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2-0094-08
不久前，在广州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些学者犀利的发言无意中刺痛了我，顿时引起了我的警觉。警觉中有愧疚，有反省，也有拒斥。那些发言强调的是，必须坚守文学的本体性，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务必谨慎，对所跨的学科必须有系统的、全面的了解，真正取得了那一学科的发言权，方可以跨越，否则便是“逃票乘车”。
在道德领域，“逃票乘车”对我来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即使在“文革”期间铁路客运最混乱的时候，我也从来不敢无票上火车。
但是，在文艺学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从事“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的研究，还是从事“生态文艺学”的研究，我往往都是在对所跨学科稍有感触、所知不多的情况下层开的，对照会上那些同行的指责，我何尝是“逃票乘车”，简直就是“非法越境”了！
对此，我也可以有另外一些不同的比喻。
比如，对于文艺学研究来说，其他一些相关的学科就像是一种化学的“合成剂”或“催化剂”，只要那么一点点，就可以改变固有物质的属性和演化的速度；相关学科也可能仅只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方法和角度，但即使如此，也可能从此扩大或更改了文艺学研究的视野和背景；甚至，一种新近“侵越”的学科，只不过是块抛向一潭静水的“石头”，它的功用只是打乱了文艺学在某个时期内被长久固定了的模式，改变了既定的文艺学内部的结构与组织……总之，在我看来，对于文艺学研究来说，学科的开放、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跨越是必要的、首要的，也是必然的。从以往文学批评的经验看，社会批评理论向政治经济学的跨越，传记批评理论、原型批评理论向心理学的跨越，文本批评理论向符号学的跨越，接受批评理论对于阐释学的跨越，女性批评理论对于性别学的跨越，后殖民批评理论对于民族学、文化学的跨越莫不如此。
在跨越某一学科时，对于那一学科的把握当然是越全面、越系统、越深刻、越透彻就越好，但这并不等于说只有系统透彻地把握了这一学科后才能领取跨越的“许可证”。
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人的心灵，是一个有机整体，所谓学科范围、学科界限，只是人为划分的。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界线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森严壁垒。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也许比我们设想的更为普遍，更为常见。如果说任何学科的界限都不是截然分明的，那么，文艺学学科的界限大约是所有学科中最模糊的。文艺学学科前的那些对这门学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歌德；孔子、庄子、陆机、刘勰、严羽、李卓吾、王国维等，显然并非文艺学的专门家；当代世界上对于文艺学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些人，如尼采、萨特、卢卡契、海德格尔、马尔库塞、拉康、福柯、詹姆逊、赛义德等，也都不是文艺学的专家，而往往都是横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字学、宗教学、人类学、考古学甚至医学、生物学、物理学的通才。或许，他们对于文艺学的卓越贡献正是得力于他们对于诸多学科的贯通。
是固守本位，还是敞开门户；是横向跨越，还是纵深掘进，不是一个通过简单表态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其更隐秘的层面上，它可能涉及我们对于文学“本体论”的认识，对于文艺学研究路向的选择，以及对于文艺学学科形态的设想。
在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中，对于事物的所谓“本质”的理解，较之牛顿时代的物理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本质，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复杂的、运动的、多变的过程；本质，不再是一个外在于研究主体之外的、绝对独立的客体，而是研究主体——即一定时代与社会中的人——通过一定的手段对其观察、分析、感悟、阐释的结果。
所谓“主观”与“客观”的壁垒，在量子物理学提供的新的宇宙观中被拆除了。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时常乐道的一句话是：“我们在这里面临着人类地位所固有的和令人难忘地表现在古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些互补关系；那种哲学提醒我们，在生存大戏剧中，我们自己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注：［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9页。）于是，两个最大学科——人文学科（演戏）与自然科学（看戏）之间的壁垒也就被拆除了，甚至宗教与科学、文学艺术与宇宙学说之间的学科壁垒也在坍塌中。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人类的世界观曾经发生了艰难的转变，到了20世纪中期，一种新的“知识景观”拉开了大幕，一如N·波尔指出的：
不论当时对于从中世纪世界观中解脱出来感到多么困难，所谓“科学革命”的成果现在却肯定成为普通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了。在本世纪中，各门科学的巨大进步不但大大推动了技术和医学的前进，而且同时也在关于我们作为观察者的地位问题上给了我们以出人意料的教益：谈到自然界，我们自己也是它的一部分呢！这种发展绝不意味着人文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分裂，它只带来了对于我们对待普通人类问题的态度很为重要的消息；正如我要试图指明的，这种消息给知识的统一性这一古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远景。（注：［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1页。）
