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以“华北世纪报”和“林西日报”的读者群为史料_音乐论文

上海“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的“读者之声”为史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林西论文,捷报论文,史料论文,孤岛论文,之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15)02-0044-12

      历史学家曾总结道，研究近代上海是研究中国的一把钥匙，而研究租界，又是解剖近代上海的一把钥匙。1937年上海沦陷，租界在沦陷区中形同“孤岛”，上海的文化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孤岛”时期上海城市音乐文化的研究，历来存在史料不足甚至断档等问题，且由于所处时期敏感，历史情境特殊，尚处于研究薄弱的情形。在音响、音像资料欠缺，诸多中文史料缺失的情境下，外文报刊无疑成为仅有的几个可供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其作为尚未普遍使用的文献，给该研究带来了第一手的资料和许多有益的启发。本文以当时上海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西文报纸《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为主要史料，评述上海“孤岛”时期的音乐生活。迄今为止，对这两份报纸的利用对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有很大困难，音乐史学研究领域亦如此。一则，该报在国内仅存于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仅存有部分《北华捷报·最高法庭与领事公报》；二则，该报卷帙浩繁，文字隔阂，无力翻阅。通过研读了解到，这两份报纸主要由商业广告、社会新闻、评论文章、读者来信、文娱活动等几个板块组成。在诸多栏目中，尤以“读者之声”专栏最具特色，其稿件直接来自读者，是大众舆论的一个真实度、自由度较高的栏目，是读者表达个人意见的重要途径。该专栏涉及音乐会、音乐家、乐队等几乎所有租界的音乐活动，信息量大、观点新颖，对探究特殊战争时期的上海城市音乐文化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一、上海“孤岛”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

      “孤岛”一词，是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对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指称。这两个租界因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在中日战争中宣布中立，故其未被日军占领，在沦陷区中形同“孤岛”，历史上把上海的这一时期称为“孤岛”时期。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两个租界被日军占领，“孤岛”即不复存在。①

      1937年11月，日军以武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开始了长达4年的孤岛时期。上海的沦陷，对文化界是巨大的摧残，在沪的文化人受到严厉监管，各项文化活动的开展也受到各种限制，日军对华界的各大报社进行了查封，进一步加强对文化活动的限制。上海的文化人被迫进行内迁，到各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各种进步文化事业。②“孤岛”时期的上海在经历短暂低迷之后，随着资金流、物流的大量涌入，加之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内外交通逐渐畅通，娱乐业等迅速发展起来。可以说，在外围的华界身处日军冰冷刺刀统治之时，租界很快恢复了以往的莺歌燕舞，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畸形繁荣景象。因为租界尚处在英、美、法等列强的控制下，租界当局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宣布保持中立，一时间，租界成为人们寻求避难的“诺亚方舟”，惊惶的上海市民认为日本人不敢与欧美列强抗衡，留沪的文化人及不少中外音乐家也选择了这块相对安全的领地继续他们的文化活动、音乐事业。

      上海“孤岛”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对华界舆论的监管，使得很多中文报刊被迫停刊。在日伪的挟制下，租界当局执行新闻政策时，一般采取保留或节制的态度，这对“孤岛”传播媒介的压力起到了一定缓冲的作用。而像《北华捷报》《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则由于受到租界的庇护，暂时安全，正常发行。

      二、《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概述

      人们常将大众媒介分为印刷媒介(print media)和电子媒介(electronic media)两种，前者包括报纸、杂志、书籍等，后者包括电视、广播与电影等。而在60～70年前，出版物、广播、电影是三大主要的传播媒体。③在电视尚未发明、广播还未普及之前，印刷媒介是主要的大众传媒。近代以降，上海的印刷媒介在全国一直独占鳌头，素称全国报业的中心城市。

      上海近代史上第一批报刊是外来殖民者引进的。④外国人在华办报，皆为各国殖民政策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其受各国政府委托，富有搜集我国情报的重要任务。⑤目前所知，外国人在华出版的历史最久、刊期最长、影响最大的报纸是英国人创办的《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4年7月1日至1951年3月31日)，它的前身为1850年8月3日创刊的《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其终刊于1941年12月3日。

