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港澳论文,文学史论文,再谈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遭遇”台港澳文学
面对越来越明显的由市民休闲型阅读逐渐进入学者研究型阅读的台港澳文学的升温，相当 一部分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难免有时会遭遇某种尴尬。对台港澳文学的 陌 生，使他们无法面对学生或读者的某些提问。这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对个人来说， 学问不必什么都做，有懂，也可以有不懂；但对一个学科而言，比如我们现在所讲的“20世 纪中国文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因为文学史的叙述，所需要的正是整体的观照和全景的 描述。因此，没有台港澳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就很难说是一个完整的20世纪中国文 学的发展图景和经验总结了。
这一遗憾由来已久。事实上迄今我们出版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 ，基本上只是对大陆地区文学的叙述；这种情况，犹如已有学者指出的，我们对中国文学的 研究，基本上只是对中国汉族文学的研究一样，都是一种缺失。如果说，在中国文学的发展 描述中，忽略了兄弟民族文学的存在，这可能与我们观念中把中国文学看作是汉语（或曰华 文）文学的传统认识有关——这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当然不应该；那么，对 于 同样用汉语创作的大陆以外一再被我们强调属于中国一部分的台港澳地区文学的忽略，则恐 怕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了。
首先无可回避的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有很多一段时间，我们对文学的要求是革命的 、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这种观念使能够进入文学史视野的作家和作品越来越少。大陆 地区如此，更何况台港澳。台湾自十九世纪末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战后回归，又在国民党政 权的统治下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峙。政治的对立及其所造成的疏隔，使我们根本看不到台 湾有文学，即使有也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香港的情况稍有不同，抗战期间及战后不久， 大批内地进步作家避难南来，使香港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抗日和反蒋的文化中心之一。这一段 历史作为中国抗战及战后文学的延伸，被纳入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但自新中国成立前夕进 步作家北上以后，在政治上，香港成为冷战时期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包围的一 个链环，在文学上，与进步作家北上同时，是一批对新中国政权持怀疑或异议态度的作家南 来，并主导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因此，在以革命为定义的文学叙述中，作为西方“ 自由世界”橱窗的香港，自然没有文学，即使有也是资产阶级的、颓废的。
这种状况随着“文革”结束、中国开放、港澳回归和两岸关系走向和缓的进程，应当说已 经基本改变了。但为什么台港澳文学仍迟迟难以纳入中国文学的叙述范畴呢？其中必还有另 外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障碍。诚然，大陆地区的文学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和中 心，无论地域之广，作家之多，读者之众，或者作品的经典价值，都是位处边缘、地小人寡 ，而且在其发展之初，不同程度受到大陆文学影响和推动才成长起来的台港澳文学所难以比 拟的。但大和小、多和寡、中心和边缘，是一对共容互补、在一定条件下互相颠覆和置换的 范畴。对于文学来说，大和多并无绝对意义，只有作家和作品才是构成文学中心的要素；而 在考察文学的发展时，文学的运动方式，以及它所呈现的形态，是我们关注的两个焦点。恰 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港澳文学——特别是它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中所呈现出来的迥异于大 陆文学的运动方式和文学形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在大陆地区以外的另一份经验，理应受到 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的重视与接受。承认了这点，就必须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无 论其运动方式还是文学形态，以及作家和作品的类型，都不是单一的，唯大陆式的，而是 多样的，包含着台湾和港澳的方式。在这个认识上，不能说所有的文学叙述者，都是一致的 。
当然还有一个虽然次要、但却使我们无法操作的原因，这就是长期的疏隔，使我们对台港 澳文学缺乏了解：而缺少资料和对个案（思潮、论争、流派、社团、作家和作品）深入的研究 和学术积累，也有碍于我们对台港澳文学作整体深入的把握，这使我们即便愿意将台港澳文 学放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来叙述，也存在着一些实际困难。不过这一问题已在逐步解 决之中。艰难走过20年的内地台港澳文学的研究，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和资料积累。问题在 于内地这些台港澳文学的研究者，大多虽从现当代文学研究出身，但除少数外，目前已基本 不再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了；而从事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除少数外，也基本上不接触台港 澳文学。