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角观当代海峡两岸乡土小说之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海峡两岸论文,乡土论文,视角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乡土小说是最富文化蕴涵的文学品类。在当代，乡土小说是海峡两岸影响最大、实绩最多的文学流派。由于历史文化环境不同，两岸乡土小说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性，由于同文同种，又同样都面临着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它们又有着相同的文化蕴涵。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正显现出海峡两岸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制约、影响。
乡土文学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在中国新文学中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一般认为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用这一概念评论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向培良等聚集于《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的一批小说家及他们的作品。自此，关于“乡土文学”的论证连篇累牍。究竟什么叫乡土文学，乡土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一般说来，乡土文学即指那些描写自己的家乡，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文学。在大陆现、当代小说家中，废名、沈从文、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汪曾祺、刘绍棠、贾平凹等堪为代表，鲁迅则被认为是现代乡土文学的鼻祖。现、当代乡土小说主要流派则有20年代乡土派小说，4、50年代的“山药蛋”派小说与“荷花淀”派小说，还有80年代中期的“寻根”小说。大陆乡土小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表现出浓郁的怀乡恋乡情结，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主题原型，也是世界文学的母题之一。眷恋和热爱故乡的情感和意识是人类的一种天性，特别对诞生在原始农业社会的中华民族来说，怀乡、恋乡，更成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深层的内容。
台湾乡土小说则有着别一种文化蕴涵。它不只限于表现地方色彩，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存在来显示它的历史价值的。台湾乡土小说产生于20年代，赖和是它的奠基人，它植根于台湾殖民地现实生活，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文学的口号。它立足于整个台湾的时空，不仅指台湾的“乡土”，亦指台湾的“城市”，“乡土”与“本土”等同。陈映真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中认为，2、30年代，“由于日治时代和祖国大陆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写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刘登翰先生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概说：“‘乡土文学’在台湾，从它提出之始，就明显具有如下特点：一，它是和日本殖民统治者鼓吹用日文写作，体现统治者意志的‘皇民文学’相对立的一个民族文学的斗争口号；二，它是一体性的本土文学，即城市和乡村统一、历史和现实统一、时间和空间统一的‘台湾文学’。……正如后来一位评论者所说：‘因为在日本统治下，不能讲民族，所以就讲乡土’。”[①]但当代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台湾乡土小说的内涵有了许多改变，具有多重内涵。一方面继续保持着日据时期乡土小说民族文化的立场，乡土文学还是“一体性的本土文学”，“乡土”和“本土”的涵义还是等同；另一方面在台湾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过渡的经济转型期，作为与城市文化、城市文学相对比而存在的文化、文学形式而呈现出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的特点。5、60年代，由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附庸美国，崇美意识、西化意识弥漫台湾社会，严重侵染着台湾的文化与文学，因而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的勃兴依然有着弘扬民族文化、抵制“西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另一方面面对现代文明、城市文化带来的诸如自然生态破坏、人性异化等等问题，当代台湾乡土小说家持尖锐批评的态度，并在某些小说家的创作中表现出对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眷恋之情。