在N·波尔看来，“人类知识的统一性”，也是“自然界的协调性”，“只有认识到这种协调性或统一性，才能对我们地位保持一种均衡的态度，并避免科学和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几乎每一个人类兴趣领域中可能如此容易地引起的那种混乱。”（注：［丹麦］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论文续编》，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6-27页。）这种对于“知识统一性”的追求，使得量子物理学家们对于“跨学科”一无例外地表现出热烈的赞赏。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E·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1887-1961)尽管在所谓“自由意志”问题上与N·波尔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却同样意识到“跨学科”的时代意义：
专业化不是优点而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弊端，意识到了所有专业研究只有放在完整的知识体系当中才有价值。这些都是正在取得的进展。一个敢于用超出自己本专业的知识来思考、讲述、甚至撰写新课题的人，曾被说成是“半瓶子醋”，现在这种谴责声已显得越来越微弱了。（注：［奥］E·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E.薛定谔同时还赞赏地引证了德国高校改革委员会报告中的一段话：
每一位工种大学的讲师，都应具备以下能力：
(1)能够看到本专业的局限性。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了解这些局限性；并且告诉他们，超出其界限，起作用的力量就不再是纯粹理性的了，而将源于生活及人类社会本身。
(2)对每一个专业，都要教会学生突破其狭窄的范围局限，从而拓展更广阔的空间。（注：［奥］E·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E.薛定谔肯定地说：“一群专家在一个狭窄的领域所取得的鼓励的知识，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他与其他所有的知识综合起来，并且有助于整个综合知识体系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真正具有价值。”“要敏锐地注意到，你的特殊专业在人类生活的悲喜剧的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要联系生活，不仅要联系实际的生活，而且要联系生活的理想背景，这一点通常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还要使自己紧跟时代。如果你不能最终告诉别人你一直在做什么，那么，你的研究也就一文不值。”（注：［奥］E·薛定谔：《自然与古希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这些鼓动学术研究跨学科的言论，似乎更应该由那些从事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研究的学者宣讲出来。这些量子物理学家们之所以能够高瞻远瞩，是因为他们跨越了一个时代，面对着生活的理想背景，站立在学术创造的前沿。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学科壁垒，及对于专门家与专业化的推崇，只不过是牛顿物理学以及工业革命时代残留下的“后遗症”。
对照上述“科学家”们的批判，我们不难看出现代“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应是现代工业社会崇尚概念思维、逻辑分析、专业分工的结果。一些文艺学的研究者，俨然以文艺学的“专门家”自居，把他自己面对的诗人、艺术家、作品、文本、文学艺术活动当作外在的、客观的分析研究对象，不但要概括出文学艺术的“本质”、抽取创造活动的“规律”，还要竭尽全力把它构建成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文艺理论家走上了一条与作家、诗人、艺术家的工作背道而驰的道路。文艺创作向往的是感性化、情绪化、个性化、流动化、独特化，文艺理论追求的却是理性化、概念化、逻辑化、确定化、普遍化。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成了两股盗上跑的车，文艺学家的理论成了文学艺术家看不懂也不愿看的“学术成果”。应该说，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是一个以培根、牛顿、笛卡儿、黑格尔为标志的时代的理论走向，也是后来的卢梭、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那些量子物理学家们试图加以扭转的那个时代的理论走向。
时代已经转向，物理学学科研究已经转向，我们的文艺学学科还基本停留在原初的位置上。在过往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文艺学界把文艺学学科的衰落归结为文艺学家患上了广为流行的“失语症”。我想，我们最初失去的恐怕并不是语言，在失去语言之前，也许我们已经失去了时代、失去了理想、失去了生活的自信和学术的自信，失去了提出问题的心理机制，失去了对世界感悟与整合的能力。我们竭尽全力能够做的，只是收拢来一堆文艺学专业的“理论和知识”，一些丧失了生气与活力的“学问”，其“辉煌成果”便是那同—模式而又数以百计的、教科书式的“文艺学原理”。
文艺学是什么？文学艺术的本性是什么？
对文学艺术的本质，对文艺学学科的性质，对文艺学家的素质，必须进行本体论层面上的重新阐释。