      《北华捷报》因无自定的中文名称，又被译为《北华先驱周报》等。由英商奚安门(Shearman Henry)创办，为英国人在上海的第一份英文周报。报型为对开四版，逢周六发刊，着重刊登广告、行情等商业性材料，亦有言论和中外新闻(一周要闻)。由于需要刊载的信息增多，该周报馆增出英文日报《字林西报》，《北华捷报》则成为《字林西报》的每周增刊。两报不仅版型不同，而且自编年期号，实系同一报馆而单独出刊的姊妹报，并非一报先后之更名。随着《字林西报》发行日益扩大，其占据了当时上海巨大的传媒市场。⑥

      字林报业在办报方针、面向的受众以及部门的设置等方面均体现出他的专业性。《北华捷报》在其广告中就曾声明该报一是向读者提供参考资料，二是向英国国内读者报道关于中国的新闻综述。以读者对象来说，两刊也做了分工，即《字林西报》以上海本埠读者为主，《北华捷报》则以外埠及英国国内读者为主。从机构设置来看，字林报由编辑部(Editorial Dept.)、校对部(Proofreading Dept.)、广告部(Advertising Dept.)、会计部(Accounts Dept.)、流通部(Circulation Dept)、印刷部(Printing Dept.)6个部门⑦组成，可谓划分细致、设置完整。

      这两份报纸虽都是字林洋行所办，但实为上海英国领事馆和上海租界当局的喉舌，有“英国官报”之称。两报利用派出的记者，专门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报，发表了大量的中国各地通讯，并及时加以报道和评论。通过阅读与翻译这两份报纸，归纳出与音乐相关的专栏主要有：Amusements; Notes And Comments; Letters To The Editor; Shanghai News; Leading Articles; Special Article; Chinese Politics 7个。通览外侨对相关音乐活动及音乐事项的报道，文字表述成为最有效的方法。作为周报的《北华捷报》注重评论，尤为精彩，而日报《字林西报》则注重每日音乐活动的报道、介绍，非常详尽。虽然其评论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有时有悖于事实，但毕竟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许多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大量颇有价值的历史资料。

      三、“读者之声”专栏中的上海音乐生活

      “读者之声”(Letters To The Editor)栏目是《北华捷报》与《字林西报》设置的诸多栏目中最具特色的。《北华捷报》创刊以后，“读者之声”栏目一直是外国侨民向社会表达个人意见的重要途径，是大众舆论的一个自由度较高的栏目。“读者来信”与到上海的外国人游记不同，其不具有猎奇的视角，内容更贴近日常生活，观点也源自租界的实际情况，因此更真实地反映租界外侨的想法，是真正的大众舆论。⑧“读者之声”专栏平均每两天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它并不是字林报的固定栏目，有时候一份日报会同时发表三四封来信，也有可能一周都没有这个栏目。

      通过翻译《字林报行名簿》索引，查找到“读者之声”专栏的固定撰稿人主要有Sapojnikoff,; G.; Artist; Latimer; Miss D.; Edit.sec.; Diveley; Mrs.H.; Typist九位，此外还有很多在沪的中外读者发来稿件，而绝大多数投稿的读者都采用笔名。各类读者利用这个文字空间，不受任何约束地对一些音乐事项提出自己的见解，有些话题常引起读者的热议，产生互动的效果，争论中言辞犀利，不乏闪光的观点。而字林报选择刊登这些有价值的信件，也足以显露出报刊舆论自由、独立开放的办刊特点。其为读者、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音乐思想、音乐理念，并为上海大众提供音乐讯息、指引音乐方向的平台。通过对这两份外文报刊的翻译、整理，笔者将其“读者之声”专栏中与音乐相关的内容进一步分类，进行索引(见表1；表2)⑨，并对索引数据综合汇总(见表3)。通过分析读者互动的内容，以期了解“孤岛”时期上海大众关注的音乐生活。

      

      

      

      根据表1、表2对两份报纸的分别统计，以及表3对其进行的汇总，了解到《北华捷报》与《字林西报》的“读者之声”专栏中与音乐相关的来信共计144篇，涉及的主题包括“工部局乐队”“音乐家”“音乐会”“音乐场所或剧院”“音乐批评或评论”“歌剧”“音乐知识及讯息”及“广播音乐”8个方面。这其中尤以“工部局乐队”相关的内容所占篇幅最大，共计63篇，占总篇幅的44%。

      (一)关于工部局乐队

      作为上海租界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音乐机构，工部局乐队从成立之初即为上海的中外音乐爱好者带来丰富的音乐盛宴，曾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然而，在特殊的“孤岛”时期，工部局乐队可谓在夹缝中生存，乐队前所未有的遇到集中讨论其“存废”的问题。⑩在“读者之声”专栏，这一可以展现大众舆论自由的平台，批判乐队价值、建议取消乐队、商讨乐队存废的“声音”占据了有关“工部局乐队”内容2/3的比例，仅1941年《北华捷报》“读者之声”专栏的10篇信件中，讨论工部局.乐队存废的问题就有9篇，其中3篇建议取消乐队，6篇建议保留乐队。

