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例论文,上古论文,三代论文,编辑论文,严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人严可均在明人梅鼎祚《皇霸文纪》、《西汉文纪》、《东汉文纪》、《西晋文纪》、《宋文纪》、《南齐文纪》、《梁文纪》、《陈文纪》、《北齐文纪》、《后周文纪》、《隋文纪》（共158卷）的基础上，以27年之力，补辑编成自上古迄隋3497人之文为746卷，名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光绪年间，王毓藻又集合28位学者，以八年之力，八次校，才将它刻印出来。一般说来，隋代以前文献，除经、史、子之外，已尽于此。谓其“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王毓藻序），不为过也。然因此书卷帙太大，虽严氏殚其一生学力，其所留问题尚多。书出不久，俞正燮《癸巳存稿》即举其缺漏数事，后平步青《樵隐昔》卷四《与汪荔墙书》，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四、卷一○，杨守敬《晦明轩稿》第二册《补严氏古文存序》等各为拾遗正误。近人章炳麟、余嘉锡、陈垣、刘盼遂等也为之补遗订误。钱钟书《管锥编》据严氏此书以论隋以前文，为《管锥编》第三、四册，其第一条即指出黄帝《兵法》，严氏漏辑《艺文类聚》中三条、《太平御览》中三条。王利器更有《试论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失误》，列举其误二十六项（所举例唯第二十五项涉及三代文、秦文各一条，其余皆属汉以后部分之失误）。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在充分肯定其成就与贡献的同时，归纳所存在的问题为四类：一、漏辑；二、失考；三、误编；四、重出。前二类中，又各分为若干项。举例同样大多属汉以后部分。汉以后时代较近，又有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所辑比较完备的别集行世，有些别集已经过许多学者的校订完善。唯上古三代部分，除屈原、宋玉有人从《楚辞》中分出单行之外，尚无一别集。故严可均此书今天学者们使用最多，甚至完全依赖的是上古三代部分。而问题最大的也是这一部分。
严氏《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除漏辑和新发现秦以前文献须补充者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缺陷，略举之如下：
一、时间上限过早，给人以渺茫不可信据之感。
该书起自太昊，次炎帝，次黄帝，次帝颛顼、帝喾、尧、舜等。黄帝以前所传诸帝之名号，究竟为部落联盟首领，还是氏族、部落之名，尚不清楚，所传这些人的话语，就很难说。
二、有不少作品的时代和作者确定有问题。
如归在炎帝名下的《神农之禁》、《神农之数》、《神农之法》、《神农之教》、《神农书》、《神农占》，实皆战国时农家言。作为农业经验，自然是由上古流传下来，是中华民族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但其成书，应有一个比较确定的时间。传说中的“神农时”只是代表一个时代，究竟有无“神农”这个人还成问题。战国时代的农家言农业技术等问题而托言“神农”，与秦汉以后以神农为神，又是另外一回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农家》有《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说。”又《庄子·知北游》：“甘与神农同学于老龙吉。”郭象注：“神农者，非三皇之神农也，则后之人物耳。”可见古代已有《神农》之书出于六国时的看法，而严氏定为即神农氏之作，殊欠妥。按时代，这些东西应为农者许行一类人的著作（许行总其成的可能性大），当归于战国中期许行或农家无名氏。严氏又误以神农氏即炎帝，故又归之炎帝，则误之中又有误焉。
