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四地大学生对创造力特征及创造力人才的认知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造力论文,地大论文,认知论文,两岸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3
1 问题的提出
创造力泛指个人创造新事物、新概念、新产品的能力。由于创造力的表现方式极为广泛，人们很难给它一个确切的定义。这诚如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奥塞贝尔(Ausubel)所指出，创造力是心理学中最含混不清且最令人费解的概念[1]。有研究表明，西方人对创造力的理解主要包括下列核心因素：动机、自信、审美观、独立性、幽默感和批判思维[2-5]，而中国人对创造力的理解却缺乏审美观和幽默感的成分[6,7]。此外，也有人指出，中国人对创造力的理解皆很强调道德对创造力的影响。在中国台湾省，吴武典曾著文指出，自古以来，中国人在对创造力的理解和开发中都很强调道德规范的作用[8]。我国香港陈永昌也指出，在香港的中小学教育中，教师不会鼓励学生去开发那些为社会公德所不容的创造力[9]。在祖国大陆，查子秀等人发现，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是培养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条件[10]。近年来，在祖国在陆教育政策的讨论和规划中，人们甚强调“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影响，其本质上也是在强调通过培养各种人格和动机因素对开发学生的智力及创造力[11]。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两岸三地的中国人对创造力理解的不同在于：海峡之两岸的中国人易将创造力与古往今来的重大科学技术发明联系在一起[12]，而香港的中国人易将创造力与商业和金融上的巨大成就结合在一起[4]。例如，内地在创造教育(creativity education)和超常教育(gifted education)方面出版的书籍、研究报告及举办的讲座大多以中、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上的重大突破为示范。而在香港，创造力的开发通常是以国际金融和贸易上的奇念异想为教材的[13]。
近年来，在研究人的智力或创造力中，有许多学者指出那种纯粹研究智力或创造力内部机制与结构的作法是很片面狭隘，且脱离实际的。他们主张采取通过调查社会各行各业人士对智力或创造力的认识来建构其内隐概念(implicit concept)。换言之，他们力图通过调查那些已经在人们脑海中形成的智力或创造力概念来确立其认知结构。由此，内隐认知的调查方法大大地拓宽了一般的智商测验向人们呈现的狭隘的智力或创造力概念。它具有更多客观性和生态学效应，它把焦点集中在人们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典型事物上，而不是简单的实验室的操作，它更多地带有现实生活的特点[14]。
虽然两岸三地的学者都分别对中国人怎样看待创造力及创造力人才做过大量调查，但很少有人做过三地的比较性调查，特别是对创造力内隐认知的跨区域调查。据此，作者完成了此项研究，其目的主要有两个：(1)比较两岸三地大学生对创造力之内隐认知上的差异；(2)比较两岸三地大学生对创造力人才之内隐认知上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共有192名北京大学生、70名广州大学生、117名香港大学生和72名台北大学生参与了本项研究。北京大学生取样于四所大学，其中男性占53.3%，女性占47.7%，平均年龄为19.7岁(SD=1.1)。广州大学生取样于两所大学，其中男性占48.6%，女性占51.4%，平均年龄为20.4岁(SD=1.5)。香港大学生取样于两所大学，其中男性占29.9%，女性占70.1%，平均年龄为20.2岁(SD=1.4)。台北大学生取样于一所大学，其中男性占38.9%，女性占6.1%，平均年龄为21.2岁。绝大部分学生是文科、理科和商科的一、二年级学生。选择这四地的大学生，是为了有效地体现内地、香港和台北的地域差异。
2.2 测量方法
本研究所用的问卷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创造力概念的一个调查问卷，它原由Rudowicz和Hui(1997)所设计[4]，其中包括60条有关创造力概念的描述词。它要求被试就每一条目可以表现个人创造性的重要程度评分，答卷形式是Likert量表，其中5表示最重要，1表示最不重要。第二部分要求被试分别填写出三名中国古代和现代最有创造力的代表人物，并具体指出其创造力表现方面（注：这样做的目的是使被试在提名最具创造力代表人物时，明确知道其成就，而不是根据某人的知名度来随意提名的。）。为避免两岸三地被试在阅读理解上的差异，内地的问卷皆用简体字印刷，香港和台北的问卷皆用繁体字印刷。另外，对于个别两岸三地之用义不完全一致的词语，问卷做个特别调整，并请有关专家做了互返翻译(back translation)。整个问卷约用20分钟时间完成。
2.3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取了封闭式问卷与开放式问卷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于封闭式问卷的调查结果（即对60条有关创造力的描述词评分），笔者进行了相关的整理和变异数分析(ANOVA)。对于开放式问卷结果，笔者采取了如下处理步骤：(1)将所有的提名人物及其提名原因全部输入数据库；(2)将这些提名人物及其提名原因按与创造力的相关程度进行分类。其中作者先与一位研究助手分别鉴别，然后再一同汇总；(3)当在分类过程中出现分歧时，笔者会寻求第三者、甚至第四者的意见，以最后确定其属性；(4)将分类结果通过适当的图表表现出来。
3 结果与分析
3.1 四地大学生对创造力特征之排列和变异数分析