二者之间存在的这道虽不算太深的鸿沟，却实实在在地阻碍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 学 发展的全景性认识和多元化的总结。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其一个重要方面的收获是注 意到了在大陆之外，还有着另外一个无论在运动方式和表现形态上，既与祖国文学有千丝万 缕关系，又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澳门文学的存在。”并且认为，“这既 是一种视野的扩大，也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带给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并不简单只是一个 量的增加，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变化。”②我想这一估价应当不会过份。认识到问题的存在， 也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它已经把台港澳文学摆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面前了。
“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
把台港澳文学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视为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 ，其理由，不仅因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中台港澳文学的缺席，更重要的是因为台港澳文 学所提供的，是不同于大陆地区文学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和形态。
这是一个历史的命题，也是一个文化的命题。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出现了局部的“碎裂”。1840年鸦片战争造 成英国对香港的割治；1895年甲午战争又带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而在此之前，澳门早于十 六世纪中叶就为葡萄牙以租借的名义而长期占领。台湾、香港和澳门虽都只是大陆南部边缘 的岛和半岛，远离中原大陆的中心，但却是外来势力进入中国的门户和跳板。东西方殖民者 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向中国内地扩张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同时，也极力按照他们的意 愿来改造这些被他们占领了的地区，以适合他们的统治。这种改造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 即不仅按照他们的政治模式来建立他们对这些地区的统治，也企图按照他们的文化样式，来 改变这些地区的社情、民性。这就使台港澳社会在殖民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强媾下，出现了某 种畸形和异态。一方面是占这些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文化， 构成台港澳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主体与基础；另一方面却是外来的殖民者及代表他们利益与意 志的异质文化（东洋的、西方的），企望成为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主导。这种“主体”与“主 导”的分离甚至背离，以及“主导”企图对“主体”进行的改造，由此所引起的种种冲突、 对抗，融摄和转换，是构成这些地区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导致了这些被分割的地区，中 断与内地社会的同步发展，而有了自己渗透在殖民与反殖民历史中的特殊进程。相对于中华 传统社会，这种异态，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遭遇，给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和民族留下的伤 害。回到文学来说，中国局部社会的这种分割和疏离，也使秉承共同文化传统的文学，在这 些 地区出现分流。这种分流，并非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而是一种历史遭遇的偶然，是历史逼迫 文学接受的一种现实。因此，它是与文学分化的“文化命题”相对立的另一“历史的命题” 。
然而问题的复杂和微妙还在这里：社会的分割和疏离造成不同的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文化环 境，它使从主体分流出来的这些地区的文学，虽然与主体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 却因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文学进程与形态，并拥有某些新的文化内 涵。这就使最初因为社会的“碎裂”而造成文学分流的“历史命题”，重新成为一道“文化 命题”。台港澳地区文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命题”与“文化命题”的交错遇 合中，呈现出多元的形态与轨迹的。因此，对于文学因社会外力的分割而带来分流发展的“ 历史命题”的考察，同时也应当是对于社会分割之后文化环境变化和文学自身新质成长的“ 文 化命题”的考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历史命题”和“文化命题”的遇合，既是台港澳 文学发展的一种客观事实，也是我们研究的一种策略。它既深入了历史源头，也肯定了其现 实意义；既探索了台港澳文学与中华文化母体和文学传统的关系，也突出了它的独特因素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