该书黄帝名下所录很多文字，亦是战国中期兵家言和黄老家言（除一条见于《六韬》、半条见于《韩非子》外，其余皆见于秦汉以后之书。当然，在帝颛顼及帝喾、帝尧、帝舜名下所录，亦皆见于汉以后文献，但颛顼、喾、尧、舜人物较确定，时代亦稍近，有传说根据的可能性为大）。夏商以后各部分，此类错误也有一些。如在老子名下所收《养生要诀》，见《太平御览》，为战国以后神仙家言，等等。
三、收录标准自乱其例。
如《凡例》第六条云同一作家之作，“其文分类编次，曰赋，曰骚，曰制……”，是其中也包括骚和赋。但其第七条又曰“屈骚见存不录，录宋玉、贾谊以下之拟骚”。实际上宋玉赋和汉人拟骚有些也存于《楚辞》一书。录宋玉以下诸家拟骚而不录屈原之作，自相矛盾。实际，散体赋可以归入文一类；楚骚之类，恐应归入诗而不当归入文，其所录与所弃皆有未妥。
四、有些在文学发展史上比较重要的人，没有辑录其言论。
严氏《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引录所涉及文献，仅先秦时代就有《周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战国策》、《墨子》、《管子》、《孟子》、《鬻子》、《荀子》、《韩非子》、《文子》、《六韬》、《吕氏春秋》等，《公羊传》、《大戴札记》、《礼记》中也多保存有先秦时文献；汉代则有《史记》、《汉书》、《越绝书》、《吴越春秋》、《淮南子》、《新书》、《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燕丹子》、《论衡》等。所引魏晋以后之书且不说，只见于以上诸书，在文学史上有重要言说与事迹者，亦多有未录。如叔孙豹（叔孙穆子）论赋《诗》之文，言及三《夏》、《文王》、《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见《国语·鲁语下》）；他参与晋国之诸侯盟会，晋平公有“歌诗必类”之说（《左传·襄公十六年》）；同季札观乐，而季札留下对《诗》、音乐的宝贵评说。此皆同叔孙穆子为知音而可以言文，又能加以书记有关。又叔孙豹面对骄横的庆封而赋《相鼠》（《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在郑国借赋诗以言说政事（《左传·昭公元年》），并提出“三不朽”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对后来文学界观念之形成影响甚大。再如师旷，不仅有很多言论见之先秦文献，且对文学、艺术有不少精辟见解，严氏亦无辑文。此类情形尚多。
五、一些已辑有文字的作者，其所辑亦有遗漏。
如晏婴，为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虽有《晏子春秋》一书传世，但多根据传说编成，近小说家言。应根据先秦典籍辑其言论。一则见其思想与文风，二则以为研究《晏子春秋》的文学特征与民间传说特征之参考。然严氏此书只据《晏子春秋》及《说苑》录有一条。
六、有些不当收录的文字。
各朝代《鬼神》、《仙道》部分所列，出小说家言，不当按故事中所指作者收入。《释氏》部分所列，一则来自翻译佛经，二则作者既非中土人士，亦非在中国所论说，三则其被译为汉语也不在先秦之时，故此处不当收入。又其将老子列入《仙道》，也显然欠妥。
七、编排次序繁复而使人一时不明就里，也不便考查同时代作家作品、各种思想观念之间的关系和文学的嬗变之机。
各个朝代作者之排列未完全以时代为先后，除按旧史惯例先列帝王、列女附之最末之外，周代部分在申叔仪下注云：“以上鲁、燕、卫、晋、韩、魏、郑、吴八国皆周同姓，下列异姓”，“子弟孙曾，联属其下”。人物前后交错。而正文中和目录上都未标明关系，一般人只觉排次混乱无序。
八、文字校勘不细。
王利器先生所列二十六项失误中，从第四至第十一项、第十三至第二十一项、第二十三至二十五项共二十项，均谈这方面问题，归纳为：妄拟题目，失载篇名，有头无尾，有尾无头，妄以他文续尾，夹杂不清，浅尝辄止，一文而分属两人，重出，误题作者而重出，引文同出一卷而或收或不收，引文失注出处，引文注出处而不详卷数，引文以方空注出处者当补，以诗为文，以诗为铭，数典忘祖，顾此失彼，句子不完整，文当抽换。王先生所举各例虽皆见于汉以后各部分，但先秦部分的问题不比汉以后部分小。
