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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与世界银行的倾向性研究
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论著数量极多，可以说是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居于首位，然而，这些论著的政策倾向性却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有时它显现出倾向性，但这并不是建立在任何有分量有深度的分析基础上，有时它干脆连倾向性也不显示出来。这种表现无疑令人深感遗憾，须知现实上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分量已是举足轻重，在经济研究中同样愈趋重要，当前的世界范围金融和经济危机更加为合理解释中国经验及其意义增添了急迫性。这种急迫性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判定中国经验本质和决定因素；第二是揭示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成因和过程，以及中国在此间的角色；第三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经验获取什么教训，这最后一方面不仅是为了短期内应对危机，也是为了长期发展所需。
正是因为这三方面的急迫性，世界银行在面对中国经验时所采取的机会主义态度，即随着其政策导向或倾向性研究的需要选择性地纳入或排除中国，虽则可以理解，却是无法令人满意。那么，什么是这些机构的倾向性政策学说？为什么它们必须排除中国以维护政策学说的可信性？答案是“华盛顿共识”，即它们关于全球化和后进发展的核心信条；在摆脱苏联模式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则表现为斯蒂格利兹(Stiglitz)[1]所批判性称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制度转轨信条”，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所自豪地宣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制度转轨信条”。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主流政策机构有关制度转轨的论著总是力图将中国经验纳入其统一的倾向性框架中加以阐释，这种情况在此之后却没有继续下去。这些机构在前一阶段对待中国经验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选择法”，即选择性地解读中国经验，使之看起来符合它们的制度转轨政策学说，至后一阶段，它们的态度转为“排除法”，即在有关研究中基本上将中国排除在外，从而规避了中国经验与它们的政策学说可能出现的矛盾以及引发的尴尬。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在关于迪顿报告的评审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有关过程虽然在不少地方提及中国经验，却很少将之视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转轨和经济发展模式。因此，评审专家虽然普遍地对世界银行的研究表示支持，始终还是有相当一些批评意见因为中国经验所受的遭遇而保留。斯蒂格利兹强烈批评世界银行把中国经验从其有关制度转轨的倾向性研究中排除在外的做法，但几乎没有正面阐述中国经验的特征和意义。本文的目的，正是要试图阐明中国经验对制度转轨研究、全球化和后进发展的足资借鉴之处。
二、面对“中国谜题”的主流制度转轨信条
考虑到华盛顿共识转轨信条对市场原则的强调，以及中国经济中各种非市场因素的持续存在，这两者在多大程度上构成矛盾？中国经验是否根本上颠覆了制度转轨的主流学说？迄今，主流机构试图弥补这个矛盾的种种努力，不外乎是围绕着下列两个论题展开。一是关于制度方面，认为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体制始终还是一个混合体，同时包含符合市场原则和违背市场原则的成分，实际得出的经济发展成就应该归功于前者；积累起来的问题则是源于后者，而随着体制改革从所谓浅层次阶段演进到深层次阶段，问题将趋于盖过成就[3-4]。另一是关于发展方面，认为中国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皆因制度转轨的背景是工业化进程，前苏联集团的经济萧条则是因为制度转轨必须同时顾及过度工业化背景中的结构调整，从而，这两者的实际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与各自采取的制度转轨战略和政策并没有关联。
上述论题一的理论基础是个人化私有产权原则。就中国现实而言，所谓违背市场原则成分最终指向普遍存在的背离这个原则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软预算约束以及刚性的雇佣和薪酬安排。从华盛顿共识的角度看，要确立其核心政策信条，尤其是大规模私有化政策以及通过国内和国际金融自由化以利便产权交易，必然就得否定中国这些制度安排。甚至，主流机构必须再三断言，如果现实上这些违背市场成分仍然持续存在，中国经济的前景势必风险重重，至少是将会充满不确定性。而避免这个危险的前景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向市场的转轨”。
这个论题观点与现实证据显然相悖。早前，Martin Weitzman观察到：“根据几乎任何版本的标准主流产权理论，所谓的东欧模式代表了基本的正确转型方式，而我们所说的中国模式则理应导致经济灾难。这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中国模式在实践中呈现巨大成功，而东欧模式则是相对的并不那么成功。”[5]在大概10年之后，在重新检视“东亚转轨经济”（主要是中国）与“欧洲及独联体国家转轨经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强烈对比时，Stanley Fischer做出了一个相似的评价：“大多数指标显示，东亚的结构改革进展有限，但是其实际经济绩效远远超过了欧洲和独联体国家最好的改革。”[6]中国经验显示，明晰的个人化产权对于促进持续快速经济增长或避免经济灾难，既不是必要也不是充分条件。
论题二也正因此成为主流转轨信条的必需。世界银行在它的第一份关于经济转轨改革的系统报告中，建构出下列问题供它自己回答：“转轨政策和效果的差异是反映了改革战略的不同吗？还是它们主要反映了各国特有的因素，诸如历史条件、发展水平，或者在同时发生的政治变化？”[7]它的回答就是论题二。这个论题意味着，中国与前苏联集团国家的经济转轨经验不具有本质上的可比性，而在很有限的可比性中，有关经验支持而不是削弱了主流转轨信条。由于不可比性，世界银行在其第二份系统的关于转轨经济的报告中简单地把中国排除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则仍然强调有限可比性的意义，坚持着这样的观点：与前苏联集团国家不同，中国很幸运，在改革初期时候仍是个工业化水平很低的经济体，这就使得它能通过农村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推迟了必然需要的、不可避免会很痛苦的改革。
