸资本不发达的中国，包含着实业救国的意蕴，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共有的兴奋点。
孙中山主张在巩固国家政权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他运用马克思的资本公有学说，反对将生产资料变成私人致富的工具，主张“平其不平”、“抑富助贫”，达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均势。从巩固国家的观点出发，以防止革命为目的，他认为，“节制资本”是最好的手段。这种中国式的情感体验，西方式的解决办法，再一次表现出了他政治性格的天真和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肤浅。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这里，我们丝毫没有贬低孙中山“节制资本”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此作为自己的民主革命经济纲领，问题在于前者的出发点和政治导向。
孙中山毕竟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忘不了本阶级的使命。他在提出“节制资本”的同时，主张“发达国家资本”，为此，他制定了六大实业计划。鉴于西方已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他认为，尚处于手工生产阶段的中国，要发展实业，必须举两次工业革命同时进行，以期超阶段地实现现代化。具体设想是，“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转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24]他认为，开发实业在于用之民生，打破资本制度，“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以养民为目的。”[25]但中国实业的开发，仅靠本国的力量难以实现， 孙中山以开放主义的胸襟，提出“招洋股”的设想，即利用外国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26]开放主义必须坚持国家的主权，这是孙中山始终坚持的民族主义原则立场。上述思想，体现了孙中山现代意识和开放观念，而这些正是社会主义所不可或缺的。但工业的现代化和国民经济的计划性并非社会主义所独有，如果将这些当作社会主义的全部，则是对社会主义的曲解。事实上，孙中山所要实现的不过是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为邓演达所直接承袭。但孙中山将“节制资本”当作社会主义的主体内容之一，而邓演达则将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仅此一点，便是重大的理论突破。邓演达将平民革命作了经济学的解释，即廓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经济，以造成“经济计划”或“国家经济”，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现分配制度的平均，向社会主义过渡，这就是他对于平民革命与“节制资本”、社会主义的辩证认识。
与此相关联的，邓演达指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原型是孙中山的“发达国家资本”，但孙中山将它视为社会主义的同义词，而邓演达则将它看成是由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媒介物。资本国有、产业社会化、计划经济、生产力高度发达、平均分配是邓演达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但这些都是平民革命时代所不具有的，因此，邓演达认为中国不可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但也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才可进入社会主义。由前资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媒介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平民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平民政权建立后，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弊害，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27]集中、干涉是它的主要职能。具体措施为：（一）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经济统治势力，以建设本国的产业；（二）国家发行公债，有偿收用金融机关、大产业为国有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三）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合作化，培养生产者的自主管理精神和共同生活的习惯，实现生产与管理相结合，造成“将来产业社会化的阶梯”。这些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已十分接近，如果加上无产阶级领导，便是列宁论述过的而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证明了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同孙中山鼓励私人开发实业一样，邓演达也主张发展私人资本。这种发展不能无计划、无限制，国家要通过抽收累进的所得税、资本收益税、遗产税来控制私人资本的速度与规模，并使之纳入社会化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由此可见，邓演达比孙中山更强调经济的计划性、社会化，目的是为防止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分散性，为社会主义孕育经济组织细胞。
邓演达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思想是设置国家特许的租营制度。邓演达所反对的是外国在华的经济统治，并不反对外资在中国的经营。他主张吸引外资开发中国的实业，以加速中国产业现代化的步伐，但外资必须“以完全遵守中国的法律及其他有利于财政及工人为限”，中国政府对外资“有完全制御的权柄。”[28]邓演达的“租营制”思想来源于孙中山的“招洋股”设想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说它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增添了一项新的内容。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消灭剥削、消灭寡头对国计民生的垄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社会主义又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孕生的，资本主义的贫弱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先天不足，毛泽东深谙这一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蕴含着经济运行的近期目标（发展资本主义）和长期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既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时期补资本主义的课，也不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采行消灭资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措施。这就是毛泽东对于“节制资本”的哲学思路。
毛泽东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具体化即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之工商业部分，这是孙中山的思想在新的革命时代的运用。毛泽东首先把没收外国在华资本、中国官僚资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再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关于此点，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毛泽东的“节制资本”的另一重要思想——保护民族工商业。必须说明的是，“保护”具有质的规定性，它主要指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否操纵国计民生，操纵者，则节制，甚至取消，反之，则保护，则发展。保护、发展的目的在利用，利用其方便国计民生，最后加以改造，变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与孙中山、邓演达的思想相比，可谓途同归殊。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由国营、合作社、私营三部分组成。对于私人经济，应加以提倡和奖励，但必须争取国营经济对它的领导。由他主持制定的党的第一部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对工商业加以保护，在此后各个时期的土地法中，都把保护工商业作为重要的一条。