表1和表2展示了四地大学生就最能表现创造力和最不能代表创造力之条目的平均值排列及其变异数分析。就最能代表创造力条目而言（见表1），平均值在4.00以上的条目皆可认为创造力高的表现。在此当中，四地大学生一致看重的条目有：有创造力、有创见、创新、有观察力、有思考力、愿做尝试及灵活性。变异数分析(ANOVA)的结果更证明这些条目之间的差异均不具统计显著性，它说明四地大学生对此的认同相当一致。
此外，有智能、有自信、有想象力、有好奇心、有个性及有独立性在某些区域的评分很高，却在其他区域的评分颇低。具体地说，北京和广州的大学生一致认为有智能对创造力十分重要（其平均值皆名列第2），而香港和台北的大学生却对此不大重视（其平均值分别名列第12和27）。此外，北京和广州的大学生一致认为有个性对创造力颇为重要（其平均值皆名列第11），而香港和台北的大学生亦对此不大重视（其平均值分别名列第20和31）。相反，香港和台北的大学生一致认为变通对创造力颇为重要（其平均值分别名列第9和8），而北京和广州的大学生却对此不大重视（其平均值分别名列第34和20）。
就最不能代表创造力条目而言（见表2），平均值在2.00以下的条目皆可认为创造力低的表现。在此当中，四地大学生的认识相当一致，其差别可谓微乎其微。其中排位一致的条目有：呆钝、保守、跟随传统、愿做让步、好面子、服从、文静和顺从等条目。变异数分析(ANOVA)的结果更证明这些条目之间的差异均大多不具统计显著性，它说明四地大学生对此的认同相当一致。
表1 北京、广州、香港、台北大学生对高创造力特征认知之变异数分析(ANOVA)
注：(1) 在本表中，每一条目的平均值越高，其创造力评分也越高。作为高创造力的条目，其评分平均值均高过4.00。平均值在4.00以下的条目，均加以括号。
(2) 本表条目的名次排列是按每一条目在各地名次排列的总平均值来确定的。
(3) 凡平均值带有下符字母者(a b c)，均表示其同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亦有具统计显著性(by Scheffe post hoc comparisons)。例如，在有智能这一条目的比较中，广州取样与香港取样的平均值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广州取样与北京取样的平均值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另外，北京取样与台北取样的平均值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北京取样与广州取样的平均值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凡带有ab符号之平均值，表示它与带有a符号和b符号之平均值的差异都无统计显著性。
(4) *p＜0.005,**p＜0.01,***p＜0.001，下同。
整体而言，两岸三地大学生对创造力内隐认知的相同之处要远远大于不同之处。这说明，虽然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长期处于分离状态，但大家在对创造力的认知上仍相当一致。最后，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有关审美观和幽默感的条目都甚不受四地大学生所重视。如，在60项创造性词语排列中，有艺术性在香港大学生的排位中仅为29位，在广州大学生的排位中仅为43位。此外，有幽默感在台北大学生的排位中仅为26位，在北京和广州大学生的排位中仅为41位。这些发现再次表明，中国人对创造力的理解缺乏艺术感和幽默感的认识。
表2 北京、广州、香港、台北大学生对非创造力特征认知之变异数分析(ANOVA)
注：(1) 在本表中，每一条目的平均值越低，其创造力评分也越低。作为低创造力的条目，其评分平均值均低过2.00。平均值在2.00以下的条目，均加以括号。
(2) 本表条目的名次排列是按每一条目在各地名次排列的总平均值来确定的。
(3) 凡平均值带有下符字母者(a b c)，均表示其同组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亦有具统计显著性(by Scheffe post hoc comparisons)。例如，在愿做让步这一条目的比较中，香港取样与台北取样的平均值差异不具统计显著性，香港取样与北京和广州取样的平均值差异具统计显著性。凡带有ab符号之平均值，表示它与带有a符号和b符号之平均值的差异都无统计显著性。
3.2 四地大学生所提名创造力人才之类型对比
表3比较了四地大学生所提名中国古代和现代创造力人才方面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此采取开卷调查的方式来调查人们对创造者代表人物的认知，是为了对前面之量化调查的结果提供相互的验证。其中下列发现值得特别注意。
表3 北京、广州、香港、台北大学生提名之中国古代与现代创造力人才类型对比
注：(1) 本表中所有的名人是由本文作者和另外两位助手先分别鉴别，再一同汇总而定的。
(2) 在本表中，凡20世纪前的人物皆算作古代人物，凡20世纪后的人物皆算作现代人物。
* 这里指所有被提名人物之总数。
(1) 四地大学生都视著名政治家最具创造性，其提名百分比之高令人侧目。具体地说，在北京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50%的古人和70%的现代人是政治家；在广州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45%的古人和71%的现代人是政治家；在香港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44%的古人和70%的现代人是政治家；在台北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33%的古人和55%的现代人是政治家。除台北大学生外，其他三地大学生的提名比例也相当接近。这突出表明，两岸三地的大学生都易将创造力与治国的突出成就紧密结合起来。
