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五十年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十年来，在新中国的史学研究领域里，社会史研究曾经历了从冷落到恢复兴起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从这曲折的经历中，也可看到中国大陆史学界在摆脱“左”的禁锢，拓展研究层面、更新研究方法所取得的进步。
一
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先后出现过不少颇具学术分量的著述，像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等。另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1930年版）和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也有大量篇幅涉及社会史的内容。此外，在30年代还先后出版过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集辑的《社会史料丛编》4册（北平研究院1935 年版）和瞿宣颖所编的《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甲集3 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都对社会史研究起着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普遍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广大史学工作者盼望能在新的研究领域里有所树建，满怀热情地投入到诸如对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汉民族形成、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对于考察社会心态、人们生活方式等这些属于社会史研究的课题，则相对显得冷落了。如果说，人们开初冷落社会史，是被讨论的热点所吸引，努力使史学研究靠近现实，那么政治上“左”的思潮的蔓延，使得人们害怕乃至不得不加以疏远了。尽管如此，在50到60年代初，仍有一些学者在有关婚姻、家庭、家族及其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像1950年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董家遵：《中国收继婚之史的研究》，林乃燊：《中国古代烹调和饮食——从烹调和饮食看中国古代的生产、 文化水平和阶级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马起：《婚姻和家庭在历史上的演变》（《东北人大学报》1956年第6期），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 期）， 于省吾：《岁、 时起源初考》（《历史研究》1961年第4期），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略》（《文史》第3辑，1963年），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3辑，1963 年），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等。另如吴晗在《灯下集》（三联书店1960 年版）和《学习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里，也收录了有关中国古代习俗、服饰这样的短文。及至60年代中期以后，即使像上面列举的著述，在大陆也再难见到了。社会史研究处于一片荒漠。
二
中国大陆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是与打倒“四人帮”后，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复苏、发展同步出现的，但真正形成规模，使更多的人认识到社会史研究的必要性，则从1986年10月召开第一次社会史研讨会开始的。那是由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几个单位牵头，共同倡议举办的，主要就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这既是一种顺应学术潮流、对业经唤起研究热忱的学者们的支持和肯定，同时也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间，把社会史研究向前推进一步。在此以后，《历史研究》等刊物、出版社纷纷组织稿子，推出作品。1992年9月， 又成立了中国社会史学会，使学者们更有一个正规的定期讨论、互通信息的场所。总计这十多年来，虽然时间不长，可在社会史研究中，还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大体归纳，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形成了一支队伍和一些研究点。根据近十年来每年发表的文章和历届参加社会史年会的成员进行统计，目前经常参与社会史研究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人。此外，在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还规划了一批中长期研究课题和人数相对稳定的研究点或研究组室。
（二）学术活动空前活跃。自1986年在天津召开第一次全国社会史讨论后，便以不同题目相继在南京、成都、沈阳、西安、重庆、苏州召开了第二至第七届年会，其中南京会议除继续探讨社会史理论问题外，还就中国古代的士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交换了看法，以后依次为“中国社会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区域社会比较”、“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所，也分别举办过以社会史为内容的学术会议。1995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还共同发起以“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为题的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至于中小型学术活动更是不断：像199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研讨会，1998年11月召开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研讨会。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等单位组成的“华南地域研究会”，则以研究华南地区为主，举办了多次含有社会史内容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讨论会。此外，由台湾财团法人馨园文教基金会出资赞助、开设在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彭炳进学术讲座”，业已进行了两个专题，共14讲，第一个题目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第二个是“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据主持该讲座的冯尔康教授言，他们选择题目的意向，就是为了提倡中国社会史研究，活跃学术空气。
