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以八木纪一郎的《社会经济学》为中心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日本论文,一郎论文,经济学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4-0036-07
一、引言
日本是亚洲最早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家，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实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早期《资本论》的翻译和研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国内外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中国在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方面更多的受到了苏联范式的影响，缺乏对日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研究成果的吸收和借鉴。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苏东剧变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的问题摆在了中国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者的面前。为此，中国学术界通过举行学术会议、编写新教材等方式，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①。但是，在了解、吸收和借鉴国外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方面似乎略显不足。从论文的情况来看，孟捷(2010)对他们翻译并即将出版的美国鲍尔斯等人撰写的教科书《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的基本特点进行了介绍，[2]赵准(2009)对清华大学使用美国原版教材《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的情况进行了说明，[3]但是对于日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进行分析的论著至今尚未出现。这不仅影响了对国外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状况的全面把握，也不利于对国外改革成果的借鉴。
与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以日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为研究对象，对近年来日本出现的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改革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以改革后出现的八木纪一郎②的《社会经济学：认识资本主义》的教材为例，[4]对其内容和理论体系进行梳理，旨在指出其理论上的借鉴意义，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提供参考。
二、日本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的改革
21世纪前后，日本的京都大学、法政大学等高校开始把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名称由原来的“经济原论”或者“政治经济学”改为“社会经济学”，并相应出版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学》教材。这一现象引起了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界的高度关注③。关于日本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改革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原因来自于日本马克思经济学派的外部，即在与新古典派经济学理论的竞争中，由于新古典派经济学在日本经济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使马克思经济学逐渐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其中的部分原因与“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日本马克思经济学形成了正统派、宇野学派、市民社会派、马克思数理经济学派等四大理论学派，出现了都留重人、宇野弘藏、平田清明、置盐信雄等一批著名的马克思经济学家，使马克思理论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都居于主流地位，作为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的“经济原论”、“政治经济学”在各个大学中也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随着日本经济进入稳定增长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开始得到缓和，新自由主义也开始影响日本的经济领域，加之苏东剧变对日本马克思经济学带来的负面影响，直接威胁到了“经济原论”和“政治经济学”在大学中的主流地位。20世纪80年代，鉴于新古典派经济学的发展，日本各个大学开始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名称进行改革，东京大学开始用“原论Ⅰ”代表马克思经济学，用“原论Ⅱ”代表西方经济学；京都大学把以前使用的“近代经济学”改为“经济原论(总论)”，把“马克思经济学”改为“经济原论(各论)”；东北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等则使用了“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名称，同时增加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等课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由于日本国内经济出现了长期的不景气，失业人数与日俱增，贫富差距开始拉大，老龄化和少子化给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带来了新问题，同时国际上出现的全球化、知识经济、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为日本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但是由于国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盛行，并没有使日本马克思经济学重新获得主流的地位，反而出现了被边缘化的危机，这其中的部分原因与“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有关。作为马克思经济学遗产的“政治经济学”名称，从字面上看，容易使人误认为是“研究政治的经济学”，或者是“政治”加“经济”的学科，这样的认识缩小了 Political Economy的研究范围，不利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化、知识经济、人类生存环境变化等新情况进行研究。因此，日本的一些马克思经济学者开始采取“变则通”的改革策略，尝试对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名称进行改革，以此来挽救被边缘化的危机。