九、作者小传多有失误。
王利器先生文中所列失误之前一项为作者爵里不详，阙名不阙，阙字不阙，第十二项为二人误为一人。举例皆见魏晋时代。先秦部分因时代早、材料少、文献记载往往互异，这方面的问题更突出。严氏对作者生活年代和生卒年的推定，籍贯、基本事迹介绍等，时有不确。
《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既有很多疏漏、舛误与不足，但人们读先秦时代文，除所谓经、史及存至今日的子书外，只有依靠严氏此书，再无一种比较完善的总集可以代替它。故我们决定重编《全先秦文》（包括秦文）。因为我们无论在时间范围、收录数量还是编排方式方面都同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有较大的不同，不仅要增收大量失收的文献，并且对个别不当收者有所删除，故不是整理，而是重编。要做到能够取代严书，就要尽可能吸收、继承严书的科学的、合理的方面。因此，我们在对体例作大的改进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与严书在一些方面保持一致。
《全先秦文》除了对严书的补阙纠错、删除个别显然非先秦时文献之外，在编写体例方面，我们有以下设想：
一、时间断限，从颛顼开始。
严书中太昊、炎帝、黄帝名下所录明显为战国时文字，根本不可信。当然颛顼、帝喾、尧、舜名下的也不是就一定可靠。但本书争取尽可能同严书在收录范围上保持一致，故凡严氏所收录，我们找不到明显的证据加以否定，也无充分理由删除或移归他处者，皆保留之。同时我们想，收颛顼、帝喾、尧、舜之言论，体现出“上古”一段，可以为中华文明形成阶段文化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余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有一节专论“帝颛顼”。书中说：“在古代各帝里面，最难明瞭而关系又颇为重要的莫过于颛顼”。“……帝颛顼却见于《海外北》、《大荒北》、《海内东》、《大荒东》、《大荒南》、《大荒西》，象他这样东南西北，‘无远弗届’的情形，在《山海经》里面，除了帝俊以外，没有第二个人。”“颛顼没有显著的武功，却是声名洋溢，超过黄帝。”徐氏认为颛顼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他在宗教进化方面有特别重大的作用”。认为《国语·楚语》、《大戴·五帝德》所记颛顼事迹采录了些远古传说，并特别引到《淮南子》中关于“颛顼之法”的一段文字。所以，我认为上限从颛顼开始为妥。
下限至秦亡。六国之亡非同时。秦始皇继位之时，战国七雄全在；至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二十二年灭魏，二十四年灭楚，二十五年灭燕、赵，二十六年灭齐，才算统一全国。故论六国与秦国文学、文化，很难截然划清界线。自秦王嬴政称始皇帝至秦亡（前207年），只十六年。在此前后形成文学、文化方面大的转折的有两件事：一为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发布“禁书令”和“挟书律”，焚书坑儒；二为自陈胜、吴广起义（前209年7月）和刘邦、项梁、项羽起兵（前209年9月）起至项羽死、刘邦称帝（前202年）长达8年的战争。故虽然从政治方面说秦第一次做到真正的统一，为大汉帝国之先声，而论文学则以附秦于战国之末为当。褚斌杰、谭家健先生主编《先秦文学史》便以秦文学附于先秦部分。故本书下限定于前206年秦国灭亡。
二、收录作品体裁上的范围，诗歌不收，诵不收，“楚辞”类“辞”（非指“太卜掌六辞”之“辞”）不收。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宋玉《九辩》、荀况赋、《成相》不收，屈、宋的散体赋一类，如《卜居》、《渔夫》、《招魂》、《大招》及宋玉其余各赋则收。
