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联研究：评述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障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具有严格国别性的概念，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言，其国家经济安全具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因此研究经济安全问题应遵守“外部着眼，内部着手”的原则，即从可能的外部冲击出发来分析一国经济内部存在的问题，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按照这一原则，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应界定为通过加强自身机制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保证我国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1]从传导途径来看，经济安全问题可以区分为直接经济安全问题和间接经济安全问题，直接经济安全问题系指某些对外要素的变化直接导致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威胁，如贸易摩擦频发与产业对外依存度提高等；间接经济安全问题系指国内某领域出现问题，通过一定的传导渠道，导致某些对外要素发生变化，进而在某些外部冲击的诱发下，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从操作的层面上看，经济安全问题又可以分为安全条件问题和安全能力问题，所谓安全条件问题系指衡量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经济风险程度，包括产业、环境、外贸等方面的安全程度；安全能力问题则是考虑我国经济系统应对风险的能力，如金融风险应对能力、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等方面。
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愈演愈烈。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力发展，加速了世界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增加了国际风险，特别是2007年8月开始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更是突显了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经济安全隐患。而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6亿，有60多个国家的老年人口达到或超过人口总数的10%，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行列，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关注。
从我国来看，中国经济首先是大国经济，经济总量上，1978-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2亿元增长至34.05万亿元，30年来，GDP居世界的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2位；其次，中国经济是转轨经济，所有制改革取得进展、经济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再次，中国经济是欠发达经济，中国经济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很大，我国的产业结构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科技研究成果与现实生产的结合也不紧密。由于中国经济的这些特点，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在发展上很不平衡，有些导致明显的歧视。比如，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存在深度歧视，机关与非机关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国企与私企之间、垄断国企与一般国企之间社会保障的标准差异很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没有任何保障，多数人有少量保障，极少数人被过度保障。而城乡差别是社会保障深度歧视的典型。有专业人士估算，即使不计失业保障，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缺口也至少在10万亿左右。[2]
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一国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国际上针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问题更是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界针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安全的内涵、主要涵盖领域、安全状况监测与预测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措施几个角度展开的；社会保障问题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学术界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也是由来已久，研究的范围也相对宽泛，有从社会保障中社会保险各个组成部分如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等展开研究，也有针对国别社会保障的总体研究等等。总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然而笔者发现，基本没有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国家经济安全要素，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要素屈指可数。
不论从时代背景、世界范围还是中国自身而言，将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都显得尤为必要。本文试图从国内外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的国家经济安全要素和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的社会保障要素两个角度出发，分别从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学术界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的结合研究现状进行梳理。
二、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联研究的回顾与评述
1.国内外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联研究的回顾
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发现，国内外学术界基本没有明确地将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只有少量的在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以及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社会保障要素，以下将分别论述之。
