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耳忠言叹秋雨——余秋雨现象批判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雨论文,逆耳论文,忠言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余秋雨教授从推出《文化苦旅》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使他成了被全国大小媒体争相追逐的文化明星。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对其为人为文的批评和非议也接踵而至，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一下子把余秋雨教授从波峰推到了浪谷。这些文章有的措辞尖锐，充满火气，有的运文平稳而入木三分。赞颂与批评的对应、交错，形成了可称之为“余秋雨现象”的一道独特又热闹的文坛风景线。
这些批评和争论，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方面：一，对余秋雨散文中学术“硬伤”的批评和反批评；二，对余秋雨“文革”中参与写作班子历史的反思；三，对《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紧急文告的反响；四，对余秋雨今夏长沙岳麓书院讲学风波的报道和议论。
对余秋雨的批评起自对他散文中的学术“硬伤”（如：在《十万进士》中把本日进士的王维、贺知章“点了状元”之类的常识性错误）的指责。最初指出“硬伤”的是李书磊、高恒文等人，继之吴海发发出了《致余秋雨教授的一封信》。高恒文在《突兀之语何其多》中，从余秋雨的“文体”论及“硬伤”：“《文化苦旅》中学问的‘硬伤’之多，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是出自一个名家之手。”指出《洞庭一角》中将范仲淹被贬的年份搞错，把范的“借湖写楼”说成“借楼写湖”；怀疑余有否弄清楚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实际并未亲临岳阳楼。高又在《学者的架子》一文中指出余先生《吴江船》中一段50字的句子至少有三处常识性的差错。鉴于余秋雨在《山居笔记》的长序中对高的批评采取“避实就虚的策略”，高又著文予以批驳。吴海发指出《山居笔记》中的“硬伤”：一，把古代选拔人才的考试一律称为科举考试，而不分县试、乡试、会试、殿试，说明余先生对古代科举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以致出现了秀才进京城会试的错误。二，引证古代典籍例证，很欠缺逻辑上的说服力。三，笔下随意渲染，以致失实。
另一些学者则从整体上批评甚至否定了余秋雨的散文。刘丽明在《不放心的文化之旅》中说，“余先生作文……基本的套路，是以地理之奇为悬念，来作他文章的眼，以历史之奇为准线，牵来各种故事跌宕起伏去穿那个眼，历史、地理这么一相乘，乘出来的就是奇而又奇的余式散文新景观了。这景观的时髦程度，别的不用看，只看祖国大地上建了多少类似的景观就知道了——那些有古装人物在其中穿插表演的唐城宋城，一度的效益是很可观的。当然仿古的假城，和余教授的学问还是不同的，仿古的东西多少令人放心一些，因为你不会认为那是真的，余教授的学问就是真假难辨”。韩石山《余秋雨散文的缺憾》说，把余秋雨的“散文起了个高贵的名目，叫‘文化散文’似乎先前的散文都是没有文化的”。他引用余秋雨的《道士塔》对王道士用白灰水涂佛像的描写后指出：“这哪里是写散文，分明是写小说。若老一辈学者，写到这些地方，有史料，就引用史料，若于史无证，断然不敢这样下笔，因为那些洞窟里的雕像，固然有被涂了石灰水的，可你凭什么说就是王道士做的？为什么不是多年后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当时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被风蚀而特意涂上去的。——是想象，是推测，也得说在明处，别把什么都说成是真的，就像亲眼见过似的。”“他的这些散文，就是当作史论写的，比写史论更难的是，他还得编造莫须有的情节，还得使整个文章像艺术的创造。……说白了，余秋雨的散文原本就不是什么创造，不过是一个还有些才气的读书人的精心编撰。时间一长，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模式之中，难以摆脱，也就难以为继。宣布搁笔，算是一种最体面的逃遁。”（余秋雨不久前曾说他不再写这类散文了。）