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关系调整与新时期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新时期论文,利益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在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群众得到越来越多实惠的同时，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格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显然，如何切实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正确地统一起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利益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各级党组织必须做好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而要真正做好这项工作，首先就必须准确把握当前我国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新特点，认清利益关系调整中的突出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建立既充满活力又稳定有序的利益关系新格局，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当前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对党的建设的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党执政的环境以及党建工作的基础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势必对党的建设产生多种影响。一方面，利益关系调整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使人民群众普遍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得到了好处，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根本上增强了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为更好地开展党建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中，党与社会的联系方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社会的阶层结构、群体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群众的利益需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这些必然给党建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增加了党组织整合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难度
保持利益关系的和谐与平衡，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城乡居民收入来源单一，利益需求呈现平均化、低水平的特征，党组织可以运用行政手段和调配资源的权力较为容易地把社会利益整合起来。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状况已被打破。
1.随着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现象的被改变，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已经形成。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使居民收入的来源呈现多样化，差距也初步拉开，人们的利益追求更从单一平均化向差异性和多层次性转变。比如，下岗职工、分流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首先关注的往往是社会保障和再就业问题；现代“白领”除了要求有较高的收入外，还关心创业的环境、追求机会平等并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等；一些富裕起来且又有管理经验的、新的经济组织业主或股份持有者除了想做大事业外，还想为社会服务，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断强化自己的政治参与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在精心营造自己小家的同时，还有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的要求，等等。这些新变化增加了党组织在新形势下进行利益整合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2.人们的精神追求也从统一性向多样性转变。经过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使人们对精神、文化、环境、卫生、社会交往等多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对建立良好信用环境和法制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推进，群众表达自身意愿的欲望不断增强。这一方面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多彩、生活质量得到不断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伴随有安逸生活消解政治的取向，给社会价值整合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3.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社会的能力有所减弱。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产权关系的变革，政企、政社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党组织直接掌握的行政权力和资源调配权力日益弱化，再像过去那样使用强力手段对利益关系进行调整，既没有足够的条件，也不适应新的形势。
（二）新型利益结构的初步形成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受到影响
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单一，政府代表国家成为占有、支配社会资源的唯一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既依赖集体的分配、单位的工资、奖金、劳保，又有赖于户籍所在地的各类票证和住房。由于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实际上掌握着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因而广大群众遇到问题不是找单位党组织就是找政府。现在人们主要依赖市场满足自身的利益要求，如个人就业可以在人才市场或劳动力市场寻找机会。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村民与集体的联系弱化，政企、政事、政社分开后，越来越多的上级单位开始对下级单位“断奶”，不同种类的单位都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就业合同制的实行，更使职工与单位的关系由全面的依赖和归属变成以利益为纽带的契约性关系。这种变化既表明人们获取利益的空间和自由度大大增加，也使人们对党和政府直接的利益依赖感明显减弱，再加上不同群体现实利益的差别性增强，势必影响到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其突出的表现是，产业工人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中又承担了大量成本，但由于种种原因，一部分传统产业领域的工人下岗了，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这部分工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上的失落感。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得到的实惠最多，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广大农民的获益却有所下降。工人和农民是我国社会的骨干和主体，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如果他们的利益不能得到不断满足，甚至受到侵害，分化了的群众就可能重新确认自己的利益和利益代表，就有可能在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的渠道，执政党就有可能失去可靠的阶级基础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三）利益矛盾的尖锐化对党管理社会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新挑战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变动较大，各种矛盾日益复杂。在调查中，有的学者提出，今后5年到10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历史上至为关键的一个高风险社会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和危机，随时可能找到突破点而爆发。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这些不安定因素，我国的改革进程有可能被打断，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将会被葬送。与此同时，在新形势下，由于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社会上分属不同利益群体的成员加入到党内来，其利益要求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应对各种利益群体的政治压力，始终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对执政党的利益整合和协调能力提出的新挑战。同时，各利益群体的愿望和诉求能否在党的决策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有效的考虑，防止某些利益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而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成为必须解决的十分紧迫的问题。
（四）新型社会组织结构和新的利益联结方式的产生使党的基层组织设置与管理呈现不适
计划经济体制下，党的基层组织体系依托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进行设置。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调整，使原来主要靠行政手段形成的单一、有序、紧密的社会结构日益松散，给党的基层组织设置与管理带来多方面的不适应。
1.社会利益关系的多向延伸，增加了人们选择职业和居住地的自由度；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活动空间，为人们以多种方式产生新的组合提供了机会，这样一来新的社会、经济组织便应运而生。在这些新的社会、经济组织中，有的人认为，既然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应当不折不扣地引进国外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淡化党的领导作用，奉行“淡化论”，因而导致党组织的“空白点”多，党的工作覆盖面小，薄弱环节多。如上海已开业投产的8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只占30%，浦东新区10000多个新的经济组织中有党员的不到5%，建立党组织的不到3%。有的单位虽然建立了党组织，但党的活动不正常，有的甚至几个月都不过一次组织生活。也有的人认为，企业中党组织的活动不符合国际惯例，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外企业中没有党的组织照样可以取得经济效益，奉行“取消论”。因此，如何将党的影响和作用渗透到新的社会空间中，扩大党的工作的覆盖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2.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新的经济组织和新的社会组织则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上级主管部门，各类企业都依照市场规则运行，如果再依托行政隶属关系设置基层党组织，就显得难以适应。这种局面无疑对传统的“谁主管，谁负责”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提出了挑战。特别是近年来企业之间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的联合、兼并、重组频繁发生，对由此形成的新企业中的党组织，究竟由出资企业以资产为纽带进行管理，还是归于地方实行属地管理，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