国外学者的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的研究思路主要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从而对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可以看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之一)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一国经济安全能力，最终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安全。Jonathan Gruber(1997)的研究认为工业化国家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人的寿命预期增加，而老年人退休的年龄不断降低，所有这些趋势给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财务偿付能力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而社会保障制度规定本身，也容易导致老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3]Rowena A.Pecchenino(1999)研究了中年人所面对的孩子教育问题和老人赡养问题，论述了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度的经济影响。在各种人口学的假设下，如资本积累、教育经费、社会福利以及经济增长等，分析了社会保障税的效果，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社会保障挤出教育，减慢经济增长和减少社会福利；[4]Berthold Wigger(2001)对作为公共选择的结果的非累积制社会保障在内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目的是在内生增长构架下，阐明社会保障的政治经济作用，研究表明，尽管非累积社会保障一般而言并不危害经济增长，但是却危害民主的发展，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这种危害效果越来越明显；[5]Rodrigo A.Cerda(2005)研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是内生的，他通过内生人口统计变迁模型分析，以及劳动力供给的反面效应，即久而久之产生社会保障税率的持续上升，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务危机是内生的，因为社会保障影响生育力和人力资本决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从而导致了社会保障现收现付制财务问题，社会保障税率、人口转变和劳动力供给的关系导致了现收现付制爆发性的恶性循环，现收现付制无法维持，只能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税率。[6]
在国内学者的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因素主要有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三个方面。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可以归结为从社会保障影响社会稳定的角度展开论述，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以及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则主要是从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发展角度研究，而不论是社会稳定，或是经济发展均是影响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在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方面，王国军(2000)认为，合理化解中国的城市化难题，使人口城市化过程与农业劳动力非农化过程同步，必须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机衔接，以推动农业人口的城市化。要给进城的农民提供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在一个地方工作，而不是在农村和城市间频繁流动，给交通治安带来巨大的压力，解决民工在城市中没有责任心和归属感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7]李强(2001)认为，城市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很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威胁。离乡背井的外来民工，如果在城里遇到困境、没有工作、又得不到任何社会帮助，他们就会形成城市中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力量；[8]刘翠霄(2001)、[9]鲍海君和吴次芳(2002)[10]也分别对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对我国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在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研究方面，宋晓梧(2001)在分析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严峻形势时指出，养老保险基金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的要求，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存在着互促与互制的关系，经济发展既决定着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保障发展的制约，而社会保障亦反过来促进或制约着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辩证统一，表明有效地运用资源和恰当地分摊负担及利益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的关系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尤其需要审慎考察，力求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11]
在我国社会保障的歧视问题方面，杨翠迎(2004)认为，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但不能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反而对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现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迫切需要统筹城乡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通过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器减小贫富差距，熨平社会严重不公，努力实现保证社会公平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在实践中，中国现行一边倒式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严重扭曲，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反而因其不公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12]
至于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是否涉及到社会保障要素，笔者分别使用State Security、National Economic Safety、Economic Threat和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等相关检索词进行了广泛检索，发现国外文献中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和Economic Safety，同时是我们所谓“经济安全”含义的都是中国人写的文章，并且文章数量很少。国外传统意义上的“Economic Security”基本是用来指“经济保障”，是有关健康问题、退休、失业问题等方面的经济保障，而不是我国所谓“经济安全”的含义，相关文献涉及到Economic Security的也都是针对社会保障的研究。我们所谓“经济安全”在国外并没有对应的名词，因此没有明确定义，是分开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等，都归属于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国家利益(National Welfare)范畴。用National Security检索，可以查到很多相关的书籍和文献，针对国家安全的学术研究很多，在涉及到日本、美国等国家安全的文献中，大多涉及三个领域，即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方面主要是针对资源、市场、贸易和金融等方面研究，但没有论及社会保障要素，因此，此处不进行国外研究的综述。
国内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要素主要是从三个角度体现：第一个角度是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程度的重要因素；第二个角度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三个角度是在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加入社会保障因子。