      在那个特殊时期，由于战争为社会经济、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创伤，音乐似乎已无暇顾及，“读者之声”专栏出现了多篇探讨是否还需要工部局乐队的读者互动文章，如“Music or Medicine”(要音乐还是要药物)、“The Orchestra Again：Where the Money Should Go”(工部局乐队：钱应该花在哪儿)、“Municipal Orchestra-Appropriation Criticized”(对工部局乐队拨款的批评)、“Municipal Orchestra-Substitutes Suggested”(建议小型乐队替代现有的工部局乐队)等。有些读者认为，在战争年代，当看着那些哭着等待救助的人、那些破旧的学校，和急需用钱的医院等诸多社会问题时，工部局乐队每年却有着高昂的花销，它的存在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工部局的财务人员也在该专栏中说道：“读了早上的报纸得知维持工部局乐队需要拨出大约200，000美元。在现在这个时候，为了成千上万的难民，每一分钱都需要节省。工部局继续拨这样一比款实属奢侈浪费。”也有人建议用更小规模的乐队替代现有的工部局乐队，并建议公民对此投票。在这位读者看来，这个城市的音乐教育通过一般的管乐队或沙龙管弦乐队即可以满足。(11)

      当然，希望并支持保留工部局乐队的文章占多数。在这些读者看来，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工部局乐队的存在反而会对焦灼中的人们起到心灵慰藉的作用，并对巩固、提升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大有裨益。有读者直接表达乐队有存在的必要，并希望相关人等不要再将医院的困境与工部局乐队的存在混为一谈，其在专栏中说：“上海缺少食物，缺少煤，缺少自由，如果再缺乏音乐，丧失了人们热爱乐器或从事歌唱的兴趣，那将是最大的错误。那些认为听音乐广播也是一样的人一定从没参加过音乐会并感受过音乐厅的氛围。希望上海市政当局尽快解决医院面临的困难，而不要将此问题归咎于工部局乐队。”(12)而从文化价值的角度来考量工部局乐队存在的必要，则是很多读者的共同心声。在一篇名为“S.M.Orchestra：A Cultural Pleasure”(工部局乐队：一种文化的娱乐)的来信中，作者与持“取消乐队”观点的读者展开了辩论：“如果取消乐队，省下来的钱也未必会用在你们想象的渠道里。建立一个管弦乐队需要很长时间，试想一下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乐团都因为全球性的苦难而被取消会是什么样子？任何一个真正喜爱音乐的人不会愿意只是听广播，更希望参加一场好的交响乐音乐会。每年那些对工部局乐队恶意中伤的人都是些不喜爱音乐的人，他们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也很少有建设性的建议，也没有考虑对音乐家们有什么影响。他们没有考虑到，还有相当多的公众希望享受音乐会，如果乐团取消了，那这里除了录音就没剩下什么娱乐了。”同样意识到工部局乐队价值的还有来自中国的音乐爱好者，其对乐队大加赞扬。在一篇名为“S.M.C.Orchestra:Praise from Chinese”(工部局乐队：来自中国的赞扬)的来信中，这位中国读者写道：“听了工部局乐队的音乐会，我感到备受鼓舞，想借贵栏目表达喜悦的心情。在过去十年里我也听过世界一流乐团演奏的优秀的音乐会节目，但我要说我很幸运在兰心再次聆听到。在这个大城市，纳税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至少每个星期日都可以来兰心听一次交响音乐会。音乐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它不分年龄和性别。”一位在《北华捷报》工作多年的工作人员也发自肺腑地表达了对工部局乐队的喜爱，并援引国外成熟乐团的运作经验为工部局乐队面临的困境出谋划策。他在一篇名为“S.M.C.Orchestra:Its Retention Welcomed”(欢迎工部局乐队保留)中写道：“相信很多上海人因为梅百器和他的管弦乐队保留下来而高兴。我15年前第一次来上海并在这家报纸工作，之后梅百器来了，我知道他是被请求留在上海并组建乐队，这个机构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非常棒的。我第一次听到他就认定这是一位艺术家，我在报纸上也是这样写的。乐队的花销可以通过两个渠道获得，一个是政府提供，另一个是从富有的城市得到赞助。在美国，交响乐团的支持主要来自赞助，著名的波士顿交响乐团主要就是依赖几个几百万的基金资助。工部局乐队输入了很多艺术家，改善了我们的文化水准。梅百器如果在美国工作的话，每年最低可以拿到5，000美元标准的薪金，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补助，但是他仍然留在了上海，可能也有这个地方的魅力对他的吸引。我要说，我们上海应该支持梅百器。”(13)

