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学术思想嬗变的基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纪初或世纪末，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的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的历程就是知识分子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光的过程。
反思百年学术思想变革，检视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历程中的痛苦转型的心路历程，是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学界不可回避的课题。甚至这种反思和检视的深度关切到问题解决的深度和精神自觉的程度。这不是几篇文章或几部著作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学术界共同反思而达到共识的。在此，我仅将自己近年所思的几个问题，作为引玉之砖，求教于学术界。
一、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
回首世纪风云，可以看到，中国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始终是被西方拖着走的，这一现象集中体现在每十年就出现一大变上。这与三千年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频繁的社会政治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巨变中，本土化与全球化（西化）形成强大的张力，知识分子的命运成为社会发展的尺度：
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化的开端，知识与权力开始分化，启蒙意识抬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君主立宪运动，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演出的话剧；1900年，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一颇具有世纪开端象征意味的“选择”，使知识分子面临“土”与“洋”的空前尴尬的二难选择；1911年，孙中山建立民国，知识分子在自由的氛围中展望“共和”远景；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使知识分子担当起旧世界埋葬者和新世界开创者的思想启蒙的使命，并在传统与现代这一“鱼与熊掌”的艰难的选择中，爆发了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的世纪之争；20年代末，国民党的统一和内战的爆发，使知识分子处于国家前途的焦虑和个体命运的沉浮之中；1938年以后，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知识分子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由城市到乡村的大迁徙，使其在两种制度中感受到灵魂的洗礼和文化观念的冲突；1949年，共和国建立，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和赶超英美的雄心壮志，尔后，一切生存方式和言论方式都纳入意识形态的熔炉重新塑形；50年代后期的反右运动与大跃进，又使知识分子在曲折的心路历程中行进“原罪”体认；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从造神崇拜走向怀疑反思，从历史盲点走向反思历史；1979年，知识分子开始了对真理与实践的思索，发生了思想解放的呐喊，进入了对“文革”伤痕苦难的沉思与对知识禁果的求索时期；90年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趋势下，新时期的精神神话开始被解构，社会文化出现多元转型；从现在到1999年（世纪末），知识分子都将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问题——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并将始终伴随着跨世纪的忧虑。
自“五四”以来，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就体现在启蒙与救国的双重性上。启蒙即以西方之文明（科学与民主）启中国之蒙昧，从而使之现代化；救国源于当时的“西方”文化强权话语给中国文化带来的颠覆性、侵略性危险，为葆有民族生存活力，知识分子被迫拒斥西方。这种接纳与拒斥的心态，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充满世纪性苦涩：要保持民族独立必须强国，强国必须学西方，而学西方则有可能被西方权力话语所左右，因此，只能“中体西用”，以保持民族之本。这种怪圈在80年代的改革中仍然存在：要开放、强国，必须学西方，但同时，意识形态上又必须“坚持”，即学西方只限制在器物层面的学习和有保留地学习其制度，而在观念价值等文化核心层面上则又对其加以拒斥。总之，“强国”是“用”，“立国”是“本”。这或许是百年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实际国情。
