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共产主义之势——简论乔蒂#183;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主义论文,之势论文,地平线论文,简论乔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9-0081-09
2008年席卷西方的金融风暴，以及肇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加上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似乎在宣告着，那个曾经认为业已逝去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再一次在资本主义的大地上苏醒了。一时间，对共产主义的讨论、关于共产主义及其相关事件的著作一下子如雨后春笋般地多了起来，其中不乏大家的春秋史笔。2012年，齐泽克出版了《危险做梦之年》，阿兰·巴迪欧出版了《历史的重生：造反和起义的时代》，哈特和奈格里再度合作写作了《宣言》，这些书都力图在当代历史背景下，重构新的共产主义运动，将业已被历史“埋葬”的共产主义从枯墓荒冢中唤醒，或者毋宁是，让共产主义以新的肉身方式在今天重生。在这些众多论著中，其中有一本看似不起眼，但实际上具有不可忽视价值的著作，需要我们慎重对待，这就是乔蒂·狄恩(Jodi Dean)的《共产主义地平线》，也正是这本书，超越了纯粹从实际的事件做简评的方式，开始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思考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我们不仅要在资本主义全球危机的年代思考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更需要看到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让共产主义从未来的地平上冉冉升起。
一、新共产主义之势的三个维度
曾经有一个关于列宁的故事。列宁有一次发表演讲：“共产主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台下有个工人问身边的教授：“什么是地平线？”教授说：“地平线是一条假想的线，天和地在那里相接，但是当你走近它时，你就会发现它会离开你，然后又出现在远方。”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地平线的概念。如果在苏联社会主义时期这个故事代表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讽刺的话，那么在今天，重温这个故事则完全具有不同意境，即在全球资本主义浩瀚无尽的天海一际的地方，突然湛现出一个地平线，这个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那道令人绝望的地平线，而是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让人们重新看到希望的共产主义地平线。我们无法推测，这个故事是否是乔蒂·狄恩撰写《共产主义地平线》一书的初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乔蒂·狄恩试图告诉我们的是，共产主义，在今天，正在以一种确定无疑的方式逐渐降临，虽然它尚未直接降临在我们身边，而是以地平线的方式降临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地平线是一道曙光，或者一个希望，是在黑暗的夜空中突然划过的一道闪电，从此往后，不再只是在一种压制性的意识形态下去思考、去言说、去行动，而是可以在一种全新的氛围中来重新领略共产主义的芬芳。
然而，《共产主义地平线》并不是圣母玛利亚面前来宣告耶稣即将降临的天使。共产主义的降临不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弥赛亚，而是一种实际行动下的可能性和未来。2011年，拉美裔左翼思想家布鲁诺·波斯蒂尔(Bruno Bosteels)就在《共产主义的实际性》中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左翼在纯粹思辨的游戏中所生产出来的一种共产主义的观念或假设，而是一种具有实际性的运动，一种可以在现实层面加以实现的可能性。可惜的是，波斯蒂尔这本书主要致力于对思辨式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批判，而没有真正去构想一种新共产主义的理论大厦，一种真正建立在当下历史和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之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论。
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填补了这个缺憾，在表达了向波斯蒂尔的致敬基础上，狄恩开始构想了自己的新共产主义的理论。在她的理论构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是setting，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用法。也就是说，狄恩既没有使用背景、框架、景观等一类的常用词汇，而是用了一个不太经常使用的setting。就词义而言，setting有背景、环境、设置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所发生的具体背景。但是仅仅在这里将setting理解为背景是不够的，换言之，在狄恩那里，setting不是一个消极的、对现实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冷冰冰的背景和环境，它是一种有效的参数，直接参与事件和运动的发生机制之中，并加速或阻碍某种运动的产生。例如，在斜面的setting下，事物即便在没有太强外力作用下，也可以产生向下运动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势能。这样，环境和背景不再是一种纯粹消极无为的框架，而是一种带有积极作用的结构，一种特殊的结构性设置。为了更能体现这个词的意蕴，我们可以将这个词理解和翻译为“势”。
