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21世纪的亚太经济合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合作论文,亚太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的世界经济将一方面走向全球化、一体化，一方面又向区域化、集团化发展。在新的国际关系下亚太地区正以其蓬勃的经济活力，迎接挑战。
一、亚太经济的崛起
亚太地区，广义上指亚洲和环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重点是指西太平洋的“新月带”，包括日本、“四小龙”、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这一地区在近30年中迅速崛起，实现持续高速增长。
自二战以后，亚太地区各国以日本为先导迅速实现了经济的腾飞。60年代，日本借助于美欧的资本和技术，大力发展经济，1960～1970年的10年间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0.9%，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1960年日本的GNP仅为美国的8.3%，而1991年相当于美国的60%，人均GNP已超过美国的20%，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70年代，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使欧美等发达国家遭受沉重打击，而“亚洲四小”却通过经济结构调整，采取一系列适应国际形势和自身需要的政策和措施，促进经济的发展，1970～1980年间的GNP平均增长率为9.3%，并在80年代继续保持了平均7-8%的较高增长率，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1991年“四小”的人均产值，韩国已达6245美元，台湾8685美元，新加坡1.36万美元，香港1.38万美元，已分别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普遍不景气，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随之，韩元、台币的升值，使日本和“四小”出口受到很大影响，国际竞争力下降，但它们通过资本输出以增强适应能力，从而保持了出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东盟各国，特别是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三国在日本和“四小”经济结构转变的影响下，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88～1990年的GNP平均增长率也达7.6%，被世界银行专家称为“第二代工业化国家”。而中国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一度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1979～1991年GNP平均增长率达到8.6%，人均GNP总值平均增长7.5%，14年间增加了1.4倍，1992年、1993年又分别创造了12.8%和13.4%的世界纪录，成为亚太地区的一颗耀目的新星。亚太地区不断迭起的经济高速增长，使得这一地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增加。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社会生产总值占全球的27%，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25%，出口年均增长13%，外汇储备占世界的1/3以上，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特别是进入90年代，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欧美国家出现经济滞后现象，而亚太地区却呈现出蓬勃的经济活力。据估计，90年代及21世纪初，亚太地区仍将保持高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且在亚太地区中，各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日本将由1990年的10.63%，提高到10.92%，韩国由1.37%提高到2.08%，台湾由0.51%提高到0.93%，中国由7.6%提高到11.15%。下一世纪，亚太地区的进口额有可能接近于欧共体，并超过美国的1.5倍。同时，出口额则会超过欧共体，并超过美国的3倍。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2000年亚太出口占世界的比例将由1990年的21%增至27%，2010年达到31%。另据经合组织预测，到2010年亚太地区产品将占世界的1/3，2040年全球半数产品将来自亚洲。随着亚太经济的崛起，引起世界经济重心东移，对21世纪的世界将产生深远的影响，21世纪将是亚太世纪。
亚太地区的崛起，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有深厚的经济原因，其主要动因来源于世界体系、区域范围和文化洲源三个方面：
第一、从世界体系看，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为亚太地区的崛起提供了机遇。世界体系的作用主要是表现为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二战后，国际关系处于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时代，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奉行追随美国和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的外交方针，而美国以此作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这使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当时美国在国际关系中的霸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作用通过四种跨国经济联系——外援、外国贷款、外国直接投资和外贸表现出来。就外援来说，是日本及“四小”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因素，1945～1951年日本接受美国的外援为18亿美元，1945～1965年美国给韩国援助40亿美元，给台湾援助15亿美元。外国贷款和外国直接投资作为重要资金来源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亚太各国国内资本构成中的比重，在经济起飞的阶段非常高。而外贸一向被看作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由此可见，来自世界体系的作用在亚太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力量。战后，世界体系网络的形成有利于亚太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为亚太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国际条件。
第二、从区域范围看，亚太各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区别于世界其它国家的特殊性，也存在着趋同性，这表现在：
(1)以高积累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亚太地区的积累率一般在30%左右，高于西方国家21%的平均水平，资本形成速度非常快，使经济得以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不断提高。资本的高积累来源于高储蓄，亚太各国（地区）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北美和欧洲，因此，这一地区的生产资金较为充足，国际储备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使亚太地区的资金日益充沛，投资率不断上升。以日本为例，1960-1970年的投资率高达36%，1970-1981年仍为33.3%左右。