然而，这种“体用二分”也使中国饱受两极波动之苦。一谈启蒙则深恐“全盘西化”而走向激进主义，一惊恐“文化殖民”，立即又倡“反和平演变”，从而反现代化而走向政治保守主义。因此，启蒙与救国、激进与保守、强国与立国、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多元对立，使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分外艰难，使知识分子心态分外复杂，使文化策略丧失全盘视野而日益走向功利实用。因此，如何站在世界文化语境中以世界性的眼光看中国的现代化，反思中国学术思想的当代价值，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迫切任务。
二、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
“五四”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具激进主义色彩，这是一个狂飚突进，思想家风采耀人的时代。九十年代，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激进”时代后，在经济大潮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思想家淡出，学术家凸现的“国学热”现象。这一重要的学术转型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五四”知识群在学术与精神价值层面的差异，使其分化为三大派，即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前二者关系紧密，所以有时统称为激进主义。文化自由主义全盘否定传统，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心态中却又生出文化改良主义情绪；文化激进主义同样全盘反传统，但对西方现代文明持批判和保留态度，其文化批判和文化怀疑精神中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性，其文化批判往往以“文化革命”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期在文化废墟上以“革命”的方式建立不同于既往的新文化秩序；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思想的激烈论战中，坚持肯定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承接原始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心性学说，保持不激不历、相对稳定的文化定位和理论取向，强调在西风渐炽和传统式微处境中弘扬国故，返本开新。这一取向在港台为“现代新儒家”，在大陆为“国学热”。
国学“热”在九十年代出现有其自身的“语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西学热”转向“国学热”。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中国学界是以“马列”为标志的“近代西学”热，进入八十年代，现代西方思潮涌进中国，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从分析哲学到新历史主义，从解释学到后现代主义，从“方法论”到“本体论”一阵阵热过来。然而，这种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变形的激进革命的理论和坚持反理性、反乌托邦的理论使中国学界逐渐丧失了自己传统文化的“根”。言必称西方，骂必向传统，于是，出现了马列、现代西方与中国传统三方话语(discoures)紧张的局面。在八十年代末的剧变中激进主义浪潮成为过去，人们又回眸本国传统文化资源，而开始反省“偏食症”的后果，重新研究传统文化，在文化心理逆转中出现了“国学热”。
其次，从思想史到学术史。九十年代，学术话语出现了范式转型，从八十年代的构筑理论体系之风进入了学术问题的具体操作解释，从宏观的思想史研究走向微观的学术史研究，从“通家”治学之路走向“专家”分析治学之路，从颇多空疏之弊的学风转向科学实证的学风，从“思想大师热”（陈独秀、梁启超、胡适、鲁迅等）转向“学术大师热”（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牟宗三等），从启蒙的思想热潮转向经院式的实证研究。这一转型，使人们不仅关注讨论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的区分，而且进入问题的角度和提问题的方式甚至解答问题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度，严格建立学术规范，端正学术风气，培养学术专家，研究学派的形成，探讨学术自身发展的路径和规律成为学术圈的热门话题。