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就有着十分丰富的关于势的学说。《孙子兵法》里就谈到势与善战之间的关联：“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而韩非则是论述势最为独到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在《难势》中，韩非曰：“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韩非的意思很明显，即使人再贤德，如果没有势的作用，也很难令天下大治，因此势对于事情的成败至关重要。在兵家看来，善战者必须顺其势，在法家看来，虽有权术之辩，但能依势而行者才能平天下。实际上，狄恩对setting概念的强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来谈论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势这个概念来翻译setting。如果将setting翻译为势，那么，对于今天的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本雅明所说的“左”派的忧郁，而是天下大势随着全球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到来，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共产主义从无势变成了有势，在这种势的作用下，新共产主义运动必然会随之而得到加速和促进。
严格来说，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实际上，《共产主义地平线》已经被看成其一系列作品的终结篇。在2009年的《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的幻象：交往资本主义和左翼政治》和2010年的《博客理论》中就提出了势的概念，她所重点分析的就是互联网和信息传媒体系，以及博客、微博、手机短信、飞信等新型信息交往模式对于资本主义之势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但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方面，信息交往的方式变革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200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并且资本主义用来牟利的方式也不再是在机器和办公桌上的剥削，不再纯粹从生产性劳动中获利，更重要的是从博客、微博的交往中来获利。这种模式改变，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之势的改变，这种势之改变，对于新共产主义的形成极为有利。对于乔蒂·狄恩来说，这种有利表现了大众越来越多地对“我们”的集体性概念的欲望，社会分化越来越激烈，最终形成了1％与99％之间的决裂，使得大众反抗少数人的斗争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交往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决裂和斗争的具体形态，在今天，天下大势仍然体现在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堡垒的斗争，尽管在20世纪，这种斗争的趋势，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之下被掩盖，左翼的抵抗以忧郁的方式蜷缩在艺术与文化研究领域，但是在今天，历史重生了，新无产阶级不再遮遮掩掩地用文化反抗和艺术激进化的方式来体现左翼的欲求，相反，他们直接面对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再一次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焦点。可以说，狄恩所说的今日之势，在为大众提供新的联合可能性的时候，也重新让共产主义在大势之下成为可能，让其在历史的地平线上以曙光的方式呈现出来。
尽管狄恩没有明说，我们仍然可以进一步对她的新共产主义之势进行分析，即新共产主义之势是三维的。首先，一种欲望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左翼忧郁症，重新唤醒对集体性的“我们”的欲望，欲望构成了今天新共产主义之势的动力维；其次，资本主义从生产性资本主义向交往性资本主义的变化，使得资本主义的获利层次凝聚于极少数的1％，使得新共产主义的斗争对象变得更为明显，交往资本主义下的大资产阶级的形成构成了新共产主义之势的对象维；最后，在动力维的驱动下，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概念，这个新无产阶级不是任何可以在经验上确定的部分和阶级，而是一种建立在被资产阶级所排斥的概念上，如朗西埃的“非派别的派别”(part of non-part)和阿甘本的包含性的排斥(inclusive exclusion)，这种新无产阶级的出现，即新共产主义之势的主体维。这样，动力维、对象维、主体维三个方面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今天的新共产主义之势。
二、告别“左”派的忧郁——新共产主义的驱动力
1931年，本雅明在评述德国诗人埃里希·卡斯特纳(Erich K