第二个原因来自于日本马克思经济学的内部，即日本马克思经济学自身的不完善。首先，20世纪以来，尤其是Economics出现之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确实变得越来越狭窄，从而改变了其最初的含义。众所周知，Political Economy中的Political来源于希腊文的“Politikos”，本身并不是“政治的”意思，而是“社会的”、“国家的”、“城邦的”意思，其研究的内容极其广泛，绝不仅仅限于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其次，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内部劳资矛盾的缓和、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调整并趋于稳定的能力、资本主义多样性等新特征，虽然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也可以给予解释，但似乎因为缺乏针对性而略显无力，因此需要进行理论创新。而“政治经济学”的名称，容易使人束缚于马克思特定思想的理论体系之下，从而不利于理论创新。因此日本的一些学者们认为，与其把Political Economy翻译为“政治经济学”，倒不如翻译为“社会经济学”更加确切。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促使日本一些马克思经济学者将“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改为“社会经济学”，与此同时，他们赋予了“社会经济学”以丰富的内涵。他们认为，社会经济学是“建立在社会的、历史的视野之上的经济学”，[5]是具有资本主义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精神的经济学，“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中心，批判现代经济社会同时创造出新社会的经济学的总称”。[6]“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分析为基础的，虽然对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对象也进行研究，但是不过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性选择理论的扩展。而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市场经济，而是对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它是把市场经济只作为众多经济现象中的一个特殊经济现象来把握的经济学。”[6]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要广，而且它更加注重从社会的、历史的视角来研究经济现象，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所不能比及的。
在上述理论的影响下，日本在社会经济学研究方面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北野熊喜男(1983)的《社会经济学原理》，山口正之(1984)的《现代社会经济学：劳动的社会化和历史》，高濑静(1986，1989)的《社会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另一个分界线》和《社会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研究序说》等著作，都可以看做是20世纪80年代的杰作。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野信三(1994)的《社会经济学》，山口正之(1994)的《社会经济学如何再生》，八木纪一郎(1996，1999)的《社会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德国和日本》和《近代日本的社会经济学》，大野节夫(1998)的《社会经济学》等著作，以及21世纪以来出现的宫田和保(2001)的《资本的时代和社会经济学——资本的生产力和资本的所有权》、大谷祯之介(2001)的《图解社会经济学：资本主义是怎样的社会系统》、角田修一(2003)的《社会经济学入门》、松代和郎(2007)的《社会经济学叙说：马克斯·韦伯的科学与哲学》、佐藤滋正(2007)的《市民的社会经济学》、北村洋基(2009)的《现代社会经济学》等著作，无疑为日本社会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直接催生了日本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的改革。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为了批判现在的主流派经济学缺失对社会的和历史的观察，同时为了避免使用被马克思主义特定思想所束缚的名称，吸收和探究过去和现在没有被融入的诸多经济学理论，”[4](P226)以京都大学、法政大学为代表的一些大学开始把马克思经济学课程的名称由原来的“经济原论”或者“政治经济学”改为“社会经济学”。之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学的教材，例如，植村博恭等(1998)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分析：超越马克思和凯恩斯》、宇仁宏幸等(2004)的《入门社会经济学：理解资本主义》、八木纪一郎的《社会经济学：理解资本主义》等教材，不仅把马克思经济学课程名称的改革落到了实处，而且在入门级别和中高级别两个层次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三、《社会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和体系
从目前日本出版的“社会经济学”的著作数量来看，八木纪一郎的著作最多，而且八木纪一郎是日本京都大学马克思经济学课程名称改革的最主要推动者。因此本文以八木纪一郎的《社会经济学：理解资本主义》的教材为例，对日本“社会经济学”教材的内容和理论体系进行具体的分析。
图1 《社会经济学：理解资本主义》的内容和结构
资料来源：八木紀一郎，《社会経済学：資本主義を知る》，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228。
首先，从该教材的研究内容来看，该教材一共有11章，除了绪论和補章之外，一共有两个部分(见图1)。第1章和第2章是绪论部分。第1章“社会经济学的视角”，首先对社会经济学名称的含义进行了说明，其次对于本书为什么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进行了解释，在对社会再生产的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新古典经济理论不适合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第2章“市场中的分工”，从一般市场经济和分工的关系的角度对商品理论、市场调节和社会调节理论进行了论述，并在产业关联理论的基础上，对价值体系和数量体系、劳动价值理论、价值转形理论等进行了论述。接下来从第3章到第7章可以看做是本书的第一部分的内容，主要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基本结构进行了讲解。这一部分是以前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原论”或者“原理论”的核心内容。它包含了许多以新古典派经济学为基础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看不到的论述。[4]具体来说，第3章“货币的功能”，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对价值形态理论以及货币的功能理论进行了论述。第4章“资本的出现”，讲述了货币如何发展为资本，以及劳动力成为商品后资本进入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第5章“被支配的生产”，在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第6章“资本的周转”，在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第7章“利润和价格”，从资本家的立场对利润理论和价格理论进行了讲解。接下来从第8章到第11章可以看做是本书的第二部分的内容，它在前半部分的基础上，对资本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以及资本主义派生出来的结构、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等内容进行了论述。具体来说，第8章“竞争和地租”，对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的理论、竞争和垄断如何影响市场价格的理论，以及地租理论进行了讲述。第9章“商业和金融”，对商业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以及由资本主义派生出来的金融市场的理论进行了说明。第10章“经济变动”，对市场失灵、经济危机理论，以及制度演化理论等进行了讲解。第11章“国家与世界市场”，对近代市民社会、阶级理论、国家和国际经济、全球化的理论进行了论述。除了上述11章的内容外，作者在補章“如何认识体制”中，对经济体制和所有制理论进行了论述。