尽管20世纪中国社会的“碎裂”只是局部的、边缘的，并不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性。 对文学而言，这局部的“碎裂”所造成的文学分流，却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多元性 、多轨性。这是一个一分为二（多）而又合二（多）而一的辩证的矛盾运动。作为一种思路和策 略，分流与整合的研究，既是深入对分流地区文学的探讨所必须，更是旨在建立一个能够整 合所有分流地区文学创造和经验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和架构。
在这里，同一性是分流的前提。所谓台港澳文学与祖国大陆地区文学的分流，是拥有共同 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的文学，因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出现的同质殊相的现象。没有这个“ 同质”——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就无所谓分流，而是另一种文学；同样，也就是这个“同 质 ”——民族文化的同一性，才有整合的基础。因此，所谓分流也就是文学发展的“同”中之 “异”，而整合，则是寻求文学发展的“异”中之“同”。当然这里所说的“同”中之“异 ”和“异”中之“同”，都不是在同一平面上低层次的展开，而是在事物发展的螺旋式深入 中，寻求民族文化和文学更高一个层次的升华。这是我们对分流的文学进行整合研究的预期 。
在台港澳文学的发展中，有多方面因素对其特殊进程和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这些因 素，不仅提出了台港澳文学的某些特殊性问题，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某些共同性问 题，作出带有它们特殊经验的回答。我在前面提到的拙文中，曾对这些影响台港澳文学特殊 性格的因素作了一点概略的分析，这里不嫌累赘，再作一点引申。我认为它主要来自三个方 面：一是对文学本土性格的强调；二是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文化的影响；三是社会发展的不 同形态和进程。在这三者中，本土性格，也即近年有关台港澳文学评论时常提到的文化身份 ，或文学的台湾性、香港性、澳门性。一方面，这种“本土性”，其实质只是中华文化母体 和 文学传统在这些地区延播时所形成的区域形态和性格，是一种次生文化或文学的地方特征， 而不是一种具有独立性质的文化或文学；另一方面，在长期被迫疏隔于母体的情况下，对自 身文化身份和文学性格的强调，对抵御带有殖民色彩的异质文化的浸蚀，发展民族文化和民 族文学，有积极意义。它表现出文化人和写作人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学自觉。在台港澳文学 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对它的 过分强调，以致把“本土性”和“民族性”对立起来，则又可能成为分离主义者的一种借口 和手段，近年台湾有些人由文学的“本土性”进而主张脱离母体的“自主性”，便具有这种 性质，这是需要警惕的。其次，所谓带有殖民色彩的外来文化，也是这样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是伴随殖民政治而来的体现殖民统治者意志的一种文化手段，对民族文化抱有岐视 、敌对，甚至企图替代的态度；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异质性及其某些积极成份，又为社会 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演进提供条件和契机。这种双重性纠葛在台港澳文学的历史进程之中， 如我们常说的台湾文学的日本影响，香港文学的西方影响和澳门文学的葡国影响，其正负两 面的价值和意义，都需要我们仔细地分析和清理。最值得重视的是第三方面，即台港澳的社 会不同于大陆社会的进程和形态，它所构成的殊异于大陆的文化环境，是孕育台港澳文学特 殊进程和形态的温床。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殖民链环的松驰和经济建设的起飞，使台 港澳社会获得了更多自主的发展空间，才使这种独特形态与进程得以呈现。其突出的一个表 现是较早实现了社会的都市化，这是20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目标。伴随都市化而来的 ，是社会教育的普及，现代资讯手段的提升，文化工业的发展，以及文化消费观念的形成， 等等。在这一切表象背后，是奠基在现代经济基础之上的都市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它相对于 建立在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背景上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台港澳社会的现 代化进程，直接为台港澳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技术手段，创造了读者市场， 培育了作者队伍，并赋予了新的文学价值观。这一切自然对台港澳文学崭新品格的形成，具 有重大意义。
其实由上述这些因素所导致的台港澳文学发展的“异”，并没有脱离中国文学的历史大框 架。20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整体的意义上体现着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 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精神。文学的现代化，实质上是文化的现代化——即从传统的农业 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无不浸淫着这一文化变迁的脉 迹和灵魂。台港澳文学的发展，或因历史的波折而受到阻碍，或因客观的机遇而获得推动， 无论是早是晚，是快是慢，都体现着这一历史的走向和精神。这一文化变迁的文学体现，是 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共同走向，也是我们文学得以整合的背景和基础。
