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学论文,费正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1年9月14日，美国知名中国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因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费正清毕生致力于东亚尤其是中国研究，致力于发展美国的中国学，推动世界的中国学建设，留下了丰富的学术遗产。笔者与他有过多次通信往来，对他的史学思想稍有了解，深知在一篇短文中对他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活动进行全面评价是不可能的，这里只想就费正清对美国中国学发展的贡献谈几点想法。
开启一代新风的大师
费正清是一位十分勤奋的学者。他一生笔耕不辍，独著、合著、编辑、合编的作品多达60余部，还有大量的论文及书评，确实是著作等身（注：费正清出版物的详细目录见哈佛大学普塞图书馆藏Paul M.Evan-s and George H.Stevens,eds.,The Writings andPuiblished Statem-ents of John King Fairbank:A Chronological Bibliography,1924-1989.）他的论著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的一些学术论文及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954)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二类是主要为学生和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编写的关于中国研究的提要目录和文献介绍，他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Modern C-hina:A Bibliography Guide to Chinese Works,1898-1937)、与邓嗣禹等合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China's Respones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及《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Research Cuide for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第三类是为教育广大公众写作的关于中国及中美关系的著作，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从篇幅上说，第三类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这类著作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并把这些成果融会贯通在费正清自己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产物。第四类是直接论述中美关系、提出政策建议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一般的时评文章不同。他总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来阐述问题，论述当前问题的历史背景和来龙去脉，而不是就事论事。这些论文在发表以后多被汇集成册，如《中国：人民的中央王国和美国》(China:The Peop-le's Middle Kingdom and the U.S.A)、《认识中国：中美关系中的形象与政策》(China Perceived:Images and Policies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等。总览费正清的上述著作，有以下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传统欧洲的汉学是以中国语言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这似乎是一种象牙塔中的学问，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当然这种为求知而求知也是需要的。但费正清的学术思想和实践与他们根本不同。他没有系统阐述过他的学术思想，但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届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的演说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主张经世治国的（注：陶文钊编选，林海、符致兴等译《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他相信，“研究应当具有实际的效用”，“学者的责任不仅在于增加知识，而且在于教育公众，在于影响政策”。他在自己毕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强调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他也以这种观念影响他的学生，使他们感到自己肩负着把老师的这种“较少狭隘性而较好准备着了解东亚的自由的、现实的美国观念发扬光大”的责任（注：柯文、戈德曼编《纪念费正清》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eds.,Fairbank Rememberd,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179页。）。这是他的特殊经历及所处的特殊时代所造成的。
费正清在牛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后即返回哈佛任教，并从1939年起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他也许会在哈佛安安稳稳地做学者。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4个月，他被征召到情报协调局（战略情报局前身）工作，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在中国担任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这一职务使他有机会比较广泛和深入地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实际。他看到国统区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艰难，政府效能低下，官员文恬武嬉，知识阶层对现政权强烈不满，所有这些与国民党在海外进行的宣传相去甚远。他认为，国民党的统治“气数已尽，民心尽失”。这与当时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官员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D-avis)等的看法不谋而合。同时他积极主张派美军观察组去延安，并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1944年回国时带回去的主要信念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现实生活的内在产物，它不是CC系和戴笠的军统特务们的高压所能扑灭的。蒋介石拿不出什么能与之抗衡的思想武器。正如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个报告中所说的：我们必须等待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朝一日终将发生（注：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陆惠勒等译，章克生校，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38、341等页。）。
