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戊戌维新思潮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有声势的新文化运动，对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史学而言，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中国史学近代化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在考察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关系的时候，应该认识到，戊戌维新思潮是与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伴随着这场政治运动而发生，是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并直接为其服务的。”（注：龚书铎：《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95页。）维新派在近代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要求广开言路、准民上书言事，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康有为把君主立宪解释为“君民同体”。他说：“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注：《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53页。）维新派主张的“变官制”的核心就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制度局议政立法，康有为面陈光绪帝：“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维新派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戊戌变法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都说明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运动。
因戊戌维新运动而形成的戊戌维新思潮，较之持续仅百余日的戊戌变法，不仅在时间上要长得多（大致从1895年至20世纪初年）而且在影响上要更为广泛和深远。戊戌变法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戊戌前后以变法图强和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为标志的戊戌维新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遏制的。
戊戌维新思潮从探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戊戌政变前，各地维新人士在全国设立了强学会、保国会、中国公会等各种学会百余个，创办《时务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报刊数十家，创立了各种新式学堂180余所（注：见《戊戌变法时期成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图》，《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在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社会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很快重整旗鼓，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多种报刊，在大力宣扬变法维新思想的基础上，进而广泛涉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想观点，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探讨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之路，使爱国主义激情与理性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已经具有了近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维新派所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浪潮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把戊戌维新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学术思想，是戊戌维新思潮的重要内容。与甲午战争前相比，维新派突破了仅仅引入西方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范围，而涉及到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反映出他们对西学的认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正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以至发展成为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原因所在。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注：严复：《原强》，《戊戌变法》第3册，第57页。）梁启超撰写了《西学书目表》和《西政丛书辑成》，指出西学是“致治之本，富强之由。”（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戊戌变法》第1册，第448页。）兴办学堂、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翻译新书等活动，均与向西方学习有直接关系。维新派的报刊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论著，《时务报》还聘请了数种外文的翻译。他们设立了译书局和译书分会，专门翻译出版西方的有关论著。变法失败后，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更为充分，国内学界与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汇成一股声势巨大的社会潮流，译书内容几乎涉及西学的所有范围，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翻译书籍出版者，人人争购，市为之空……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注：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第3册，第156页。）戊戌维新思潮不仅从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二千年来服务于专制制度的思想体系，给专制统治带来了空前的冲击，而且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起点。
贯穿于戊戌维新思潮始终的，是对西方进化论学说的介绍与传播。进化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的理论指导。可以认为，戊戌维新思潮为进化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进化论的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戊戌维新思潮的深入发展。严复于1895年开始翻译、并于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影响，社会进化学说成为中国近代学术之圭臬。进化论学说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鲜的世界观，也破天荒地为中国史学界引入了崭新的历史观。
进化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首先在于，打破了传统史学中陈旧落后的历史观念，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启了人们的视野。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复古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才是中国历史最理想的黄金时代，越到后来，历史越退化。循环史观则认为社会历史按照一治一乱的规律依次循环运转。虽然中国古代史家也不乏历史进步的精彩论述，但多失于零散和简略，难以形成有系统的理论认识。严复从1895年开始，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并翻译了赫胥黎所著《天演论》。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进化思想。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按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实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他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下至草木虫鱼，上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注：《天演论》导言二《广义》。）天地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天演的规律是永恒的。严复还根据斯宾塞“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人类自远古以来，也各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注：《原强》，《戊戌变法》第3册，第41页。）故此，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进者传而存，不进者病而亡焉。”（注：《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目的在于使人们警发“保群进化之图”，去旧求新，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严复吸收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的思想，而抛弃其“任天为治”的观点，同时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存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观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补充和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为戊戌维新思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作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进化史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同样至为深入。它启发人们怎样用进化史观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发展*