既然中国社会局部的“碎裂”和走向统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道政治命题，便只有交由 历史和政治去解决；而文学的分流与整合则是伴随历史遭遇而来的一道文化的命题，一方面 ，它既来自政治，它的解决也必然受到政治的制约；但另一方面，文化是一种更为深入社会 和民心的普遍而稳定的因素，它既包含着政治，也受制于政治，在许多情况下，又往往可能 超越政治的囿限，而走在政治的前面，成为解决政治命题的前提和助力。由历史命题而引发 的文化命题的这种二重性，提示我们：整合虽然会有种种困难，但它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努 力促进的文学的整合，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须和必然。把台港澳文学摆进20世纪中国文学的 发展中来叙述，正是这种“必须”和“必然”的体现。它的意义在文学自身，却又可能超出 文学之外。
“纳入”和“融入”
如何把台港澳文学摆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叙述之中，这是一个随着认识和研究的深入 而渐进的过程。
它大致经过三个阶段：
首先是把台港澳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大框架中来定位和叙述。这主要是指对于台 港澳文学的研究。20年来，大陆的台港澳文学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对于思 潮、流派、社团、论争、作家和作品的个案剖析，还是对于文学发展作整体性的历史描述， 如80年代后期以来陆续出版的多种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史，研究者都不把台 港澳文学作为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来对待，而是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中来透 视和叙述，既揭示其与母体的文化精神与文学传统的渊源关系，也肯定其在特殊环境中的发 展对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并注意把它们与大陆文学进行对照和比较。论者所讨论的对象 虽是各别的，或台湾、或香港、或澳门，但所持的立场和视野却是全体的，是以整个中国文 学在20世纪的发展作为背景的。笔者曾经把这样的研究称为具有开放性视野的整合式研究。 “它既是对台湾文学有了整体把握之后的一种研究，也是对在中国历史大背景下中国文学分 流的客观事实，有了整合认识之后的一种研究。”③
其次是纳入式的文学史书写。或许是受到始自八十年代初期大陆的台港澳文学研究的推动 ，八十年代末以来出版的若干现当代文学史，也尝试把台港澳文学摆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 的叙述之中。不过，也或许因为对台港澳文学的不太熟悉和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往往只是在 讲述了大陆文学之后，另辟一个或几个章节，来讲述台港澳文学的发展。最早的尝试来自19 88年张毓茂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号称“二十” 世纪，其实只是传统说法的现代文学部分。该书在第一编（“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的文学）的第八章，第二编（第二次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的第十二章，和第三编（抗日战 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学）的第十章，都以“沦陷区文学”为题，来讲述台湾和东北地区的 文学。此一作法虽表现出作者“注意把我们的探索收获……特别是关于台湾文学、东北沦陷 区文学的研究成果，现在用文学史教材的形式把它们肯定下来”④的意图，但并不成功，还 只能算作一种尝试。笔者与洪子诚在1995年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诗歌史》， 也是采取这种“纳入”的办法，在对当代大陆新诗发展的叙述之后（卷一、卷二），以卷三的 形式介绍了台湾诗歌。较为全面和充分地把台港澳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叙述的是1997年由华艺 出版社出版的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其在“清代文学”中就有“台 湾明末遗民诗文和宦台诗作”的专章；在“近代文学”中也介绍了王韬（香港）、郑观应（澳 门）和丘逢甲（台湾）等；至“现代文学”，在“沦陷区文学及其他”的标题下有台湾文学一 节；到了“当代文学”部分，则分别在诗、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文体叙 述中，较为充分地介绍了台港澳文学的情况。尽管编者做了许多努力，但这种相对游离于文 学主体之外的“纳入式”的叙述方式，立足的视点依然只在大陆，其不足之处和编者的勉为 其难，都为我们所理解。
我们期待的是一种把台港澳文学真正“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之中的整合。这首先需 要立足点的转变，即不站在某一地区而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更高立场。这样做并 不容易，因为：一、20世纪离我们太近，我们很难脱开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影响，拉开距离地 用一种比较纯粹的学术的或文体发展的眼光，来审视20世纪文学的历史；二、台港澳文学与 大陆文学的分流本来就为不同社会文化环境所孕育，它导致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多元化和 多轨性，其本身或许就很难做到一元化的叙述。在这个意义上，那种“纳入式”的叙述方式 也有其合理之处，至少在我们尚未找到更完善的叙述方式之前是如此。不过，我们仍然把“ 融入式”的文学叙述，作为我们新的一个阶段研究的预期。