再次，从政治神话、金钱神话到学术研究中的精神价值重建。经历过几十年的政治神话的灾难之后，中国学术又面临金钱神话的巨大压力。于是在“文人下海”，“商海扬波”之时，一批甘受冷落的学者义无反顾地走向学术深处，潜心于学术研究。一批学者还渴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而开出“新道统”、“新学统”，并形成“新政统”，从而回到“天、地、国（是country而非state）亲、师”传统，并以此作为人生意义寄托之所在。于是，以纯学术的态度拒斥政治神话、金钱神话，为跨世纪的中国寻找精神价值重建根基成为今日学术的新品格。
第四，从海外汉学家的关注到“汉语学界”的形成。对中国传统与近现代问题研究，海外汉学家史华兹(B.Schwartz)、狄百瑞(W.Tde Bary)、余英时、林毓生、杜维明可以称为重要代表。杜维明近年提出的“文化中国”的概念（把研究汉学的洋人也包括在内），引起了广泛的回应。不仅如此，一些国内青年学者出国留学也以研究国学尤其是近现代文化转型问题作为学术研究中心。港、台、新加坡的汉语学者对中国现当代问题尤为关注，于是国内一些青年学者提出了“汉语学界”概念，以此指包括大陆、港台、海外研究中国学术的学术界，使中国学术研究具有跨国界、跨学科的新维度，促进了国内国学研究的持缓发展。
国学热兴起的两年，学术界反应不一，而且，国学研究本身的正负价值也日益清晰地显示出来。无疑，从激进的“五四”到文化保守主义的“国学热”，这一现象触动了一根根敏感的神经，也反证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热出现具有不可忽略的当代意义。
弘扬纯学术研究，使学术与政治脱勾，坚持政教分离，是当代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品质。事实上，本世纪的政教合一、学术与政治相纠缠带来的恶果使严肃的学术研究具有太多的意识形态性，过多的政治活动和激进主义使不少学者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使学术研究终未达炉火纯青之境（如梁启超、胡适）。对纯学术研究而言，安宁平和的心态与浓厚的学术气氛尤为重要，本世纪的学术大师大多在书斋中运思著述不辍，如王国维、陈寅恪，是政治使其终于在中断生命的同时中断了其学术研究。因此，当代国学将人文精神的重建作为学术之“道”，主张在学术上唤醒学术范型意识而不局限于细部的实证，并由具体的学术研究去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从而找一条通向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也许，这是一条“跋涉者”之路。
当然，国学热中需要明鉴的是二种不良倾向：回避文化意识批判而将学术研究变成文化保守主义的别称，甚至否定八十年代的思想革命、否定五四激进文化思潮；重尚清谈风，玩味过细的学术剔解，背对世纪末的重大理论问题，逃离人文知识分子的困境，无视整个人文价值系统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准备回答这种挑战，从而丧失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此不可不察。
历史文化是活的生命存在。未来的“国学”发展，将在注重文、史、哲学术分析的层面上，注重文、史、哲的打通和互证互补。同时，在正常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心态中，国学不必“热”也无须“热”，但会有一批保持清正纯明心境和学术中立立场的学者“默默”地做下去，不断积累，不断拓展，使日益充满凝聚力的中华文化圈和汉语学界共同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创造。
五四的激进主义和国学热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出现都与政治文化的社会语境相关。今天，世界文化融汇的全新格局为我们反思文化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大视野。因此，我们不可能再站在传统之上反“五四”，也不再可能站在“五四”之上反传统。这种将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绝然二元对立的作法在本世纪初那种“救亡图存”的现代化氛围失败中有其合法性。而今，站在人类思想史、学术史广阔背景上的当代中国，有可能从传统与“五四”的二元对立的“极性”中、从激进与保守的话语争夺的误区中走出来。
“五四”的怀疑、否定、批判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不断更新的内在力量和中华民族回忆的本体经验。“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传统文化制度的破坏者和话语传统的反叛者。他们透过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看到文化危机，于是引进现代化，倡导科学救国主义、经济救国主义、文化救国主义、教育救国主义。然而，这种全盘西化的工具理性态度，并没有从整体和传统根基方面深究西方意义观念的价值理性层面，而是饥不择食地采纳十九世纪的科技现代化和虚无主义思潮，却因欲速不达而进入文化信仰危机的思想怪圈。这一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性的选择使人们饱受苦果。
