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转变”视野下明清文献中的建筑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近代论文,文献论文,视野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8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1-0043-05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由古代成熟晚期向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考察明清建筑文献中如何描述、评价建筑物，事实上所关注的，是人们看待建筑的思想方式和理解建筑的认识观念。比较现代中文文献和古代建筑文献中谈论建筑的方式，可以发现很多层面的关键差别。这些差别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所映射出的是在思维方式和建筑观甚至世界观上的重要转变。如果我们沿着历史的线索去考察，就几乎肯定要追溯到思想史的“近代转变”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断裂。
在对古代文献中建筑评价的特征进行具体分析以前，我想先对“近代断裂”前后的深刻思想变化做一点概括性的结论性说明。这来自于近当代学者对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结论，也构成本文论证的方法基础和前提：我们从一种泛联系性和泛象征性的求同型思维方式向一种西方化的主客分离的客观化求异思维转变；我们眼中的世界由古人眼中的同构一体化的感性诗性世界向一种差异化客观化的理性世界转变。① 在这种深刻的变化中，我们对于周围环境包括建筑的认识随之而相应改变。
一、中国建筑文献的“近代转变”
很多人都承认，文艺复兴运动以前的欧洲与近代以前的中国，在文化上有诸多类似之处。拿建筑学领域来说，欧洲语言中的“archi”-“tect”与中国古代的“大匠”在语义上类同，至于在社会地位、职业属性、工作方式等方面的种种相似性，更不仅仅是字面上这一点。
同样，在建筑的理论文献方面，中国古代与欧洲中古以前的建筑学类似，并非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学科(这种学术分科本来就是欧洲近代才有的名堂)，因此与文艺复兴以后“突然”出现的众多建筑理论家和理论文献相比，欧洲13世纪法国的Villard de Honnecourt手抄本[3] 与中国古代的建筑文献例如《营造法式》乃至《园冶》在文献的文体特征方面就有了更多可以比较之处。
同时，有趣的还在于，如果胡适先生的说法不错，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可以算作“中国的文艺复兴”② 的话，那么在明清乃至近代的建筑学中，是否就应该也可以观察到类似文艺复兴的某种转变呢？
法国建筑史学家和理论家Francoise Choay女士的博士学位著作The Rule and The Model:On the Theor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中，讨论了文艺复兴前期欧洲由于文化和技术的变革所引发的建筑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模式转变。比较我国晚清到民初的“近代转变”，确实可以发现相当多的类似。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建筑文化似乎形成了某种相互映照。
Villard de Honnecourt手抄本作为欧洲流传下来唯一的中古建筑文献，在西方中世纪建筑史研究中的地位自不待言，研究它的文献足可汗牛。我读过的有限，只能做一点宏观的比较。欧洲中古建筑师的地位与我们古代的匠人有点类似。张良皋先生《匠学七说》中所说的中国建筑师“多为哲匠，久为帝师”③ 应该是指作为建筑师职业性质的整体而言。在缺乏个人主义传统的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一样，匠人只是众多手工业者之中一种。主要所从事的工作不外乎计划、建造等具体工作，与文艺复兴以后建筑大师们的工作方式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为他们所用、所写的笔记和书籍，必然是处理很多具体的操作性问题。因此，可操作性成为中国和欧洲建筑文献的共同特征和目标。这里所说的操作性，是区别于西方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理论家们的理论性批评性著作而言的。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献中，这种操作性是非常明显的。各种对于建造方法、技术规程、设计原则等等的说明通过文字的形式清楚地表达出来。随着技术不断发展，规程不断复杂，文献的内容也渐趋复杂、完备、深入。这种无论是对于建造规则、设计方式、制度要求的说明还是经验、技术的记录传授，所采取的都是条文文字说明的形式，而图的作用仅仅在于说明文字。这种文字说明的性质类似于Choay所谓的“Rule”(规则)。[6] 匠人们对于建筑的认识就来源于这些操作规程或师徒传授的文字说明，而没有形象的准确再现。因此，中国古代工匠在经验不断积累、技术不断革新的情况下没有对于“风格”的自觉认识也就毫不足怪了。这种情况至少一直延续到明清外国传教士的到来才有了改变，而最根本的变革则是在近代以后。
根据意大利学者Mario Carpo在他的著作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Printing中的研究，欧洲在文艺复兴早期，由于古腾堡印刷术的出现和传播，一种用于传播可以复制的图像在建筑师和工匠中流传，由于这种图像的准确性和复制性，使得工匠(这时候已经是建筑师)能够准确地以形象的方式复制建造柱式一类建筑构件，并使得柱式有可能成为文艺复兴建筑设计的基础。[7] 这种不同于中世纪的“操作性”规则的方式被Choay称为“Model”。[6] 在中国，近代以前，更重要的由于观念而不是技术的原因，中国古代各种文献中从来没有这种“Model”的情况，一直到古代晚期，才有复制性图像的开始出现，近代以后逐渐替代操作性规范成为主流，这也应该是近代会出现“古典样式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建筑观念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中国建筑被设计者或建造者作为一种“样式”或者“风格”来理解：这同样是一次非常深刻的转变。