(2)以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加速剂。近半个世纪中，亚太国家不断改革科研体制、更新科研设备、增加科技投入，充实科技人员，大力开发新产品，并积极推动国际间的科学技术合作，使科技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目前，在亚太地区的国家中，日本在许多科技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中国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与发射、“四小”在家电及计算机等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亚太地区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以“外向型”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战略。战后，日本率先提出“贸易立国”，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调整产业结构，加工出口产品，迅速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占领国际市场。60年代以后，“四小”亦确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随后东盟和中国也走向对外开放的发展道路。亚太各国在经济发展中以“外向型”的经济战略克服自身封闭经济中的低效率，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亚太地区诸国在经济开发初期，根据本国的实际和国内外市场的需要，确立重点产业部门，集中财力、人力，并提供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自1965年亚太各国和地区的GNP中，工业增长高于其它部门，1971-1980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以上，1981-1990年亦在5%以上，尤其制造业的增长更为显著，由此可见，制造业的动力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5)以政府与市场相结合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在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政府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了最大限度的干预作用，来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企业的有效运行，以迅速形成规模经济。同时，通过自由和公平竞争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借以平衡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的发展。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的调节是协调的，因为政府所选择的干预重点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而且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会自发调节资本和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比例，使之达到结构上的平衡。
第三、从文化渊源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在非经济的联系中进行，经济发展直接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是发展的深层动力。亚太地区有着古老的东方文明和东方文化，文化传统丰富多彩。这种东方文化，深受儒学思想的熏染，提倡和谐与协作，强调社会稳定有序，重视人文主义和集体主义，从中培养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工作伦理和企业精神，加强了社会凝聚力，使生产得以迅速发展。这一文化虽然也具有许多局限性，但在亚太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使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转型的阻力和震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和根本保证。
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90年代，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在新的政治格局中，国际经济的全球化和集团化并行，特别是以区域化为特征的经济合作取得进一步的发展。1992年8月，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一个拥有3.6亿人口和6万美元年产值的自由贸易区出现在北美大陆。在欧洲，经济区已按期启动，并以不同速度批准和实施“马约”，根据经济区协定，从1994年起欧共体和欧洲联盟建成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从而建立包括19个国家、3.8亿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46%的统一的欧洲大市场。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已成为一股大潮势不可挡。同时，又使亚太地区面临严峻的挑战。北美和欧洲经济集团化的深层发展，对于集团内部，资源的分配更为合理，规模经济效益更高，而对于外部，具有更强的排它性，导致地区贸易保护主义更加严重，地区间竞争日趋加剧，使亚太国家的产品越来越难以进入北美和欧洲市场，外部市场的脆弱性变得明显起来。外部经济冲击和经济摩擦的增加，这使亚太地区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增强区域内的经济合作更为必要和迫切。
为应付欧美区域主义的挑战，亚太地区各国只有加强经济合作，实现自身的区域集团化，才能减轻对外依赖，减少对外贸易摩擦，强化与其它地区的谈判地位，成为各国经济的避风港。近几年，亚太地区政治与经济的一系列变化，为这一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创造了可能条件。
首先，政治稳定：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90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前苏联解体，美国的军事政治力量相对下降，本地区大国间军事对抗水平在战后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出现下降趋势，各种国际战略关系正在调整之中，各种矛盾尚未展开，从近期看，任何一国都无法建立霸权地位。权力的强制力下降，国际大环境稳定，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创造了条件。在亚太地区，小环境也比较稳定，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趋于缓和，中越、中韩关系已经实现正常化，日俄、朝美关系有所改善。亚太地区的相对平静和逐步安定，使区域内的经济合作的发展成为可能。
其次，经济联系加强：推进经济合作的基础。亚太各国为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将引进外资，吸收先进技术，扩大贸易，发展双边、多边经济合作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点，通过国际分工和经济合作，促进区内贸易与投资的增长，抵御外部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经济自主性。在亚太地区，资本流动日益活跃，规模迅速扩大，这主要由于日本和“四小”对本地区投资的增长构成。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所得水平提高，区内消费市场日益扩大。消费的增加与投资的增长，使对外贸易随之扩张，日本——中国——“四小”——四盟间的贸易在迅速增长，在其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30%上升为40%。区域内的贸易，1970年为105.5亿美元，1980年为1107.4亿美元，1990年达到2863.3亿美元。亚太各国通过区域内经济联系，减少对外依赖性，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