stner)的诗歌时，写下了著名的《左派的忧郁》。卡斯特纳是德国魏玛时期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和记者，尽管他经常以左翼自居，但本雅明仍然对他批判道：“卡斯特纳的诗歌是一种远离生产过程的自鸣得意和多愁善感”。[1](P427)在几行字之后，本雅明再次写到：“左翼激进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没有丝毫共同之处。毋宁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现象的代表……激进左翼的代表人物，如卡斯特纳、梅林、图霍尔斯基(Tucholsky)都是无产阶级对腐烂的资产阶级的模仿。他们的作用就是去生产，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们不是党派，而是小圈子的；从文学角度而言，他们不是学派，而是一种风尚；从经济角度而言，他们不是生产者，而正是代言人。”[1](P427)在本雅明看来，这帮人并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他们伪装成无产阶级不过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将自己装扮成无产阶级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无产阶级的贫困变成资产阶级文化消费的产品，将无产阶级的悲惨境地变成博得上层阶级一笑的娱乐材料。总而言之，本雅明所谓的“左”派的忧郁，并不是从精神分析层面来说的，而是一种扭捏作态的伪左翼的姿态，他们虽然在诗歌、小说、剧作中去描述无产阶级，但是，他们的写作无非是适应资产阶级的文学市场，用朗西埃的话来说，无非是用无产阶级的材料完成一次文学的政治，对无产阶级的真实进行阉割，削足适履地纳入到以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文学和审美体制(régime)之下。
无独有偶，在世易时移60多年后，英国左翼思想家温迪·布朗(Wendy Brown)在1999年也写了一篇关于“左”派忧郁的文章，但是题目是《抵制左派忧郁》①。布朗几乎是在与本雅明完全不同的层面来谈论“左”派的忧郁问题。温迪·布朗说：
毋庸置疑，在我们的时代，“左”派所丧失的东西有很多(不管是可以解释的，还是不可以解释的)。社会主义政权土崩瓦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备受质疑，这些都还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我们不再有严格统一的分析方法，不再有步伐一致的运动；劳动和阶级不再是衡量政治分析与政治动员的神圣标准；历史不再是一种必然、科学的向前运动；我们不再有一个可以替代资本主义政治阶级的可行方案。此外，在这些丧失的背后还另有他忧：我们缺乏一种国际性(甚至是地方性的)左派共同体意识，我们对社会秩序的真相缺乏信心，我们在思索“何为善”的时候，缺乏一种开阔的伦理—政治视野来指导和维持政治工作。因此，我们失去了属于左派的历史时刻；我们失去了理论和经验上的一致性，更失去了一种生活方式和奋斗方向。[2](P82)
相对于本雅明所批判的矫揉造作的左派忧郁症，布朗所言之左派的忧郁症是一种实质性症状，表现为对一个业已逝去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不适。作为左派，共产主义是他们一生为之而奋斗的目标，但是在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的坍塌，对于左翼来说，这无异于之前始终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个目标对象的彻底消失。弗洛伊德认为，针对目标的向心运动，是构成精神动力的重要源泉，正是这个向心运动，让对目标的欲望升华为一种驱动力。对于20世纪末的左翼来说，随着苏东社会主义化作历史的烟尘，他们突然崩溃了，在目标的丧失面前，他们的这种失望与无助随即变成了一种忧郁症。这种忧郁症的原因在于，忧郁症患者沉溺于丧失的对象中不能自拔。那么温迪·布朗所指责的左派忧郁症正好是共产主义消逝之后，左派不能面对历史的现实，从那个大写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幻象中走出来，从真正政治和伦理的层面来重新思考左翼的任务。实际上，温迪·布朗的宣告与安东尼·吉登斯宣告解放政治的终结无异，他们都是要求左翼从沉溺于共产主义的“左”派忧郁症幻象中醒过来，以脚踏实地的态度参与到资本主义代议制的政治和文化实践之中。
严格来说，布朗的“左”派忧郁症是对本雅明的批判的背离。本雅明对卡斯特纳的批判着力点在于“左”派故弄玄虚地对资产阶级的模仿，并不是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的忧郁是一种惺惺作态装扮出来的忧郁。这种忧郁的确是我们需要告别的，对于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种带有伪装的忧郁，弊大于利。相反，布朗对左派忧郁症的指责是另一回事，即告别真正无产阶级的梦想，那个梦想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已经彻底破灭。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下，布朗要求左翼抵制忧郁，从实际性的态度重新找到左翼的立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这无异于宣告，曾经的共产主义运动业已失败，左翼现在所能做的是以一种招安和妥协的心态，参与到资产阶级的政治之中，并在代议制体制下完成所谓的话语权斗争。
我们并不能责备温迪·布朗的立场是一种背叛，事实上，布朗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立场的坚定性。在那个左翼异常艰难的岁月，他们的选择是不够多的，或者以一种合作的态度加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之中，或者抵抗这种“生活政治”，沉浸在左翼的忧郁症之中。之所以如此，乃势使之然也。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共产主义甚至成为一个耻辱的名词，左翼为之奋斗的荣光不复存在，他们的欲望在所欲望对象消失之后，只能将目标指向自己，不断地以自我贬抑的方式来度过他们的忧郁时光。在这段岁月，他们只能言说文化研究，言说一种激进的艺术，也许只有那里才是左翼忧郁症寻求庇护的最后的港湾。