(2) 著名科学家和发明家之提名比例仅次于政治家，其百分比远远超过其他人物种类。具体地说，在北京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34%的古人和14%的现代人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在广州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32%的古人和16%的现代人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在香港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26%的古人和3%的现代人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在台北大学生提名创造力人才中，有42%的古人和10%的现代人是科学家和发明家。除香港大学生外，其他三地大学生的提名比例相当接近。这表明，两岸三地的大学生也易将创造力与科技上的重大突破紧密结合起来。
(3) 著名艺术家、音乐家、歌唱家、导演和演员等十分强调个性和独立风格之人物的提名极其低，其排名竟在军事家、作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类人物之后。这表明，两岸三地的大学生都不将创造力与艺术上的成就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多从政治与科技的角度来看待个人的创造力表现，而不怎么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加以判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香港大学生在看待创造力人才时，竟绝少考虑到商界的成功人士。这与Rudowicz和Hui(1997)以前的有关报告不相一致[13]。它似乎表明，香港大学生在对创造力人才的认知上，也深受内地文化的影响。此外，这些调查结果也与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人看创造力重实用性而不重艺术性遥相呼应。
4 总结与思考
4.1 研究结果之思考
本研究表明，北京、广州、香港和台北的大学生在对创造力的内隐认知甚为一致。其中北京和广州大学生的认知更为接近，而香港和台湾大学生的认知更为接近。整体说来，在对高创造力特征的内隐认知上，四地大学生一致看重的条目有：有创造力、有创见、创新、有观察力、有思考力、愿做尝试、灵活性、有自信、有想象力、有好奇心、有个性和有独立性等。而在对低创造力表现的内隐认知上，四地大学生的一致认同的条目有：呆钝、保守、跟随传统和愿做让步。这说明，两岸三地的中国大学生虽然分离长久，但其对创造力的认知上仍相当一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两岸三地的中国大学生对创造力的内隐认知缺乏艺术性和幽默感之成分。这似乎说明，中国人对创造力的评断是以实用性为核心的(autilitarian orientation)，由此它多看创造力的社会价值和影响，少看其表现形式。这种认知范式与西方社会之甚看重创造力之多元表现形式的文化传统（如在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等上的表现）似有明显不同。
在对创造力人才的内隐认知上，四地的大学生皆首先推崇政治名人，其次推崇科技界名人。四地大学生最不看重的创造力人才是艺术界和音乐界名人。这表明，四地大学生在看待创造力表现时，皆主要从政治和科技的角度看问题，而甚少从其他学科的角度看问题。换言之，四地大学生在对创造力人才的认知上有两种倾向：一是将创造力表现与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及其成就结合起来，二是将创造力表现与科技上的杰出人物及其成就结合起来，终而形成对创造力的相当单一化的认知范式。事实上，中国人对创造力的理解向来缺乏艺术感和幽默感的认识[3]，这与西方人对创造力之重艺术表现而轻政治表现的认知范式恰成鲜明对比[2-5]。那么是什么社会文化因素导致了这种东西方人对创造力认知范式上的差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工作者做深入探讨。而这种认知范式的差异对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又有什么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也值得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思。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创新教育中，亟需培养学生建立一种多元化、全方位的大创造力观，以推动人们更加平常化、生活化地理解创造力的涵义及其开发和利用[15]。
4.2 研究方法之思考
就方法论而言，本研究采取了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和定量方法(quantitative method)相结合的方法来检查两岸三地大学生对创造力特征的认知差异，为的是使两种方法所取得的结果相互验证(cross-validation)。令人满意的是，本研究中所获取的两方面结果确相呼应。例如，无论是封闭式问卷还是开放式问卷的结果都表明，四地大学生对创造力特征及其代表人物的认知都相当的一致。由此，采取这种开放式和封闭式问卷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可进一步确保调查结果的效度和信度。另外，本研究还对开放式问卷所收集的资料进行了较为客观、系统的量化处理。这也是对如何处理开放式问卷资料的一种新尝试。当然，本研究尚存有一些不足，如取样规模不够大，范围仅限于大学生群体，男女比例不够完全对等问题。所以，在今后的比较研究中，当尽量扩大取样的范围，并注意族群(cohort)的代表性和男女比例，以使研究结果能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