两岸当代乡土小说文化蕴涵之“同”，则首先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批判上。大陆建国后头17年创作的乡土小说基本趋向表现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如赵树理、周立波、柳青、孙犁的小说对中国农民亲情、友情的描写，勤劳俭朴、见义勇为品格的刻划，都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中优质一面的赞颂。同时他们对传统文化中某些负面内容也是认同的。如对商品经济的拒斥，对知识分子的鄙视，对均贫富观念的推崇，等等。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封建历史的农业国度，乡村是封建文化积淀最深厚之处，因而对乡村文化的赞美和依恋，总难免表现出对封建文化自觉不自觉的某些认同。台湾乡土派小说家也有相同的表现。新时期大陆乡土小说家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批判则表现为三种情况。一是基本认同。如汪曾祺、刘绍棠、阿城即是。汪曾祺小说以浓郁的人情味、健康的人性美和动人的风俗画描写构成鲜明的乡土特色，他的作品主要张扬儒家“仁义”的文化风范。刘绍棠明确提出建立“乡土文学”的主张，他的创作追求“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今昔交叉，城乡结合，自然成趣，雅俗共赏”，属“田园牧歌”一类，儒家文化也是内在之魂。阿城的“三王”则弘扬老庄思想的精义。对传统文化基本认同的新时期“乡土小说”对现代城市文明中的病态现象持批判态度，他们笔下那宁静、和谐、自然、淡泊的乡村文化环境是和现代的城市文化环境相对比而存在的，成为安妥他们灵魂的“精神家园”。另一情况则以批判为主。20年代的乡土小说派对传统文化就基本持批判态度，这是五四文化批判精神的体现。这种批判精神在当代新时期的乡土小说中又充分地表现出来。新时期乡土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深入到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体无意识”层面，揭示这种“集体无意识”对民族文化整体进化的阻滞作用。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贞女》等小说，李锐的“厚土”系列，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韩少功的“湘西”系列，都揭示了愚昧、落后和民族文化心理定势造成的人的精神的扭曲变态，甚至生理的扭曲变态。这些小说家都继承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批判精神。还有一种情况则是认同和批判并重。张炜的《古船》，王安忆的《小鲍庄》较为典型。《古船》刻划的理想人物隋抱朴是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美质的集中体现者，作者对他情有独钟；而四爷爷赵炳则是宗族文化伪善残忍丑恶一面的体现者，作者对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批判。《小鲍庄》对儒家文化中“仁义”思想的正负面也作了深刻的扬弃，显示了睿智的文化审视的眼光。和大陆乡土小说比较，台湾乡土小说对传统文化则基本持认同态度，不是没有批判否定，但认同是主导趋向。这和台湾特殊的历史境遇密切相关。台湾几度漂离祖国大陆，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漂泊心态，尤其是历史上长久的殖民统治，使台湾成为“弃儿”、“孤儿”，因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台湾乡土小说的必然追求。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小说家在这方面表现尤为执着。当代台湾乡土小说对民族传统文化虽然有批判，但主要还是认同。50年代台湾乡土小说代表作家钟理和的创作即是如此。钟理和的小说大多是自传型的，以他和妻子钟台妹为男女主人公原型。他和同姓的台妹恋爱、结婚为社会和亲人所不容，认为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一生漂泊，穷困潦倒，以至45岁就病逝，都与此相关。这是对他生平和创作影响最大的事件。他以此为题材写成的小说有长篇《笠山农场》，短篇《初恋》、《逃奔》、《钟平妹》、《贫贱夫妻》、《同姓之婚》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对封建习俗、封建礼教作了批判，表示不满，却怨而不怒。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封建习俗的代表人物，写了也不把他们作为反面形象进行批判。台湾评论界如此评价他：“他的文章充满爱，他绝不因感情的作崇而攻击人和社会，即使当他沉痛地述及他所受的磨难时，字里行间也寻觅不到一丝仇恨，有的只是宽恕、谅解、悲悯”；[②]“我喜欢他的笔调虽凄惘沉闷，但仍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所以他并不发牢骚，也不抱怨。”[③]从这些不无局限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钟理和对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封建习俗、礼教的“怨而不怒”的态度。