但是，狄恩并不认为今天我们仍然还需要这种忧郁症，因为共产主义在新的大势之下已经逐渐复苏了。如果还矜持地守护着那个业已逝去的岁月，势必也是对当下情势的背离。狄恩说道：“现今共产主义的复苏，也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左翼欲望结构的忧郁的终结。”[3](P178)当然，狄恩之所以敢这么说，正是因为她看到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2年初的伦敦的造反运动，以及2011年末的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些迹象，在狄恩看来，正是共产主义复苏的标志。尽管，在一片迷茫的时候，左翼的忧郁是一种对共产主义忠实的态度，是对于一个业已逝去的运动的欲望。但是在今天，我们不再需要去怀念过去，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以新的方式在远方的地平线上闪露一丝曙光。作为逝去的欲望对象，在地平线上又重新出现了。它的重新复苏，代表着左翼的欲望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找到了向心力，重新可以升华为一种驱动力。不仅左翼如此，整个下层阶级都会在这一刻目睹到共产主义的曙光。狄恩借用列宁的预言，当“下层阶级不想以旧方式生活，而上层阶级无法让旧生活方式运行下去，革命就会取得胜利。下层阶级必然需要共产主义的方式。如果他们颠覆了资产阶级社会并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就渴望成为共产主义者”。[3](P198)这样，在今天的情势下，随着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再次兴起，狄恩，甚至包括巴迪欧、齐泽克、哈特、奈格里等人对共产主义革命再次充满希望。那个在地平线上出现的共产主义就是让我们从欲望上升为驱动力的希望。在希望诞生那一刻，左翼的忧郁症随之而消失，他们不再用自我贬低的方式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忠诚，相反，他们在新的大势的驱动下，重新找到通向共产主义的大道。
三、交往资本主义——新共产主义的革命对象
乔蒂·狄恩分析新共产主义之势的另一个关键词是交往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交往(communicative)是在当今西方理论界出镜率比较高的词汇，早在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两大本《交往行动理论》就将主体间的交往问题推向了前台。也就是说，在当下资本主义的社会情势下，主体之间的交往在社会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交往问题的提出，是对纯粹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方法论的一次反驳，即以与他们或其他主体进行交往的个体取代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自利性和自律性的个体。哈贝马斯及其后继者都试图在平等协商和良好对话的情况下重塑资本主义社会的根基，即社会的存在不是以孤立的个体而实现的，而是以交往性的主体来实现的。交往概念一出场，便在20世纪末期的西方社会中一发不可收拾，交往似乎成为了20世纪最后十年中最为重要的词汇之一，同时这种交往的影响也延续到21世纪的最初十年。
因特网的出现加速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可能性，使得交往更成为当下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当下，因特网的功用已经不限于浏览信息和查阅资料，更为重要的是，因特网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生存方式。自从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开始宣告赛博空间是我们交流的主要界面开始，随着近几年来，博客、微博、推特、脸谱网、Youtube、甚至手机短信、飞信等工具的推波助澜，人与人的交往已经成几何倍数增长，而在这种交往高速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看到了一种全新的获利方式，并将之推行到整个社会之中。早在2009年的《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的幻象：交往资本主义和左翼政治》一书中，狄恩就对交往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进行了描述：“我所界定的交往资本主义，就是以某些方式，纳入和参与到信息、娱乐，以及交往技术的理想的物质化之中。交往资本主义控制了抵抗，并巩固了全球资本主义。”[4](P2)实际上，狄恩认为交往资本主义的概念并不是她自己的原创，她认为这个概念的提出受到了奈格里的影响。奈格里曾指出“交往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在其中，资本已经成功地将整个社会和全球从属于它的体制，完全压制了其他可能性”。[5](P288)这样，在今天，交往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的根基是个体之间的交往，并以这种交往为基础创造一种所谓的网络“民主”模式。狄恩无不反讽地说：交往资本主义让我们认为“所有观点都是同样正确的，所有选择都是差不多的，每一次鼠标点击都是一次政治参与”。[6](P2)这样，在一种伪政治参与的情形下，我们享受了网络交往为我们带来的快感，但是正如鲍德里亚所提出的内爆(implosion)一样，当这种观点和意见，以及鼠标的随意点击在博客、微博上推行的时候，实际上带来的不是对意见的重视，相反是由于信息量激增而导致的贬值。真正的反抗和批判性意见已经汇聚到大量无用信息的洪流之中，反抗和批判最终被交往资本主义所消化。而在一年之后的《博客理论》中，狄恩对交往资本主义的概念给予更为清晰的说明：