      可以说，“读者之声”专栏给予关心工部局乐队命运的人们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观点不同的双方博弈过程中，支持工部局乐队的呼声占了上风，这为暂时保留住乐队起到一定的舆论作用，当然还依赖于相关机构、人士的大力协助。尽管建议保留乐队的有识之士列举了乐队的“文化价值”“社会作用”和“教育意义”，并指出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战争时期，尤为需要精神食粮的供给，但最终随着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接管了公共租界，实际已经宣告了乐队的终结。金融危机迫使纳税人的管理权让予政府，1942年5月1日工部局乐队最辉煌的时代正式宣告结束，乐队仍未逃脱解散的结局。

      除了大量关于乐队存废问题的读者来信，还有建议乐队改进节目的内容。这个时期，由于工部局乐队接受了意大利政府的赞助，因此演奏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数量较往常稍多，有读者对此表示了不满。在他们看来，虽然意大利产生了不少有能力的音乐家，但一个乐季安排的此类作品不应太多。不能因为工部局接受了来自意大利政府的赞助，而作为回报，乐队就必须在每周完全呈现意大利作品，而且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宣传意大利作曲家。不可否认，有些意大利作品是非常好的，但是大部分的确不好，听这些是在浪费时间。这个时期应该需要一些更有价值的作品，如贝多芬、巴赫、德彪西、莫扎特的作品。上海大众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世界经典音乐。(14)对于这些质疑声，乐队委员会委员卢卡先生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意大利作品是否值得一听完全是个人的品位。这些作品代表了音乐的进程，引介这些现代的和声和配器，也证明了一些音乐爱好者的兴趣。梅百器先生一直努力为上海大众带来现代作曲家和古典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他的这一任务得到法国和意大利政府的支持。除了经济上的赞助，他们还负责提供乐队大量的法国和意大利现代作曲家的作品。少量的英国作品在这个乐季也被演奏，这个得益于伦敦的英国理事会，他们提供了必要的总谱和分谱。所有新作品的演出没有任何花销，因为这些作品要么是捐赠的要么是免费借用的。另外，暗示古典音乐被忽视是不公平的。整个音乐季，有不少于6部贝多芬的作品，此外还有巴赫、莫扎特、亨德尔、海顿、勃拉姆斯、马勒和舒伯特这些最为人们熟悉的音乐家作品以及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作曲家的作品。在上海这个世界性的共同体中，安排满足所有人的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梅百器也不可能一直令每一个人都满意。(15)从讨论音乐会节目的安排问题可以看出，音乐爱好者们从专业的角度考量工部局乐队及指挥，而乐队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出面发声”，可见对此类问题的重视，这种互动有利于工部局乐队及时调整演出计划、完善自身发展，势必也会加深读者、音乐爱好者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由此会产生良好的舆论效果。

      (二)关于音乐家

      上海“孤岛”时期，租界成了音乐家们暂时的“避难天堂”和“逐梦乐园”。此时的上海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中外音乐家，其中不乏世界知名音乐家。他们为上海大众带来其音乐新作，展示了其精湛的音乐造诣，有的甚至得到在国外演出的机会，在进一步扩展自身知名度的同时，也吸引更多人对上海的关注。从这两份报纸的“读者之声”专栏中可见，“孤岛”时期有关音乐家的互动来信共有15篇，约占总篇幅的10%。其主要涉及：述评在沪的中外音乐家及其音乐创作、提醒乐团成员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