我们有必要从整体上检视“五四”的宝贵历史经验，理性地审视传统中的价值意义所在，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批判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中的负面效应，倡导中国跨世纪文化的转型性创造和批判性重建精神。只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批判与重建互补，才能焕发精神生命中的内在光辉，才能在百年中国的学术思想反思中发现新世界中国文化的曙光。
三、“主义”翻新与“问题”敞开
犹如本世纪初叶一样，当今文化界充斥着各种“主义”之争，而忽略了这类争论所掩盖的真正问题和问题意识。其实，今日的“后”主义风靡一时，这并不意味着是些全新的东西，相反，这仅仅表明，人类历史中那些挥之不去、无法绕开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代人，而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又叠加进了新的问题。语境的改变导致问题角度和层面的转换，也导致我们进入问题的方式的改变。
本世纪初，胡适博士有感于“主义”的泛滥，提出了“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实用主义理论。然而，在思想急流中，这类自由主义式的话语只能成为批判的靶子。时光过去了70年，今天，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一浪盖过一浪。面对这些五光十色的“新”主义，人们大多始而新奇激动，继而操作游戏，再而疲惫困惑。人们在几年的“主义”翻新之后，并没有深入“主义”的背后去看“问题”，而是跟着“新”或“后”主义跑，进而丧失了自己的问题，不仅如此，这种理论的争“后”恐先和追“新”逐异，使任何一种理论都成为一种“短期行为”，于是，“主义”成为标新立异的旗号，其理论根基的浮浅使其只能象藤本植物般地蔓生而终难成为时代的乔木。人们艰难地行进在这片速生速朽的棘荆丛中，日益滋生反理论、反主义情绪，并在理念造反，肉体翻身的现世感中，从事消解问题、消解理论、消解思考的工作。
这种世界性的“后”主义情绪，使这个世纪末的世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失败主义（或主义失败）的情绪，于是在“问题”坠入盲点时，政治冷淡主义、经济行乐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投机主义成为了当今无法回避的“症候”。
对这些完全不同于世纪初叶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而不是背对。在百年学术反思中，我们有可能弄清我们讨论“主义还是问题”的历史语境。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命运转折的历史关头。这一历史语境既为思想的穿透提供了可能性的机遇，也为社会转型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和契机。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在变，但却有多种可能性。在此历史转折关头，思想的作用即使不是最大的，至少也是最关键的。透过“主义”面对“问题”，显示出当代学术的品格。在过去，人们盲目地追逐新潮“主义”，并为此付出代价：在不断翻新中，丧失批判的视点和立场，在“后”主义的喧哗中消解意识形态话语，同时也消解意识形态话语的批判者。人们热衷“主义”而无视问题，甚至取消了问题本身，将问题与提问者加以双向消解，使之同归于尽。这种末世哲学的推进，将使我们丧失问题的同时，丧失自己的预言精神和批判精神。因此，有必要重提“问题”，将问题和问题意识从那种功利角度的投机主义和故作姿态的激进主义中解救出来，逃避或打破“主义”所设置的迷宫，直接逼视对象的核心，将真理的陈述从“主义的循环”中拯救出来，使提问者和解谜者得以直视“主义”掩盖下的“问题”本身。这样，提问题就是对权力话语的置疑和剥离，而解答作为问题的展开就成为对僵化意识的切割而注入新质素的过程。
中国百年学术为害尤烈的是“炒”虚假问题和问题的虚假性解决。当代文化一大景观是有的文学知识分子逃避意识话语批判而退到泛文化或反文化的边缘讨论，甚至退回到肉身的粗俗玩味和对理想、崇高价值肆意嘲弄，以轻浅谑浪的“侃”的文学游戏人生和世界，去掉人们所剩无几的价值关怀。在文坛“炒”星、追星，制造虚假问题时，整个时代出现了反美学反文化现象：缺乏高屋建瓴的人文精神导向和健康稳定的审美趣味，鼓吹漫无边际的消费观和享乐观，助长不健全的窥视心和廉价幸福观，在琐碎的生活场景和肥皂剧中泛滥媚俗的人生喟叹和委琐的个人胸襟，从而在假问题导向下，走上玩世主义的新迷途，即在思想观念上是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在艺术趣味上则是颓废对崇高的挖墙角造成的小市民气。于是对理想的非难和对人类尊严的亵渎成为今日时髦，只追求享乐欲壑的永难填平，并以其猥琐的生存作为存在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真正面对中国百年来紧迫的问题进行严谨的学术研究和价值追问是中国当代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面对真正的问题，我们选择问题，问题也选择我们。中国文化缺乏的不是诗意的浪漫或游戏的顽主，而是理性的审视和学术的批判。那种精致地抛售虚假问题所缺乏的正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面对真正问题的勇毅。对此，尤需反思再反思。
四、知识分子与“学术”之“用”