但当时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美国人太少了。而且恰恰是在1944年至1945年的冬春，在赫尔利(Patrick J.Hurley)来华之后美国越来越偏向于片面支持国民党，其对华政策由战时的扶蒋容共抗日向战后的扶蒋反共转变。1945年10月费正清再度来华，担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直至1946年7月。他亲眼看到国民党官员在接收中大发横财，以及国民党的腐败和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使以前支持国民党的上层阶级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1946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费正清在战争期间就与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有着特殊的联系，认为他们“代表了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是美国在华利益的象征”（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5页；《费正清集》，第308页。）。李、闻遇难使他深感震惊，也使他对国民党的统治彻底失望。他愤然撰文，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强盗行径”，同时指出，美国的对华政策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革命将危及我们的自由主义的利益，然而反动更是现时就破坏这种利益……我们似乎宁要反动的种种已知的罪恶，而不要革命的种种未知的危险”，但“如果我们盲目地反对革命，那些我们终将发现自己将被群众运动赶出亚洲。”（注：《1946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大西洋月刊》1946年9月号"1946:Our Chance in China",Atlantic Monthly,September,1946,译文参见《费正清集》，第308、310、320等页。）他痛感美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走下坡路，只是美国公众还没有领悟到”（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75页。）。他要尽一个学者应尽的教育公众的责任。费正清把它作为自己毕生的工作，在撰写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的著述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努力。他把自己的博士论文放在一边，首先致力于《美国与中国》的写作，并于1948年出版。该书并没有像一般历史著作那样追求细节的翔实，而是提纲挈领地简略介绍中国的自然环境、历史演变、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以及中美关系的过去和现状，这样的介绍正符合对中国和中美关系了解不多的美国公众的需要，在当时出版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他又不断补充修订，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别出了第二、三、四、五版，发行了数十万册，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后来尼克松(Richard M.Ni-xon)在准备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时，《美国与中国》也是他了解中国与中美关系的二三种参考书之一。虽然费正清本人谦虚地把它称做“众所周知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普及性读物”，但恐怕很难举出其他任何一种著作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方面起了比它更大的作用。在他的笔下，“历史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每一次出版，费正清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注入新的内容，如在1970年完成第三版时，他写道：“由于我们在越南的轰炸，美国生活中出现了道德灾难”，美国卷入越南，像以前卷入中国一样，是“灾难性的，无结果的”，“不会取得胜利的”，而只会增添“羞愧和耻辱”（注："Preface" to third e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p.Ⅸ—Ⅹ.）。
除了《美国与中国》，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的这类著述，包括他与赖肖尔合编的3卷本的《东亚文明史》(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mation;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以及临终前完成的《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他在写作这类著作时同样是抱着一种严肃认真、不断进取的态度。《剑桥中国史》的编辑工作使费正清有机会对中国历史进行更加系统、更加深入的回顾，他也就有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高度的概括，从而写出《伟大的中国革命》。但费正清并不满足，在完成《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中国新史》的撰写。他几乎读遍了近20年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部作品，从而使美国中国学界在社会史、人口史、考古史及人类学等方面的成就在书中都得到反映，而又经过了作者的融会贯通，成为别具一格的中国通史简编。他总结说：“根据我的经验，‘拾人牙慧’的历史学家影响更持久些。这样的学者说话、写作旁征博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这正是使我们名垂千古的秘诀。”（注：《纪念费正清》，第149页。）这是一个可贵的经验。不用别人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便不可能使自己永远处于学科的前沿，越是到了信息时代越是如此。
费正清除了写作这些教育公众的著作外，还一直十分关注美国对华政策及中美关系的走向，除了麦卡锡主义横行之时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外，他在不同时期大胆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1949年夏，中国革命胜利在即，费正清在此时提交给哈佛大学一次讨论会的论文中建议美国政府改变敌视中共的态度，停止支持蒋介石，更不要用美国军队去阻挠中共取得台湾；而应对中共给予事实上的承认，与之保持切实可行的商业和文化往来（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与美国对亚洲的新对策》，《在亚洲的下一步》"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New American Approach toAsia",Next Step in Asia，哈佛大学1949年版，译文参见《费正清集》，第340-345页。）。他认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它适应中国的需要和中国的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的机遇的程度。”从1961年起，他就不顾麦卡锡主义投在他身上的长长的阴影，经常在美国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短文，阐述自己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注：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289页。）