      阿甫夏洛穆夫和辛格都是上海知名的音乐家，深受上海大众的喜爱，字林报的读者对这两位音乐家的评论尤多，其中有褒有贬，互动中引起更多人对这些音乐家及其作品的关注。从读者的来信可见，不少音乐爱好者对于音乐家的“本土创作”重视不够，对于音乐家的创作能力也常有质疑。以阿甫夏洛穆夫和辛格这两位作曲家为例，他们很少得到当地音乐爱好者足够的重视与承认。在“Local Concerto:A Critic Criticized”和“Local Concerto:Smug Magniloquence”(本地协奏曲的批评)这两篇来信中，读者就对阿甫夏洛穆夫的协奏曲进行批评，认为音乐的表达完全是自鸣得意的夸夸其谈。1939年3月12日，辛格先生的钢琴与管弦乐队《序曲赋格与快板》于上海首演后，又在美国由Frederick Stock执棒的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Stock先生也执棒该乐团演奏了阿甫夏洛穆夫的小提琴协奏曲。字林报借这个契机，进一步为读者们提供音乐交流的空间，以期唤醒更多的音乐爱好者关注音乐家的“本土创作”并建议去现场聆听。在一篇名为“Shanghai Composers”的来信中，作者表达了对辛格和阿甫夏洛穆夫的作品将在美国演出一事的祝贺。认为此事对于上海音乐界、上海的音乐观众来说都是大事，值得骄傲，值得庆贺。也有不少音乐爱好者观看了首演，对作曲家的创作表示称赞。(16)为了加深读者和音乐爱好者对“本土创作”的重视，一篇名为“Shanghai Composers”的文章介绍了另一位对上海有贡献的外国音乐家——莱维斯(Levis)。作者写道：“无论怎样，所有的当地作曲家，尤其是阿甫夏洛穆夫和辛格都为上海的音乐圈所熟悉，他们的作品已经被美国接受并将得到公开演出。但是，我想提的是在上海还有另一位音乐科学家和作曲家，他的书和其他出版物得到欧洲和美国的认可，并给予赞赏，他在美国的巡回讲座也获得了巨大成功，他被认为是一位非凡的东方音乐专家，但上海大众却几乎无人知晓他的名字，这个人就是John H.Levis，一位老上海人，生活在这儿超过25年，在这里完成了他主要的作品和出版物。几年前，他在Y.M.C.A(基督教青年会)以‘古典和优雅的古中国音乐’及‘我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为题举办讲座，这个举动在上海的音乐圈中被看作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并且首次在《字林西报》中予以报道。与阿甫夏洛穆夫和辛格首次在美国获得成功不同，多年来莱维斯在欧洲和美国的科学圈一直得到称赞，他被誉为东方音乐最具权威的专家。尽管莱维斯的作品得到不少音乐家和科学家的称赞和鼓励，但是上海大众却没有注意到，上海的公共图书馆也没有获得任何他的重要出版物，而且上海的新闻报道对他也保持沉默，是不是要等到他死后才注意他呢。”(17)

      在介绍及述评上海本地外国音乐家的同时，字林报也没有忽略中国优秀的音乐家，一篇名为“Chinese Singing:Success in European Style”(中国人的演唱：成功的欧洲风格)的来信中，作者对中国音乐家赵梅伯大加赞赏：对我来说很幸运的是，我听到了来自赵梅伯教授学生带来的令人愉快的演唱。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年轻的中国演唱者在中国声乐教师的指导下，得到很好的欧洲风格的训练。她们的声音明亮、迷人，她们的法语发音精准而且选择的作品也有高水平。赵梅伯教授一定会是一位优秀的声乐教师和音乐家。感谢乐队指挥安排这场音乐会。我强烈希望有更多的由杰出的中国声乐教师培养的学生带来的音乐作品。”此外，对于乐团人员的职业操守也是众多音乐爱好者关注的问题，在一篇名为“A Small Shower:Musicians and the Rain”(一场小雨：音乐家和小雨)的来信中有读者抱怨，说他本来是特意去兆丰公园欣赏音乐会，而且这还是一场期盼已久的音乐家演奏的，可是本来晴好的天气却下起雨来。但需要说的是，只是毛毛细雨不是大雨，但音乐家却纷纷起立不再演奏，这令人很不满。(18)由于字林报的读者群涉及广泛，乐团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人员都可以看到读者专栏的文章，所以这些作者的呼声会被关注，进而会对提升乐团人员的素质，改善乐团与观众的关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关于各类音乐会

      工部局乐队于夏季和冬季推出的种类繁多的音乐会，以及租界其他音乐机构、音乐团体组织的各类音乐会丰富了此时上海的文化生活。在两份报纸的“读者之声”专栏中，有关音乐会的内容共有17篇，约占总篇幅的12%。其主要涉及：星期日音乐会的介绍及预告、慈善音乐会的评论、音乐会的批评与质疑、音乐节的评论等。