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也有“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类强健维度，但总体上仍可说是偏于中庸、偏于柔性的文化。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尚力”意识和“尚动”态势。尤其是一大批五四主将引入尼采的“权力意志”的崇尚悲剧、力量、勇猛、冲创精神，于是传统柔性文化崇尚群体和谐逐渐为现代阳刚文化崇尚个体自由精神所取代。在五四以后的大半个世纪，这种“力”的原则逐渐被整合到政治文化秩序中，个性自由被逐出新的话语系统，于是“翻身”、“打倒”、“解放”、“暴力”、“斗争”、“革命”、“血与火”、“武斗”、“你死我活”，使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充满火药味和血腥味，稍不留神，就可能因为一部书、一部戏、一首诗、一篇文章甚至一次说话造成学术命运之忧甚至生命存在之虑。
这种由尼采的“权力意志”到“斗争语系”的演变，使知识分子从个性至上走向了“群体意志”，进入八、九十年代，在知识界又出现了这种斗争意识的群体意识的变种——“权力话语”。它深入一些学者的肌体，使其不断走极端、出黑马，发出“深刻的片面”的高论，而将学术研究变成一种权力话语的争夺，一种赢得大众喝采的“玩法”。鉴于此，严肃的学者重申：严肃学术纪律，严谨学术规范，端正学术态度，剔出学术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企图，使学术研究开始恢复尊严。
在我的理解中，学科分类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者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古代东西方，看似无用的人文学科成为自然科学的形而上意义本源，甚至成为“第一推动力”的设定。近现代以来，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在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科技变成现代人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人文科学在被自然科学全面侵占的处境下，呼吁为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划界”，以争得一块合法生存的地盘。这一问题几乎是20世纪每一位大师级哲人所困扰而殚精竭虑加以解决的问题。本世纪初，德国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就提出要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提出人文科学应成为一门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严格的科学；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对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东西划下界限；法国后现代哲人利奥塔德在后现代时代努力区分“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然而，这“界限”却日益变成“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自然科学日益成为社会中心的“第一生产力”，社会科学（政、经、法等）因其经世致用之效而成为热门，唯有人文科学（文、史、哲）日益成为“边缘”的冷门。
学术之“用”似乎成为当代难题，而学者的身份和地位也漂移不定。其实，就西方现代化历程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功用”有一个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关系。经济、技术领域遵照“效益原则”，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标，但在这种非人化的单维性中，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冷冰冰的分工角色。而人文科学坚持个性化、自由性精神，个人的感觉、情绪和文化的价值判断压倒了经济技术所需要的角色要求，它在科技的推翻陈说和标新立异中，并不完全抛弃立身其间的文化历史和绵长传统，相反，它不断寻根，不断反抗单维性。当然，这种现实之用（科技）和价值之用（人文）二分也使西方几百年现代化运动大波迭起，充满苦涩。就中国现代化历程而言，基本上是由精神之“用”到经世之“用”的历程。无论是1840年以后的“师夷治夷”说，还是“五四”的反传统的“实用主义”，无论是五十年代“大炼钢铁”、“赶美超英”，还是六十年代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无论是八十年代的“中西之辩”的“挑战应战”模式，还是九十年代“经济转轨”与“学术边缘化”状态，都说明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实用性与精神性的尖锐冲突。学术的大用、小用、无用之争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历程。
