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哲学体系的创新与民族精神支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精神支柱论文,哲学论文,体系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哲学的本性被看作是“爱智”，即哲学是代表和体现人类智慧的发展的一门学问。哲学之所以如此“高贵”，是因为它具有其他学问所没有的“普释”、“通铨”的功能。而哲学之所以有此功能，则又由于哲学为一切存在现象找一个“存在之所以存在的根据”， 而这种根据又必须是以实在的、 可信的实体（SUBSTANCE）为本体。因此， 前现代的西方哲学都可以说是实体论的本体论哲学。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哲学一词，但却有可以作为人生最高追求的“道”（或“大道”）。从先秦开始，“道”在中国人心目中最具有崇高的位置，如孔子所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使人对如何做人处世的根本道理有个清晰明白的理解，“求道”实际上起到了西方哲学的“爱智”作用，但又不仅是“爱智”，求道还有“崇善”和“尚美”的意义。因此，“道学”和“理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作为人本身的智慧发展标志和结晶的哲学体系也不断发展创新。在哲学发展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到理论导向、价值评判、框架规范等一系列问题，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一个如何处理“民族”的“个性”与“人类”的“共性”关系问题，也就是个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上的“多元”和“一元”的问题。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思想发展史表明，正是这个问题上的偏颇，加剧和加深了各种社会危机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百多年的“西学东渐”在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上产生了一种“中学西范”的负面影响。即不加分析、不作分别地崇尚“西学”的规范，把西学的理论框架原封不动地应用到各个领域，这应当说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由此所造成的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弊端已经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造成极大的危害。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自己创立的、基本上是属于近代范畴的哲学体系的努力被一笔否定就是这种危害的突出例证。正因为如此，在1949年建国以后的几十年中，整个中国就再也没有出现一个独立创造新哲学体系的哲学家，而只有把哲学作为一种职业、即把从事哲学研究当作“衣食之源、谋生之道”的“哲学工作者”。而“工作者”是没有资格被称为“哲学家”的。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传统绵延不绝、历史古老悠久的伟大民族，何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创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不管怎样解释，都不能不说是个时代和历史的悲剧。撇开社会政治体制不论，究其原因又不能不归咎于“中学西范”思潮和极“左”的政治实用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一元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在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都对不同观点进行粗暴的排斥、压制和扼杀。对冯友兰等一批曾经独立创造过自己的哲学体系的“资产阶级学者”及其所创造的“新理学”一类的哲学体系在1949年后遭到全盘否定的命运，可以说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样，冯友兰及其学术思想的遭遇就成了建国以后几十年来从事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者的一面镜子。通过审视这面镜子，不难发现从这个典型个案中所折射出的不仅是半个世纪来的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曲折反复的历史，不仅是极“左”思潮给“世道人心”所带来的各种危害，而且可以就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能够尽快地使一百多年来已经饱受伤害的民族精神支柱重新得到充实和完善的问题上获得某种有益的启迪。
对冯友兰以及与其类似的“旧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批判主要的理论根据是把“元哲学模式”一元化的哲学史观，这种观点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即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只能有唯物、唯心两种选择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二元论，而哲学上的“唯物”、“唯心”又和政治上的进步、反对紧密相连。这种观点还认为，自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的科学哲学体系之后，哲学的发展就只能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作补充性的发展，而不需要再另外创造哲学体系。因此，在对冯友兰以及其他在三、四十年代创立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及其学术思想做评价时，需要首先考察一下这种对解决“元哲学问题”一元化模式是否确实具有“普释”和“通铨”功能，是否能够经得起理性的反思和推敲。