（三）研究成果可观。有了队伍和良好的学术氛围，就必然要在成果上得到体现。很多出版社对组织出版社会史书籍给予热情的关注，竞相推出丛书、套书。像陕西人民出版社的“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史文库”，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会史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中国社会史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江湖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古代生活丛书”，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会文化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承担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套书。据我的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起到1998年的近20年中，共出版有关社会史书籍121 部（商务印书馆组织的通俗性“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清代社会文化丛书”未包括在内），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近20年来有关社会史著作分类统计表
理论和
婚姻
家庭宗族和 社会结构 社会
社会
通论性 宗族制度
和阶级、阶层
生活
控制
6
8 4
14
18 37 1
社会 人口社会妇女其他
问题 行为心态问题
167
1
3
6
以上是20年来出版的有关专著的大体分类。从统计看，数量最多的是社会生活史类，另外像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社会问题、宗族和宗族制度等，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反映了近年来的研究动向。
论文方面，我们根据《中国史研究动态》的有关报导，统计了1987年到1998年12年的数字，也作了些大体分类。见表2：表2 1987-1998年历年论文分类统计表
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社会史理论 7 2 6 2 2 3 2
婚姻
6 91010 7 8 8
家庭
6 4 2 5 8 4 3
宗族和宗族制度 9 615 6 8 7 2
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 4 51514191815
社会生活 10233438373025
社会控制
- 2 9 7 4 3 2
社会问题
4 7 8 6131014
人口行为
2 3 2 3 4 7 6
社区
2 - 1 2 0 - 2
合计 5061
10293
1039079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历年小计
社会史理论 3 2 2 2 3 36
婚姻
6 5 6 810 93
家庭
3 3 2 3 4 47
宗族和宗族制度 8 5 5 8 7 86
社会结构和阶级阶层 812131513 151
社会生活 2920212423 314
社会控制 10 5 3 5 5 55
社会问题
810 6 8 9 103
人口行为
5111010 8 71
社区
- 7 4 3 2 24
合计 8080728684 980
表2共计论文980篇，遗漏者尚有不少，不过基本面貌是反映出来了。从论文发表的年份看，1978、1988年偏少，1989年以后，每年都保持在七八十至八九十篇之间，最多时超过百篇。 若按朝代加以分类， 除36篇属理论性探讨，35篇属通论性质，剩下909篇按代划分，列作表3：
表3 1987-1998年历年论文断代分类统计表
朝代先秦 秦汉 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篇数 91114 132122
所占比例(%) 10.01 12.5414.52 13.42
朝代 宋辽金西夏 元 明 清
篇数160 51 105134
所占比例(%) 17.6
5.6 11.55 14.74
表3各断代中，明清两代与其所拥有的丰富资料和众多队伍， 相对稍嫌薄弱，其他各朝均大体平衡。
在所发表的著述中，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龚书铎主编的8 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所展示出的更大意义在于如何把所设计的理论架构与史实相结合，将其容纳到通史和断代史著作中，使社会史这一概念得到完整的体现，这是一种尝试，但很有价值。李泉等编著的《中国古代社会史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则属于为适应当前教学和普及需要的概论性作品。
在专题研究中，社会生活史的分量最大，其中最引起注意的，便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编写的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此套书目前已出版了夏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西夏金、元等5卷，各以资料系统、内容翔实见称。除此以外， 由林剑鸣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首都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朱瑞熙《宋代社会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宋德金《金代社会生活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和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著作，均就所涉及的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作了很好的考察，有的还超越了一般所指的社会生活史内容。宗族和宗族组织，也是社会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冯尔康、常建华《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都是从先秦乃至原始社会末期一直谈到宋明以后、或延续到近现代，由时间的跨度看，称得上是宗族通史。属于断代性研究的有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年版）、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陈支平《近500 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通过这些著作看到，它们较之以往，不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各有前进，更可喜的是不同程度地触及某些新的课题，如宗族的社会功能、家庭和宗族的关系，以及从法的视角，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研究宗族组织。另外还注意到宗族组织的地区特色和不同的时代特点。