其次，从该教材的理论体系来看，八木纪一郎在著作中采取了“批判的体系”和“体系的批判”相结合的策略。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体系的批判”，同时也是“批判的体系”，“‘批判的体系’重视叙述的系统性，决不把零碎的知识堆积为一般的理论，也不把零碎的认识上升为整体的认识，它注重理论的系统化。这种方法论具有从整体上系统记录和把握经济社会的优点，但是从它必须排除系统中的‘异己分子’(有时是历史事实，有时是其他学派的理论成果，有时是相邻学科的概念)来说，常常会显露出系统封闭性的特征。而‘体系的批判’的方法论可以看做是对这种封闭性的克服，它继承了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在有时给予主流经济学以正面的批判，有时通过引进富有批判精神的‘异端派’经济学理论(给予主流经济学以侧面的批判)”。[7](P98)可以看出，把这两种方法论进行结合，既要保持体系上的统一性，又要坚持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八木纪一郎确实做到了。
以《社会经济学》的第1章“社会经济学的视角”为例，八木纪一郎指出，本书采取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从社会再生产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研究视角呢？八木纪一郎认为，一方面这个研究视角由来已久，“它在18世纪后半期与古典经济学同时出现。19世纪的《资本论》的理论基轴是探索资本制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提倡的唯物论的历史观是其基础并贯穿始终。但是，许多马克思经济学者在信奉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时，却忽视了其理论背后的再生产的研究视角。到了20世纪中期，斯拉法在价值理论(价格理论)中通过建立简洁的联立方程式对多数商品的再生产进行了论述，[8]被看做是对新古典经济理论批判的典范”。[4](P4)很明显，八木纪一郎是要坚持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的视角，同时吸收斯拉法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批判的体系”和“体系的批判”下对新古典经济理论进行彻底的批判。接着，八木纪一郎对新古典经济学给予了正面的批判，他指出，建立在还原主义模型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和博弈理论不适合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这是因为，第一，他们建立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不适合对再生产过程的分析。虽然再生产过程需要经济主体的理性，但是这种理性与经济主体内部和外部积累的资源、知识、制度、文化、价值观相联系，因此孤立地考虑经济主体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理论有失全面。第二，他们模型中的时间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机械的时间，缺乏对从过去的积累到未来的演变之间关系的考察，因此不适合对再生产的历史过程的考察。[4](P13)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从再生产视角进行研究的社会经济学，不是把建立在假想模型上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带有历史性的经济作为研究对象。虽然我们可能对于未来会形成怎样的经济系统不能够给予正确的预测，但是至少可以从数世纪以来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部分中确定会产生怎样的新的经济系统。[4](P13)在这里，八木纪一郎在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上再一次对建立在方法论个人主义之上的新古典经济学缺乏历史考察的方法论给予了猛烈的批判。通读全书会发现，八木纪一郎还引进了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调节学派等异端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体系”和“体系的批判”相结合的方法贯穿整本著作。
最后，从该教材所采用的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来看，该教材除采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演化经济学、调节学派的分析方法之外，还大量地采用了实证方法和数学方法，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该著作还采用了大量的计算机模拟实验的方法。例如在本书的第6章“资本周转”中，为了对投下的流动资本、固定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和趋势进行比较，八木纪一郎通过STELLA时间推移分析的软件④，对于流动资本周转的模型、固定资本周转的模型、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同时周转的模型，第1部门和第2部门同时扩大再生产的模型进行了计算机模拟实验，并通过若干个模拟结果的图表对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其中的变化过程和趋势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在第10章“经济的变动”中，对资本积累的模型、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循环的模型进行了计算机模拟实验，借助于实验的结果对经济增长率、利润率、劳动分配率的变动，就业率和分配率在经济循环中的作用给予了透彻的分析。
四、评论与借鉴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日本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教材内容和理论体系的改革是为了能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竞争中获胜，并适应本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的目的十分相似。因此，日本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的成功经验可能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借鉴。
关于日本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的改革，从字面上来看，“社会经济学”确实比“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要广，并在内容和理论体系上更加开放，因此这项改革有利于马克思经济学在理论上的推陈出新。同时，从美国鲍尔斯等人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的内容来看，日本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的改革绝非偶然。鲍尔斯等人在著作中“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作者指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在思想史上曾用来泛指所有的经济学，其研究领域也覆盖了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学科：不仅包括经济学，还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在1900年前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在西方经济学中才逐渐为‘经济学’所替代，其研究领域也变得日益狭窄，基本上是围绕着市场兜圈子。”[2]由此可见，日本和美国的一些学者都对“政治经济学”的名称不满意，并都对Political Economy的最初含义和名称情有独钟。鲍尔斯等人还认为，“与‘经济学’这一术语相比，我们更喜欢用先前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去描述我们的研究方法，因为除非把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规则综合到一起来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否则一个人无法圆满地了解当代社会。描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将之视为跨学科的。”