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史学，怎样使历史悠久的传统史学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而具备新的生命力等等。可以说，进化史观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第一次注入了理论内涵，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
进化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还在于，《天演论》初步涉及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并以此作为说明变法维新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严复也同康有为等人一样，依据公羊三世说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治世”、“乱世”、“衰世”三个阶段。所谓“治世”是未来的理想社会，所谓“乱世”是战争频繁、政局变化的时代，所谓“衰世”则是政教倾颓的阶段。他们通过历史进化观说明当时的中国即处于“衰世”，如不进行变法维新，将要亡国灭种。虽然这套学说目的在于为变法寻求理论依据，但是以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作阶段性划分，客观上也是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积极促进。此后，人们在论及中国历史或撰述中国通史的时候，以某种历史观点作为指导而对中国历史作阶段性的划分，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因戊戌维新思潮而传播开来的进化史观，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一大批近代史学家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并由此为中国史学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梁启超称对《天演论》“循环往复诵数过，不忍释手”，“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认为，“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自进化学说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胡适形容进化论如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人的心和血，“《天演论》出版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注：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页。）顾颉刚写道：“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注：见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本世纪初以来，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多种史学思潮与流派、史书撰述和史学研究成果，都能够看到进化史观所起的作用。进化史观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戊戌维新思潮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展开。在此前，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坛也发生了变化，但只是史学近代化的准备酝酿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腐朽没落，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地落伍了，传统史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状况和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值得肯定的是，近代史家们以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为传统史学的转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魏源、张穆、何秋涛、徐继畲、夏燮、王韬、黄遵宪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对外国史地的介绍、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代史的撰述等近代史学的内容，反映出了迥异于传统史学的新的史学发展趋势。然而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则必须联系到戊戌维新思潮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戊戌维新思潮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学术思想界中，史学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维新派中无论是政治活动家还是理论宣传家，多与史学有关系。他们借史学抨击旧制度和旧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崭新历程，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史学思潮。“维新派撰写了大量史学著作，强调史学应知国家、知集体、知今务、知理想，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和英雄史观。”（注：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除了上述史学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之外，这个时期的史学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第一，指出传统史学的局限性，批判旧史学的种种弊端。戊戌思潮首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史学，这其实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唐才常认为传统史学“精史载，订伪谬”者不乏其人，但是能够“破秦汉以来治乱得失之症结”者却很少，“十无一二。”（注：唐才常：《史学论略》，《湘学报》第1册，1897年4月21日。）徐仁铸指出史学长期以来因循守旧，无所发明，“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注：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第30册，1898年3月13日。）梁启超说：“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也”。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他总结出旧史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对旧史学的批判，不仅见于专门的史学著作，而且还贯穿于维新派的各种宣传文字中，使之与戊戌变法维新结合起来。他们的言词虽不乏过激之处，但是面对步履沉重、老态垂垂的传统史学，多也切中要害。也正是在激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新史学。
第二，借鉴西方的史学思想，重视“民史”。梁启超最早提出“君史民史说”，他说历史应包括君史、国史、民史，历史应为“国民”而作。谭嗣同认为以往旧史忽略了对民间生活、教育、商业、工业和农业活动的记载，他进一步说明报纸就是民史。徐仁铸介绍说：“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注：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第30册，1898年3月18日。）邓实在《史学通论》中指出，旧史学多“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陈黻宸强调，“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注：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宣传“民史”在史学中的重要性，在戊戌维新时期固然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权和民主思想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对于扭转史学观念有重要作用。人们从中认识到，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民史”在历史中至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呼唤新史学的出现。