汤溢泽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中作了更全面的抨击，指出《文化苦旅》是靠“传播媒介的，乃至秋雨本人欲盖弥彰式自我包装等把他打扮得金光灿烂”的。“充其量也只是一位业余散文爱好者摆弄现代汉语的词藻而步入一条媚史之路。”“文虽美，但作者文字功夫并不甚佳，如有‘来回徘徊’之类地道的病句……作者所走的组装历史与文学之路上有时犯了阉割历史的错误”；“跌入了纯粹搬弄现代汉语中的华丽词藻+古董儿的味道单一的、反胃的沟壑。整个一本《文》书都是陈年白酒（如古代古文化）与当今矿泉水、自来水（如优美的语句、感叹）掺和的产物，所有这些，把《文》一书定格为当今散文界典型衰败的标本”。裴文以《〈山居笔记〉剥皮》为题作文批驳余秋雨：一，作者的住处是高阶人士云集的“高尚住宅区”。即使如他本人所说的“常常离开城市，长途跋涉，借山水风物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住的恐怕也多是星级以上规格的酒店。而“山居”一词，蕴含着清贫、遁迹、与世无争般的清净无为。《山居笔记》如更名《度假笔记》则符合实情，更无欺世盗名之嫌。二，一本十来万字的书，一篇自序竟达两万五千余字，千描万绘的只揭露一个严重的事件：余秋雨的书无数次地被盗印了。长序中也巧妙地夹杂了其他一些重要信息，如：作者曾和哪些名流前辈坐在一起吃过饭或通过电话；作者的书又在台湾获得了什么最高奖；作者被请到哪些城市哪些大学作了演讲；谁又写了一本研究余秋雨散文的专著；甚至巧妙地透露：“我猛然想起，台湾出过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巴赫读余秋雨》，”让别人知晓余秋雨的名字竟能和大音乐家巴赫平起平坐。专著紧接着提醒我们：“人民日报华东版发表一则报道，台湾版《山居笔记》已名列海外华文排行榜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大江健三郎的《性的人》。”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是第一名，而第二名就是余秋雨了！三，余的文章太缺乏个人观点，而文章中所做的工作，仅是将古代不同的时期所发生和记录的一些事件、观点、制度、传闻、诗句等又重新摘抄一些，归纳一下，攒在了一起。倘若如此这般便是好文章，天下的文人岂不是各个都成了文豪了呀？批余文章中措辞最为尖锐、否定得最为彻底的，莫过于王强了。他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说：一，“单凭余秋雨不通外文（有人说明余是很通外文的——综述者注）而又大谈戏剧理论这一点，笔者对余秋雨的治学态度及学问功底就不敢恭维”。二，“此书（《艺术创造工程》）清楚地表明，余秋雨已不能进行扎实的学问研究了……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最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情绪化生物”。三，“他的‘文化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余秋雨唯一的‘现代’气息是他所用的时髦名词：‘文化指令’、‘消解’、‘文化生态系统’、‘人文人格’、‘人生范式’”等等。五，“在所谓‘艺术体验’的幌子下，余秋雨对人类的理性思维大肆践踏，把学术研究变成了三流诗人的呓语”。六，“在余秋雨笔下，人类的思维被弄得支离破碎，真成了‘文明的碎片’”。七，“虽然他经常把‘人类学’三字挂在嘴上，但他的文章表明，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人类学，更谈不上用现代人类学的方式研究地域文化”。八，“余秋雨的散文，是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这种思潮又是被人唾弃了的”。九，“在余秋雨的散文中处处看到一种很吃力的‘作’的痕迹……余秋雨常把一些小事无限上纲上线，提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
王强的文章和上述几位对余秋雨的批评，立即引起了不同意见。杨长勋、林连德、燎原、安波舜、孙勇进、田崇雪等人的一些反批评文章指出：王强这样的谩骂不是学术的批评；并对“持文化冒险立场者欲拿文学界又特别是某些作家开刀深表忧叹”，有的认为文章中有些“硬伤”无伤大雅，“重要的是一个作家一部有益作品如果能传播到、或最大程度地传播到荒芜蒙昧的角落，他就应该像布道的牧师一样得到尊重”，既然有“几十万、上百万的公众选择了一个作家，前提是那个作家的书起码不是本坏书”。