关于婚姻和家庭史，从已发表的论著看，婚姻史的比重明显大于家庭史。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出版于1990年，1994年再次重印，内容涉及婚姻礼仪以及各种婚姻形式，包含的时代上起周秦，下迄明清，全书约54万字，称得上是洋洋巨著。简史性著作有孙晓《中国婚姻小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湖北出版社1987年版）和张树栋、李秀领《中国婚姻家庭嬗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谢维扬《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是就家长制家庭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入手，论述了家长制家庭早期形态的社会功能、家长制家庭的类型形式，以及封建礼制在中国文明步途中演进的轨迹。在婚姻史中，还有像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和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断代性著作。
人口史研究也是近几十年来人们所热情关注的，但多数著述谈的是人口数量的增减和关于人口迁移等内容，触及人口行为和人口环境的还不是很多。姜涛的《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有“人口结构”一篇，此外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叙述了人口城市化、人口性别、年龄、职业、素质和婚姻家庭构成。陈孔立《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则讨论了台湾移民社会特点、发展模式以及人口结构。王跃生《中国人口的盛衰与对策——中国封建社会人口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是从国家政策的角度谈我国的人口发展变化，其中牵涉到政策与社会因素的相互影响关系。
社会结构是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在总结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家庭、宗族、职业、民族、社区等内容，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作了有益的分析。在有关社会结构研究中，社会各阶层或某些角色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和动向，也是人们探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关成果如刘泽华主编的《士人与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现已出版了先秦和秦汉魏晋南北朝两卷）、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原是他旅居美国时的英文著作，1991年由李荣昌译成汉文，在国内出版。该书最大特点，就是用计量的方法，对绅士的构成人数、经济状况等，各用图表加以说明，使分析更加中肯有力。 在有关明清时期的绅士研究中， 198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还重印了吴晗、费孝通等的《皇权和绅权》。其他如贺跃夫《晚清士绅与近代社会的变迁——兼与日本士族比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着重考察晚清社会转型之际，绅士或绅商们为适应变化所出现的新情况。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是讨论有清一代四川省社会结构变化的力作。除此以外，彭卫的《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董英哲《科技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王子今《交通与古代社会》（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钱杭、承载《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都是试图用社会史的研究角度，从某一个侧面所作的探索，其中有的是以往传统史学所不屑触及的。在有关社会问题中，牵涉秘密结社一类的著述不少，不过因此类作品已有不少人作过介绍，这就从略了。
在以上的举例简介中，都没有提到论文，原因是即使是专著，也有精品遗漏，更不要说数量庞大的论文了。事实上，某些论文就质量而言，并不亚于宏篇巨著，只是在有限的篇幅中，实在难以周全，权衡之下，只好略而弗及了。
（四）田野调查和口述史方面的新尝试。田野调查本来属于人类学的工作范畴，社会学则称社会调查，另外在民族学、民俗学中也不断采用，虽然它各有各的学术规范。史学工作者注重田野调查，不仅是因为它能使研究者得到除文献资料以外许多活的（如口述回忆、祭拜仪式等）和死的（如碑刻、建筑遗存等）见证，更可贵的是通过调查访问，使本来属于过去的东西，生动地再现在大家面前，增加了活的生活体验。
关于田野调查，我国在50年代以及后来的70年代都有人做过，如武训、宋景诗历史调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史实调查，后来为配合批孔、批《水浒》，也有过一系列调查。但由于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某种政治活动，或片面强调阶级观点，以致今天看来，多数成果很难说具有科学价值，有的甚至流为笑柄。在社会史研究中，有许多课题因文献资料不足或记载不详，常常需要求助于田野调查，如秘密结社方式、宗族组织、两姓械斗、民间会社和民间信仰等。还有像牵涉家庭内部的生育、溺婴、夫妻和婆媳关系，通过查访也能得到新的内容。
自80年代起，我国社会史工作者对开展田野调查给予极大的关注，先后有不少人投身其间，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像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等与香港大学同仁合作，开展对珠江三角洲暨华南地区有关家族、民间信仰、风俗习惯的调查；厦门大学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与美国及台湾学者合作，就闽南家庭组织和乡村社会所进行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对华北庙会的研究。另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钱杭、谢维扬、江西师大梁洪生等，都各有田野调查的经历和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组建社会史研究室后，也开展了一些田野调查，1996年，该室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及云南大学民族所在昆明成立了“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研究云南工作站”，深入滇西一带，就当地少数民族的婚姻、家庭作了一系列集体座谈和家庭访谈。随后，郭松义和定宜庄以清代辽东移民为题，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为了使调查能取得效果，他们于出访前先进行文献资料准备，又参考国外学者有关田野调查问卷详目和厦门大学闽南农村调查时的问卷，设计了辽东民间调查问卷。从1998年起，他们曾多次深入城镇农村，走访了盖州、海城、营口、法库、铁岭、开原等6个县市、数十个乡镇和村庄， 访谈人数超过200人。到过次数最多的是盖州市，共18个乡镇和30多个村子。通过实地调查，不但证实和丰富了文献记载，许多地方还有新的发现，其中包括新的文字资料，如藏于各家的家谱、谱单，散落于山间、村头的碑刻等，可说每次有心得，每次有新的实物收获。