在猛烈抨击旧史学的弊端，倡言“民史”的基础上，“史界革命”的口号被提了出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邓实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注：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1903年出版的《中国新史学》指出，“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史界革命”从政治上讲，意义在于清除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强化国民意识，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达到救国和图强的目的；从学术上讲，意义在于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现状，建立新史学。今天看来，“史界革命”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它标志着史学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第四，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是史学近代化乃至科学化的基本要求。随着戊戌维新时期对于史学的重视和“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人们也开始涉及到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功能的探讨。梁启超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把史学看成是唤醒国民意识、激发爱国热情、促进国家进步的手段。陈黻宸认为历史是“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如果“前有事而不知，后有故而不问，环球互市，风气大开，而懵然无所识者，”此为“学人之大耻，”因此“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进一步强调了史学重要性。（注：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马叙伦在他的《史学总论》中认为，“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把史学对其他学科的作用联系起来。夏曾佑认为，“智慧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之所不可无之学也”，史学撰述应当“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昔，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册。）说明史学是社会必需的一门学问。上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虽然仅仅是初步的，但涉及到的史学之于提高民众素质、史学之于爱国救国、史学之于社会进步、史学之于知识和智慧等方面的功能，都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戊戌维新思潮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推动，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夏曾佑。他们的学术成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写成于1902年的《新史学》，“成为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宣告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到来的宣言。”（注：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41页。）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内容性质加以界定，即“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说明新史学研究的对象已不是如旧史学那样集中于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而是叙述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历程，叙述以人类为主体的历史进化过程，并求得其进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因此，“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人们可从中“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在对旧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首次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客体的概念。“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注：引文均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史学的性质，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对建设新史学尤为重要。梁启超同年完成的另一篇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首次运用进化史观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尝试。全文概述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自春秋前至近代共分为7个时期，评价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及其学术著作，是“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实施。
如果说，梁启超在史学近代化初期对新史学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那么夏曾佑则在撰述实践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夏曾佑也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严复、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他从严复那里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等书，均与夏氏反复商榷探讨而成。梁启超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而启超之学，受谭、夏影响亦至巨。”（注：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夏曾佑在1904年至1906年间撰述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首次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把中国历史发展作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的划分，阐释了古代传说与信史间的区别和联系，分析了历史发展与变化中的因果关系，批判了历史上专制统治的腐朽和残暴。书中对历史演进作了纵向的梳理，对各个时代的制度、思想、风俗、民族等社会生活领域作了横向的描绘。在史书体裁上，引人注目地使用了章节体这个新颖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史》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贯穿了进化史观，在撰述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出了新史学的特征，“在当时，它确实代表着通史撰著的新方向，因而具有久远的生命力。”（注：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23页。）书出之后，赢得广泛好评，多次重印，1933年又被列为当时教育部的“大学丛书”之一，至1955年，北京三联书店还曾予以重印出版，可见其影响之广。
三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外国史的初步介绍与研究和对西方史学的引入。对于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有助于扩大眼界，突破长期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本国史的局限，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范围中加入考察；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对于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化，对于打破旧史学、建立新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上述这两个方面，均发端于戊戌维新思潮时期。
从1895年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积极编写出版有关介绍外国史的论著，并且大力提倡学习外国历史，作为中国变法图强的借鉴。他们为了救亡图存、变法改革，非常注意把史学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他们认识到，“鉴于远古，不若鉴于近今。”（注：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借鉴世界近代史中的变革实例，方可有助于变法图强。而这股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的热潮，客观上则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有规模地接触并研究外国史的开始。
还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王韬、黄遵宪等人开始致力于外国历史的介绍。王韬的《法国志略》介绍了法国的历史地理状况，《普法战纪》则对法国与普鲁士的社会现状作了概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一部杰出的外国当代史撰述，及时向国人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作为自己祖国的千秋史鉴，进而由日本涉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取向，打开了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这些著作都与戊戌维新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成为介绍外国史的最早著述。