3.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中的职工与管理人员，还是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与业主，都以新的利益关系相互联接，也使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和活动方式处于不适应的状态。如果说在国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定位尚没有实现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协调，那么非公有制企业的党组织在业主、股东和职工的利益关系中究竟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更是一大难题。
（五）利益机制的负面效应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提出新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原则基础上的，利益机制在人们行为导向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利益原则本身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和求利原则，强化了人们的功利意识，促使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利益，能把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真正地调动起来；另一方面，由于金钱价值的充分体现，这种求利性更多地表现为自发的过程，必然诱发一些人的逐利心理，甚至使一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忘掉社会职责和人格良心，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弄虚作假，损人利己，导致拜金主义思想滋生，贪污腐化横行，假冒伪劣现象泛滥。这些问题反映到党内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职业化。就是部分党员干部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成是自己的职业。我们需要职业，但不能把党的工作职业化。职业化就是把职业泛化，视职业为谋生的手段、工具，只注重表面的东西，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一名党员干部如果把自己的工作、职位、职业看成唯一的工作目的，给一份钱办一份事，就会由“公仆”变成“官僚”。
二是资源化。就是党员干部使用本部门、本位置的权力，就一定要带来实际利益。权力后面都有资源，这是执政党无法避免的。作为执政党，我们要用权力来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作为有含金量的一种生产要素，在灰色市场中进行交换，就有可能被用于谋取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使党和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
当前，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受到利益机制的负面影响，把职业化和资源化结合起来，被调动任命时对岗位挑肥拣瘦，造成权力的争夺，形成权力的矛盾，使很多事情办不成。历史表明，职业化与资源化的结合，往往使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不负责任，回避矛盾，患得患失，当老好人保自己的位置，直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甚至谋官害命，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
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中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我们党在人民内部利益关系调整中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要完成的任务是艰巨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不仅具有这方面的优势，而且具有这方面的能力。从理论上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颁布，为全党正确进行社会利益关系调整提供了最强大的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从组织上看，严密的组织网络和合理的组织结构，为我们党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奠定了最有力的组织保证；从队伍上看，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建设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为我们党进行利益整合打下了最坚实的人力基础；从实践上看，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成功探索出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利益整合模式，为各级党组织进一步开辟社会利益调整渠道提供了最新鲜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证明，我们党完全能够对新时期人民内部利益关系进行有效调整。
当前，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利益关系问题，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必须认真学习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坚持科学运用利益杠杆的激励作用，贯彻“五个统筹”的要求和“五个坚持”的原则，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
（一）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努力确保绝大多数群众能够享受到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实际成果
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程度和范围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能够较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在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只能是普遍的贫穷，根本谈不上利益的满足。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无论是经济利益矛盾，还是社会、政治、文化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物质利益关系决定的，在整体上是受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制约的。因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也就是说，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把经济搞上去，大量的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化解。当然，不是说经济不发达，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就无能为力，或者说必须等到经济发展了，才可以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而是“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经济发展了，物质丰富了，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矛盾的回旋余地大，许多矛盾解决起来就可以比较得心应手。
（二）深化改革，切实消除影响人民利益实现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
当前出现的许多矛盾是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也只有通过进一步改革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这就是说，对于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只有通过改革旧体制才能解决；对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中产生的矛盾，只有通过加快改革步伐、顺利实现转轨才能解决；对于新体制建立中发生的矛盾，也只有通过改革的继续和完善才能解决。但改革要深入，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又必然引起一定的震荡，诱发新的利益矛盾。因此，既要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推进改革，又要正视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科学地把握和处理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关系。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充分注意政策的规范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慎重选择改革措施出台的时机，注意考虑各方面的承受能力，适时调整改革的力度，努力寻求改革、发展、稳定的最佳结合点，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当务之急，我们必须重点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再就业问题。处理好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建立政府就业责任体系，积极发挥政府在就业中的主导作用；督促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规，规范企业与职工的劳动关系，保障职工的劳动权利；把市场调节和行政推动结合起来，通过发展劳动力市场，拓展职工再就业的渠道；通过行政推动，重点解决部分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技能较为单一、市场竞争能力较差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
二是社会保障问题。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比较发达的地区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水平，大力发展商业保险等补充保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欠发达地区要抓紧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坚持广覆盖、低标准、低起点，建立基本社会保险制度；中央和地方都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工作的领导，制定重大政策，协调重大关系，尽快在全国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扩大社会保障改革的受益面。