至于把口述历史记录下来，构成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存在的。我国上古史中有关炎黄尧舜和大禹的传说，就是通过一代代口述传承记录下来的，著名的古希腊荷马史诗，也是一部口述史。直到现代，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通过祖辈的口述或用唱歌的方式，保存、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现代化录音手段的出现，使得口述更能得到完整无误的记录和科学的验证。在口述史方面，定宜庄的《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称得上是在社会史领域用口述来互证史实的最新成果。据著者自称：她作此书的目的是想通过采访，了解这些旗人妇女对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口述在提供诸如满族的民族意识、以往妇女的婚姻、家庭生活等很多方面充实了文献记载的不足。还有如身为满族，祖辈以来却从不是旗人，这也是在文献资料中难以知晓的。
三
中国大陆社会史的复兴，固然与国内的政治变革，以及世界的学术走向有关，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适应了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进来。
（一）扩大了研究视野。中国的社会史研究由于长期受到禁闭，很多人已对它感到陌生，特别到了6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说的是阶级斗争，写的也是阶级斗争史，把本来是丰富多采的历史研究空间，变得越来越窄，思路越来越僵化。所以当社会史的概念被重新提出，它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再次亮相，人们的眼睛似乎突然一亮，好像在学术的殿堂里又打开一扇门，把过去遭到唾弃、被忽视的宝藏，一下子展现在大家的眼前，原来周围有如此众多的题目等待去发掘研究。在这里，关乎一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重大问题，固然需要我们用新角度再作审视；还有许多看来是琐屑细小、却与百姓的生活、生存环境汲汲相连的饮食、服饰、住房、交通、文娱，以及婚丧节令、人际交流、心态感情等，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总而言之，社会史扩大了人们的研究视野，同时唤起了人们的研究热情。
（二）透过历史，关注现实。现在我们鄙弃影射史学，反对用历史简单的比附现实。但了解或研究过去，总不是只为研究而研究。事实上，以往和今天，传统和现实，都是互相连通的。很多社会史研究者强调自下而上的看待历史，突出以人为基本剖析对象，就所及内容和选择的题目，总的说来较之过去强调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等等，似乎更贴近于大众，更能赢得人们的心声，而我国目前面临的转型时期所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追根溯源之后，常常会发现，很多方面与历史上的相关问题有所牵连。比如近年来各地相继破获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与各色会道门组织，有不少就是以往地下会社的沉渣泛起，或有着某种思想传承关系；又比如有的地方家族势力的兴起，也可以隐约地从历史上家族组织见到这样那样的干连。至于婚丧嫁娶等生活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更会引发人们对往昔的回想，考究一下是什么样水土与社会条件，才萌发、滋养了如许这般风尚，而这些风尚的因革相沿、代代传承中，究竟哪些是属于应该抛弃的敝俗，哪些则应加以继承发扬，这都需要研究者作出解释。当然，社会史的内容并不限于这一些，但是这种接近生活的研究，无疑缩短了研究者和普通大众的距离，使史学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了解。
（三）多学科相互渗透。在当前的学术趋向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各学科间的相互渗透。所谓学科渗透，在某种意义上即研究方法的渗透。社会史因其所选择的不少题目需要兼晓当代许多学科知识，反映在吸收借鉴上更显出其急切性。比如研究婚姻家庭史，在划分婚姻形态、考察家庭结构中，必须求助于社会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和方法；要分析结婚率、离婚率，以及初婚年龄、夫妻年龄差等等，无疑得从人口统计学中得到启示。此外，婚姻家庭史还牵涉到人类学、民俗学、伦理学等学科，甚至还与法学和医学等学科有关。没有现代环保卫生方面的常识，便很难做好历史上的环境、疾疫和死亡一类的题目。现在有的学者准备做我国历史上灾害及其防止这样的题目，其价值自不待言，然而要做好它，光靠传统的史学知识和方法，显然是不够了，必须注意吸取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如地理学、气象学、地震学，以及水文和预防医学等知识，使成果更具现代感，更方便人们的应用。
前述1993年初，我们在北京开过一个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小型讨论会，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生育、死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特别邀请了人口学、地理学、民族学和医学专家与会，在相互交流中，大家均觉得益匪浅。会后集辑出版了一个论文集，从得到的反应表明，学者们对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是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后来1998年，我们召开婚姻、家庭和人口行为的研讨会，又请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人口学的专家，除了围绕专题发言外，还专门就各学科方法和相互借鉴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说，目前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这种或那种系本学科所专有，问题是如何借鉴各学科所长，更好地作好自己的研究。我想，这位先生的话，并不是要抹煞每个学科的基本研究方法，传统的史学是通过对史料的搜集、考订、排比来说明需要说明的问题。这个基本功也是每个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但是目前，比如我们提到过的一些社会史课题，只靠这个基本功确实显得不够了。从这一点来看，那位先生所表达的意见，多少反映了今天和今后学术研究的动向。