而在钟理和的小说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却有着高度的认同感。首先表现在对以他妻子为原型而塑造的文学主人公传统美德的歌颂上。其次还表现在他的作品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思想感情。他的短篇小说《原乡人》最具代表性。钟理和表现爱国主义和一般的台湾乡土小说家不同，他追踪寻根，从“原乡人”的角度，表现台湾同胞和大陆同胞的血肉关系，以抒发他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怀。《原乡人》中主人公“我”所表达的信念——“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成为深播台湾同胞心中的信念，成为台湾人所皆知的名言。此外像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都属于台湾5、60年代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对传统文化既有认同又有批判，但认同是主要的，批判是认同基础上的批判。在乡土文学占主潮地位的70年代，尉天
、王拓、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小说家对中国传统文化负面的批判有所加强，但总的说来，70年代乡土文学的兴起是对5、60年代恶性西化的文化、文学潮流的反拨，因而认同民族传统文化就必定成其主导倾向。如对现实的关注，对文学家责任感、使命感的强调，就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经邦济世”、“文以载道”的精神。从作品思想内容来看，陈映真的《夜行货车》、《将军族》、《云》，黄春明的《甘庚伯的黄昏》、《莎哟娜拉·再见》，王拓的《春牛图》、《金水婶》，王祯和的《小林来台北》、《嫁妆一牛车》，都表现了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的向心力，作者扮演了中国民族文化卫士的角色，而对金钱为本位的西方文化加以尖锐的批判，尤其对崇洋媚外的洋奴人格加以痛斥。女作家赵淑侠的创作则在更高层次上展现出对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的执着的向往。她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歌》中男主人公江啸风立志献身祖国的音乐事业，他在维也纳音乐大学学习作曲，毕业后一心致力于创造中国民族音乐，创造梦寐以求的“我们的歌”。少年时代他对妈妈说过：“妈，我将来一定要创造中国自己的歌，我们中国人必得唱自己的歌，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声音绝不是电台播放的那种流行歌曲，也不是西洋音乐。我们的歌，应该是从我们中国五千年文化里、泥土里、人的心里，发出的声音。”对民族文化刻骨铭心的挚爱动人心魄。在艺术形式上，这些小说家也十分注意向传统小说艺术借鉴，如讲究故事性和小说结构的完整性，适当地运用方言写作，等等。
两岸当代乡土小说之“同”，还表现在它们都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这和前一点密切关联，但视角不同，前面着眼于“传统”，这里着眼于“民族”。国家大统一观是中华民族之魂，“华夏一统”的观念世代相承，成为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柱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观念之一。以大统一观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使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也成为我国文学历代咏唱不歇的主题。尤其是在山河破碎、祖国分裂之时，民族忧患的心曲显得更为悲壮而崇高。杜甫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吟唱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的悲怆诗句；陆游在半壁河山陷落异族之手后，一生盼望国家统一，晚年还告嘱其子：“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他逝世前的遗诗中也表达了不见河山统一则死不瞑目的爱国深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凡有爱国之心的华夏子孙，读之有谁能不有断肠之痛！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是海峡两岸当代乡土小说思想和情感的内核。由于文化同源共祖，两岸乡土小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有许多相同的表现，但由于两岸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环境不同，两岸乡土小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又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从“同”的一面观，两岸当代乡土小说的勃兴都是对悖离民族的“西化”的文化、文学思潮的反拨。