许多著名的作家对余秋雨在“文革”中参与“写作班子”这段他始终讳莫如深的历史以及他平时的作为，提出了责疑。李国文的《犹大之悔》没有点名批评余秋雨，但明眼人从措词激烈程度可以看出是有所指的：“这里，我们可以悟到小人的厉害，不在于他做坏事，而在于他做了坏事之后，手上的血、屁股上的屎，统统擦得干干净净，吃人不吐骨头，丝毫不留痕迹。君不见那些在‘文革’中的大小笔杆，不是进写作班子，就是进野台班子，在那里摇尾乞怜、讨好卖弄者，二十年过去了，有谁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过错？NO！有谁哪怕表示一丝悔意？也是NO！而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过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谢泳的《正视自己的过去》则有感于邵燕祥在他的新书《人生败笔》中敢于将自己的过去真实地袒露给世人，从而列举事实点名批评余秋雨“不敢正视过去”。沙叶新的《“书生”及“梁效”评议》也没有点名，只对“文革”的文化现象和知识分子的人格表现作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思考。沙叶新说：“类似梁效这样的政治怪物……可惜至今都无个案的剖析和群体性的考究，其中障碍之一是文革史学者对此项研究的意义远远认识不足，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文革遗产，对中华文化品格的重建，对中华知识分子精神的重塑，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历史教训是巨大的精神财富。”
随着余秋雨的名望日增，余发现他的书被盗版越来越凶。今年年初，余秋雨以紧急文告方式在多家报纸愤然发布《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文告强烈指责说：“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这次一下子冒出那么多盗版本，正如所料，又兴起了一个批判潮，同样的文笔和口气，同样的炫耀和训斥，同样的挖苦和忌恨，而且同样，又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这样做的行为模式不难解读：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余秋雨在这篇反盗版宣言中的论断（说他的书被疯狂盗版，是盗版者和批评他的文章作者们——不露真面目的“蒙面人”相互配合的，是“文化强盗”和“文化杀手”勾结起来。“轮番劫持”中国文化的行径，并敬告：如此下去，中国“当代文化”要不了几个回合，处处便是大漠荒荒，夕阳残烟了），激起了许多文化界人士和读者的反感和非议。余开伟连发《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谁是文化杀手！？》两文，提出“余教授将两者（指盗版者和批评者——综述者注）强行捆绑在一起予以定罪，有什么确切的事实根据？”并指出“当今中国是否存在‘文化杀手’呢？确实存在，‘文革’时期杀伐决断致人死地的大批判写作组初澜、梁效、石一歌、丁学雷、罗思鼎即是。他们当年逞凶横行摧残文化界的劣行，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其余毒至今尤存。那些承续‘文革’遗风动辄定罪的批评家即是，余教授当年初出茅庐，少不更事，上当受骗，理当情有可原，不可深责，李国文和沙叶新等文章，并非针对余教授个人，而是针对‘文革’中上述文化现象进行历史反思，余教授是完全不必耿耿于怀的”。
余开伟还说：“对余教授进行批评（并非批判）的文章也确实存在，但比起那些为数众多的赞颂吹捧文章其实是少得可怜，根本形成不了什么‘风潮’，而去批评一个作家的失误也是极其正常的现象，至于恶意攻击者毕竟是极个别的特例，不足为道。何况，无论是赞扬或批评余教授的文章，都造就了余教授今日成为新闻人物的重要地位，有一些读者并非看了赞扬余教授的文章才去关注他的创作，恰恰是看了批评他的文章激发了好奇心才去寻找阅读的，……余教授是舆论传媒正反两面宣传和热炒的受益者，而绝非仅仅是受害者。即使是余教授散文被盗版，实际上也是各种传媒热炒吸引了文化盗贼的视线，使他们觉得有利可图才乘机下手。即使报刊无一批评余教授的文章，他们照样疯狂盗版，绝不会罢手不干。”因此，余秋雨把批评他的作者当成“文化杀手”在情理上是站不住脚的。再说，“批评余教授的文章大多是说理的……别人指出这种‘硬伤’，都被余教授斥为‘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这样粗暴对待正常批评的确使人非常吃惊”。