抗战时期，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更加强调要保护和发展资本主义，要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承认阶级和剥削的存在，所反对的只是超经济剥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他说，“……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29]他说，政治上“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 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30]解放战争时期，他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1]对于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正确地划分了它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针对工商业政策和土改政策执行中的各种错误偏向，毛泽东明确指出“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偏向”。[32]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节制资本”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进入过渡时期，毛泽东正确估计到了社会主义“还在很远的将来”，不能马上消灭资本主义，他在领导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时，成功地没收了官僚资本和外国在华资本，并比较成功地通过赎买方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毛泽东同时也出现了理论和实践的失误。以往的阶级斗争所形成的巨大惯性力，使毛泽东一时无法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斗争方式。“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是“主体与两冀”的关系，而毛泽东往往忽视了这一辩证关系， 强调“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32]造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果，“利用、限制、改造”三位一体的方针只有改造发挥着主要的功能，于是，出现了“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弊端。
对于匆忙到来的社会主义，毛泽东缺乏一个完整而科学的概念，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学解释。尽管他有过“商品经济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要使地下工厂、地下商场合法化等意念，但总的说，1957年以后直到逝世，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题的认识是扭曲的。“节制资本”自然无从谈起，代之而为大割“资本主义尾巴”，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强调公有制，排斥私有经济，必然导致市场的萎缩；强调阶级斗争必然使生产力得不到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在于公有制，还在于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社会主义不仅以计划经济作杠杆，更要发挥市场的功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非资本主义所独有。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市场经济，以促进经济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毛泽东恰恰在这些重要问题上失误了。
四
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的主题，它规范着中国的政治走向。时代为思想家提供了最丰源的思维养料。所不同的是，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只是对时代的表层反映，邓演达尽管较之有所深化，但尚未达到升华的境界，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对时代的自觉意识，它基于对时代的准确把握，并受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理论的指导。由此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主题的认识差异。
这种差异最终又归结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特性上。孙中山、邓演达、毛泽东分别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三个认识起点，决定了三个认识层次：即邓之于孙的社会主义认识是继承、发展的关系，毛之于孙、邓的社会主义认识是超越、飞跃的关系。联系他们的认识的纽带则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种认识的层次恰好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鲜明的反差。孙中山、邓演达种下的社会主义的瓜（愿望），得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豆，而毛泽东才真正收获了社会主义的果实。
也由于他们在表现社会主义主题时的层次性，决定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主题扭曲的异质性。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亨利·乔治学说、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马克思公有制理论的大杂烩，他只不过是将社会主义的外衣裹在资本主义的身上，因此，他对社会主义主题的扭曲实际上具有对社会主义否定的意蕴。邓演达较多地体现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但也不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他几乎跃入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殿堂，但终因小资产阶级的甲胄过重而使他失去了这辉煌的一跃。因此，邓演达对于社会主义主题的扭曲是向科学社会主义飞跃前的跌落。毛泽东由于科学地意识到时代的要求，他对于社会主义主题的扭曲只是在社会主义的实践阶段探索的失误。
撇开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主题扭曲的异质性，他们都把经济制度的集中性（孙、邓的国有制、毛的纯粹公有制）和经济管理的干预性（计划经济）曲解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由此可见，孙中山、邓演达甚至毛泽东，都没有能挣脱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枷锁，改变小生产者的思维定势。
历史的接力棒代代相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后，正走上一条光明之途。邓小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相结合，创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主题，“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以更快的步伐向前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主题，将得到最终的实现。
注释：
[1]《宋庆龄选留集》第544页。
[2][3][4][13]《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5、765、775 、 821 —822页。
[5]《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革命行动》第一期。
[6][8][9][15][16]《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
[7]邓演达《现时国际及中国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 见《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二辑，第108页。
[10]《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64页。
[11]《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9页。
[12][14]《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1、338页。
[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8]同上书，第一卷，第276—277页。
[19][20]同上书第四卷第1254—1255、1297页。
[2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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