      专栏中有关“星期日音乐会”的互动话题最突出。作为一个交响乐团正规音乐季的工作重点，星期日音乐会是工部局乐队冬季音乐会的主打品牌，是音乐爱好者最为关注的。这个时期，人们对星期日音乐会提出很多批评意见。在一篇名为“Sunday's Concert:Programme Criticized”(星期日音乐会：批评节目)的来信中，作者表达了对音乐会节目安排的不满：“上周星期日，梅百器安排的意大利作品音乐会非常糟糕。雷斯皮基的《格里高利协奏曲》是作曲家创作的最无生机的交响乐之一。而间奏曲和维也纳华尔兹，这些音乐也都平淡而空洞，以至于上海最优秀的管弦乐队也无法使公众信服。希望梅百器在音乐会上选择一些优秀的意大利作品。”(19)而对于精彩的演出，作者也会不吝赞扬。在一篇名为“Sunday's Concert：A Repetition Suggested”(星期日音乐会：建议再演)的来信中，作者对星期日音乐会上哈夫斯基(Havsky)演奏拉赫玛尼诺夫、柴可夫斯基的钢琴作品大加称赞。这些钢琴作品在兰心大戏院很少听到，演奏者被认为是很有才气的钢琴家。由于音乐会门票一售而空，导致不少观众无法入场，失望地徘徊在剧院门外。为此，人们希望梅百器可以重演整场音乐会。(20)

      在工部局乐队这段困难的存续时期里，其仍通过多种方式为中外音乐爱好者提供精彩的“音乐食粮”。据《字林西报》1937年12月和1938年4月的读者来信可知，工部局乐队还进行慈善性质的义演，为难民演出筹集善款。(21)这种“慈善音乐会”的推出是在特殊时期为市民最好的精神救赎。

      (四)关于演出场所的条件

      剧院及相关演出场所的条件直接影响到各类演出团体的发挥及音乐会的质量。在这两份报纸的读者专栏中，有关演出场所条件的内容共有6篇，约占总篇幅的4%。其主要涉及：质疑批评剧院声音条件、通风、空间等问题，对娱乐活动场所不满，建议定期检查剧院的卫生、设备等问题。

      在一篇名为“The Roxy Theatre：Question of Acoustics”(对剧院音响效果的质疑)的来信中，作者提出对于任何一个想要欣赏管弦乐的人来说，音响效果格外重要，同时建议Roxy剧院改善通风问题。另有一篇“Too Hot：The Lyceum Theatre”(兰心戏院太热了)来信中，作者抱怨兰心戏院的室内温度太热，梅百器和乐队成员都在忍受着高温度，而且剧院空间太小，对于举行音乐会来说显得有些不适合。(22)这类问题通过字林报的“读者之声”专栏进行讨论，对于促进剧院改善自身的条件大有裨益。

      (五)关于音乐批评/评论

      对于这样两份专业的报纸来说，在其中发表言论，进行评述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则，注意语言的规范性。在字林报的“读者之声”专栏中，有关“音乐评论”规范性的讨论共有9篇，占总篇幅的6%。其主要涉及：对专栏评论人的批评，建议其提高评论水准，评论语言的使用要标准，同时提出读者都有言论自由。

      在一篇名为“Musical Criticism：A Reader's View”(音乐批评：一个读者的观点)的来信中，作者对一位署名“H”的评论者颇有微词。在作者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位“H”先生对某些音乐理论及历史的评价会对外行产生误导，同时会使一些内行感到恼怒。例如对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配器的评论就不准确。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H”先生否认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之间音乐的延续性。只要看看最近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室内乐，就可以感受到其如何继承巴赫伟大作品的特质。作者断言“H”先生是位年轻人，虽然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但知识的储备有限。如果他可以意识到自己的弱点，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并在发表评论文章前仔细思考并分析这些音乐大师，特别是那伟大的“3B”，定会大不一样。作者希望通过该专栏让“H”先生理解他的意图，并希望评论者明白自己对大众承担的教育责任和权威，尤其对那些一无所知或是接受过一点音乐教育的人来说就更为重要了。(23)另有两篇名为“Musical Criticism The Dustbin Vocabulary”(音乐批评)和“Reply ‘Musical Criticism-The Dustbin Vocabulary’”(音乐批评的回复)的来信，均针对音乐批评的规则、评论语言的使用进行讨论，相互做出回应，形成互动。工部局乐队委员会委员卢卡先生在专栏中提出：每一个观众都有对音乐作品自由表达想法甚至评论的权利，但要保持一个基本的礼貌。(24)简言之，就是要注意音乐评论语言的适度性和标准化。字林报“读者之声”专栏中探讨的这些问题，对于提升报纸音乐评论的水准，规范评论语言，提高音乐评论的深度起到重要作用。