我的立场是，当代交往传播媒体已经在强度和广度上，从娱乐、生产和监督上俘获了所有的用户。我对这种形式所用的术语就是交往资本主义。正如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对劳动的剥削，那么交往资本主义依赖于对交往的剥削。[6](P4)
从狄恩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到，交往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的获利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现在以博客、微博、网络交往技术所运行的新型资本主义，需要的不仅仅是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它也需要我们的剩余注意力，需要我们跟从因特网和博客、微博中的各种链接，形成一种适合交往资本主义的人际交往网络。
问题在于，交往资本主义如何从我们的交往之中获利呢？或者说，他们如何来剥削交往呢？狄恩指出，交往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不依赖于商品模式，而是直接剥削位于商品中心的社会关系。他直接引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的论证，即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中，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自然属性是不重要的，相反，体现了抽象的社会关系的劳动一般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因此，交往资本主义甚至抛弃了商品的物质性外壳，直接将剥削和获利指向了位于其核心的抽象社会关系。狄恩说：“通过互联网，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和信息技术，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更为直接榨取价值的方式。”[3](P129)
那么，这种全新的榨取价值的方式是什么？狄恩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的交往回路(communicative circuits)是一个驱动运动的循环，这种回路迫使我们来回在网络上运作，并产生兴奋和衰竭。“在博客和微博中，我们贡献越多，我们便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于是他人不得不去决定，是回应还是忽略我的信息？我们要对每一条信息做出选择，但我们选择越多，需要做选择的选择也越多。我们不得不迫使自己沉溺于其中，并越来越耗尽我们的精力。”[3](P144)也就是说，网络博客和微博上的交往是一种沉溺性的交往，这种交往耗费的是我们的注意力，当我们投入越多，注意力也被消耗越多，这样我们越来越陷入一个固定的交往圈子和回路中而不能自拔。当交往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建立起交往的格局的时候，他们所需的原材料，即我们在博客和微博中的发言，基本上是免费的，得到的回应和选择基本上也是免费的。但是，对于twitter、Facebook、youtube在运行这些我们投入其中的言论、文章、小说，甚至是照片和视频都无一例外地变成了他们的资本。相对于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还需要支付薪酬的劳动来说，交往资本主义对我们之间交往和消耗的剥夺与剥削几乎是无成本的剥削，资本需要我们付出注意力，完成微博中的对话，甚至是我们偶然的一次鼠标点击，都会被这种交往资本主义所消化，并形成其利润来源。此外，在交往资本主义时代，注意力本身和点击率就是可以创造价值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直接与我们在互联网中的交往相关。
交往资本主义并不是没有内在矛盾的，与马克思分析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样，交往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克里斯蒂安·玛拉齐(Chrisitian Marazzi)在其《资本与语言》一书中，将这个基本矛盾概括为“信息的供给和对注意力的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是基于价值形式的一个内在矛盾”。[7](P14)一方面，交往资本主义不断在交往形式和信息技术作用下生产出大量的信息；另一方面，作为被剥削的我们的注意力是相对有限的，这个导致了交往资本主义将我们的注意力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集中，这个过程类似于资本的积累过程，当然，在交往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这个过程演化为注意力的积累过程。对于交往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而言，他们很明白，在今天，注意力本身就是价值的来源，当一个信息、一个话题、一个产品、一个图像、一段视频越受关注，也就意味着能够牟取更多的利润。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是，真正的秘密在于，这种注意力和交往的集中模式是通过一定方式可控的，也就是说，注意力和交往的流向是交往资本主义盈利的关键所在。我们完全可以从2012年11月11日淘宝网以高度聚集注意力和交往，并一天之内赢利十几亿元看到这种交往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向。
四、新无产阶级的兴起——新共产主义的主体塑造