80年代中期大陆兴起的“寻根文学”潮流就是对当时方坛的非现实化、非社会化、非历史化、非理性化的文化、文学思潮的抵制。所有的“寻根文学”作家都张扬起民族文化、文学的大旗。70年代崛起于台湾的乡土文学潮流也是对5、60年代台湾“恶性西化”的文化、文学思潮的反拨。通过对“乡土”的关注，来抵制崇洋媚外的倾向，批判“横的移植”的主张，使台湾的文化和文学回到民族的本位上。陈映真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中认为：“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这是我们30年来精神生活突出特点。”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中，他阐述了“建立民族文学风格”的重要性。尉天在《民族文学与民族形式》中则认为，文学“唯有诉着整个民族的喜怒哀乐，它才能显示出悲壮的力量”，提出要“重建民族形式”。因而，当代海峡两岸乡土小说都是作为民族文化、文学失衡倾斜的匡扶力量崛起于文坛的。从“异”的一面观，尽管海峡两岸乡土小说都表现出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但大陆乡土小说主要通过对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的反思、批判表现出来，而台湾乡土小说则主要通过强调民族的自尊、自爱与自强及对祖国统一的渴望表现出来。在近代，当帝国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后，中国人在西方现代文明和中国封建文明的鲜明比照中，看到了自己的落后，有了技术不如人、制度不如人等逐渐深入的反省。到五四时期，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得到进一步深化，集中体现在鲁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清算和对国民性的批判上。鲁迅说：“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④]他给我们敲了警钟。这种民族忧患在7、80年代的海峡两岸乡土小说中又一次深刻地表现出来。这一时期，世界迅速迈向现代化，各民族纷纷崛起腾飞，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挑战，在这种情势下，民族忧患成为一种深刻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忧患，即成为7、80年代海峡两岸乡土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大陆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表现的民族忧患感是最强烈的，“寻根文学”作家们承继了鲁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他们对民族的认同，对祖国的爱通过“恨”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是想探寻出民族落后停滞的原因，探寻民族自新的道路。台湾7、80年代乡土小说的民族忧患意识则主要通过“爱”的形式表现出来。面对漂离祖国大陆的现实，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的入侵，台湾乡土小说则着力张扬民族意识，他们对祖国痴心不改。陈映真的中短篇系列小说集《华盛顿大楼》描写的华盛顿大楼是西方跨国企业设在台北的办公大楼，各跨国公司都在楼内设有营业处。主题是“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祖国民族、乡土与文化的认同和卫护”[⑤]。渴望祖国统一，渴望重归祖国怀抱，则更是台湾乡土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也许游子、孤儿、弃儿对母亲的怀恋更深一层，对母亲的爱更刻骨铭心。从赖和开始，台湾乡土小说就一直表达着这种心曲。他们对祖国母亲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他们很少埋怨祖国母亲，对她的贫弱落后多是洒悲伤怜爱之泪，而少随意呵斥之辞。赖和的《善讼人的故事》，杨逵的《送报夫》、《春光关不住》，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都是这种赤子衷肠之作。《亚细亚的孤儿》的主人公胡太明在小说结尾写了一首“反诗”，可见日据时期台湾乡土小说中不散的爱国忠魂：
志为天下士，
岂甘作贱民？
击暴椎何在？
英雄入梦频。
汉魂终不灭，
断然舍此身！
狸兮狸兮！（日人骂台湾人语）
意如何？
奴隶生涯抱恨多。
横暴蛮威奈若何？
同心来复旧山河。
六百万民齐蹶起，
誓将热血为义死！