有些文字究竟是诗、是文无法判断者，以有韵无韵为别。如王利器先生所言，严氏之书有以诗为文者，有以诗为铭者，界线不清。此有严氏主观上的判断失误，但也同先秦时代有些文体的特征尚未完全确定有关。一般说来，有些文体如诗、歌、书、誓、诰、命、盟、祷等文体，特征比较稳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文体。有的如颂、赞、箴、铭等名目，其实主要就其功用而言，文体上的特征并不很清楚。故本书不完全以之为依据定去取。以散文为之者，收入之；以诗体为之者，则不收（然如系于某文、赋之中，则不加割裂，依文录入）。
三、考虑到排印特点等方面的问题，本书只包括传世文献部分，严氏以后出土的文献拟将来另为一书。本书分为上古、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七部分。
春秋起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战国起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此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而分其地。《战国策》之记事起于前455年，西周公之分出在前440年，均较相近。
四、每部分无论帝王、贵族还是一般士人、平民，皆尽可能按时代先后排列。卒年清楚者，按卒年先后。
卒年不清者，按其事迹及人物间相互关系确定其次序。
生平事迹不清者，据其生活于某王之时，按传统帝王之下先后妃，后诸侯王、后臣民的办法排列。
其所处大致年代亦不能确考者，附于七大部分的有关部分之后，按严氏所排诸侯国次序编排。
作品能确定产生于某王时代者，系于该王时代作家之末（如知在某周王时代者，系于该周王时代之末；知在某诸侯王时代者，系于该诸侯王时代之末）。不能确定在某王时代者，夏、商、西周时作品系于该朝代之末；知在春秋时代者系于春秋之末，知在战国时代者系于战国之末。
五、经书及史书现存者不录，录史书中所载誓、诰、命、策、书、行人辞令等。
严书《凡例》第七条云：“是编于四部为总集，亦为别集，与经、史、子三部必分界限；然界限有定而无定。诏令、书檄、天文、地理、五行、食货、刑法之文出于《书》，骚赋韵语出于《诗》，礼议出于《礼》，纪传出于《春秋》，百家九流皆六经余润。故四部别派而同源。故《文选》为总集，而收《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氏传序》、《史论》、《史述赞》、《典论·论文》。《文苑英华》、《唐文粹》亦如此。是经、史、子三部阑入集部，在所不嫌。《全唐文》不载《晋》、《梁》、《陈》、《北齐》、《周》、《隋》史论赞，又不载《帝范》、《元子》、《伸蒙》、《续孟》、《素履》、《兼明》、《化书》等子书，以诸史子见存。今遵其例而推广之，以为界限。凡经传不录，录经传中所载之誓、诰、箴、铭等文，录佚经；而佚诗属诗，石鼓亦属诗，不录。”本书亦推广严氏此例以为界线，史书现存者不录。《书》、《易》、《春秋》、《仪礼》、《周礼》、《论语》、《孟子》、《孝经》是所谓“经”，不录；《尔雅》虽非经，为经之附庸，但全书在，亦不录。解经及与解经相关文字（传、序等）则录之。严氏所举，《毛诗序》、《尚书序》非经本文，本未破例。《左氏春秋》、《公羊传》、《谷梁传》、《礼记》、《易十翼》是传，故将它们与《逸周书》、《国语》一样对待，不录全书，然其中所载誓、诰、命、策、书、行人辞令等结构完整、自具首尾的文章则录之。
严书《凡例》第七条又云：“面敕、面对未登简牍者不录。然史家语例，颇未画一。如《魏志》张既‘王基千里陈事’，不云书启；《汉书》莽诏，半作‘莽曰’；《史记》文、景、武诏作‘上曰’，若此之类，皆录入。”则以是否首尾完具、可独立成篇为标准。虽无篇名、文体名称，文前只作“某某曰”，而结构完整，可独立成篇者，作为文章录入之（可参考《文心雕龙》、《文选》、《文章缘起》、《文则》、《文章正宗》、《古文集成前集》、《文选补遗》、《文章类选》、《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及《古文辞类纂》等书的界定与选目）。史书、诸子中一般对话不录。
六、凡经、史、子书中所引述书名、篇名明确之作无论完篇、残篇，悉收录之。