交往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大势不是像二战之后初期福利国家时代所缔造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和解，相反，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分裂的倾向，越来越多的人被交往资本主义的利润剥削和盘剥模式挤压到边缘。他们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的底层，甚至沦为时代的淘汰品。在新的全球资本主义之势下，不仅创造出诸多依靠网络交往并盘剥和积累这种交往的资产阶级新贵，更重要的是，这种大势更多地塑造出新的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那样：“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P273)
事实上，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推动作用，我们很容易将无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两个概念合并起来。事实上，无产阶级一词，在历史上比工人阶级悠久得多。Proletariat一词来自于古拉丁语的proletarius，在罗马法中，proletarius指的就是收入极其绵薄的阶层，这个界定实际上与承担什么工种和劳动无关。在马克思的时代，处在底层往往是雇佣劳动中的体力劳动者，他们绝大多数由工人构成，即在19世纪，无产阶级就是被资本家盘剥得一文不名的雇佣工人。但是，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兴起，工人薪资的普遍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上升，很难让我们再次将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处于社会底层的无产阶级概念相联系，对于二战后初期的左翼思想家，如马尔库塞等人都曾经质疑过工人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正当性。在20世纪末，这种质疑的浪潮达到了顶峰，在西方发达社会之中，纯粹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与从事脑力劳动的白领在收入上相差无几，这样，使得一些左翼理论家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产生了怀疑。拉克劳和墨菲，以及阿兰·M.伍德，都坚持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不再能作为一个有效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武器，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他们觉得应当关心的不是处于劳动分工中的体力劳动者，而是那些被社会所排挤的边缘团体，如同性恋、艾滋病患者、残疾人、无证移民等等，而左翼的职责就是为这些团体去争取权利。
但是，阶级果真消失了吗？狄恩指出，这完全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幻觉，相反，狄恩告诉我们，社会和人民从来不是作为一个声音说话的，在社会和人民之中，存在着诸多分裂，最为关键的是，这些诸多分裂包含着一个核心分裂，即统治者与我们中其他人的分裂。当然，在今天，我们可以说，资产阶级与作为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并不代表着社会之中的阶级斗争消失了。换句话说，阶级斗争的消失是一种幻觉，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试图营造出来的假象。狄恩指出：“资本的权力在美国仍然思考少数人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来思考，但他们不让我们从阶级、工作、分工、不平等、特权来思考问题，所有这些在美国都是清晰可见的，触手可及的，和不可避免的。”[3](P74)实际上，在20世纪70年代，阿尔都塞的学生巴里巴尔(Balibar)就曾经思考过无产阶级不是一个固态的概念，而是随着历史的流变，内涵会发生变化。巴里巴尔所使用的概念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动词化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tianization)，而这个概念代表着被统治阶级所摒弃和隔绝的社会部分，他们永远是在那里却被统治阶级视而不见的部分。[9](P83－84)
实际上，当哈特和奈格里撰写《帝国》和《大众》时，他们也试图用大众概念来取代经典的无产阶级概念。但是，他们的大众概念是高度包容性的概念，这个概念几乎囊括了社会之中的所有成员，这样做的代价是，他们不得不对存在于大众之中的冲突和分裂视而不见。事实上，大众也好，人民也好，这种囊括一切成分的大全式概念，不是用来分析和批判当下资本主义的恰当工具，对于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裂缝和斗争，我们不能置若罔闻。正如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旗号，我们是99％，这个旗号恰好说明了在这个99％与1％之间存在着冲突和斗争。而这99％恰恰就是被主流的统治阶级所排斥掉的无产阶级。事实上，朗西埃的“无派别的派别”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形容当下无产阶级的概念：“任何不拥有派别的人——古代的穷人，第三阶级，现代无产者——实际上除了作为一无所有者或者是作为全体的外部，毫无他途。此外，正是无派别的派别的存在，这些一无所有的人的全体，共同体才能以一种政治性共同体存在，也就是说，具有根本争议性而造成的斗争的共同体。”[10](P31)