陈冲也以《思维游戏之二》一文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陈冲先说明本文的署名是自己的真名实姓，并非化名。接着说：“据知情者介绍，一种被盗印几十万册的，多年累计起来，也不过几十种；短时间就被盗印几十万册的，品种屈指可数。而余教授一个人的书，‘一时间’就被盗印数百万册（‘近十种’乘以‘每种都达十万册’），不亦‘蔚为壮观’乎？其实，这一番描述令人印象深刻的，不在盗版罪行究竟有多大，倒是让人觉得余教授实在了不起。”
陈冲总结说：“现在我们可以把《敬告》的整体逻辑理顺了。数以百万计的盗版狂潮，证明了余教授文章的极有价值和极受欢迎，进而证明对余教授的批评极无道理，无道理又要批评，其动机必不在学问之内，只能受雇于盗版集团的文化杀手，因此所有的批评全是‘盗版集团的整体设计’的一部分。”
樊百华、王永飚等也著文批评了余秋雨。周泽雄《最酷的作家》一文对余秋雨关于“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勾结”的武断提出异议后说：“可以说若非余秋雨一唱三叹的提醒，我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著作在中国有那么猖獗的盗版，更不会知道他一本‘没有书名的书，订购量为全国文艺书籍之冠’。事实上我所知道的关于余秋雨如何伟大、多么成功的种种信息，都由余秋雨本人慷慨提供。考虑到余秋雨的确不同凡响，他的妻子想来也很棒（虽然，若非余先生执意介绍，我本来竟蠢得不知马兰为何人）。他用热情的笔墨对自己和妻子唱几句颂词，亦属人之常情……没人说过一位作家不能在作品自序里夸夸自己，也没有人说过一位作家不应该把散文集的后记写成一篇关于妻子的报告文学。判断一位作家的自夸是否诚实，是否与臭美无关，我有这样三个私人性的判断标准，这里供读者一阅：首先，他的自夸是否还在正常人性的范畴，其次，他抬高自己的同时是否能注意不踩踏他人，第三，貌似无关而实则非常紧要的是，他自夸的笔墨是否好歹带点幽默感，”但周泽雄说他得到的答案令人遗憾：在《霜冷长河》的自序里，余秋雨借助一双“异人”的法眼，稍事扭捏之后，立刻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也许我在半道上冻僵了。”……余秋雨对自己妖魔化后的结论是：“我的上辈子竟然如此有幸？怪不得从小就在追忆。”——我们知道这是昏话，只是中国大概没有第二人能把昏话写得如此缠绵悱恻罢了。也许，他想告诉我们自己乃梦蝶庄生的千秋传人吧？其二，即余秋雨是否能注意不无端侮辱他人。我不能认为他评价爱妻为“亚洲最美丽的女人”乃是对天下女人的冒犯。但不知下面这句话咋讲：“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因此可毫无偏心地断言：在目前国内各大剧种首席演员中，她（马兰）无疑是付出演出辛劳最重的人。”余秋雨这一“断言”明显遗漏了一个条件：他熟悉国内其他“各大剧种首席演员”的程度与熟悉马兰相当，不然，仅依靠“我的职业使我对戏剧界比较了解”这一表白是撑不住的……余秋雨教授为什么一定要通过贬低妻子同行的方式来抬高妻子呢？再来打量一番余秋雨的幽默感如何？幽默感不是可有可无的观感性点缀，而完全是内在人格力量的彰显。恕我眼拙，在余秋雨堪称全面的文学才华中，也许竟没有丝毫幽默的配方。看看什么事情是余秋雨认为有幽默感的吧，在《霜冷长河》自序中，他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黑龙江上一位与余秋雨同姓的船长，为了怕吵醒在沙发上休息的余先生，就“故意让船搁浅，直到天亮”。与此同时，船上当然还有与余秋雨同行的作家朋友。即为了余秋雨的“酣畅沉睡”而必须让所有其他作家眼睁睁地看着船傻立在江上。这被余秋雨评价为一次“幽默的搁浅”。
今年7月， 余秋雨应湘财证券公司之邀去长沙岳麓书院作了一次讲学，结果引起一场风波，沸沸扬扬的议论传播到全国文坛，800 年前“朱（熹）张（栻）会讲”的地方——岳麓书院，是一方学术圣地，在湖湘学人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来在此论道传学者均是当时的名师硕儒，所传播的也无一不是关乎大本大源的煌煌高论。余秋雨居然登堂入室，开了个题为《走进21世纪的中国文人》与湖湘文化不着边际的讲座，而且被公认为内容浅显又多处语焉不详，因大大伤了湖南学人的感情而非议四起。据报道，当一位听众问余秋雨，他今天在岳麓书院讲学，为何只字不提湖湘文化时，余答，因为现场时间不够，如果在对面湖南大学礼堂，给他四个小时，他就可以讲一讲湖湘文化。当即有一位听众在下面嘀咕：翻遍余秋雨的书，除了有几行抒情文字提到岳麓书院“灰褐色的老式屋舍”和“旧长墙”之外，从未提到过湖湘文化，他能讲四小时吗？