主流转轨信条这两个核心论题的基础，是华盛顿共识的所谓“自然的发展路径”理论，意谓只要市场原则得以贯彻，后进发展就是自然而然或容易的事。这种论调当然不欠缺批判者，斯蒂格利兹在世界银行任职时，就力图促使主流机构放弃这种论调。就制度转轨而言，斯蒂格利兹强调，中国面临的任务要比前苏联集团国家远为艰难，因为中国的任务同时包含了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单一的制度改革。换言之，改革年代，中国的良好经济发展表现，并非来自运气或优越的初始和外部条件，而是恰恰相反。应该说，如果将制度转轨问题放在更广阔的全球化与后进发展背景上考察，斯蒂格利兹的判断，显然要比主流观点更站得住脚。须知，改革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不仅与前苏联集团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比起来同样如是。在1980来以来的近30年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世界范围后进发展的实际表现，无论怎么说都是无法令人鼓舞的。
三、经济转轨和后进发展中的“亚欧对立”
正是在斯蒂格利兹主导其研究活动期间，世界银行的研究部门出现了这么一篇题目颇具挑衅意味的工作论文：“发展失落的年代，1980～1998——虽然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改革”[8]。发展失落年代也正是华盛顿共识和全球化年代，将发展失落与市场化改革挂钩，这在世行研究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事实上，这篇文章很有可能是由于它的令人不快的结论（和含蓄的问题），在主流决策机构中也并没有引发任何回响。
表1的数据清晰地展示出一个令人难以欣慰的图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在前一个10年，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为1.3%，在后一个10年，这个数据是1.8%。这种增长速度最多可以算是缓慢，同时也显著地低于高收入经济体。全球化的最重要承诺，即世界市场的运作将促使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向发达国家趋同，并没能够兑现。可见，将20世纪80及90年代称为“发展失落的年代”，这并不夸张，特别是在排除中国之后更是如此。
经济转轨实际经验中的“亚欧对立”，即中国和前苏联集团国家显著不同的转轨历程，正是以最极端的形式反映出全球化年代的发展失落。首先，这个对立反映了世界范围的不平均发展。在90年代，前苏联集团国家经济状况极其糟糕，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为-1.7%，其中俄罗斯为-4.7%。从表2中可以看到，制度转轨经验中的“亚欧对立”，还反映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制度变革信条与实际发展表现的巨大鸿沟。一方面，伴随着迅速的体制改革，到90年代末，绝大多数中东欧转轨经济体的制度体系，至少在形式上已经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则被认为是非常温和的改革者。另一方面，在经过了10年制度转型后，到1999年，前苏联集团绝大多数国家的产出水平都没能恢复到先前的水平，以俄罗斯为例，1999年的产出水平只有1989年的0.55倍，而中国1999年的产出水平则是1989年的2.52倍。
在2000年起，包括前苏联集团国家在内的发展中世界的绝大部分经济体，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这方面的情况又是如何判断呢？2000年至2007年，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每年的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达到了4.5%，这个数字是高收入经济体的2倍还多。前苏联集团国家的这一增长率提高到了5.8%，其人均预期寿命也增加了2年，与所有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持平，俄罗斯一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更是增加了3年之多。那么，所有这些变化是否标志着全球化的承诺终于得以实现了呢？还是它们仅仅表明经济从失去的20年中恢复了过来？是乐观还是悲观，对于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判断仍然为时尚早。但是，自2008年起一场发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席卷全球的经济衰退，则为悲观主义者们提供了支持与依据。
无论如何，不论2000年后的经济复苏以及当前仍在持续的经济衰退具有怎样的性质和深度，中国在其中的重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在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打击下，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显得越来越突出，或许可以将其称之为“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以这样的形式存在的，即中国出口廉价商品到美国，美国政府则通过债务形式进行交换。这一形式对东亚的工业投入品以及其他地区的初级产品产生了大量需求，随着中国生产率水平的快速提高，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还降低了整个世界经济的生产成本，所有这些都对2000年后的经济复苏起到加强作用。但是，这种共生关系也存在着内部矛盾，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即中国（连同德国、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中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膨胀和相应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持续膨胀。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提高自身生产能力以适应其消费欲望方面无能为力，从而形成了导致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中美经济共生关系”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整个世界的影响都是难以令人满意，它的解体将会为形成一种新的、较为合理的世界经济秩序铺平道路。我们在看待中美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2000年至2007年的经济复苏时，应当通过两种并行的经济趋势加以评价：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国际贸易条件严重恶化。中国同时承受着以上两种趋势的冲击。