朗西埃的这段话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今天的无派别的派别是被主流阶级所排斥的群体，他们不属于被命名的主流群体，因此，他们的身份在共同体之外。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来说，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即无产阶级化，并不依赖于自身，而是依赖于主流阶级。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无产阶级正是被少数的、掌握金融命脉的大资本家所排斥的成分，即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所指的99％。其次，对于朗西埃来说，这些被排斥的群体，完全可以让自身组成一个派别之外的派别，即一种真正无产阶级的共同体。他们并非勒庞笔下的乌合之众，一盘散沙，而是可以形成一种共同体的欲求。狄恩显然是支持朗西埃的这种无产阶级划分的方式的，狄恩说道：“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之间的斗争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基本斗争。”[3](P105)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无产阶级的观念，相对于朗西埃的无派别之派别，狄恩使用的概念是我们剩下的人(rest of us)，剩下就意味着无产阶级是被资产阶级或主流阶级所筛选之后剩下的残余物，他们被视为不存在(inexistence)，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牲人(homo sacer)，一种可以被随意处置而只剩下赤裸生命(bare life)的人。
显而易见，在交往资本主义背景下，无产阶级的概念被重构了。今天的无产阶级不一定是在机器旁边的沦为机器一部分的操作者，只要被资产阶级所剥削、所压迫、所排斥，就沦为了我们剩下的人，即无产阶级。这是一种具有高度流动性的无产阶级概念，这个无产阶级概念，不再与大工厂的生产直接相关，而是与资产阶级的排斥和区分活动密切相连。因此，这里出现的斗争是被排斥的所有人，同处于核心的牟利的少数的资产阶级权贵之间的斗争，在今天，这个鸿沟变得格外清晰，在统治阶级与我们剩下的人之间的斗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斗争。
当然，这种作为被排斥、被摒弃的无产阶级概念并不是乔蒂·狄恩的创新，几乎所有支持当今左翼运动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会主张这样一种全新的无产阶级概念。但是，与众不同的是，狄恩提出了一个被左翼视为洪水猛兽的党的领导的问题。当代左翼，如朗西埃、巴迪欧、齐泽克、阿甘本等人都会支持无产阶级运动，但是对党的问题保持疑虑。巴迪欧在政治上的态度十分明确，他坚决反对政治的党—国模式。朗西埃的无派别的派别也回避了党的问题。在这些理论家看来，党是一种再现的代表制度，尽管其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存在，但是，任何不经人民同意的代表都势必是对人民意志的歪曲。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这些左翼理论家对于党是不放心的，党存在着异化的可能性，可能会凌驾于无产阶级大众之上，并对人民群众颐指气使。
但是，乔蒂·狄恩担忧的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情，在之前的诸多群众运动中，尽管起初如火如荼，声势浩大，但是由于没有强大的凝聚力，最后都陷入无疾而终。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每一个参加运动的个体是以自律的个体而参加的，最终缺乏一种共同体，或者说，没有党组织的凝聚力的作用这种共同体是十分脆弱的，无法经受时间的考验。狄恩说道，如果没有党组织的作用，“那些群众的运动不过是变成了一种景观，只能代表有多少人出席了运动而已”、[3](P237)因此，在新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党组织为中心、为先锋队重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是必需的。乔蒂·狄恩坚决将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支援背景。与其他理论家不一样，她也毫不讳言在党的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按照她的说法，之所以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政党这样的命题感到恐慌和惊异，恰恰说明了势的问题。实际上，在狄恩看来，苏东各国的共产党之所以出问题，并不是党这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形式出了问题，而是在势的问题上出了问题，从而导致了今天的左翼理论家谈党色变。狄恩认为，在今天，我们大可不必讳言共产主义政党的问题，关键是，需要在新的共产主义之势下，去塑造新的共产党，从而可以引导新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可以说，乔蒂·狄恩的《共产主义地平线》一书对未来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希望，并试图重新塑造新的无产阶级运动主体，这个主体就是作为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新共产党。而只有在这种新的主体带领下，才能真正去实现无产阶级的意志，最终走向新共产主义。
［收稿日期］2013-05-07
注释：
①该文最初发表在《边界2》(Boundary 2)杂志的1999年第3期，庞红蕊女士已经将之译为中文，收录在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的《生产》，第八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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