会上，一个女青年步上讲台正准备把一张纸条（要求余秋雨面对电视观众谈一谈“文革”中的“石一歌”问题）递给余秋雨，立即被从后面赶上来的一条大汉一把夺了过去。
当地学者反映，这次讲学“根本不是什么本质意义上的学术交流，不过是假借了学术文化名义黑箱炒作的商业活动。余秋雨先生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是湘财证券公司的顾问，为其服务是理所当然的事。他经济上虽然得到了丰厚的实惠，学术名声却受到了损害。最大的受益者是出资操办这次活动的湘财证券公司和湖南经济电视台，因为，他们出钱借助余秋雨先生和岳麓书院宣传了他们自己，这等于出钱让余秋雨和岳麓书院为他们做了广告”。“余秋雨先生和岳麓书院乐于充当商业工具是两相情愿的事，但把这种商业活动披上文化和学术的外衣则令人啼笑皆非。……文化与商业联姻没有什么不好，但利用岳麓书院这样享有崇高声誉的千年学府来做纯粹的商业活动，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另外使长沙听众深感不满的是，当一位青年学子提问余秋雨对批评他的文章有何看法时，他仍然老调重弹，毫无反思之意。
对余秋雨岳麓书院讲学一事，也有持赞赏态度的。如湛震等就著文称余秋雨此举“有伤湖南学术界的感情”之说毫无道理，并认为“到湖南来讲学，必定先对湖湘文化有深刻研究。这条规矩是哪位祖师爷定的？”有的则说，利用岳麓书院开展学术交流有何不可。
以上对余秋雨其人其文的各种议论均见之于愚士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新近问世的23万言的《余秋雨现象批判》一书。
综述至此，消息传来，余秋雨受邀香港凤凰卫视台担任“千禧之旅”嘉宾主持，至今已考察多个国家，所写日记体散文在国内外多家报纸同步发表。华艺出版社已与在伊拉克考察的余秋雨联系，余已同意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并配以大量彩照，书名和出版日期在适当时候向传媒宣布，云云。
综述至此，消息传来：一、余秋雨受香港凤凰卫视台担任“千禧之旅”嘉宾主持，赴多国考察已近尾声，所写日记体散文在国内外多家报纸同步发表，并将由华艺出版社结集出版，同刊大量彩照。书名和出版日期在适当时候向传媒宣布，云云。二、在1999年读书界评选的十本佳作中，余秋雨的《霜冷长河》仅获三票。三、青年学者余杰在他新出的文集《想飞的翅膀》中收集了《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措辞十分激烈，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正当人们猜测又将引起怎样的巨大风暴之际，不料，1月22日晚上， 在朋友的沟通下，余秋雨跟余杰于成都魏明伦的住所作了一次平和、友好的会见。余秋雨较详尽地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基本经历，特别指出“文革”大批判那种可怕的“无限上纲”的方式。他说，忏悔是个人化的，而强迫别人忏悔可能会造成人人自危，背离了忏悔的初衷。实际上是以反对“文革”的名义回到了“文革”。余杰说，看过余秋雨托别人转来的信之后，自己对余秋雨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消除了一些误解，作为个人也佩服余秋雨的胸襟。但对于自己文章谈到的一些内容，余杰还是持保留态度。他说，余秋雨作为90年代在中国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如果能够带头反思，将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和典范，有助于改善中国文化生态现状。两余还就忏悔意识在中国是否可行充分交换了意见。四、继《余秋雨现象批判》之后，萧夏林、梁建华在该书基础上加了几篇新收集到的文章汇集成32万言、题名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批余”专集，趁着方兴未艾的“余秋雨现象批判”的热浪，已于2000年1 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推向图书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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