      (六)关于歌剧

      在《字林西报》的“读者之声”专栏中，有11篇专门关于歌剧的互动来信，占总篇幅的8%。其主要涉及：称赞《阿依达》精彩呈现、评论《乞丐歌剧》、对上海歌剧演出的赞扬和建议、渴望大歌剧的演出、提出歌剧对青年人有裨益、认为歌剧与乐队的协作很重要、对歌剧《奥菲欧》推迟演出进行预告、对歌剧《卡门》进行评论等等。

      在特殊的战争时期还能频繁进行歌剧演出实属不易，在《字林西报》一篇名为“Shanghai Opera-The Critique of ‘Aida’”的来信中，作者说道：“整个乐季，上海歌剧公司为当地居民奉献了不少歌剧演出。很明显，无论从经济还是艺术角度来看，在上海组织这样一个歌剧机构都是很难的，特别是在中日充满敌意的时期。记得演出《茶花女》时，正值一场战火过后，歌剧公司不仅继续演出活动还吸引了新的演唱者。最近在兰心上演的《阿依达》与两三年前在卡尔登剧院看到的截然不同，当年的歌剧演出更像是一场‘服装表演’，而这次的作品及表演都非常精彩。建议音乐爱好者，无论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演出。”(25)

      (七)关于音乐知识、音乐讯息的咨询

      这一部分内容在字林报中很难归类，从其涉及的内容来看，大体包括了关于购买乐谱的咨询、寻找中国乐器(音乐信息)的咨询、介绍上海业余管弦乐队及军乐队、提出音乐的情感及教育功能、介绍西洋乐器、感谢俄罗斯歌剧公司、介绍基督教青年会等。在两份报纸的“读者之声”专栏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共有20篇，约占总篇幅的14%。

      在一篇名为“Music Wanted:Benelli's 'Ninna-Nanna'”(寻求乐谱)的来信中，一位读者希望借助报纸寻求一部作品的小提琴和钢琴分谱。由于问询音乐商店和广告栏目无果，因此期待得到编辑的帮助。另有一篇为名“Chinese Music：In Search of Information”(寻找中国音乐的信息)的来信中，作者想借助“读者之声”栏目替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朋友询问是否可以找到有关中国音乐和中国乐器方面的信息。由于多方询问都无结果，希望阅读字林报的读者给予帮助。对于这个问题，在之后几天的报纸中，“Chinese Music：An Enquiry Answered”和“Chinese Music：Another Source of Knowledge”两篇读者来信给予了回复，他们建议使用中国音乐艺术出版物做参考，还有一位中国读者建议这位美国朋友与《天下》杂志的John C.H.Wu先生交流，这是唯一能提供给他更准确信息的渠道。(26)

      此外，还有多篇来信探讨音乐的功能，以及音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Music:What It is and Does”和“Music:Masters and Bagpipes”两篇信件中，作者就提出“音乐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能给人们带来快乐”的观点，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样的话题或多或少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安慰。(27)在一篇名为“Harbin and Shanghai：Why Latter is Preferred”(哈尔滨与上海，为什么后者更好)的读者来信中，也谈到，尽管目前上海被日军占领，但是相比较哈尔滨的严酷社会环境，音乐家，尤其是俄罗斯音乐家更愿意选择上海也不选择留在哈尔滨，主要还是考虑到薪水、安全和自由。(28)可见，这一时期的上海仍是音乐家们实现梦想、体现价值的最理想地域。

      此外，还有3篇读者来信是关于广播在音乐传播中的功用，其建议上海当地广播节目进行改进，并以实例介绍了广播中的一首战争歌曲打动了读者。

      上海“孤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敏感的历史时期，为学者提供了很多可供研究的视角。印刷媒介作为中国近代主要的传播媒介，为探究这一时期的租界音乐文化起重要作用。在声像资料缺失、华界舆论受控的背景下，租界的西文报刊无疑成为研究此时期音乐文化的重要史料。