按照本文所阐述的“元哲学问题”的思路，笔者个人认为：所谓物质与意识关系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回答只是解决“元哲学问题”的一种模式，因为这个基本问题关注的只是世界的本源问题，即本体论上的问题。而“元哲学问题”绝不止是个本体论问题，它至少包含人类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对“超越之路”的设计，以及基于对“自我意识”反思所形成的思维模式以及审美抒情方式的理论反思等这样三个方面。而“终极关怀”的指向也不是单一的，而是要包括求真、崇善、爱美三个方面。通常所说的本体论基本上是个“存在论”的问题，即回答世界的本源和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而这只应当是“终极关怀”所要回答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不是唯一的问题。因为人类世界本质上是“三极”的。所谓“三极”，一是外在本初的客观自然界，二是人的主观精神世界，三是物化劳动、人化自然所组成的“世界3”。 本体论问题回答的或者是属于外在客观自然界的领域，或者是属于观念和理念等主观和心理世界的领域，都还只是“元哲学问题”所包含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全部问题。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论述也只是形而上的预设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只有在“世界3”的领域内， 哲学才有无穷多的切入点，可以形成无穷多的形而上的预设系统，为哲学体系的创造开辟无穷无尽的可能性。
从哲学史和科学史上看，任何预设系统都是全人类“终极关怀”的共性和文化传统上的民族的个性的统一。它不仅存在于哲学中，是形成哲学体系的必要的、先决的条件，也存在于宗教和科学假说领域中。所有的预设系统都是对各个领域内一些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提出一种思路，它发自人类“爱智”本能，每一个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新的预设系统的出现都是人类发挥“爱智”本能的新成果。一旦找到并形成一种新的预设系统，就意味着人的抽象概括能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意味着一个新的哲学体系的诞生，意味着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和类型有了增加。全部哲学史正是通过形而上的预设系统的不断的“花样翻新”而展现其多姿多彩的面貌，每一个在哲学史上能够始终屹立的哲学体系无不是以其各自别具一格的、崭新的预设系统来展示其独到之处，并以此来支撑其应有的一席之地。对一个民族来说，哲学体系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理论思维能力和水平的标志，是一个民族创造力是否旺盛的标志，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兴衰存亡。因而哲学体系的创新也是全民族的任务，任何个别的天才人物是不应包办、也包办不了的。
一般而论，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上的不同总是植根于对回答“终极关怀”问题时的侧重点上的不同。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之中，很自然地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会在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上形成各自有别的侧重点，进而形成在解决“元哲学问题”上的不同模式。用一种解决“元哲学问题”的模式来一刀切地处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的哲学体系，这无疑是很不恰当的。而数十年来，我国哲学界已经习惯于用一种“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一种实体论的本体论模式作为分析一切哲学体系的唯一标准。进而又把哲学上的唯物、唯心和政治上的进步、反动等同起来，混淆学术与政治的界限。这样一来，许多哲学领域内的批判否定（包括对冯友兰新理学本体论的批判）都是在这种“一刀切”的指导原则所形成的唯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开展的，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这些当然应当给予彻底纠正，而要真正把积习甚深的流弊纠正，就必须对解决“元哲学问题”的模式究竟是一元还是多元问题上进行根本性的拨乱反正。
二
从1949年至“十年浩劫”的结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个基本倾向是本文上节所说的“中学西范”，而这个倾向由来已久，它是伴随着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殊进程而来的一种文化心理上的病态。众所周知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军事、经济、政治的优势逐渐转变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优势，旧有的民族精神支柱发生了动摇，以儒学为核心、正统和主流的传统意识形态体系被普遍认为是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一切都是西方列强先进，到了“五·四”时期就产生了风靡一时的“全盘西化”的观念。所谓“中学西范”只不过是“全盘西化”观念在学术领域内的反映。