再次，经济高速增长：加强经济合作的保证。80年代，亚太地区保持着7%的增长率，约为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3倍，其经济发展举世瞩目。90年代仍将保持高速增长。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1990-2000年，“亚洲四小”及东盟各国将以比发达国家高一倍的速度增长，即6.3%和6.6%。目前，亚太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已接近欧共体，据估计，如果90年代能继续保持超过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到2000年将超过美国。亚太地区的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增强，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并为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四、经济发展的多层次：促进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并且有序地呈阶梯式排列，这不仅表现在它们处于不同的工业化阶梯上，而且重要的产业结构亦呈阶梯型发展态势，形成发达、成熟的工业经济（日本）——第一代新兴工业化国家（“四小龙”）——第二人新兴工业化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迈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越南）这一经济体系。亚太经济的这种多层次性，是梯度动态的国际分工推动构成。60、70年代，美国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及制成品的出口市场，日本提供机械设备和中间产品，“四小龙”提供劳动力进行产品加工。到80年代，日本取代美国对外输出资金和技术，中国沿海地区代替“四小”，提供劳动力，东盟成为重要的加工基地。进入90年代，这种垂直的分工体系被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格局所替代，区内分工日趋多样化和高级化。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使经济上的互补性增强，竞争性弱化，有利于区内贸易的展开，创造了经济合作良好的内部环境。
尽管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具有诸多有利因素，但由于亚太地区是世界上发展水平差异最大的地区，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乃至宗教信仰存在较大差异，又有着政治、军事及历史遗留的种种矛盾，很难在较短的时间里形成类似北美与欧洲的统一的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其制约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政治与经济的核心领导。虽然日本在经济实力上有条件确定它在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但亚太地区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各国对日本缺少政治上的信任。二是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导致所得经济利益不同。较发达国家的收益相对多，而不发达的国家必然收益甚微，难以达到平衡。各国极易从自身考虑，界定经济合作的范围。因此，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人为的政治因素，只有靠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市场机制，确立一种多元化、松散型、比较开放的非制度化经济合作组织。
在亚太地区，开展小规模经济合作，建立次区域经济圈是现实和可行的。目前，亚太各国纷纷提出进一步加强亚太经济合作的各种倡议和构想，主要有以日本为中心的“环日本海经济圈”，以韩国为中心的“环黄海经济圈”，东北亚范围内的“东北亚经济圈”、以华人为核心的“华南经济圈”以及正在形成的东盟自由贸易区。
“环日本海经济圈”。这一构想产生于60年代末。1986年由日本早稻田大学西川润教授提出，由中国、前苏联远东地区、日本、韩国和朝鲜组成，以促进日本西海岸的开发，达到日本地区开发的相对平衡。时至今日，这一构想已被赋予更多的含义。日本要将经济大量发展为政治大国，首先要在亚太地区扩大势力和影响，利用经济上的优势，建立以它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进而在世界上取得经济大国的地位。出于这种政治上的考虑，日本积极主张亚太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呈“雁形模式”：即日本排头，“四小龙”紧随其后，中国及东盟国家为第三序列。在产业分工上，日本生产高科技产品，“四小”生产一般技术产品和耐用消费品，东盟和中、越等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此发挥其在经济上的主导作用，进而确立在亚太政治与安全的重要地位。日本对此不断努力，为这一构想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近10年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占其海外投资的50%，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投资国，日本对亚洲的援助是美国的5倍，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已超过美国。尽管这一构想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从经济角度看，俄罗斯远东地区及朝鲜的丰富资源、中国质优价廉的劳动力、日韩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使各国间的生产要素的互补性较强，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环黄海经济圈”。这一构想，最早由韩国经济学界提出，以实现其发展经济和国土开发的重点由东南海岸和汉城地区向西南海岸的转移，迎接同中国进行大规模贸易的“黄海时代”的到来，韩国从京畿道到全罗南道和济州岛的西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落后，对此，1986年韩国内阁建设部和国土开发院先后提出《重新划分工业布局的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方案》，计划投资23亿韩元，兴建126个工程项目。其大规模开发西海岸目的在于充分、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并促进国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这一概念在地理范畴上，包括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九洲岛。从经济角度，中国的江苏、京津沪三市以及港澳台也包括进去。这一区域地理条件优越，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投资环境好，随着朝鲜半岛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区域内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将会迅速发展起来。