三是弱势群体问题。特困家庭、下岗职工、失业人员、退休职工、关停并转和破产企业的职工以及贫困农民等，目前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低，表达意见的渠道比较少，不少人心里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失望和失落心态。因此，当前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充分利用和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动员全社会都来关心困难群众，并且责任到人，组成一个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使每一个困难群众都有人关心，都有人帮助，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
（三）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导向，加强对人民群众内部利益差距的宏观调控
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其核心是当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日益复杂的利益格局中，党既要通过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来代表和满足人民群众要求国家富强等共同利益，也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一方面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尤其是要探索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的具体办法，鼓励一部分人大胆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知识创新，以技术要素、知识要素和管理要素等参与分配，不断增强整体经济活力；另一方面要对人民群众内部各阶层利益分化的程度进行适当调控，使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在差异中谋求和谐，保证广大劳动者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得益者，从而使党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有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真正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制定和执行政策要充分体现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利益。每项决策、每项改革措施，都应该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社会劳动者成为主要受益者。同时，要认真分析政策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影响，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并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尽可能让他们少负担、多得利。
二是加强收入分配中的宏观调控，建立科学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要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区别不同性质的收入，采取相应政策措施，保护合理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1)加大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力度，主要是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增强二次分配的作用力度。(2)对以前长期为国家作出贡献、现在属于弱势群体的人们，给予必要的合理利益补偿，避免收入差距的不合理甚至不适度的扩大。(3)强化税收征管，以银行推行储蓄实名制为契机，建立个人统一的银行账户，严格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总之，要严格规范分配秩序，克服收入分配领域的混乱现象，倡导健康的致富理念，遏制非理性致富手段，净化社会致富环境，最大限度地引导、保护和发挥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三是要加强利益监控，合理把握调控的时间和力度。要建立科学反映全社会利益格局的信息指标体系和人民群众内部利益矛盾的预警机制，科学、及时、定量地反映社会利益格局的即时情况和变化趋势，为加强利益调控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一旦利益格局中某一部分变化超出合理范围，使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发生不适当的扩大，影响到人民内部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就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调控。
此外，还要加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发挥社区、非营利性部门以及自愿者队伍的作用，通过募捐、救助等形式，对社会弱者进行无偿帮助，形成多层次的转移支付，多管齐下，达到利益调控的目的。
（四）推进依法治国和基层民主建设，规范并拓展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
党对多元利益关系的适应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既依赖于制定科学的施政架构与合理的施政内容，也体现在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完善上。适应利益格局变化的新特点，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1.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法治是现代国家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基本、最有效的手段。为此，要坚持依法行政，消除长官意志，规范政府行为，坚决克服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等现象，千方百计地避免因执法工作中的过错引起群众的不满。要加强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真正发挥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要严厉打击各种不法行为，依法规范各种社会力量、社会团体和利益主体的行为，努力营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分配秩序，减少利益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要大力普及法律知识，引导、教育干部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各种矛盾纠纷，逐步把处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2.积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要切实推进政务公开、厂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建立对职能部门和执法机构的行风评议制度。积极推进村民委员会和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工作，努力营造民主参与的氛围，拓宽民主参与的渠道，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保证相关决策能够集中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保证相关机构和组织依法公正地行使权力。
3.努力创新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要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明确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各自的职责，形成总揽不包揽、协调不替代、既有分工又充满合力的工作格局，大大提高议事和办事的效率。
（五）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努力形成协调利益关系的强大组织网络，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直接联系群众、团结群众、关心群众的主渠道作用。要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在实践中加强、在加强中探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新方法，建立保证基层党组织健康发展的新机制。要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形成区域性党建工作的新格局。逐步建立健全基层党组织，减少空白点，克服薄弱环节，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的覆盖面；探索体现时代特点、群众喜闻乐见的工作方法和手段，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贯彻到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努力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逐步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活动质量，增强基层党组织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努力做到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健全的党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健全的组织生活和关心群众的活动，以此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直接联系群众、主动关心群众、经常反映群众要求的基础性作用。
（六）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加大反腐败力度，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仅严重侵蚀了党的肌体健康，也直接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它好比打入党群、干群关系之间的楔子，是引发、激化人民内部利益矛盾的重要原因。铲除和根治腐败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首先，要狠抓党风和政风建设，管好和管住干部。要教育广大干部真正树立公仆意识，在逐步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利益”；还要教育广大干部树立民主意识，增加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地使自己置于人民和法律的监督之下，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忠诚地为群众谋利益。
其次，要在制度建设上下功夫，综合运用法律手段惩治腐败，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今天，党员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社会学原理认为，一个组织的一致性与其规模的增大成反比。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数量增多而质量降低的严重危险性，更加自觉地惩处腐败分子，注重提高党员的质量，建立一种根据质量的要求而严格控制数量的机制，达到纯洁队伍、增强战斗力的目的。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最大、最有说服力、也最有益于人民内部利益矛盾解决的民心工程，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民。否则，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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