残篇文章必得有明确标志为引录某书、某文中语。
篇名存而原文散佚者，存目，同样加“说明”。
七、子书现存者不录，录佚文及佚子书。
此据严书《凡例》第七条。
今子书原在，而类书、古人章句注文中有明题为该书佚文者，录之。
佚子书指书名见于《汉书·艺文志》者。
《书》、《易》、《周礼》、《仪礼》及《春秋》（所谓“经”）以外其他先秦史书、子书、传（解释上列各经的文字）中引录他人论著、文章，汉以后史书、子书中引录、收编之先秦时人论著、文章，一概收录之。如《大戴礼记》中卷四、卷五（从《立事》至《天圆》共10篇）为曾子著作，《大戴礼记》一书在，但为汉人所编，故其中包括之先秦时人文章论著则加以收录。《礼记》中《缁衣》、《中庸》、《表记》、《坊记》四篇为子思子作品，《隋书·音乐志》引沈约语，以为皆取之《子思子》，而郭店楚简中这四篇同时出土，看采沈约之说有据。《礼记》为汉人所编著，故《缁衣》等四篇亦收录之。虽宋代人将《礼记》同《易》、《书》、《诗》、《春秋》、《仪礼》、《周礼》编在一起，实则它是汉人所编礼书之附庸即所谓“传”，故其中所含先秦人篇章应辑出，以明作者、时代，也便于进行横向、纵向联系比较研究。《左氏春秋》、《公羊传》、《谷梁传》、《易十翼》、《逸周书》（前四种在《十三经注疏》中作为经收入，后一种《四库全书》列入经）本书亦俱不视为经，只是本着原书在不收全书的原则，不收全书；其中引录他人的论著则收录之。
八、见于载录早者放宽，见于载录迟者从严。见于南宋以后书者一律不收。
严书《凡例》第八条云：“文有烦简、完阙、雅俗，或写刻承讹，或宋已前依托，毕登无所去取。”上古之文，流传中常以后代训诂之字易之，往往失其语而存其义。若完全按疑古派之做法，从其语言等入手定其真伪，难免使不少上古文献被排除在外；但如将宋以前传为先秦之作一并录入，则显然过滥。故今定凡见于汉以前文献者，如无明显证据说明为后人依托者，悉录入之；见于魏晋至北宋之书者，严格考定；疑问较多者，不录或酌情列为附录。因北宋有些类书实保存有唐以前不少文献内容，不能一概否定之。只见于南宋以后书者，一概不收（其中所载当时出土文献资料除外）。
九、分文体为二十类，每位作者的作品按体排列。同一文体之作，尽可能按时代先后，不能者依严氏次序。残文附于该文体之末。
先秦时代很多作品的具体产生时代不清楚，本书力争断定作者及大体时代，而难以对同一作者之作品按时代排序。故每位作者之文章，依严书《凡例》第五条之例，按体分类。严书《凡例》第十一条云：“诏、令、表、疏、奏、议等题目，半皆因文追撰。”所言至当。惜其未能体现于文体分类。严氏分文体为七十类，虽是考虑从上古至隋之各体散文，但毕竟过繁。且本书只是上古至秦一段，文体之分，不似后代之细，亦同后代有所不同。故在照顾到同汉以后文体演变衔接的情况下，对严氏所列加以归并，且小有增添，为二十类：训、诰、誓、命（令）、祝、辞（“六辞”）、策命（册）、教、盟文、对问（对策）、答、上书（上言、奏）、议（驳）、符、辩、语、记、诫、诔（哀策、哀辞）、杂著。以此为序。同严书一样，书中不标出文体类别，只是作为排次之依据。
一○、各文篇名，所录文献已具者，仍其旧；所据原书无而《古文苑》等较早选本、类书或严氏拟之者，如可从则从之。
严书《凡例》第十一条云：“或旧有题，即仍其旧。至《文苑英华》题或未安，偶亦删改。”宋以前之总集、类书无题或拟题未妥者，依严书；严书未妥者，酌情改拟。原则是：（一）尽可能有所依据；（二）切于文体、文意、文本；（三）照顾到流传中的习惯。
一一、现存史书、子书中所录先秦辞令、书信等文章有未标篇名者，如从内容、行文可断定为独立的文献，当据内容与体裁拟题录入。
严书《凡例》第十二条云：“唐以前旧集体例，不与今同。如扬雄上书谏勿许单于朝。《御览》八百一十引《雄集》曰：‘单于上书愿朝，哀帝以问公卿。公卿以虚费府帑，可且勿许。单于使辞去。未发，雄上书云云’，所以识其缘起也。末又引《雄集》曰：‘天子召还匈奴使者，复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黄金十斤。’所以尽其事也。诸引旧集，此类甚多，今并纂录。”此类情形在先秦文献中更多。因为先秦很多文章并无注解章句，对原文的训解往往径以训诂词语替换已过时词语的办法（权称为“替换法”），在交待背景上往往用在原文开头加上介绍背景的文字，在其末尾加上对事情结果的说明的办法。