[2]可以看出，日本对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名称的改革，和美国鲍尔斯等人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是跨学科的思想可谓是异曲同工。这无疑为中国马克思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的名称进行反思和改革提供了思想上的线索，并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日本改革后出现的作为马克思经济学遗产的“Political Economy(社会经济学)”与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社会问题的“Social Economics(社会经济学)”在汉字表达上完全相同，从而容易造成二者的混淆，并带来了区分上的麻烦，这应该说是一个弊端。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改革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学》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如何安排的问题，例如社会经济学的理论边界在哪里，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如何处理马克思经济学和其他异端学派的关系，如何构筑合理的理论体系等等问题。关于此，可以说八木纪一郎的《社会经济学》教材已经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首先，在“批判的体系”下，著作的第一部分与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的体系相对应，同时，著作的第二部分论述了制度理论、经济体制理论、全球化等理论，显然对马克思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扩展，但是由于马克思的理论与观点始终贯穿其中，即使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问题的论述(第11章“国家与世界市场”)也能坚持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在体制理论(補章)的论述中也能坚持马克思的雇佣理论和所有制理论分析的观点，使整个内容在体系上高度一致。“本书基本上保存了我以前教授的《资本论》的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这并不是为了否定其他的体系，而是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体系非常适合理解资本主义经济。”[4](P226)这种不拘泥于马克思经济学固有的理论体系，又能使所有的内容都忠实于马克思的观点的能力，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来说提出了挑战。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资本主义部分中通常采用马克思的“资本一般”的理论体系，但是在社会主义部分中却缺乏马克思的理论和观点，甚至有使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来代替的现象，从而使理论体系缺乏一致性。因此，作为借鉴，可能更应该强调如何把马克思经济理论贯穿在社会主义部分之中，使整个教材在“批判的体系”下浑然一体。
其次，在“体系的批判”下，八木纪一郎的著作充满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在给予正面批判的同时，吸收了宇野弘藏理论、柴田—置盐定理的数学分析、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对抗的交换理论、调节学派的福特主义理论、近代市民社会理论、斯拉法和卡莱茨基的凯恩斯主义、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理论，并对价值转形问题给予了新的解释。这种通过发展马克思的传统理论、引进异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主流派经济学给予淋漓尽致的批判的风格，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借鉴，笔者认为更应该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实践和理论成果来进行。对于我国来说，在积极吸收非主流的异端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同时，可能更需要对国内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做更多的强调，尤其应该在吸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方面做出积极的努力，以此来加强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
再次，从教材的名称来看，八木纪一郎使用了“理解资本主义”的副标题，无独有偶，它和孟捷等人翻译和即将出版的美国鲍尔斯等人撰写的教材的主标题完全相同。由此来看，日本和美国的两位作者在将学生的兴趣引向经济本身而不是经济学模型方面具有相同的志向。这样的优点，也为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向。
最后，关于该著作中出现的计算机模拟实验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经济学重视使用数理分析方法的传统的发扬，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关于计算机模拟实验的研究方法，目前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尚未出现。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2009年4月，在安徽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与课程改革研讨会”，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请参见张治栋，华德亚：“第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教材与课程改革研讨会”综述，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7期。
②八木纪一郎(1947-)，作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四大流派中市民社会派的集大成者平田清明的博士生，从1983年起在日本京都大学教授《资本论》课程至今，是日本演化经济学会的五个创始人之一，于2006-2008年担任日本演化经济学学会的会长，并长年担任该学会的学会杂志《Evolutionary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主编。目前是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学部长，经济学研究科科长，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并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日本京都大学联合经济研究中心”的日方主任。
③2003年10月18日，在日本武藏大学举行的日本经济理论学会第51回大会上，以“现代的political economy——马克思经济学的可能性”为大会讨论主题，对社会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社会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学的改革与发展、社会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的存续、社会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统一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具体内容可以参见日文杂志《季刊经济理论》，第41卷第1号，2004年4月。
④STELLA是STELLA Research，High Performance System.Inc的Version 4.0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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