戊戌维新期间，向西方学习，介绍外国历史已成当务之急需。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中，比较广泛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版的有关日本史、世界史和国别史著作及教科书，其中有许多是根据西方史编译的。他在介绍的同时，不断强调对外国史要“鉴而用之”，作为“药石”。其他维新派人士的言论，如严复的《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也都大量列举世界各国的史实，说明中国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对外国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就是基于此种动机和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著述。根据已故的近代史学史研究专家俞旦初先生的研究和整理，（注：见俞旦初著《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载于《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关于外国史的这些著述，可概述为下列几种情况。
（一）对那些因“守旧不变”、“不图自强”而导致亡国的国家的历史记述，以此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如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波兰灭亡记》作于1896年，介绍了波兰不图自强而托庇大国，终被周围列强瓜分亡国的历史，揭露沙俄“鲸吞蚕食诸国，以自广大，虽由兵力，抑亦有权谋”，总结出波兰“欲庇大国之宇下，借他人之保护”，“足以速其亡而已”的历史经验，以此警示清朝统治者，唤醒中国人民。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波兰分灭记》，书中分析了波兰灭亡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权者“守旧保禄，苟延旦夕，而甘心卖国”，一是由于轻信和依赖沙俄。“虽有无数之忠臣义士，终为无救于亡矣”。希望光绪帝痛下决心，放手维新派人士参与变法。《突厥削弱记》用日益衰弱、“人人思易朝逐君”的土耳其的历史与现状来比拟中国，说明再不变法自强，则危亡日近。
（二）对那些因“改弦更张”、维新变法而使国势日盛的国家的历史记述，以为中国所取法效仿。这类著述，除前述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外，还有如唐才常的《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继黄遵宪之后，唐才常对于日本维新历史的介绍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写的《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连续发表于《湘学新报》上。他高度赞扬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歌颂日本的维新志士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历尽险阻而争取维新的事迹。他总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是不耻于而且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的政治和科学，精益求精。日本过去向中国学习，现在向西方学习，“变法只三十年”，成为亚洲强国。《俄彼得变政记》是康有为所著各国变政记中唯一公开发行的一种，1898年出版。书中介绍了彼得大帝微服出游瑞典、荷兰、英、德、法诸国，学习其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过程。《日本变政考》也是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关于日本的各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著述。康有为还在其中就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诸方面相应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写成按语，建议光绪帝借鉴日本变法的成功经验，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戊戌变法中所发布的一些变法谕旨，除了受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影响外，多采自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按语。
（三）对一些国家、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作综合考察，了解外国的历史发展，总结历史经验。唐才常的《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介绍了印度、埃及、希腊、波斯、罗马等文明古国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的变与不变对这个国家兴旺发达与衰微没落的关系。唐才常的另一部著述《各国种类考》，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从历史上寻求世界各国的“强种”之术，作为中国变法维新的借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在当时很流行的对外国史的译述，如李提摩太、蔡尔康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程世爵译的《万国史记》，瑞思义、蔡尔康译的《万国通史》等。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史志类中，外国史的书籍有25种，而据后人推断，“晚清编译的西洋史书籍，当不下百种，大概可以断言。”（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
上述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的著述，直接目的都是服务于变法维新的。作为戊戌维新思潮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人们不仅开始初步了解了外国的历史情况，也逐渐意识到外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对于突破单一的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得外国史研究成为了中国史学界所应致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戊戌维新思潮所引发的对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介绍，也包括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文明史学的创建者法国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作了介绍。重点阐述了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的英国人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在当时有数种译本流传。此外，从日本介绍日本学者所引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也是一个主要途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编译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等著作，以《史学概论》为题在中国发表。日本著名史学家浮田和民集众多西方史家学说著成的《史学原论》一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此书，1902-1903年间在中国多达6种译本。国外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中国史学界的进步人士对我国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反省。这些西方史学理论强调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的范围、史学的价值、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史学发展史、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地理环境、史学与国家政治、史学与史料学等等内容，向人们展示了近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全新视角。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应当起到的作用，物质环境和精神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认识等关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也启发人们对中国历史作全方位的思考。因此，从20世纪初年开始，人们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有了建立“新史学”的要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
思想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逐渐显露出来。从今天来看百年之前的戊戌维新思潮以及由此产生的戊戌新文化运动，其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促进，意义至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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