日据时期台湾乡土小说表现的“汉魂”在当代台湾乡土小说中依然发扬光大。在5、60年代，钟理和揭示台湾同胞的“原乡”在中国大陆，表现他们对于祖国的认同感。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以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生活为题材，表现台湾人民不愿当亡国奴而进行殊死拼搏的战斗精神。在《台湾人三部曲》第一部《沉沦》的楔子中，作者这样写道：“曾在头上顶着丁字髻，赤裸全身，仅以犊鼻裈遮住下体的东洋民族，摇身一变，穿上别着肋骨饰物的西洋军装再次出现了。这些异族骑在他们头上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们屈服吗？没有！依然没有！他们再次用血，用泪，用骨髓，写下了另一页历史。那是一部可歌可泣的伟大民族史诗。如今，他们负起了另一项使命，历史在等待他们继续去写，中华民族魂在等待他们去发扬……他们依然会胜利——这只是历史的反复而已。——他们就是——台湾人。”而林海音、聂华苓、於梨华创作的“乡愁小说”则通过恋乡思乡的形式表达她们的思国之情。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属典型之作。这些才气过人的女作家都用一种抒情笔调写这些怀乡之作，更显动人。即是小说的标题也表现了她们思乡思国的缱绻难舍的情思和漂流海外、有国难归的空怅怅的失落感。70年代以来涌现的台湾乡土小说家虽大都是台湾本土作家，但他们同样表达着渴望祖国统一，渴望重归祖国怀抱的强烈愿望。从他们所认定的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学的关系就充分地显示出这一点。叶石涛在《论台湾文学应走的方向》中说：“台湾新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所有台湾作家都因台湾文学是构成中国文学的重要环节而觉得骄傲，在台湾文学里看到的是中国文学不灭的延续。”陈映真在《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中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脉。”尉天也认为台湾文学的含义就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在《路不是一个人走出来的·后记》中他写道：“台湾虽小，但它的文化是五千年中国文化奋斗的组成部分。”尽管在80年代以后，台湾在开展“本土文化”或“台湾意识”的讨论中，少数人试图借助于强调地域文化的特殊性而割断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血肉联系，鼓吹“台独”倾向，但台湾当代乡土小说的主导趋向所显示的认同祖国的立场却是无法摇撼的。
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也是两岸当代乡土小说的共同点。台湾当代乡土小说作者很注重区域风俗的描写。反映大陆生活的“乡愁”小说中的“乡愁”，正是在浓郁的风俗画的描写中和风俗氛围的营造中情思切切地表现出来。《城南旧事》对20年代北京的街道、胡同、城墙、会馆、骆驼、驴子、夹竹桃和石榴、沿街行乞的卖唱者以及北京的服饰、小吃等等的描写，构成乡情浓郁的旧北京风俗画；《失去的金铃子》对川西的民情风俗也作了生动的描绘，如三斗坪街市的盛况，三星寨娶妾的陋习，青蛇般的竹编背篓，力夫抬着的篼子，等等，也写得淳美深厚；《梦回青河》对浙东乡镇的风土人情也作了精细的描写。台湾本土的乡土小说家同样注重对台湾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进行生动的描绘。如王拓的小说大多以渔村为背景，他的小说都是在台湾渔村所特有的风俗环境中展开其故事情节的。他的小说《吊人树》开头是这样写的：
三月二十三，太阳如一盆金圆的炭火，高高地燃在天顶，燃炙着八斗子全村的人心。节日欢腾的气象，随着逐步爬高的太阳加浓。一群穿着崭新咔叽布装的小孩，在顶着布篷，高高架起的戏台下互相追逐。戏台的左边，散布着卖莲雾、巴拉、花生糖的小担摊，以及卖各色各样冰水的手推车。几个小孩正从新剪的衣裤里掏出角角钢币，争着看泰山与猩猩的小电影，有的则拉着弹簧的弓把，和卖冰的斗赌。
戏台的对面隔着一片空旷的广场，上去是一座座小小的山丘，度天宫便冷严地峙立在山上，宫外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裙互相穿梭在人群里，平时和太阳互相斗艳地光裸着身体的讨海人，也穿戴整齐，恭谨地在庙前朝天顶礼。
讨海人的脸上洋溢着被节日的气氛感染的虔诚。神案前飘起阵阵檀香，熏熏然喷向妈祖赤褐冷严的脸颜。
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台湾渔村庆祝一年一度的妈祖节的情景，生动地再现了社会转型期台湾渔村风土人情新旧相杂、传统与现代合一的风貌。台湾乡土小说家也很注意运用方言。台湾属闽南方言区，台湾的闽南话占绝对优势，台湾本土籍乡土小说家在创作中能较适度地运用闽南方言写作，在黄春明、王祯和、宋泽莱、李昂等作家的创作中表现得更突出些。如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就是运用提炼了的闽南方言写的，小说中出现的有些生僻的方言土语，作者则加注释说明，这些方言语汇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发挥了特有的叙事功能和修辞功能。台湾乡土小说家对区域自然地理环境的描写也十分注重。尤其是土生土长的台湾籍乡土小说家对台湾岛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的描写，更富个性色彩。现代人文地理学认为：“文化产生于自然景观。”台湾文化和文学与台湾自然地理环境必然有着内在的因果关联，而自然的人格化和人格的自然化中的“自然”，成为了审美对象的“自然”，又成为“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台湾文学地域文化特色的研究，有论者甚至深入到台湾岛内的小区域，认为台湾各小区域的文学也因各小区域的文化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本文就不作深入探讨了。
收稿日期：1996－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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