。1966年3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J.William Fulbright)主持的听证会上，他对知名中国学家鲍大可(A.Doak Barnett)早先提出的改变美国现有的“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表示赞同，主张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认为“孤立北京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而“遏制的目的也仅仅在于遏制，而不是进行恐吓，制造混乱，更不是进行挑衅”。他主张采取迂回的方式逐步改善对华关系：首先允许别的国家与中国改善关系；允许和吸收中国参加多种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直至联合国的各种机构，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打开方便之门（注：《关于中国的新思路》，《大西洋学刊》1966年6月号"New Thinking about China",Atlantic Mont-hly,June,1966，译文参见《费正清集》，第384、355-357页。）。1971年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访华后，费正清立即撰文赞赏打开中美关系的努力，并告诫说，中国与美国是很不相同的，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提醒美国政府对打开中美关系进行充分的准备（注：《观察中国》China Watch，哈佛大学1987年版，第125-129页。）。尼克松访华后，两国关系迟迟不能实现正常化，费正清认为这种状况应该尽快结束，关键是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在1976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国的现行政策中，存在着一个中国的理论与美国同两个政权打交道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敦促美国政府当机立断，早日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注：《美国的干涉与中国的前景》，费正清编《我们在中国的前景》"American Interventio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Fa-irbank,ed.,Our China Prospects，哈佛大学1977年版，第11-13页，译文见《费正清集》，第368-369页。）。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许多历史学家不大关注现实政治，认为影响现实政治不是自己的责任，且常常在某种程度上看不起政治学家，以为他们没有什么学问；政治学家也看不起历史学家，以为后者的学问对现实政治没有多少用处。费正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把对历史的研究与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第二，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在费正清之前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如英国的马士(H.B.Morse)、法国的高第(Henri Cordier)、美国的丹涅特(Tyler Dennett)，他们几乎仅仅根据英国的、法国的、美国的档案资料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认为仅有西方的档案和西方的观点就够了，中国的资料是不可靠的，中国的观点是不需要的。他们的著作严格说来只是英国、法国与美国对华关系史，而不是中国外交史。费正清与他们不同。他开启了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新风。
费正清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在中国完成的，他把发掘中国档案作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他1932年来中国时，故宫大内的档案刚刚开放，费正清显然是最早使用这些档案的学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些档案的外国学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档案写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1858年条约以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17卷第2期上发表。这是费正清登上学术舞台的第一步。他对这篇处女作情有独钟，晚年再读，仍认为“是过得硬的”（注：费正清给笔者的信，1990年11月7日。该论文的中译文见，《费正清集》，第167-211页。）。费正清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更是依据了大量中国档案而写成的。这部专著也许因为太专，不像《美国与中国》那样广为人知。但这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并牢固地树立了费正清作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杰出历史学家的地位（注：《费正清看中国》，第194页。该书学术价值的一个佐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严中平等编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把《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一书作为重要参考书，在注释中标出引用该书的多达130余外。）。他后来回忆说，此书的完成“结束了我为培训他人而培训自己的历程”（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77页。）。此后，使用中国档案研究中国历史成为费正清的一个学术规范。在他后来的一些学术论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后的模式》等无不如此（注：该论文中译文见《费正清集》，第257-292页。）。他的学生、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易劳逸(Lloyd Eastman)回忆说，“对他以及对他的学生来说，清季文件不仅仅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的手段。它们还是通向另一世界的窗户，在那个世界有活活泼泼的人性特征，有19世纪后期中国官员特有的观察世界的方式。”（注：《纪念费正清》，第89页。）也就是说，费正清不仅把中国档案作为一种资料来源，而且作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特征的重要依据。