第一个角度方面，张如海(2000)认为，应该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和所面临的外部因素认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其中一国的内部因素之一是社会的安定程度，任何一个国家只有在社会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也只有经济的发展才有国家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13]谢伏瞻(2001)认为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是同国家的经济安全紧密相关的，没有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没有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在中国尤其如此。当然，即使国家经济安全无忧，在繁荣发展的条件下，还会有一部分家庭、一部分个人会受到经济安全的困扰和威胁，这也是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涉及就业机会、收入高低、社会保障程度等诸多方面。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14]张士铨(2009)认为，以民为本的国家经济安全观，旨在建设责权利对称、促进将个人与公众利益相融合的制度。在市场化进程中，做好社会保障医疗统筹等工作的宗旨，不是由政府施惠于民，而是让民众掌握自己的命运，是政府、民众和市场都发挥各自功能，在各负其责的基础上得到总体和个体收益。[15]
第二个角度方面，即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对策研究方面，Wang Zhengyi(2004)在论述中国应该如何面对经济中不安全因素时，建议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制定城乡就业的全局计划、优化就业结构、建立再就业服务培训中心以及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持社会稳定最基本的制度，应该优先发展。[16]徐学陶(2005)认为，政府为保障国民经济安全，应建立完备的社会安全体制，并以缴纳保费的社会保障为主，使人人获得可预期且可靠的基本保障而安居乐业；对少数不幸或有特殊情况的国民，则以社会救助作选择性补助；社会保险保障的水准，应以保障基本生存的假定需要为限，并以此决定保费的高低。[17]顾海兵(2009)等从政府机构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保障经济安全需要从政府机构视角研究，既包括短期，也包括中长期，因为机构的设立、健全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社会领域，建议对民政部有关机构进行改革，部分职能放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改为紧急情况部，只对经济社会中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干预和调解；[18]还认为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短期对策侧重于政策视角的研究，在社会领域，尽快取消户籍制度，完善最低社保制度，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同时指出当前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主流观点是不现实的，由于财力不足，全民社保的实现面临很大困难，而且从目前的社保管理实践看，社会保障管理相对其众多的工作人员来说，其运行的低效率较为突出；[19]认为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安全保障必须走向规范化和体系化，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从总体上看应该建立《国家经济安全法》法律体系，从分领域看，在社会领域建议出台《最低保障法》，建议尽快出台《常住人口管理条例》，还认为目前应该主要抓住最低社会保障问题。[20]
第三个角度方面，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评估指标体系中社会保障因子方面的研究中，顾海兵(2007)等在国家经济安全能力指标系统的子系统及指标中，引入了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年志远、李丹(2008)在研究中将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的指标分为财金安全预警指标、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外经安全预警指标、资源安全预警指标和产业安全预警指标等，认为其中社会安全预警指标应主要通过收入分配风险、失业风险、社会保障风险、经济增长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等指标反映。[21]
2.研究评述
综观已有的研究，不难发现，所谓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只是在社会保障研究中涉及到一点国家经济安全要素，或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到一点社会保障要素，并没有将两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笔者在查阅文献过程中甚至没有发现针对两者关系的详细论述。国外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相结合的研究，明显少于国内，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任何社会保障要素，而国外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国家经济安全要素的也十分有限，并且只是从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障财务危机一个角度来论述，结合点单一。国内社会保障文献中涉及到经济安全要素的相对较多，包括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人口老龄化和社会保障资金缺口、我国特有的社会保障歧视等。国内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涉及到的社会保障要素也可以从社会保障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作为经济安全保障措施之一的制度建设问题以及经济安全监测评估指标体系中的社会保障因子三个角度来看。国内的研究相对丰富，某种程度上也跟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关：我国的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资金的严重缺口、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不同阶层的严重歧视等。
已有研究虽然不够深入、不够全面，并且相对零散，但至少让我们认识到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从来就不应该是独立的、不相关的领域，两者结合着研究，不论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看，还是单从中国来看，都确实有其现实必要性和学术意义。笔者认为，未来针对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论方面，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理论建设；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可能构成的影响；实证方面，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的构建，社会保障与国家经济安全关系的实证研究等。
三、社会保障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路径的前瞻思考
社会保障和国家经济安全是息息相关的，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范畴来看，社会保障涉及间接经济安全问题，属于安全能力的部分。社会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经济手段。当然，社会保障制度也需要根据各国的不同国情、不同经济发展时期、水平而相应、适度的发展，并且在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相应地呈现不同的问题和特点。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和社会保障歧视这两个问题可能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能力，进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