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过程和影响都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来自于中国建筑思想史中“近代转变”的关键地位，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学科发生的起点，近代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至今影响巨大的认识结构的初始建构。作为影响因素的西方建筑学术系统的传入、技术的变革以及本土建筑思想文化资源在过程中的作用相当复杂。这里采用一种很简化的描述方式的目的，是为对文献的讨论确定一个相对清楚的逻辑基点。
二、明清文献中的建筑评价特征
由于古代建筑专业文献的这种操作性特征，因此在近代以前的文献中一般很难找到对于建筑的评价和专门的批评。只有在相关的诗词、游记、笔记、文学作品等非专业文献中才能找到评价建筑的文字。本文所选择的就是几篇明清时期与建筑有关的文章，以此为例进行建筑描述方式的分析，实际上关心的是文献中所反映的普遍建筑观念。
明清时期的建筑文献内容比较贴近近代，而谈论建筑的方式又可以代表传统的一般特征。所选作为例证分析的主要文章包括明朝潘允端《豫园记》、明朝宋濂《阅江楼记》，清朝曹雪芹《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有凤来仪”一段、清朝陆锡熊《新建上海城隍庙西园湖心亭记》四篇。从所选文章可以看出，文章来源不一，并且与园林有关的文献占据一定比例，这实际上代表了明清建筑文献的特点：描述评价建筑的文章总的数量不多，题材范围比较有限；在作者“文人”的眼中，建筑单体本身不经常被作为描写的对象，且多与园林在一起出现。
可能是由于前面所说的“一体化思维方式”的影响，总的说来，古代建筑文献中的评论与文论总体上具有相当类似的特性(这种相似性甚至延伸到近代专业建筑批评中)。这也使得我在总结下面的结论时，可以参考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些结论。
如果要概括古代建筑评论的总体性特征，我愿意借用白寅的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总结：“心灵化批评”。④ 意思就是说，总体而言，西方批评思维模式追问与人类心灵无关的事物本质，而东方的批评思维模式则追问事物在人的心灵中处于何种状态。由后一种思维追问取向建构出一种“人——世界”的世界观结构，以及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泛联系的求同性思维。这些明确地反映在古代建筑文献中的建筑描述与建筑评价的特征中。
1.评论与文学的类同性
古代建筑文献的作者不是直接参与营造的匠人，而是吟诗为文的“士大夫文人”，这与后世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不同。按照余英时的研究，中国传统的“士”与现代的“知识阶层”之最大不同，在于知识的非专业化，所以“古之君子，六艺皆通”，甚至“天下兴亡为己任”。⑤ 传统中国知识系统的文史哲不分使得评论建筑的人同时就是文学作品的作者，因此，对于建筑的评论和描绘必然具有文学的属性，例如对于对仗、平仄、格律、修辞以及词藻工整的追求，而忽略准确性、客观性和针对性，时而甚至会有程式化之讥。
……庙固有园，湫狭弗称，后得明尚书潘公豫园址，益之延袤，始尽一坊。邑人喜其宽深亢爽，足欢娱神也。缮高逡卑，不谋子来，穹堂邃宇，次第兴作。园中平池若干顷，流清泻碧，上下天影，于延眺为宜。……
陆锡雄：《新建上海城隍庙湖心亭记》
……当然要数圣母院的正面，建筑史上少有的灿烂篇章。正面那三道尖顶拱门，那镂刻着二十八座列王雕像神龛的锯齿状束带层，那正中巨大的花格窗，两侧有两扇又如助祭和副助祭站在祭师两旁的侧窗，那用修理小圆柱支撑着厚重平台的又高又削的梅花拱廊，还有两座巍巍、黝黝的钟塔，石板的前檐，上下共六大层，都是雄伟壮丽整体中的和谐部分，所有这一切，连同强有力依附于这肃穆庄严整体的那无数浮雕、雕塑、镂錾细部，都相继同时的、成群又有条不紊的展现在眼前。可以说，他是一曲用石头谱写成的波澜壮阔的交响乐。是一个任何一个民族的巨大杰作…………
雨果：《巴黎圣母院》第三卷
比较一下上面两段描写：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样是非建筑师的作者描述建筑，中文描写的程式化就非常明显。同样是对于微观环境的描述，《巴黎圣母院》中的描写细致入微、准确生动，几乎可以作为再现的手段；而中文的描述在语言的韵律之外，更多传达的是一种感受。
2.描述与叙事
在古代建筑文献中，一般来说，纯粹描述很少。相反，一般的碑铭、亭记之类文章内容多是叙事性的讲述。这当然与此类文章的性质有关，历史上同样有张衡的两京赋那样的精彩的描述性文字。不过这里我想指出的是，某些叙事实际上起到的作用类似于描述。例如在宋濂的《阅江楼记》的一段话：“当风日青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栏遥瞻，比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⑥ 这种寓描述于叙事中的方式反映了一种模糊化的时间意识。这种时间意识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表现，同样反映在其他艺术形式中，如同在绘画和园林的设计和经验中，时间并不是与空间分离而无关的维度，四维本身是一体的。
3.行为化的方位观念
这个特征同样和上面提到的时空观有所关联。在描述园林或建筑群的方位和相互关系的时候，经常是通过一个假想的行进视点的方式来表现相互的空间关系。也就是说，总有一个虚拟游览的人的在场。例如，在潘允端《豫园记》中，“入门西行……折而北……过坊……循墉东西……由轩而西……折而北……”等等。⑦ 这里面关键的是一种人在其中的中心作用。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所提供的不是某个对象的空间模型，而是给予读者某种感同身受的“体悟”。
