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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探讨与争论的问题。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太多人的关注。随着我国著名思想理论家、历史学家胡绳参与这一讨论，并提出毛泽东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这个问题便一下子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其争论也空前激烈起来。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史学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之一。
何谓民粹、民粹主义？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民粹主义
19世纪下半叶，俄国出现了一个具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派别——民粹派。在俄语中，“民粹”一词的词根是“人民”，意为“归宿于人民”。民粹派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主张发动农民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地主统治。否认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主张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认为只要发展“村社”，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想一般称“民粹主义”。目前，对“民粹主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
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历史上是存在民粹主义思想传统的。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薄弱发展和农民土地问题的尖锐化，是当时困扰中国社会的两大问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提出了平分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就是归宿到‘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列宁认为，孙中山是个民粹主义者。他是“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许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
中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接受了列宁的这一观点，只是对孙中山民粹主义的浓淡色彩有不同看法。罗荣渠认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受到民粹主义思潮不同程度的影响。胡绳认为，孙中山“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还有学者认为，不仅孙中山有民粹主义思想，在与孙中山同时代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中，章太炎、朱执信等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民粹主义思想。尤其是章太炎，具有“更浓厚、更突出”的民粹主义思想，但“他的民粹派观点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特性”。由于孙中山、章太炎、朱执信等民主革命阵营的领袖人物具有民粹主义思想，因此，在当时的革命派阵营中“弥漫着这样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民粹派思潮”。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这种民粹主义的根源还可追溯得更早，因为民粹主义主要是农民国度的产物。胡绳认为，“民粹主义思想是可能从小农经济中自发产生的”，发生在1851年-186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表现出了这种思想特征。孙中山来自民间，出身农民，他尊崇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自认为是他们事业的继承者”，所以“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曾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新华社1948年在解释毛泽东当时的有关指示时，也曾指出，“帝俄时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都“抱有绝对平均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实际上也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民粹主义思想。更有学者发现了墨子与中国近代民粹主义的“思想血缘关系”，认为中国近代的民粹主义是经由“墨子到颜元到章太炎”，再到梁漱溟、毛泽东等发展而来的。
中国人在向俄国人学习的过程中，从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中国近代史上民粹主义的源头，不仅是上面所说中国传统中固有的民粹主义，同时也有来自俄国19世纪民粹主义思潮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当中国人在向俄国人学习时，从那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受到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
罗荣渠认为：“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许多国家，都发生过民族主义憎恶和抵制现代工业化的思潮和运动。这在俄国称之为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称之为民众主义；在非洲有乡村社会主义；在亚洲有甘地主义；在中国，民粹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也有影响。”他认为这种影响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一些代表人物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早期活动家瞿秋白、杨明斋、恽代英、蔡和森等，曾在不同程度上同这个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想作过斗争。瞿秋白在建党初期就批判了“空想的乌托邦主义”，也批判了孙中山的“民粹派式的社会主义”和章士钊的“农业社会主义”。他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绝对与非科学的民粹派或无政府派不同，决不想用什么手段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走社会主义。”其他中共早期活动家恽代英、蔡和森等也都坚持将中国转变为“工业国”，“反对党内党外这一类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油腔滑调”。
但是，中国是落后的农民国度，这里和俄国一样，有着产生民粹主义的肥厚土壤。因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入，从其在中国传播的起点上就受到民粹主义的浸染，在中国共产党内也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李大钊在其1919年写的《青年与农村》一文曾仿照民粹主义，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这篇文章就是“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并说：“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这位学者甚至认为民粹主义的影响“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列宁主义性质，发生了重要改变”。有的中国学者也认为李大钊具有“民粹主义的色调”，“李大钊大概是最早号召知识青年学习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一些中国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胡乔木认为“李大钊尽管赞赏俄国民粹派‘到民间去’这个口号，但与俄国民粹派不同，他并没有认为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李大钊重视农民，号召革命者到农村去，这正是他为把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作的一部分。毛泽东的情况也是如此”。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否具有民粹主义思想，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较早提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是莫里斯·迈斯纳。他在198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一书中说：“民粹主义的影响成为毛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毛泽东本人在同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中也曾涉及民粹主义问题。他说，他“对民粹主义者到农村去的‘方法’的接受，并不等于对民粹主义的全部主张的赞成”，但他承认，他早年有过“空想社会主义观念”。这使一些学者认为，早期的毛泽东曾受过民粹主义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发表在《湘江评论》上‘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标志着毛泽东在思想上出现了可以称之为‘民粹主义’倾向的极其重要的一面。”但毛泽东在其传记中说，“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这种转变“只有一年之隔”，“在这样迅速的转折中，民粹主义等固有观念，是来不及清算也是不必要清算的。它只是被悄悄地嫁接了过来。”甚至认为，他“崇拜底层社会的造反模式，本身就是一个民粹主义者题中应有之义”。