法国当代学者埃德加·莫兰(Edzer Morin)对于“科学是什么”的解答，或许可以启发我们对于“文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他说：“科学不能科学地思考它本身，不能确定它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不能预见它在当代的发展会导致什么——毁灭、奴役还是解放？”他认为，对于科学是什么的解释，应当在由“物理学、生物学、人类—社会学”三大学科领域相互沟通、连接组成的一条学术“环路”上进行，“应该使人类—社会领域扎根于生物领域，因为我们是生物、有两性区分的动物……同样应当使生物领域扎根于物理世界，因为即使生物组织相对于任何物理—化学组织是新颖独特的现象，它也是一种物理化学组织，出于物理世界而又依靠着它。”但莫兰又强调，在这条“环路”上同时又进行着相反方向的运动：“物理科学不是物理世界的纯粹反映，它是文化的、智力的、精神的产物，它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和由这个社会产生的观察／实验的技术的发展……应该使物理学的以及生物学的知识扎根于一定的文化、社会、历史和人类”，“由于人类—社会学到生物学中寻因，生物学到物理学中寻因，物理学又到人类—社会学中寻因，这样你们就创造了在科学之间沟通的可能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科学”是什么作出贴切的解释。（注：［法］E·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105页。）
其实，在文艺学研究领域，同样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环路”。这条“环路”就是由“作家、艺术家”、“自然与社会”、“作品、文本”、“接受者”四个支点组成的二条“环形跑道”。多年来，众多的文艺学家们就在这条环形跑道上奔走着：从最初的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艺术是作家心灵的外射，到后来的文学艺术是叙述方式、文本结构、符号系统，文学艺术是对于文本的接受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先后推出过“社会批评”、“心理批评”、“传记批评”、“原型批评”、“形式批评”、“文本批评”、“符号批评”、“接受批评”等等，从无外乎在这同一条环性跑道上的角逐。这场角逐至今仍然没有“尘埃落定”，甚至仍然没有分出胜负，这种无休无止的“角逐”，可能正是学术探讨的常态。
按照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说法：本体论就是阐释学，本体并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或实体（包括精神实体），所谓本体的存在，只能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语境中发生着、持续着的过程。海德格尔的说法与N·波尔的观念是一致的。那么，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没有什么固定的本质和法定的原理，其本体属性即存在于对于文学艺术众多的、不间断的阐释过程中。阐释的过程，也就是文学本体性呈现的过程。
对于文学艺术的阐释，又必然是以人们当下生活于其中的“人类知识的统一性”、“自然界的协调性”为整体背景的。文艺学家及其从事的文艺学学科研究都必然是存在于一个庞大的、整体性的系统中的。这个系统，我倾向于把它看作“人类生态系统”或“地球生态系统”。
还应当指出，文艺学研究的过程，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过程，又必然是通过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和“天然的言语技艺”展示出来的。其实，即使在量子物理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爱因斯坦、普朗克，还是波尔、海森伯、狄拉克、薛定谔，也都生动地显示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性情的魅力、个人的言语技艺的魅力。学科建设进入这般境界，真的已经像海德格尔说的那样：已经近乎“诗”，那是一种“人与世界的相互交融生发的意境”。（注：参见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0页。）文艺学研究如果走入了这一境界，那么，作为理论活动的文艺学与作为创造活动的文学艺术，就取得了精神上的一致性，它们不再是“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而全都成了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开放的、流动的、充满活力的、不断生发、拓展的生命活动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通常人们喜欢把一门学科的建设比作构筑一座宏伟的殿堂；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愿意将文艺学比作一棵树，一棵将根须深扎于大地、将枝叶伸展向云天的大树，将文艺学学科建设比作一棵树的成长。这是一个生态学意味上的比喻：开始是一粒种子在混沌中萌动发育、破土而出，作为一个生命体它是独立支持的、界限分明的，即树就是树，不是石头，不是河流，不是云彩，不是太阳，更不是走兽，不是飞禽。但是，这棵看似独立支持、界限分明的树又必然是生长在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之中的，它将它的树根深扎进大地，将它的枝叶拓展进天空，它虽然不是石头，它却从石头中吸收矿物质，它虽然不是河流，它却从河流中吸收水分，它虽然不是云彩，它却从云彩中承接雨露，它虽然不是太阳，却从太阳中接纳阳光，它虽然不是走兽，却从走兽那里汲取有机营养，它虽然不是飞禽，却要靠飞禽为它传播种子、延续其种族的生命……当然，与此同时，它也在与这个生态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交流、能量的交流、信息的交流，为蓝天、白云、飞禽、走兽付出自己的贡献。
对于文艺学学科这棵大树来说，本土的文化传统就是它丰腴的土壤，西方的文艺思潮就是它迎面扑来的季风，哲学、美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宗教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生态学……就是它生命不可缺少的阳光、雨露和各种养分，所有这些学科通过各种方式滋养着、浸润着这棵大树的生长；同时文艺学也在为这些学科施加着自己的影响，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