1949年的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成了意识形态领域内新的正统，恩格斯的关于“物质意识何为第一性”问题的论述也随之成为天经地义的理论框架。其实，这个框架只是体现了渊源于地中海文明圈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特征，并不适用于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因为在地中海文明圈所形成的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中，其思维模式的主流和总趋向是天与人、体与用、主与客、此岸与彼岸、灵魂与肉体、原子与虚空（空与实）、存在与非存在（有与无）……等一系列的二元相分和对立（西方当然也有比较接近东方思维模式的思想观点，但却始终不占主流）。在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下，在回答“世界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时，就不外乎是唯物、唯心两种倾向的二者择一，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二元论。
由于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特殊的指导地位，解决“元哲学问题”的一元化模式也很自然地被贯彻到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形成一家独尊而批判排斥百家的局面，从而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堵塞了繁荣文化学术所必由的“百家争鸣”之路，同时也堵塞了在社会运行机制上建立起多元制约模式的任何可能性。社会运行机制上的多元制约模式的作用是不能用任何好听的理论鼓吹、包装和道德说教所代替的。一旦失去它，在社会各个领域内就必然盛行由社会权力机构对大多数人进行多方强制之风，而这种缺乏自下而上的、制度化的、经常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的社会必然导致愈来愈严重的、无可根本扭转的腐败。今天反思这段历史，不应当再回避这个基本的事实。
还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在这种悲剧背后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哲学失去其在充实完善民族精神支柱方面应有的作用，因为哲学本身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内高踞凌霄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所独具的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受到尊重，而是片面地强调政治化和实用化。其结果就必然是歪曲哲学和取消哲学。无论是把哲学看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或者把哲学看作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或者是“对‘自我意识’反思的理论总结”，或者是“对‘终极关怀’问题的回答和对‘超越之路’的设计”……。不管怎样界定，其最大的社会功能都不在于对某个具体任务的论证性的说明，而在于能够在充实、完善民族精神支柱方面发挥出不可代替的形而上层次上的理论支持、方法指导和价值支撑作用。亦即沿着最符合人类自身不断追求真、善、美的本性发展的合理要求，使全民族的整体智慧水平、道德情操、审美境界及其集中的表现——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得到提高和升华。具体地“无”用正是哲学总体上的“有”用的表现，这个道理，早在主张“以无为本”魏晋玄学家王弼那里已经是讲得很透、说得很清楚的问题，在现代却被一些人搅得混乱不堪。事实上，哲学作为“形而上”的“道”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不可能像“形而下”的“器”那样具有直接实用性，而必须是通过由历史发展的时代潮流作为“中介”来“潜在的”发挥作用。这个过程也是个哲学自身立足和植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上的自我扬弃和创新过程。所谓“时代潮流”，其实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基于对本身切身利害的认识而进行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自然而然形成的共同的行为目标和选择方向，而不是由任何“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所作的外在的拯救。
三
大凡一个民族在解决社会转型任务的同时，也必然要随之解决意识形态的转型问题。所谓意识形态的转型，其最首要、也是最核心的一点当是民族精神支柱随着时代历史的发展潮流而得到必要的充实和完善。在欧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历史上，曾经普遍发生过和意识形态的转型同时发生的民族精神支柱的充实和完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历史借鉴。它的解决过程大体是：首先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基础上产生一系列的具有探索和创新意义的近代哲学体系。不论是英国的经验论哲学、或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哲学、以至法国的机械唯物论哲学、以二元论和唯心论为主要形式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为解决这一历史使命提供了最基本的思想武器。从中都能推导出为社会转型所需要的近代启蒙思想。正是这种历史转型的时代需要和哲学体系的探索和创新的相互促进，才使得历史的任务获得合乎历史需要的合理解决。