      利用报纸杂志中的报道来重构上海租界音乐生活的做法有着一定文化和学术背景。这种做法主要受国外中国学界利用报刊来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现代性、公共空间、市民社会等重大议题的影响。报纸的逐日印行、新闻的讲求实效、记者的好奇搜隐，使其极大程度接近于社会现实，是研究历史、文化和社会等的最好的资料。报刊资料给予研究者立体回声的感觉，使研究者不但有丰富的史料可以引证，还可以对开埠后的上海音乐生活有直观的感受。(28)西文报刊的表述可以增加“孤岛”时期上海城市音乐历史的细节。一个城市的音乐历史就是以这类碎片拼凑而成的一部历史。

      《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作为近代中国西文报纸的先锋，也是租界最为重要的舆论载体，以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反映了各国、各社群的在华利益，也反映了上海文化消费主体的音乐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与政治事件报道栏目、社会焦点评论栏目等严肃的内容不同的，“读者之声”栏目开辟了一个鲜活的舆论空间。读者们在这里可以用新颖独到的见解阐述自己的音乐观点，并针对共同关心的音乐话题展开各种讨论，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为我们展示了此时租界的各类音乐生活。争论工部局乐队存废的问题可以引起多方人士的关注，促使相关职能机构有所决策；对本地音乐家及其创作的争议可以唤起人们对本土音乐创作的重视；呼吁演出节目的改进以及演出场所条件的改善，可以敦促相关机构和部门采取相应措施；评介各类音乐会可以为众多音乐爱好者提供相应的演出讯息及效果；展现各种音乐知识、音乐咨询可以扩充读者或音乐爱好者的音乐视野等等。“读者之声”专栏中展示出的各类音乐内容，为我们提供了战争时期租界居民们的音乐生活状态，为我们了解那段音乐历史起了独到的作用。研究这段音乐的历史，不可避免地要与政治、革命相关联。在面临复杂的政治、文化环境与市场压力的情境下，租界的音乐文化发展脉络不仅没有因为战争的破坏和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中断，反而在很多层面发展得更加蓬勃和深入。这在上海，乃至中国城市音乐文化史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①周立华：《“孤岛”时期的〈文汇报〉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3页。

      ②庄俊芳：《上海沦陷后上海文化人的文化活动》，上海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2005，第144～145页。

      ③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211页。

      ④秦绍德：《论上海近代报刊的诞生》，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2期，第1页。

      ⑤闵迪华：《三十年代上海的几种外文报刊》，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9期，第80页。

      ⑥汪幼海：《〈字林西报〉与近代上海新闻事业》，载《史林》，2006年第1期，第79页；赵禾：《〈北华捷报〉始末》，载《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76～77页。

      ⑦参考《字林报行名簿》(1937-1941)整理，此文献收藏于上海图书馆。

      ⑧傅佳雯：《19世纪70年代上海英美侨民眼中的华人社会与生活》，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第15页。

      ⑨表1与表2均根据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的《北华捷报》与《字林西报》报道内容进行整理。

      ⑩关于乐队存废问题可参看拙文《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裁撤风波——兼及梅百器乐队经营策略》，载《音乐研究》，2010年第5期。

      (11)《北华捷报》，1941年10月8日：57；1941年10月15日：98；1938年3月2日：346；1938年3月9日：388。

      (12)《北华捷报》，1941年4月9日：63。

      (13)《北华捷报》，1941年10月22日：144；1940年11月27日：338；1940年4月24日：136。

      (14)《北华捷报》，1939年12月27日：539；1940年3月13日：421。

      (15)《北华捷报》，1940年3月20日：462。

      (16)《字林西报》，1938年10月26日，1938年11月1日，第2版；1938年10月29日，第2版；《北华捷报》，1939年12月20日：494。

      (17)《北华捷报》，1939年12月27日：538。

      (18)《北华捷报》，1940年2月14日：258；1939年7月19日：119。

      (19)《北华捷报》，1939年11月22日：333。

      (20)《字林西报》，1939年2月1日，第2版。

      (21)《字林西报》，1937年12月10日，第2版；1938年4月13日，第3版。

      (22)《北华捷报》，1940年1月24日：141；1940年12月4日：384。

      (23)《北华捷报》，1940年4月24日：136。

      (24)《字林西报》，1938年2月23日，第2版。

      (25)《字林西报》，1938年2月24日，第2版。

      (26)《北华捷报》，1939年12月27日，第539页；《字林西报》，1940年2月6日，第5版；1940年2月7日，2月10日，第2版。

      (27)《字林西报》，1939年5月25日，5月26日，第2版。

      (28)《字林西报》，1940年1月23日，第2版。

      (29)宫宏宇：《近二十年来海外有关中国音乐研究之发展与动向(上)》，载《音乐研究》，2008年第3期，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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