就是在不久前召开的那次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我曾向大家陈述了我自己在文艺学研究中“跨学科”的经历，这里不妨转引如下，以作为本文的一个案例。
如果从1963年考上大学中文系算起，我与文艺理论结缘也已经40年。40年里本着对文学艺术的近乎本能的热爱，读了一些书，思考了一些问题，尝试着进行了一些研究，也写了点东西。20世纪80年代初，迷上了文艺心理学，尤其是文艺创作心理的研究，几年后又热衷于对文学言语奥秘的探讨，到了90年代则又把兴趣转移到生态学的领域中来，希望在文艺学的视野中引进“自然之维”，运用生态学的观念重新审视人类的文学艺术活动。40年过后，回首望去，才发现我的文艺学研究似乎是属于跨学科的，起码交叉了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这样一些学科。有人夸奖我，说我从事的是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说我的学术生涯中经历了“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的“三级跳”。对于这样的夸奖我很感谢，但就我自己的真实感受而言，这所谓的“三级跳”，并不是预先设计的，如果不把它说成是“盲目”的，也只能说是“自发”的，我自己倒愿意把我从事过的“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研究比作我的生命之树上伸展出来的三根枝杈。
一开始为什么撞上文艺心理学，后来为什么又转向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就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因为早在1978年前我写的几篇文章就是谈情感与直觉、内心视觉的，那时我甚至还不清楚什么是文艺心理学，我只是对文学创作过程与作家、诗人的传记感兴趣。在我看来，作品是作家心灵的外射（这里显然是我对文学本体论的理解了），要想多知道一些文学创作的奥秘，那就必须掌握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碰巧我在几年前读过一本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R·S·吴伟士(R.S.Woodworth,1869-1962)的《现代心理学派别》，于是，在我这里，文艺学与心理学就“交叉”起来。直到1981年，也是在广州的一次会议上，经王元化、钱谷融这些高人的点拨，我才明确了.自己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的方向，这时候金开诚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程在北京大学已经如火如荼了。
要想进一步了解文学创作的奥秘，显然不能无视文学创作过程中的言语活动，当时我也还不甚清楚哲学界所说的“语言学转向”，我转向语言学，完全是由于我对文学心理学研究的需要，于是便有了《超越语言》一书的问世。这本书我写得很愉快，很顺畅，几乎是一气呵成的。书出版后，受到一些作家、诗人的热烈欢迎，同时也招来一些语言学家的严厉批评。我语言学的功底很差，遭遇到语言学家的批评后底气不足，忙着向他们解释：我这里搞的并不是语言学，仍不过是文艺学，文艺心理学，我只是想借助语言学探究一下“文学语言的心理发生”，即：“文学语言是如何在作家、诗人内心深处生成的”。我希望借此逃脱语言学家对我的指责和打击。一位语言学家仍然穷追猛打，说借助语言学也必须首先掌握语言学。我承认我的语言学知识的欠缺，但我认为这不能成为阻挡我向语言学学科跨越的理由，反而激励我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努力读了一些语言学方面的书（虽然读了一些书，坦诚而论，还是“半瓶子醋”）。语言是什么，从我对文学语言的研究结果看，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语言远不仅仅是思维的工具，语言还是存在的家，是个体生命赖以支撑的精神家园。
接着，几乎是顺理成章地，我由文学语言问题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我发觉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除了以往为人熟知的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之外，还应当有一个圈，那就是人类的精神圈，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个圈决不是无足轻重的。自然生态的危机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操作问题和社会管理问题，而与现代人类的生存观念、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问题。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规定了我将文学艺术活动看作人类的精神现象，于是，生态问题、精神问题、艺术问题在我的学术视野中开始“交叉”起来，开始相互渗透起来，这就是我目前从事的生态文艺学研究。至于“生态批评”或“生态文艺学”在中国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不知道，但我在努力尝试着，摸索着。
文艺学的跨学科研究对我来说，不仅是我教学、科研的知识空间，它同时也给我的生活境域带来许多乐趣，在学科杂交中我常常能够体验到一种近乎心灵创造的愉悦。
比如，若干年过去后，不久前语言学界在威海召开的一次“跨学科”研讨会上，特意邀请我参加，会上对我的《超越语言》一书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认为它体现了中国语言学界内部由“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跨越，还准备把它写进20世纪的修辞史中，我真有些受宠若惊。