科技的实用性、功利性是“短、平、快”的，而人文精神的陶冶却很难“短期效应”。就当代文化而言，它的四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分属自然科学（器物）、社会科学（制度）、人文科学（观念）和宗教（价值）。第一层为全球通用，可以全球化（所以没有中国数学、中国化学之说；希特勒曾搞过什么“德国物理学”一类的法西斯之“用”，至今余毒未尽）；第二层可以基本通用，所以社科研究应该规范化并与国际学界“并轨”，但似乎也有例外，如“人权问题”；第三层基本不通用（属于本土化范围，故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之说）；第四层很难通用，所以亨廷顿发出“文明的冲突”（即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的冲突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冲突的主要模式）之叹。当然，这四个层面互相依存，缺一不可。
看来，今天的问题不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用”上，而是“人文科学”的“无用”上。我并不认为人文科学真的无用，相反，人文科学将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大潮中，使人的行为、人的心理更具规范性、谐调性，同时，在高扬人的精神性和高品质的同时，给当代人铸灵性。人文科学不应该被置于社会的边缘，因为经济科技的发展可以改变人的生活，但不能改变和升华人性，而这正是人文科学的擅长。当然，在“经济主战场”中，它也无意于成为“中心”，它将吸引一大批真正的学者，潜心于学术研究和人文精神重建，以此为这个社会设立一个精神价值尺度，成为现代社会健康肌体中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以学术反思和价值厘定使学术和学者的精神之用的当代价值凸显出来。
五、汉语学界与语言学转向
世界范围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本世纪中叶出现了一次“语言学转向”思潮。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由世纪之初的社会批评、思想批评到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批评，转向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批评和九十年代的语言批评。批评家不再谈世界、对象、真理、历史、社会、人物、情节，而只谈语言、符号、本文、语境、关系、结构、生成、转换、消解。这一转向受西方三大哲学思潮影响：受英美分析哲学影响的批评家，在语言即用法和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玩着越来越精细的语言游戏，使工具理性精神在人文学科中不断展示自己的当代版本；受德国解释学——接受美学影响的批评家，大多具有一种诗化哲学倾向，这使中国批评界一直流行着海德格尔热，伽达默尔热，人们谈论诗性语言、诗化的存在，并且使诗人们沉醉在“大诗”的完美与生命践行上（海子、戈麦自杀后，中国诗界九十年代有十几位诗人先后赴死）；受法国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批评家，大谈所指与能指、语言消解，在语言宣泄的“能指的滑动”中，突出了语言，认为语言不再负载思想，而是可以玩的东西，语言似乎成为一种无思想的堆积物。
在中国的接受光谱上，分析语言学和解释接受语言论现在已不再成为中心，后现代主义如今成为“语言转向”后最耀眼的“主义”。当然，俄国巴赫金的“语言狂欢”、“多音喧嚣”，以及后弗洛伊德主义拉康的“镜象”理论和J.德勒泽和F.居塔里的“欲望生产”说的碎片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后，语言转向在中国事实上是转向了后现代语言。这种先锋性批评语言，拒绝意识形态化，力求保持自己的“平面化”、“反信仰”的立场。它抛弃任何诗化倾向和升华净化之类的浪漫色彩，而向日常生活语言靠拢，一面反对权力话语的束缚，另一方面又力求保持自己的前卫性，而设法与大众流行的“伪艺术”相区别。
文学批评或文化批评由国家语言转向个人语言，表明由意识形态话语转向非意识形态的个人独白，由代神代政代集团立言转向代自我立言，由官话、套话转向俗话、侃话、性话，从而拒斥了那种借人民、历史、集体的名义，去强加于他人思想之上，并进而为独断专制和思想控制留下空间的做法。这一语言转向的先锋性不言自明。然而，这种语言转型必然要付出代价：当作家或批评家不再写艺术真理和历史生命深度时，他就退到小我的身体写作或“写作身体”这类纯客观的“零度写作”上，然而，在无判断、无价值归宿、无理想色彩的写作中，写作者终于感到只写个人琐屑生活和感受使得自己阻断了历史参照系和人性的沟通，使得自己的笔头失去思想的向心力而成为一个无奇不有无所不包的万花筒，最终导致文学的无聊或无聊的文学。因此，问题在于：是否必得在官方意识形态和个人身体欲望写作之间，作硬性的二元对立划分和非此即彼的选择？为什么多元论者反倒迷失在一元论之中？
汉语学界直追后现代时髦的语言学转型，使得所有的困境都转化为语言的困境。语言与现实、思维、意识的关系的疏离，造成了语言的困境。因此，汉语学界和批评界必得思考：语言转向之后批评将向何处？是转向意识？文化？还是思想？价值呢？