官方外汇储备的积累主要是用于应付世界范围的资本外逃活动。1997年至1998年发生了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从中吸取了教训，纷纷运用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防御措施。据有关资料显示②，采用与平均每月进口额之比表示的官方外汇储备，发展中国家总是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近几年来，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2000年至2007年间，发展中国家官方外汇储备与平均每月进口额之比从9.5个月上升到了14.8个月，中国从8.8个月上升到18.9个月，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则始终停留在2个月的低水平。众所周知，官方外汇储备的回报率很低，那么这些国家的外汇积累就表明，发展中国家通过铸币税形式大规模地补贴着发行储备货币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
相关数据表明③，在过去近10年的全球发展复苏期间，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趋势。从1998年到2007年，中国的贸易条件下降了大约30%，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香港、新加坡、南韩和台湾）也下降了大约20%。这些数据背后所反映的状况，与发达国家几乎从未改变的始终有利的贸易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所有发展中国家大约30%的增长也形成了反差。在有关研究文献中有这么一个论题，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反映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需求不足，这样可以推断，当前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严重的制造业供给能力过剩。因此，尽管1990年代末期以来世界市场贸易条件的演变造福了一些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但它对全球范围的后进工业化发展却是不利的。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经济的两种趋势——贸易条件改变对制造业导向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以及外汇储备的高成本——显然是相当不利的，但是，融入世界市场本身同时又有它的有利方面。近几年来，中国的生产率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在2000年至2007年期间，平均每年劳动生产率的实际增长率达到惊人的9.3%，这一成就主要是基于中国经济内部的动力，即通过快速的资本深化以及产业升级过程得以实现[9]。至于外部条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主要表现为技术进口，而不是很多评论者所强调的有利于出口的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从这点来说，共生关系主要是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些产业虽然生产率进步相对缓慢，毕竟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缓解了失业难题。
无论这种共生关系在过去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为经济发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它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都不能再持续下去了。那么，又有哪些新的道路可供选择？从国内层面来说，新的道路主要包括持续推进资本深化与产业升级，将生产部门的剩余转移到“服务”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培养更多具有高技术、高生产率水平的劳动者，带动“服务”部门的快速发展。从全球层面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将具备新的外部动力，至少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发挥作用。首先，如果从中美经济共生关系中解放出来，那么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到2008年底大约有2万亿美元）就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价值可观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不仅可以用于自然资源的开发，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帮助推动这些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其次，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将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创造更大的空间，提供更多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从2008年起，国家政策措施中已经出现了针对以上两方面的相关内容，众所周知的政府4万亿财政投资就是例证，这些投资计划不仅意在短期的需求刺激，更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规划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四、从逐步市场化、新自由主义化到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持华盛顿共识的主流机构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违背市场成分，归根究底就是其公有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运作严重偏离了市场原则、个人化私有产权原则。这种性质的企业一直主导着中国经济，至少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这样。例如，在1992年，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合计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86%，到世纪之交，这个份额仍高达64%，其他的则为私有或民营企业和各类联营企业等包罗万象的企业范畴。即便是形式上不由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也有很大一部分（主要上市企业）是由政府作为最终所有者控制。然而，中国至少在某些时候也有转向拥护华盛顿共识的表现，最显著事例是1990年代中期的新自由主义的高潮，表现为1993到1995年期间的金融开放和1995年至1997年的企业裁员活动，另外还有诸如力争至世纪之交时平衡财政预算、开放资本项目等政策。