1.社会保障基金缺口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系指社会保障基金的需求总额与现行体制下所能筹集的基金总额之间的差额，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据有关专家测算，目前我国社保基金缺口达到10万亿元。从社会保障基金缺口的视角看，社会保障基金缺口将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依法为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专款专用的资金。社会保障基金按不同的社会保障项目分，包括社会保险基金、社会救济基金、社会福利基金和社会优抚基金等。其中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会保障基金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基金按照基金的用途又可以分为养老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等，养老保险基金数额最大，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单从养老保险基金来看，形成缺口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供给方面的，也包括需求方面的原因，如历史欠账、人口老龄化等。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可以简单由下图表示(见图1)。
图1 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7%，就表明该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从1999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1.67亿，80岁以上高龄老人达到1899万。[22]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基数大、速度快的特点，人口预期寿命延长，高龄化趋势明显。加之社会统筹养老金曾被国家挪用、调用，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转轨的过程中，产生了历史欠账，个人账户资金被用来当期支付，空账严重。另外社保基金理事会所掌管的社保基金在海内外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一定的风险，这一系列因素将会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问题愈演愈烈。据有关学者测算，到我国老龄化高峰的2030年，离退休人员将达到全国职工总数的50%，这意味着在职职工的养老金缴费率将由目前的20%急剧上升为50%，这必然会加大中国的养老金缺口。[23]2005年初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当时叫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指出中国在未来30年将会产生6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另据世界银行2005年进行的测算，不考虑货币购买力贬值等因素，2001年到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达9.15万亿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国家必然会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采取诸如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提高缴费率、国有股减持、征收社会保障税等可能的措施。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加大养老金的财政投入，可能增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从而加大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政府完全用税收来弥补缺口，将会增加企业税负，如果政府采用发行特种国债的方式来弥补缺口，会导致民间资金供给减少，利率上升，企业融资更为困难且成本加大，对各类企业、特别是经营业绩较差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产生极大影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不可否认的，广大退休人员仍然很可能面临“老无所养”的境地，在职人员也会因此而恐慌。这一系列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政府公信力极大地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影响政治稳定，导致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预期的变差，进而影响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的能力提出了考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
以上仅从我国养老金缺口视角初步探讨了社会保障与经济安全的相关关系，实际上养老金缺口对一国经济安全可能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在中国以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同样存在。笔者现采用法国养老金改革引起的一系列罢工事件这一典型案例进行说明。法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同时随着退休人口大量增加，工作人口减少，养老金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2010年赤字在107亿欧元左右，明显高于2008年56亿欧元和2009年82亿欧元。法国政府有关机构甚至预测，2015年赤字将达400亿欧元，2050年赤字将达1 140亿欧元。[24]弥补养老金缺口的惯用做法是财政拨款，养老金缺口占一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无疑是一项重要数据。由于没有找到完整的近几年法国养老金缺口和财政收入数据，笔者采用估算的方式。根据笔者从IMF、国家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等相关网页以及《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查到的部分年份法国财政收入和GDP数据，从相关机构测算2008-2010年法国养老金缺口的数据可以看出，法国养老金缺口约以每年35亿美元的速度增加，估算可得2007-2010年法国养老金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0.39%、0.63%、0.87%和1.27%(其中欧元数据按2011年1月24日汇率折合成美元：1欧元=1.3596美元)。由此可见，养老金缺口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以每年超过0.2个百分点的幅度增大，并且随着缺口的扩大，增加的幅度也存在增大的可能。
为缓解这一问题，2010年10月法国议会通过了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该法案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二是将可领取全部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而这一制度改革引发了一系列全国性大罢工，在抗议中还发生了严重冲突事件，扰乱民众正常生活，影响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政府公信力下降。实际上早在该法案改革没有通过的2010年初，英国路透社就报道了一家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选民担忧法国经济疲弱，并且不满萨科齐的执政风格，有65%的法国受访民众不希望萨科齐参加2012年法国总统大选。[24]种种情况导致了国内外对法国经济预期变差，进而可能引起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法国的社会风险应对能力以及国家经济保障能力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考验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2.