比较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一些篇章同《战国策》中同一篇文字之不同处，即可知道。如《战国纵横家书》中一篇开头曰：“谓燕王曰”，而《战国策·燕策一》中该篇开头则作：“人有恶苏秦于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万乘之下，尊之于廷，示天下与小人群也。’武安君自齐来，而燕王不馆也。谓燕王曰”。以下即正文（《燕策一》中有两段，一段作苏秦，一段作苏代，文字亦略异。当为传抄成异）。帛书中又有一篇开头径作“谓魏王曰”，而《战国策·魏策三》开头则作：“魏将与秦攻韩，朱己谓魏王曰”。帛书中原文不但无有关背景之文字，且无主名。可见本为书信，传抄出时，或者以类相从，名曰《苏秦》之类。由于从原来所传抄文本连作者也看不出，故《战国策》、《史记》有将主名写错者。如帛书“自齐献书于赵王曰”章，看内容应为苏秦的一封信，但《战国策·燕策二》作“苏代自齐献书燕王曰”；“齐宋攻魏”一章，原文只作“谓陈轸”，看内容亦应为苏秦书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作“苏代谓田轸”（“田”、“陈”先秦可通借），误苏秦为苏代。帛书中有一篇开头为“献书赵王”，下面即献书内容。《战国策·赵策一》则开头为“赵收天下，且以伐齐。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曰”；《史记·赵世家》则作“苏厉为齐遗书赵王曰”，亦因原文无主名，解释有误所致。当然，《战国策》中所加主名一般没有什么问题，看来，当时传抄这些文献，人们也还持着比较认真的态度。可惜帛书中有几篇既无主名，又不见于《战国策》的，以后再也无法知道作者为谁。由上面这个情况看，见于《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的一些篇章，因前后被加上了叙述背景和事件结果的文字，虽当中有大段完整的文字，但无篇名，亦无“上书”、“寄书”、“辞”、“赞”等字眼，过去多视为记事者所写或小说家言，不看作论说者的文章。今其中凡结构完整、语言凝炼、显然为书面文章者酌情收录，使文归其主。其前后说明文字可在该文“说明”中加以引录。
一二、同一篇之残文能合并者可予以合并，不能合并者逐条列出；同一段落之文章异文差异大者依见于记载之时代先后，编号分别列出。
严书《凡例》第十三条云：“宋、齐、梁、陈、隋文多完篇，东汉、三国、晋文散见群书者，各自删节。往往有文同此篇，从数处采获，或从数十处采获，合而订之，可成完篇。张溥《百三家集》所载魏晋诸赋亦如此，而《赋汇》即据为定本。谨遵此例，刺取引见之文，以校讹补缺。乃至碎锦残圭，义不连贯，则为散条附当篇之末。片语单辞，未敢遗弃。”本书大体亦遵此例。但需说明几点：
1.见于多书，只个别文字有异者，则取时代最早一书所引录入，其余异文出校记，必要处并下断语。
2.凡录自诸书中文字，文字差异较大者，在同一篇名下据所见书之时代先后排列，依次收录。在同一篇名下大体相同的各段前分别加A、B、C、D等序号。不强加归并，或强从其中选一篇以概其余。此为便于学者比较、研究。
3.同篇文字分见数处者，依文意及可衔接的文字安排次序，除去重复，适当加以合并。异文出校记，有关语段之后分别注明出处，并说明重复文字有哪些。
一三、依据文献之版本，应据校勘精良的善本。
为了广泛吸收古今学者尤其是近三百多年中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依据中华书局出版《新编诸子集成》、《十三经清人注疏》和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校勘本。
一四、是否先秦文献不能确定者，列入附录。
流传有主名者，附于该作者之后；无主名者，根据具体情况或附于每一部分之后，或附于全书之末。每条附录文字前也应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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