1995至1997年的国有企业的下岗增效风潮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本来，国家的目标是抓大放小，定位于把大中型企业改造为现代企业、把小型企业改造为股份制合作制，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地方政府却是倾向于变卖国有资产，单方面撕毁了国家保障工人就业的隐含合约（另外是将改制企业的负债转移到国有银行，最终转移到中央政府）。这种改革导致了失业率上升、消费增长放缓，甚至投资增长也趋于停滞，再加上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化，中国经济在宏观层面上陷入通货紧缩，在微观层面上，则是企业和银行的财务情况日益恶化。
这就引发了1998年之后的根本性的国家政策导向转变，首先是表现为1998-2002年的各种应对危机政策。第一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国家大力扩大投资需求，为此发债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第二是一系列的福利国家政策，旨在扭转消费增长停滞不前的趋势。第三是各种以振兴国有部门的政策措施，旨在改善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和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第四是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变得审慎，尤其是开放资本账户的目标实质上被搁置了。作为应对危机策略，这些政策体现的思路是帮助企业以及政府本身“透过增长摆脱债务危机”。在危机极易发生的1998～2002年，中国还是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以及国家财政、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大幅下降，表明所采取的这些违背市场原则的政策是合理并且成功的。
另一方面，上述各种政策的初衷虽然仅是要应对短期危机，其实际效果却是与新世纪以来国家的长期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这一战略，通称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必须扭转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分化趋势，特别是国民产出分配中劳动份额的长期下降趋势。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生产率进步而非廉价劳动力，国民产出分配中劳动份额趋于下降始终是事实，这是社会长期上难以接受的。正因此，自新世纪以来国家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包括加强对劳工权利的保护，在所有企业中实现建立劳资集体谈判的目标，推进工会的建设，执行新的雇佣合同法等等，都是与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大不相同。这些劳工政策的出台具备坚实的基础，因为它们与当前的资本深化经济增长路径一致。这同样适用于针对收入再分配，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以及企图重建由政府资助并将农村人口纳入其中的社会卫生保健系统的更广泛的政策。这些措施已成为国家在2008年底发布的一揽子政策的主要内容，它们都是旨在促进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并应付目前的金融危机和迫在眉睫的世界经济衰退。
五、结语
可以说，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信条在中国只是一种政策选择，改革年代的中国从来没有根本地服从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幸免于全球范围的新自由主义化所产生的后果，事实上，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正是与中国直接相关的，而在主流信条导向的舆论中，中国也一直为维持全球积累和加深其危机而受到各种责难和赞扬。
在这些方面，中国提供了三个教训。第一是，为应对变化的国际形势所做的调整如何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政府，以此调节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以及两者之间的经济活动；第二是控制金融化的必要，应使金融服务于经济，而不是相反；第三是承认世界金融和贸易体系中进行全面改革的需要，其中的两大支柱，即美元作为压倒性的储备货币以及美国外贸逆差作为世界需求的主要来源，即使不废除，也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在这个背景中，中国对于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战略，尤其是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上，应该有清晰的立场。就此而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信条，包括世界银行的倾向性研究，其影响早已愈趋衰微。
注释：
①欧洲建设发展银行(EBRD)转轨指标取值“从1到4+，其中4+代表该国的结构特征与发达国家平均的通行标准相类似，1代表改革前的状况，即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转轨指标中，正号加0.3，负号减0.3，以此实现指标的线性化。”（IMF,2000，第179页）
②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COFER 2007，世界经济情况2007年4月，亚洲发展银行，数据库。
③中国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情况，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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