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哲学界有人说《超越语言》一书中体现了不少现象学的涵义，说我是一个自发的现象学追随者，这更让我倍感殊荣。因为直到现在，现象学哲学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云龙雾豹，难见首尾。但我在该书题词中说得很清楚，书中的文字也在证明，十五年前我写作此书的动机和动力只是因为米盖尔·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1910-)的一句话，而杜氏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现象学美学家。我虽然不能系统地把握现象学哲学这一学科，但杜夫海纳的《哲学与美学》一书却令我读得如痴如醉。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结识了另一位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1893-1970)，他启发我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神韵说”与西方现代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结合起来，去探求文学语言中的最高层次的奥秘。
也许，这就是一种“感悟”，甚或学术研究中的“直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据说是国内真正弄懂了现象学、真正系统地、完整地把握了现象学知识的少数几位专家之一的张祥龙先生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他说：“择食”与“变通”，不过是一个活人的本能。我择取了杜夫海纳、英伽登的现象学美学，择取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择取了弗洛伊德、荣格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择取了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并将他们加以“变通”吸收到文学艺术的研究中来，也许只是出于我自己的心理定势，包括我的读书旨趣、知识结构、学术偏爱等，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我喜欢吃苦瓜、吃豆腐、吃花生米、吃葡萄干、喝羊肉汤、喝绿豆汤一样。至于苦瓜是如何在田地里生长的，豆腐是如何在作坊里制作的，羊肉汤是如何在餐馆里调制出来的，我知道一些，却谈不上系统、完整，但这并不能拒绝我食用它们。
与我同代的一些学人，大多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方法热”中起步的，似乎是那些由西方引进的各色“研究方法”成就了一些理论家。现在细细想来，恐怕并不完全是这样。人们往往忽略了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内在的因素。对于文艺学来说，或者对于我自己从事的文学艺术研究来说，我觉得性情比方法更重要。有人说风格就是方法，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人。
我这里强调的是跨学科、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此相对的则是学科的独立性。关于跨学科性与学科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埃德加·莫兰有一段堪称精彩的表述：
我们知道各个学科愈来愈闭关自守和互不沟通。被研究的现象愈来愈被分割成碎块，使人们难以认识它们的统一性。因此人们愈来愈讲到：“让我们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但是跨学科性(interdiseiplinarit
)不能掌握各学科并不逊于联合国不能掌握各个国家。在这种跨学科中，每个学科首先期望自己的领土主权得到承认，然后以做出某些微笑的交换为代价，使得边界线不是被消除了而是变得更加牢固。（注：［法］E·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在E·莫兰看来，单单是跨学科，还不能满足这个时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因此，他在“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之外，又提出了“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这一概念。所谓“超学科”，即统摄了各门各类的学科，充分体现了人类知识统一性的学科，这样的学科就是物理学、数学与哲学。E.莫兰指出：“科学的历史经过一些伟大的超学科的统一的时刻，它们分别由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的名字标志着，由在基础中起作用的哲学思潮（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理论帝国（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兴旺标志着。”（注：［法］E·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2页。）
这里，我想在E.莫兰论述的基础上，将学科交叉的途径与成效分为三种模式：学科渗透，学科横移，学科超升。
（一）学科渗透：指学科之间存在着的自然的、不刻意的浸润、沟通与交融，就像一个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物种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和置换一样。江河、湖海中的水(H20)，也可以扩散到云彩里，渗透到土壤里、树木里，以及被飞鸟、走兽、人类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一样。或许，你的阳台上中国兰花的枝叶里蕴涵的还是法国塞纳河里的水。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时代的政治理论、宗教理论、文化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对文学艺术理论的浸润和滋养，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对丹纳(H.A.Taine,1828-1893)自然主义文艺理论的影响，如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如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对诺斯洛普·弗赖(NmthropFrve,1910-)的原型批评理论的影响等。学科渗透基本上是以相关学科对主体学科的培植、补益的方式进行的，犹如为一棵树提供了生长必须的阳光、水分、养料、矿物质，一般说来并不改变主体学科的属性。