但胡绳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毛泽东，至少在其“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胡绳甚至称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
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民粹主义的深厚土壤，由于共产国际和俄国领导人的影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曾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这在中国学术界已为不少人所承认。有人认为“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粹主义思想的一个高峰期；国民革命引发的近代中国最大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乡土社会动员给民粹主义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实验场；民粹主义是农民运动和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观因素之一”。胡绳认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李立三、王明路线急于攻打大城市，就是急于反对资本主义，急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胡绳揭示了中国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同民粹主义的关系，说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是类似于民粹主义的”，“因为它以为可以在经济很落后的情况下，即普遍存在着小农经济的情况下一下子将民主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去”。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民粹主义根源，一方面是中国本土传统固有的，另一方面是“受共产国际和俄国人的影响而产生的”。
毛泽东也认为“民粹主义在中国和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他曾指出：“俄国民粹派‘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同这一思想相联系，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曾多次批评中国党内一些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错误，并把这种“左”的倾向同民粹主义思想联系在一块。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否受过民粹主义影响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不断思考和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失误的根源问题。以胡绳为代表的史学家，主张要总结经验教训，就要正视历史，不能回避并掩盖问题，因此提出了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怕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前20年(即新中国成立前的20世纪30-40年代——引者注)‘左’倾思想的继续”。他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错误同民粹主义思想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其“典型说法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胡绳认为，这样“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就可以自由挥洒，画出社会主义的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有社会主义最新最美的图画，那一定是和社会主义的很高的生产力相联系的。当社会生产力还极其落后的时候，不但谈不到最新最美，而且不应当根据社会主义的一般概念来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方针政策。”
1998年和1999年胡绳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两篇文章，完整系统地阐述了上述观点。他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但同时认为“到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党的方针有了明显的改变”，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利用政治力量，人为地促成社会主义的发展，只用大约3年(1954年-1956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到1958年，全国农村又跃进到人民公社。“可以说，领导思想失之毫厘，民粹主义的思想就在下面大为膨胀。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
胡文的发表，引起了思想理论界的强烈反响。有的同志认为胡绳关于“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的说法，涉及到能否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全局性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他们认为这“不仅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思想上引起混乱”，认为胡绳“陷入”了“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
支持胡绳观点的学者认为，“胡绳教授撰写的两篇文章，完全是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上，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所蕴涵的尚未被挖掘的宝贵思想及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指导意义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这是应该提倡和发扬的”，胡绳没有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林庭芳：《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曾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认为，胡绳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滋长了曾经批判过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的思想，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并未表明胡绳“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未“给毛主席脸上抹黑”，“他所说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的。总结经验教训着重讲缺点，分析原因，丝毫不等于是否定成绩”。
除上述争论外，一些学者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民粹主义问题的其他方面展开探讨。如林蕴晖认为，虽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着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但“并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的提出和开展，都与民粹主义有关。与上述观点不同，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未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民粹主义在社会基础、思想来源及“要不要有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等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朱佳木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探求，既“有辉煌的成就，也有一些失误”，但不管是哪种情况，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与民粹主义无关”。
近廿年来，中国学术界关于民粹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学术范围，掺杂了许多政治色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争论可能还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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