在这里，一批充满“忧患意识”的、作为民族文化传统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自觉努力，是这一历史任务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脉搏，进行深层次的哲学思考，从而创立新的哲学理论，酝酿和营造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历史现象应当说是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中国在三、四十年代所形成的创新哲学体系的高潮就是这种历史普遍性的体现，在前后数十年间，“新唯识论”、“新理学”、“新心学”等一系列带“新”字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在这个现象背后，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是：在“五·四”时期兴起的“科学、民主”思潮，给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注入了极大地活力，外来思想的传入和传统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开始改变中国思想界的面貌。这时，以儒学为代表的旧的思想体系的统治已经趋于崩溃瓦解，而新的统治思想体系的统治尚未建立，在这个似乎是“空挡”时期，思想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十分短暂、也没有充分发展的“百家争鸣”。尽管随着外界反动政治压力的日益加强，这种争鸣很快趋于式微，而它的遗风流绪仍然对三、四十年代创造哲学体系的高潮起了良好的催化剂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高潮的形成。
三、四十年代一批创造哲学体系的学者都经历了“五·四”的洗礼，又都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是不同程度上深受宋明新儒学的熏陶。而宋明新儒学既是“性理之学”也是“心性之学”。自从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的分歧产生之后，门户之见影响士人数百年，其遗风流绪绵延至今。港、台和海外的一部分现代新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力争儒家的正统地位的同时，又在儒家的传统内部力争由孟子一派流转下来的陆、王心学一派的正统地位。其实，谁是正统的问题对公允地评价整个儒家思想来说并不重要，因为孔子学说本身有多方面的内容，后人也可以从多角度来诠释发挥孔子的学说。冯友兰先生接着程、朱讲，自有他的道理；而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贺麟先生的“新心学”则明显地推崇陆、王学派。总的看来，他们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汲取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有益成果之后，才构筑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自然也各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至于这些体系哪一个是儒学的正统嫡传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否都算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问题，自可见仁见智，给以多方的评论。这些对评价其学术价值来说并不是个重要因素，关键是要看它的理论思维水平和它的社会作用。其理论思维水平在当时中国社会条件下看，一般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从它的社会作用看，也都强烈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十分可贵的“忧患意识”和入世、济世的人生使命感。例如在冯友兰先生在其晚年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所引的“横渠四句”中就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尽管冯先生不无谦虚地在“横渠四句”之后加上了“虽不能及，心向往之”的一句话。值得一提的是写这段话时的冯先生已经是九十四岁的高龄，可谓是他一生学术工作的“绝笔”，但确实又是一个“悲剧性”的总结。因为这说明他穷一生之力的探索，仍然没有走出儒家的既要“内圣”又要“外王”的悖论性的怪圈。尽管怀抱真诚美好理想，却没有找到一条既保持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又能够服务大众奉献社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所要求的道路，而总是幻想获得“帝王师”的身份去“济世”，这就是他在“十年浩劫”后期的“批儒评法”中陷入曲学阿世的泥潭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些都不过是历史上无数次悲剧的重演，是历史惯性的延续而已。因为历史上“秉承圣道”的儒生士大夫在处理安身立命问题时也都遇到一个必须直面的，又十分难于两全的选择，即：是入仕为官立于庙堂之上还是避世离俗隐居于山林之中；是随波逐流与时浮沉还是迎风独立砥柱中流；是曲学阿世苟全性命还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从政以争名逐利还是治学以追求真理……。在这些一系列的难以抉择又不得不作出抉择面前，今天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历史上的儒生士大夫几乎完全一样，其内心世界无时无刻不处在内在的良知驱使和外在社会压力的矛盾煎熬之中。这个现象背后的本质是一种信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中世纪的政治体制的强大历史惯性所带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和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之间必然要产生的冲突。无论是古代的儒生士大夫或今天的知识分子在被迫做出选择时都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偏差。这里固然有个人在道德选择上的品格因素，就其产生的社会机制而言，则更多的是时代历史的因素。即令是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学者个人的人格道德和学术理论分离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因此笔者个人认为在评价三、四十年代一批独立创造哲学体系的学者群的学术贡献时，将其所创立的哲学体系本身的理论价值和哲学家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道德选择加以区别对待是应当的和必要的。