“东北亚经济圈”。这区域一般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朝鲜、韩国、蒙古和日本。这是亚太地区工业集中地带，区域内各国资源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合作存在广泛的基础和有利条件。近年来，这些国家（地区）的政治关系明显改善，同时，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有的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的国家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有的国家也采取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措施，使对外经济交流在经济活动中十分重要和迫切。这一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这种交流还停留在“流通主导型”阶段，急需各国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虽然这一地区在资源、市场、技术合作的潜力很大。但由于地理范围较大，情况复杂，而且还受政治、安全等因素影响，因此，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制约。
“华南经济圈”。这一构想，首先是由香港学者提出，指由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形成集中紧密型的区域化经济组织，实质上是大陆的资源和人力同台湾的技术、财力、港澳的资金、贸易与行销经验的互补与结合。这一构想以华人为主体，以华人资本为基础，地缘、史缘、亲缘上的密切关系，极易超出经济层面，增进经济合作的各方共识。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它只是暂时分裂，尚未统一的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内部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制度的不同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很难实现经济体制上的整合。目前，其经济合作与交流处于自发松散阶段，即使中国统一的目标实现后，可能形成介于自发松散的合作与集中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协作组织。
“东盟自由贸易区”。1971年，菲律宾率先提出了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概念，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这一区域主要包括东盟五国，并且行将进一步同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印支三国以及缅甸联成东南亚10国经济贸易区。东盟经过26年的发展，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相当的实力，随着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区域内经济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东盟统一市场建设正在加速进行。1992年1月28日，第四次东盟首脑会议通过《新加坡宣言》、《东盟有效普惠关税协定》以及《东盟经济合作构架协定》等文件，并计划从1993年1月1日起的15年内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最近召开的第26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一致同意加速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将由20年缩短为10年，即在2003年建成，届时，东盟成员国间的关税率将降低为0-5%之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内部政治关系良好，地理和气候条件相似，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接近，共同利益甚多，优势较大。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亚太经济组织。
三、中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
我国作为亚太国家的一员，其稳定与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繁荣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年来，我国在政治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的政策，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密切与日、亚洲“四小”及东南亚等国家（地区）的经济关系，促进了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为亚太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在亚太国家中，日本因为经济危机后，“泡沫经济”后遗症的影响，经济复苏乏力，1993年经济增长率仅为0.1%。其它国家，如韩国等，经济增长亦放缓。而中国却保持着持续的高速增长。1981～1989年增长率高达9.3%，1992年、1993年分别为12.8%和13.4%。从而保证了1991～1993年间亚太地区8.3%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劳斯教授所言：“中国是环太平洋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亚太经济保护活力的主要因素。去年，我国经济比上年增长11.8%，不仅大大高于世界经济3%的平均增长速度，也高于亚洲经济8%的平均增长速度。据预测，在未来的几年中，中国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是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这必将有利于亚太经济的持续繁荣。
第二、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加快了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和企业的经营机制均得到改善，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大大提高内部的生产潜力，出现协调发展的新局面。对外开放也进一步扩大，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3800亿元，预计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将比1990年再翻一番。国际收支状况明显改善，进出口持续高速增长。199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1957.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1994年的进出口总额达23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0.9%。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上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将达500亿美元左右，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我国综合经济实力的日益增强，确保了亚太经济的稳定发展。
第三、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促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90年代，国际经济局势剧变，亚太地区传统上依赖的美国、欧洲市场日渐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加强，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亚太国家经济发展将改变传统的出口加工型，转向加强内部合作，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有利于亚太经济向区域内需发展。