笔者虽然曾经与朋友们合作，主编过《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和《澳门文学概观 》，但深知要把它们整合起来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叙述之中，实在不易。多年思索， 并无结果。融入台港澳文学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目前或许时机尚未成熟，但这并不 等于我们不必努力。1999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由陈辽、曹惠民主编的《百年中华文学 史论》，虽然不是文学史，但其在分区的描述的基本上进行整合研究的意图是明显着。该书 在引论《逼年世纪末的思考》之后，分别从纵的历史轨迹、横的文学话题和综合性的理论积 淀三个方面，分列成编，来寻求建立整合两岸（四地），兼容雅俗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架 构。这一尝试，虽在史论，对文学史的写作，仍有启发。如何建立一个包括台港澳在内的20 世 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框架，在我并无成熟思考，只有一个朦胧的意图。这个粗略的想法包括： 一、叙述者的立足点，是整个中国文学，而不在某一个地区。二、其关注的焦点，是文学运 动展开的方式和由作家和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存在的形态。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而 不仅仅是经典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汇编。因此在文学史的叙述中，经典作家和作品的审美价值 是重要的，但不应是唯一的。文学史包括文学运动发展方式，在体现各个发展时期特征的创 作中，其作品可能不那么“经典”，却代表着某种特殊性，也应当是文学史关注的对象。三 、其倚重的内涵是文化。这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社会和政治作用于文学，和文学反 作用于社会和政治的文化关系，以及社会的转型所带来的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一系列冲突 ，等等。这实在是无论大陆，还是台港澳文学都无法规避的问题。四、在时期的划分上不必 太细，既以文学自身的发展为主线索，也综合考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因素对 方文学发展的影响。大致的想法是分为四个时期：
一、“五四”到三十年代中后期；
二、抗日战争时期；
三、战后——即新中国成立前后至七十年代；
四、八十年代以后。
在这个分期中，新中国的成立依然是划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界石之一。因为无 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港澳，它所带给文学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既有政治权力通过各种形式 对文学运动直接的左右和潜在的引导，还有文坛构成的变成，作品题材和主题带有导向性的 发展，以及社会风气和经济发展所培育出来的读者阅读习惯和市场消费需要与局限，等等。 这一切都与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政治转折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把20世纪中国文学划 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大的阶段，并非毫无道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即传统分期的现代阶 段，从“五四”到30年代中期，是新文学从发生、发展到走向成熟的20年。台港澳文学同样 受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虽起步稍晚，但基本上与大陆文学取同一姿态和步骤发展 ，这是一个阶段。抗战八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战争是当时文学面对的第一现实， 无论在抗日前线、敌后，还是沦陷区，战争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学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 态，使包括台港澳在内的中国文学，有了一个文化内涵比较一致的基调，或变调。战后的半 个世纪，以新中国诞生的前后为起点，也可以大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40年 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后期，约30年，是大陆文学和台港澳文学从政治的分野到文学的分流最 为突出和尖锐的时期。对立和疏隔使本来互有往来与影响的文学，呈各自独立发展的态势。 台湾和香港寻找自己文化身份的文学自觉，也缘自这一时期。尽管大陆与台港澳在文学运动 方式和存在形态不尽一样，但其所面临的文学发展的一些深层问题，却几乎是相同或相似的 。比如政治与文学的纠葛，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文学的民族性，区域性和世界性的关系， 等等，都是大陆与台港澳文学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事实上它们也都以各自的经验和教训对 这些问题做出回答。这也就潜在着20世纪下半叶一个新文学发展阶段的到来。把80年代以后 的文学，划为另一个时期，即出于这个文学发展的实际。这里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 方面的原因，还有文学世纪更替及其所带来的观念改变的原因，这自然要影响到文学发展进 程及其表现形态。特别是在恢复与世界对话和沟通大陆与台港澳的文学交往之后，疏隔的打 破使分流的文学出现走向整合的迹象。在无论大陆还是台港澳的这一批有着相近知识背景的 年轻文学世代中，他们的创作表现出某种趋近世界文化思潮的共同性，使我们有时候甚至对 他们的身份难以辨分。我曾经提出整合有两重境界，一是通过对于分流文学的整合，形成一 个共享的文学空间，二是在重构中整合，这是更高境界的一种整合。新世代作家的某些共同 性，表现的正是这种重构中整合的迹象。
对于上述分期，如此三言两语是无法说清的，何况它还只是一个很粗略的构想。它只表明 笔者将台港澳文学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的一种愿望，更细致的考虑还有待于另外的专文 来进行论析。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作家论文; 香港论文; 融入论文; 港澳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