语言转向以后，批评界的确大为活跃，其正面价值表现为：注重文学批评的思维层面、角度的开阔多元，即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拓展到心理批评、原型批评、形式批评、解构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的批评层面；注重倾听语言，突出语言，淡化背景，进一步扩大了阐释空间，促进了意义的增殖，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实质上是话语的冲突，人类构筑的语言通天塔的“语言乌托邦”思想在后现代日益为语言差异性和多元性所取代，因为强调这种差异并感受和玩味这种差异使批评变得更为宽松。
与其正面价值紧密相连的负面价值，尤如一枚铜币的两面：后现代文化的表征危机，显示出后现代文学语言是一种撕裂传统语言逻辑的语言，当这种文化错位的多种话语碎片共存并进而拼凑成一张零碎无序的话语编织物时，语言的裂缝已再难填平，从而误读成为后现代批评的正读。批评的“语言狂欢”表现为“语言自来水”效应，一些文学本文和批评文章，整篇都是一种“语言流”，谈起来一泻千里，但不知所云，这主要是文学理论和批评“肌体”过剩而“骨架”萎缩，出现了话语膨胀而导致表征意义的危机。同时，还因整个理论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只破不立）。语言危机实际上是人文精神和情怀的危机。价值地基的塌陷，后乌托邦时代的无信仰、反信仰状态使整个文化在多元格局中充盈着低俗化经验和变态心境。性和暴力成为今日作家和批评家唯一感兴趣并喋喋不休的所谓“中心”。
语言转向使汉语思想的表达出现了新问题。即在汉语学界，在遭到七十年代政治极大影响后，尚未建立起全新的学术规范和语言方式，那种讥讽性、调侃性的言说方式占据了批评领域。这种反传统观的语言，使汉语思想言说方式的传统价值遭到空前危机。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知识分子一直在进行艰难的“心理革命”，但知识分子对文化共同体的前途命运，总怀着切肤的关切和眷眷的牵挂。然而，在九十年代文化心理危机中，一些作家和批评家在吸收西方嬉皮士反文化资源的同时，又吸收了传统社会江湖上反文化资源，以及“类八旗弟子”的“大后院”文化习气，于是生发出一种鄙俗、粗野、随意、无关切的审丑“调侃语”，借着反意识形态之虚，行反人文资源之实，在语言游戏中向整个民族传达其“人生游戏哲学”，使得汉语学界的当代言说变得格外困难。
反传统的解构精神将自己的解构范围扩张到人类的精神文化和心理道德领域，在反掉知识分子的心性、责任感、灵魂归宿、不忍之心及其道义担当精神以后，文化精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迷萎顿，知识分子的心态出现了空前的分裂和彷徨，大众的精神取向出现了罕见的低俗化和肉身化倾向。这给汉语学界提出了“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的疑问。
毋庸置疑，这一切问题，我们无法回避。我们仍得追问：面对这一文化处境，世纪末的汉语学界能否提出一套新人文精神理论和新理想主义话语以逃离“后乌托邦”的价值虚无？能否在语言层面找到一种深蕴人文精神的清新刚健的语言以摆脱黑话、脏话、侃话满天飞的状态？能否在“德里达式的瘟疫”（耶鲁四人帮语）式的“新语言暴政”中解放出来？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来思考并对当前文化进行参与？
汉语学界并不需要跟在他人后亦步亦趋追随“后”语言，相反，应进一步以广阔的历史视角去看清一切时髦思潮，看准文化现代化之“道”。珍惜语言，清理语言，慎用语言，发掘汉语言本身的优美深邃性，呼唤语言的穿透性、关涉问题的明晰性和价值的重构性。
六 后乌托邦与新启蒙
这一点无可回避，在经济转型时期，文化的理想精神却发生着衰败。文化和价值问题逐渐游离于人们关注的视野之外，并无可挽回地走向边缘化，这使得人文精神日益淡化。于是，在人们钱袋渐足之时，人的精神生活却开始显出贫乏，在“一切向钱看”的现世心态怂恿下，社会上不断出现顽主式潇洒：纵欲拜金，急功近利；短期行为，贪污腐败；牺牲道德，冒险投机。人文精神的失落，使人只以金钱为人生要义，理想主义塌落，后乌托邦时代已然来临。于是在社会的消极心态中出现了一种“灰色人群”，他们在感官享乐、投机浮躁、盲目从众中日益感到生活的无意义，在迷惘困惑中以忙碌作为人生价值的标准。因为在忙碌中可以无视理想和精神的存在，身不由己的为捞更多的钱导致的忙碌不仅产生变化和邪恶，而且剥夺了人和自己内心独处这一价值询问的境界，从此，心灵成了一个泵血的机器，人生成了一堆事务和烦恼的堆积，肉身萎缩成一具衣架，笑是假笑，只为钱哭，在名牌包装中无精打采地打呵欠。看来，后乌托邦时代的新启蒙已然不可推卸。
经济决定论的局限在于，经济发展能改变人的环境，但不能转变人性。当政治乌托邦被金钱乌托邦所取代时，必须注意到一个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危机，即当人们丧失心性、真诚、信念、理想、正义时，那么社会中“人的现代化”命题就落空了。与之相伴则可能出现经济周期腐败周期、学潮周期与文化周期“危机共振现象”。这种经济失调和文化衰败的“骨牌效应”，我们已并不陌生。