1.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对原材料、中间产品的需求日渐旺盛。同时，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增长较快。以1994年为例，全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3150元，比上年提高34.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增长30.3%，致使购买力不断上升。不久，中国将由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逐渐变成现实的巨大商品市场，进口额会不断增加，成为亚太各国产品主要吸纳国。
2.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基地。中国地域辽阔，具有丰富又便于升发利用的自然资源。而且拥有12亿人口，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储备，劳动力不仅素质较高，工资成本（包括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在内）也较低，将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劳务来源。在亚太经济的分工中，中国必将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
3.中国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场所。近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商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从实行改革开放到1991年底的14年中，中国与外国投资者共签订了总值418亿美元的合同，1992年中国批准外商投资的协议金额高达581.2亿美元，超过过去14年的总和，实际利用金额也达到了110.1亿美元，1994年外商来华实际投资又有大幅度增长，全年预计可达350亿美元。据测算，世界中健全的投资资金的80%集中在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而这些投资中，大部分来自亚太地区。投资最多是香港，超过60%，其次是台湾和新加坡。在华投资增长最快的是日本。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投资环境逐渐完善，投资产业进一步放开，将吸引世界各国，尤其是亚太地区国家的投资。
近10多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亚太地区的日趋繁荣，我国与亚太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在经济上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我国与亚太各国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产业结构以及科学技术上有很大的互补性。亚太地区从总体上看属于资源贫乏地区，对国际资源有一定的依赖性。同时，劳动力短缺已成为长期趋势，构成各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以韩国为例，1992年劳动力缺口达50万人，几乎比1985年的短缺规模高出两倍多。而中国在这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另外，亚太地区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时期，日本和“四小”等国优化产业结构，转移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恰好与之相衔接。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发展也依赖于亚太地区，与该地区的经贸合作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外部动力。中国约有80%的对外贸易是同这一地区的国家进行的，日本、韩国、台湾等主要贸易伙伴都位于该地区。中国的外国投资也主要来自亚太地区，中国从这一地区得到现代化建立急需的资金和技术。
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将与亚太经济日益汇融，与之经贸合作关系将更为迅速发展。为此，我国必须制定出自身的战略和策略，迎接21世纪的亚太经济合作。
（一）在合作的原则上要互惠互利共同繁荣。亚太地区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内陆型经济，又有海岛型经济。不仅经济的发展层次不同，而且在经济体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差异很大。因此，在经济合作中关键是坚持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原则。无论国家大小强弱，均一律平等。各国应尊重彼此的利益，求同存异，争取共同繁荣。
（二）在合作的对象上要广泛联合，突出重点。我国应不断扩大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和交流合作，与各国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积极参与各个次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同时，要有重点地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关系，为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打下良好基础。如中、日、韩间的经济合作，共间政治问题较少，经济共同利益较多，并且日、韩的产业资本相对发达，不仅可提供给我国必要的资金和技术，而且能更好地促进我国产业的升级换代，推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又如我国与港、台地区的经济合作，协同性较强，互补性明显，从而产生较大的比较利益，而经济的合作又会为政治上的整合创造物质条件。
（三）在合作的内容上要多层协作，平衡发展。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领域应该是多层次的。这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工业、农业的发展，交通、运输、水电部门的建设；包括商品贸易与投资，技术的使用与转让，信息的咨询与服务，人才的交流与培训，劳务的输出与输入，以及商业、金融业、旅游、服务业等；包括海陆空的环境保护与治理生物与生态平衡等各领域、多方面的合作。要在合作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类型产业，即要发展技术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又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既要发展战略后备产业，更要发展具有优势的支柱产业，这样不仅提高产业结构的平衡度和关联度，达到均衡发展，同时又增强了主导工业的活力。
（四）在合作的方式上要多种渠道，多种模式。我国与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即有双边合作又有多边合作，同时政府合作与民间合作并存。通过官方、半官方及民间的通商组织或不同层次的经济贸易洽谈，发展双边和多边贸易及边境贸易：通过建立合资、合作经营企业以及参与区域内多国经济集团，进行广泛的经济合作。我国还可与一些国家选择某个港口与城市，确立“成长三角”，建立各自的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时机成熟可建立共同的跨国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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