社会保障歧视与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社会保障歧视指的是一个社会里的不同群体适用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制度最根本的特征是公平享有，我国当前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歧视问题则严重违背了根本特征，城市和农村之间、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之间、企业与非企业之间，甚至企业中国企和私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之间，公务员里高级干部、普通干部和一般公务员之间，社会保障待遇都存在着明显的很大差异。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项目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等。仅从养老保险方面来看，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养老保险待遇的不同，必然导致相互攀比现象，此现象日益突出，并已成为每年“两会”代表批评的社会不公问题之一，也是社会媒体关注的热点新闻，由此导致上访案件逐年增加，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25]这类现象频发，极易导致社会摩擦和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可能引起一些对外因素的变化，影响我国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和国家经济保障能力，进而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
我国社会保障歧视最典型的表现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障项目差异显著。我国城镇地区已经基本建立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项目的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险体系，而在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只在东部少数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农合医疗也处于起步阶段，农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以及生育保险更是一片空白。第二，保障水平差距大。根据《2009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发展统计公报》中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支出8894.4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76亿元，农村养老金支出仅为城镇养老金支出的0.85%，而农村人口数却是城镇人口数的1.15倍。第三，覆盖面差别较大。《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显示，2009年末我国乡村人口71288万人，占总人口数53.41%，而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仅为8691万人；城镇人口62186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3550万人。
但一般而言，农民拥有土地，不可否认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尽管存在社保歧视，土地带给农民的保障程度也很低(土地保障程度可以用农民土地收入来衡量，笔者根据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9》查到的数据，按照全国种植业产品中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平均，用净利润、人工成本和农业补贴之和减去成本外支出计算得到2008年农民每亩土地收入为409.30元，从《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中查到2008年我国农民人均耕地面积2.18亩，算出农民平均每人土地收入为892.27元；土地保障程度也可以用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家庭经营纯收入当中的农业收入来近似，这里采用以上两种方法相结合取算术平均值的办法来估算，2008年土地带给农民平均每人每年的保障价值为1159.62元)，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农村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因此，农民社会保障歧视目前还不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的影响也较有限，但长期看不容忽视。
然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近年来农民土地被征用的规模不断扩大，失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多，日益凸显的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已使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日益严重，成为社会矛盾的一个焦点。对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处理，也存在明显的歧视，如补偿款被层层盘剥、就业难、部分失地农民几乎丧失了基本国民待遇等。而农民工问题更是成为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夹层、牺牲品。在某种意义上，农民失去土地、从农村走向城市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在此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保障歧视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需要特别重视的，在一定传导机制作用下，很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能力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另外，从社保转移的角度来看，我国同样存在歧视。尽管我国已在2010年10月通过的《社会保险法》中第19条、32条和52条规定了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然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并没有其他配套措施出台，致使困难重重。如果打工者离开打工地，却想继续在当地参保，当地有关部门会要求参保人把单位该缴的部分补足直到15年为止，还有很多地方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提供续保，而打工者户籍所在地又不接受转移接续。同样是社保转移问题，美国和欧盟国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在欧盟各国，即便劳动者先后在不同国家就业，只要该劳动者按时缴纳足额社会保险费，未来退休时，都可以凭借有关缴费证明享受养老保障。美国公民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一张登记有姓名和相应社会安全号码的社保卡，公民从就业开始，支付联邦政府社会保障税和医疗保险税，公民不论如何迁移，只要符合享受社保的条件，就可以以此为基本凭证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享受相应待遇。
最后，从如何解决社会保障歧视的视角考虑，消除歧视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降低社会保障程度高的成员的保障水平，向农民转移；其二是保留高水平社会保障，同时拉高保障程度低者的社会保障水平。采取第一种途径，必然会造成本来保障程度高的群体的不满，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可能影响政治稳定，导致国内外对中国经济预期的变差，进而影响某些对外因素的变化，这一切均对我国国家经济安全能力产生威胁，从而影响国家经济安全；采取第二种途径，必然要求国家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可能增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也可能导致货币供给增加，从而加大了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哪种途径，都很可能产生如前所述的问题，从而可能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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