（二）学科横移：可比做这一类树木与另一类树木或其它植物之间的“嫁接”、“杂交”，生成的将是一种新的品种。在现代社会里，学术的发展不再被看作是通过知识的积累进行的，而是通过变革学科内知识的结构与组织原则进行的，而学科之间的“嫁接”与“杂交”正是改变学科结构与属性的一条有效的途径。20世纪中期以来，多如过江之鲫的“新学科”，不少是以这样的方式催生的，其中更不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之间的学科横移。如：社会生物学、数理社会学、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神经语言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等。与文学艺术相关的则有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艺术教育学、文学地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环境美学、技术美学等。
（三）学科超升：即E.莫兰所说的“超学科”的诞生。在莫兰看来，“跨学科”尚不能最终解决知识的统一性，学科的发展注定要促使“超学科”的成熟，“数学”和“哲学”便是超学科的典型。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所谓“超学科”应是各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在交互发展过程中的“升华”与“结晶”，它君临于各个学科之上，它的产生将对各个学科起到笼罩、统摄、指导作用。莫兰认为，以往，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曾经成为超学科的代表，但其“简约化”的范式是存有弊病的，由于它的简化和概括，它在统一各个学科的同时，又分解、间离了各个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各个学科之间制造了人为的壁障。他希望在新时代里的“超学科”能够接受量子物理学的启示，在保存“天然之天性”的同时，达成对于各个学科的超越与提升。（注：参见［法］E·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在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里，强调学科的独立性与强调社会成员的专业化是一致的。专业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也是现代社会的—个强有力的支柱。在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中，“专业化”常常被看作是一种弊病。A.N.怀特海(A.N.Whitehead,1861-1947)在其《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中就曾敏锐地指出，19世纪的各种发现都是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这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这种专业化的趋势所产生的危险是很大的，……社会的专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危险。”（注：［英］A.N.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8-189页。）学术领域中的跨学科趋势有可能适当地纠正这一时代的偏向，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人性的健全成长。
文艺学不应置身于这一时代的大潮之外。
在即将结束本文之际，我想再引证E.莫兰的一段话：
我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几乎是零。在这方面我只是阅读过长篇小说《水浒传》，但是感到一种精神上的高度的满足。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思量：“他们与我们多么相似！”“他们与我们多么地不同！”
正是这种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和这种统一性中的多样构成了人类精神的财富。它认证了我们的地球公民籍，同时又包含着我们各自民族的公民籍而不使之变性。（注：参见［法］E·莫兰：《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埃德加·莫兰是当代法国的一位横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兼攻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的思想家，我在去年（2002年）的春天，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译丛”中才接触到他，读了他撰写的一些文字，并开始在文章中引用他的一些观点，但是我还远远没有能够系统地、完整地把握他的思想。这算不算又是一次“非法入境”或“逃票乘车”呢？
读到莫兰的上述文字，我甚感亲切与欣慰。莫兰不也是在对中国文学了解很少的情况下谈论中国文学的吗？他还说过，他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缺乏系统、全面的把握，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老子》中的某些思想吸纳到他的理论著作中去，并以“谷神”作为其代表作《方法：天然之天性》一书绪论的名称。我想，这正是由于莫兰拥有的一种恢弘的学术胸襟：他既是法兰西民族的公民，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公民。
我们有这份自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