冯友兰先生及其同代一批创造哲学体系的学人们的悲剧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所涉及到的道德节操的选择上，也表现在他们绞尽脑汁所创造的体系的理论模式相对滞后上，他们所创造的哲学体系理论思维模式至多只能是属于近代哲学的形态。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接受并坚持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的立场，仍然希图找到一个至高无上的最根本的实体作为本体，因而在解决“元哲学问题”的模式上仍然陷入主、客二分所造成的“二律背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无法跨入现代哲学的门槛。从古今中外哲学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的先秦和古希腊都是哲学的童年时期，其特征是解决“元哲学问题模式”上的百家争鸣而没有定于一尊，中世纪随着西方一神教的统治的确立和中国集权专制的大一统帝国的政治结构形成，解决“元哲学问题”的模式也随之定型。在欧洲和神学本体论论证同出一辙的是哲学上的实体论的本体论占据统治地位，而中国在儒家定于一尊后很长时期内，其解决“元哲学问题”的模式上依然笼罩在具有多种涵义的“天”的混沌光环之中。只是在佛教的影响下，宋明新儒学才在理论上自觉地致力于“伦理本体化”（即“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树，企图用一个最高的范畴——“理”或“心”来“圆融无间”地解释万事万物。但毕竟是“东施效颦”，“理”与“心”毕竟不等于佛教的“真如”、“实相”，其立足点仍在此岸的伦理，恪守“我儒”、“彼释”界限，始终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实体论的本体论。而现代西方哲学区别于古代和近代哲学的最大之处就在于现代哲学基本上是在新康德主义的旗帜下沿着否定传统本体论方向前进，从而脱离了传统的实体论的本体论的束缚，超越了以追求唯一、至上、绝对的本体为目标的神学模式。而前现代哲学的形态都还没有真正跳出神学的模式，只有在否定了传统的实体论的本体论之后，才能摆脱为或作“神学婢女”或作“政治奴仆”的尴尬地位，进入由物化劳动和人化自然所组成的“世界3”的“自由王国”。在撇开传统的或“物”或“心”的本体， 进入“世界3”的广阔领域之后，整个哲学的对象、 面貌也随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样的哲学既可摆脱意识形态的现实功利的干扰，又保持必要的社会责任的人文关怀；既可及时汲取自然科学成果又不会代替自然科学具体内容。这样，哲学才真正走下“神坛”，下到人间。抹去了虚假的“神”的光环，却增添了真正人间的“圣”洁。这大概是真正的哲学家所应当追求的理想境界。从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一批在“回到康德去”的口号下从不同角度创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正在开始迈向这个境界，他们像中国古代的哲人一样，对“六合之外”的问题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而是从现象、从结构、从符号、从语义等与人本身密切相关的角度切入“世界3”的广阔领域， 各显特色地构造自己的理论预设系统，创立一个又一个的哲学体系。于是哲学才不再神秘和高不可攀，进入了普通人的视野，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学”。而历史上的哲学因为要坚持本体论，就要寻求一个唯一、至上、绝对、纯粹的“原始本初自然”之“物”，或“生天生地、神鬼神帝”的“心”作为本体，这本身就是个徒劳无益的努力。把作为一切存在之唯一的根据的本体说成是“物质”、“精神”或“上帝”并没有原则上的不同。说法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寻求人类本身生存所必需的真、善、美的统一，寻求超越假、恶、丑而达到真、善、美的切实可行的途径。在这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本来是有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供利用的，而三、四十年代独立创造体系的学者群却没有这样做，从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所陷入的悲剧中令人不无遗憾地看到他们都还没有达到西方新康德主义者所达到的高度，都还在现代哲学的门槛外徘徊。这个任务只好留给现代人去继续努力了。
哲学体系的创新总是民族创造力的体现，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积蓄的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是极大“后劲”的。“畜之既久，发之必疾”，在即将进入新世纪之际，全民族的命运在呼唤这种创造力的爆发，而在哲学上实现“元哲学模式”的多元化，促进新的哲学体系的创立则必将是民族创造力爆发的第一声春雷，有识和有志之士应当为促进这种创造力的爆发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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