至于社会史研究中将田野调查和口述史引入史学领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传统史学的一种更新和补充，同时增加了社会史研究的魅力。很多史学工作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钟情于社会史，除了因为它所触及的范围、可供选择的课题广阔，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更能摆脱传统，迎接挑战，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吸引。
四
社会史研究尽管成绩斐然，前途广阔，但在一片叫好的迅猛发展中，确实也暴露出某些不足之处。
首先，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必须继续开展对社会史理论的钻研，把理论探索和具体研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们围绕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方法、学科性质、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还翻译介绍了若干西方社会史理论著述。应该说，这些讨论和介绍，对加深认识社会史，动员人们参与社会史课题的研究，起着十分有益的作用。当然，讨论中也存在分歧的看法，甚至截然相对立。从学术的发展角度看，只要有讨论，便会有分歧，而且永远会有，但总的说来，理论讨论仍显不够，特别是缺乏层层深入，或在理论指导下就具体课题作某种示范性研究。比如我们说社会史与以往政治史不同的是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怎样或如何才算自下而上的研究；再比如有的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怎样把这种范式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研究中，这都有待于探索。
由于社会史复兴后理论积累的欠缺，而有的作者又满足于对某种表象的认识，认为只要题目与之有关，就属于社会史，以致很多研究陷于就具体事件的琐碎考订和欣赏性描述，对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样社会造成这样的，它对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社会影响，则回答不够。诚然，我们不是说凡事都要就此作出答复，但总不能以琐屑替代整体。有人曾讥讽社会史是个大杂物筐，说只要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几大板块包括不了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可以归在这个筐里。显然这是一种误解，可是否也说明了，这与社会史建设中，对其整体理论架构讨论不深，有人对此理解不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应重视对新史料的开发和新研究方法的采用。社会史是历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史学，就离不开最基本的研究手段——史料。我们说开发新史料，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改变审视角度，把过去熟悉的旧史料再作一次新的探求。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学者，习惯于从传统题目、传统思维去爬梳、勾勒史料，对可供社会史研究的史料，常常因注意不够而被忽略弃置了。比如在我看到的某些婚姻史论著，还是那些以往熟悉的传统题目，使用的也多是似曾相识、反复使用的老史料，是用熟悉的史料写传统题目，这就有一个重新探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曾询问过不止一个学者：如果改变审视角度，是否还能从熟悉的旧史料中发掘出新东西来？他们的回答几乎都是肯定的。说明即使在传统惯见的史料中，也还大有用武之地。再就是开发新史料，包括通过田野和口述采访所获取的信息。另外像数量庞大的明清档案文书、宝卷唱本，以及不断出土的考古文物等等，仍有很多是我们没有接触或接触不多的好资料。在社会史的资料探求中犹如一片广阔的田野，尚存许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需要不懈地去开发耕耘。
说到讲求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虽然不止限于社会史，但社会史无疑更有需要。当然难度是有的，比如不少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比较单一，有的平时又缺少与相关学科的学术沟通，对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了解不多，特别是有关自然科学的知识，更感到生疏，这就限制了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另外还牵涉到经费问题，如走出书斋做田野，没有必要的财力支持是不行的，可目前的科研预算一般偏紧，这也要我们去努力争取。
最后是加强钻研，注意浮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这些年来，社会史研究成果，无论是专著或是论文，数量可谓不少，但若排比考察，就会发现进展很不平衡，某些题目做的人多，比较集中，且有重复，有的则显得冷落，甚至还有空缺。出现这情况的客观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有关。如有的课题原本已有较多的讨论，具备一定基础，所以能很快形成热点。仍以婚姻史为例，目前成果除谈婚礼、婚仪外，相当一部分热衷于讨论上层社会的婚姻行为，如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婚姻，清代的皇族通婚等，还有不少是老题目。一般说来，热点问题往往反映这个时期有关研究中的突出点，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可无论如何，婚姻史包括了许多方面。如果说在开头，讨论热点可对研究起启动作用，接下来便应一层一层向外扩展，包括老题目的新做法，以此填补缺门，寻找新的热点，使人们不断有新鲜感，从而把研究引向更深更广。再有一种情况是原来的基础并不太好，却因一时社会需要，被出版、舆论界看好，纷纷约稿推出，使冷很快变热。这本来也是一件促进研究的好事情，但由于它们多先天不足，加上炒作因素，命题赶时索稿，粗糙乃至内容上相互碰撞，便难以避免了。
上面说的只是两种现象，很难说是某个研究者的责任，但问题是存在的，也的确值得重视。学术研究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的基点便是消除浮泛，踏实钻研，这对复兴不久的社会史似乎尤为重要。
总之，五十年来曲折的经历证明，社会史是一门充满希望和有活力的学科，尽管在前进的步伐中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事，它的势头已不可阻挡，正像英国社会史学家哈罗德·珀金所说：“灰姑娘（指社会史）变成一位公主，即使政治史和经济史不允许她取得独立的地位，她仍然称得上是历史研究中的皇后。”（注：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让我们珍惜这份情意，转变观念，迎接社会史的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