4.建筑作为环境的部分
在各种文献中，建筑本身形象的描述好像从来都不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通常以极短的几句话甚至几个字非常概念化的描述，例如亭之“翼然”、廊之“修廊曲折”，似乎表达得更多的是一种“类”的性质，而非个体的区别性。例如《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对“有凤来仪”的一段描写：
于是出亭过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观览。忽抬头见前面一带粉垣，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进入，只见进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间房舍，两明一暗，里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从里间房里，又有一小门，出去确是后园，有大株梨花，阔叶芭蕉……得泉一派，开沟尺许……竹下而出……⑧
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几点：一，建筑(“房舍”)与家具、梨花、芭蕉、泉水在描写的重要性方面没什么区别。二，建筑的形象没有提及，重要的是内部的空间(“明”“暗”)甚至家具的排布(“合着地步打的”)，事实上也就是人的使用和行为。
5.题名和典故的重要性
与对具体形象的忽略相对的，是文字性的题名和典故的特殊重要地位，而这种典故题名与“意象化”密切相联。几乎所有的文献中都有文字题名的“点景”，或“有诗为证”，或典故说明。例如：
……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
以及后文诸如“曲径通幽”、“沁芳”、“有凤来仪”等等题名题对，这种非形象性的文字所导向的是联想和类比，甚至某种对于形象的超越。按照余英时的说法，这种超越不同于西方希腊传统中的形式化外在超越，而是一种“内向的超越”和“情感体悟”。⑨
6.评价标准的人格化
对于建筑的品质评价往往不是这类文献的目的，但也不可避免地经常在描述中出现。这类评价的最大特点是评价标准的人格化，常常还有关于“品德修身”的人格隐喻。例如《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对“稻香村”题名中的一段讨论：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那及前数出自然之趣呢？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
这在古代各种文献中都是很常见的现象，是泛联系一体化思维的最好体现。钱钟书先生在《中国固有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中特别指出，虽然“人化批评”是中西共有的现象，但是两者“貌同心异”，有着本质的不同，最大体的说，西文“人文乃平行二元”，中文则“触物圆览”。此处不及详述，参见原文。⑩
三、结语
如上几个方面的讨论，是针对明清文献中的一般特点。这些特点之成立，是在与西方的评论方式比较而言。恰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比较的目的更在于了解近代传统断裂转变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虽然讨论古代文献的特点，同时更是关注从古代至近代的过程中，中国建筑文献的整体性变化。从上面讨论的这一方面来看，中国和欧洲确有可以比较之处。严谨的学者当然会指出，我的这种“通”带有某种削足适履的意味，或者至少是以西学为尺规衡量中国。我虽然承认有“把西方历史进程套在中国上”的问题，但同时认为这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观察和有益的方法。
近代以来一直有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争论，“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两种观点各有理由及拥护者。(11) 那么，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性质是否也应该有类似的讨论呢？
(感谢路秉杰先生、卢永毅先生对本文提出的中肯意见以及导师郑时龄先生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
注释：
①参见白寅著：《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第一、二章的有关论述。
②参见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999年)，该文收录于参考文献[5]中。
③参见张良皋著《匠学七说》“六说班垂”中的“工官的辉煌”一节。
④参见白寅著：《心灵化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思维特征》有关论述。
⑤详见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该文收录于参考文献[5]中。
⑥、⑦、⑧原文见路秉杰编：《中国古代建筑文献》第25、29、10页。
⑨详见余英时文：《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1990年)，该文收录于参考文献[5]中。
⑩详见钱钟书文：《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该文收录于参考文献[2]中。
(11)参见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1999年)，该文收录于参考文献[5]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