怎样在被消解的文化精神废墟上重建价值，怎样在无思想无理想的乌托邦重振新理想主义话语，是当代中国学者“被选择”的选择。看来，后乌托邦时代仍得呼唤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从事“新启蒙”工作，从而为这精神贫乏的时代设立一个价值判断的新座标。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我主张“新启蒙”这一价值承诺。新启蒙是知识者走出启蒙误区的“新觉醒”。它关涉这样一些问题：启蒙不是赋予知识者的特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教诲和指导，相反，启蒙首先是每个个体自我心灵的启蒙，是去掉虚妄张狂而使自我认清自我、知悉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洞悉自我选择的不可逆性与自我承担选择的结果。
新启蒙不再相信一切造神或证神的承诺，这种启蒙是一个不断重现的永无止境的解蔽过程，一个不断反省甚至对启蒙自身也加以反省的心路历程。新启蒙不屑于营造一个包罗万象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把开启心性看作一种生命态度、一种人文气质、一种哲思生活。在新启蒙者看来，那种一心成为历史把犁人的人有可能速朽而成为历史的肥料，那种一心布道般教诲他人的人必先受到教训，同样，那种一味夸张后现代式顽主性的人，也必将对彻底的价值虚无承诺负起“不可承受之轻”。
新启蒙作为一种自我甦生和自我觉醒（而非启迪他人和唤醒大众），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必须首先学会真诚地倾听，宽容地对己对人，并进而追问自己言说和写作的意义。新启蒙知识分子在语言的逐迫中抽身而退，逼视自己的灵魂，面对一笺笺素纸独自思索。也许他们为这个世界、生命和写作重新寻找意义的行动，并不能触动他人，但是，有人在沉沉的“世界已达之夜半”，用心说、用心听、用心写这一事实本身，却无疑是人类最有意义和最富于人性的行为。这种真诚的思与写本身，就是在剖白自己中对一切盲目的荒谬加以揭底，就是对文化失去主题的重新命题。
新启蒙不从一个僵硬的理念去推导“应该”和“必然”，相反，新启蒙者注重从现象学的当下体验的精密分析中获得对“完满”的先行理解。他人注重选择的个体自由和自主多样性，使那强迫人接受的东西成为历史，同时也将价值废墟前的新选择推到每个人面前。
七 跨世纪学术反思的制高点
如果说，本世纪初是“开窗”使西风东渐的话，那么，随着学术的转型，本世纪末的学者的重要任务在于，“开门”使中国学术思想走向世界，与其他文化进行平等对话，而达到深层的交流和认同。
如果说，本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主要是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的话，那么，到了世纪末则已然演变为：古今之争、中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这古今、中西、南北、灵肉之争构成百年中国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虚无问题，核心是反传统时造成文化中断，并滞阻而成一种文化虚无主义情结，这一状况是全球性的；“中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以现代西方否定传统东方；“南北”之争是殖民与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的南方对北方的资源配置和人力、原料的重新分配，其深层次折射出现代化与殖民地的复杂关系问题；“灵肉”之争是心性与欲望、升华与沉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倒，以及人文理想的重建问题。
百年学术，知识分子在一次次转型中处境艰难，尤其是学术语言被商品化所污染，学术品格为政治化所扭曲时。如果人文知识分子的警世之声已经开始丧失读者和听众，那么，人文精神就会在日益浓厚的金钱崇拜和消费至上的氛围中凋零，中国现代化就将付出沉重的难以挽回的“代价”，中国百年学术就将难以达到与世界学术大师对话的高峰。
如何走出现代化误区？如何走出精神低谷？如何找到新启蒙的道路？如何寻求跨世纪学术反思的制高点，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深层次学术反思的核心问题。只有充分意识到没有一流人才的现代化是一种虚幻的现代化；只有深切地意识到经济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目的是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这个世纪的追寻才算有了思想根基。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是否具有现代意识、批判精神和建设能力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世纪学术的希望所在。
在跨世纪学术反思制高点上，一代学人将以自己的反思来回答这个世纪的“问题”。他们将具有打通古今中西，辨析南北灵肉的开放性视野和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为新世纪学术建设奠定思想地基；他们将在创新和求实的焦点上重塑自己的学术品格，使中国学术成为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对话和心性交流的当代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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