费正清不但自己这样做，而且引导、帮助和要求学生这样做。为此，他做了扎扎实实的工作。1939年至1941年间，他和他的学生兼助手邓嗣禹接连撰写了3篇文章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第一篇论及清朝公文的传递方式，第二篇较详细地论述了清季档案中的各种公文的类型及作用，第三篇考察了朝贡关系的管理和运作，可以说是运用关于朝贡关系的文件和《筹办夷务始末》的一个示范。论文后来结集出版，即《清代的政府：三项研究》(Ch'ingAdministration:Three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这样具体地讲述清朝文献，向学生讲解其意义及使用方法，在国外中国学界是没有先例的。他还在学生刘广京、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邓嗣禹等协助下完成了《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s Communism,1921-1950)、《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通考》、《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研究指南》、《清季史料入门》(Q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等，都是为了教授学生使用中文文献而编写的教学用书。直到晚年，费正清都十分看重这一类书。他写道：这些“目录学著作和清朝文献书目提要一样，对我的学生们不久要开展的研究来说，都似乎是不可缺少的基础”，“读着这卷书（指《近代中国：1898年至1937年中国著述指南》），我至今仍感到兴奋不已。只要我手头持有这本书，我就能随时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学生他应找的中文原始资料的有关情况，并让他知道如何去找。”费正清自称“获得了近40年来在哈佛大学开发该项富矿的特权，大约有60种已出版的专著都直接源出于此。”（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398-399、163页。）《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开了系统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先河，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革命的必读书。他的学生和助手史华慈和布兰特(Conard Brandt)在编辑文件的过程中也分别进行了各自的研究工作，写出了题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毛泽东的崛起》、《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的论文，两篇论文都成书出版（注：Benjamin Schwartz,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2;Conrad Brandt,Stalin's Failure in China,1924-192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8.）。他的一位同事羡慕地说，“费正清总是做初步的勘探工作，发现矿石，建立采矿公司，而把采掘工作留给他的学生。”（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10页。）费正清造就了大量使用中国原始资料研究中国的学者，这在西方中国学界是没有先例的。
卓有成效的学术企业家
虽然40年代以前美国在中国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总的说来，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没有东亚研究的传统，也没有支持这一研究的基础设施。从事东亚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50人，东亚研究领域与家庭手工业十分相似；中国研究更是不成气侯，来华传教士的一些著作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中国研究成果，如恒慕义(Arthur Hummel)的《清代名人传略》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美国不曾有任何一所大学有像样的中国历史专业，中国研究处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的樊篱之中。哈佛的情况也一样，校方的注意力放在西方文明上，对亚洲研究的兴趣仅仅在于它能显扬西方文明，几乎没有一个博士生是以东亚史为专业的。所有主要的汉学家都来自巴黎，东亚研究竟成为法国文化的一个分支，要研究汉学，首先要精通两门欧洲语言，然后再学习古汉语。中国研究分散在历史系、远东语言系和其他一些系和专业，仅有的几个学者各搞各的，互相之间缺乏交流和配合，完全没有形成阵营，“几乎连少数这方面专家之间的合作基础都不具备”。人们对近现代中国更是很少兴趣，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利绥(Seri Eliseeff)公开宣称，对179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已越出历史学范畴，只能归于新闻（注：《费正清看中国》，第52、65-68页；并见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第75页。）。
当费正清1936年应聘到哈佛任教时，他立即主张打破传统汉学的束缚，重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他决心以哈佛为阵地，充分利用哈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及哈费的名望，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一种中国研究的新模式。战后，他的志向更有发展。从1936年到退休的1977年间，他推动了数以百计的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学术研究项目，对促使美国的中国研究成为一个系统的、影响深远和成果丰硕的学科起了比美国任何学者都更大的作用。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的“创建之父”乃是美国中国学界的一个共识。
1937年春天，费正清首次在哈佛开设了历史课程“1793年以来的远东史”，第二年他开设了使用清朝文献资料的研究班讨论会。他以与邓嗣禹合写的3篇文章作为编写教材的起点。1940年又写成《清朝文献介绍提要》，先是油印供学生使用，1952年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46年他重回哈佛后，立即着手进行中国研究的组织工作。是年，哈佛大学创立国家和区域研究专业委员会，包括9个研究部门，以扩大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1946年至1949年费正清指导中国及其外围地区的区域性研究计划，该计划除培养本科生外，还设有一个硕士点，用两年时间学习语言，接受训练，完成一个具体的研究项目（注：《费正清看中国》，第66-67、225页。）。
费正清本人是历史学家，但他深知近代中国研究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仅靠历史学家是不够的，因此他不但不排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专家，而且想方设法罗致社会科学家来哈佛充实教学力量。中心的现任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就是社会学家。费正清还把年轻的政治学家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请到中心。他深知法学专家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性，因此力图从哈佛法学院吸引毕业生到中心工作。当他在伯克利遇到杰罗姆·科恩(Jerome Cohen)，知道后者正在学习中文和中国法律时，便立即促成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邀请科恩去哈佛做访问学者，并打听在世界各地是否还有研究中国法律的学者。费正清还一直努力想在东亚研究中心设立一个经济学教授的职位。但哈佛大学经济系却不同意，理由是经济系不应与某个专门学科联系起来，尤其不应成为区域研究的一部分。直到1960年经济系才同意派一位经济学家去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见到26岁的经济学家帕金斯(Dwight perkins)如获至宝，马上给他一个讲师职位，并为他写了许多给日本、台湾、香港学者的介绍信，让他去亚洲各地考察（注：《纪念费正清》，第162、164-165页；《费正清看中国》，第286页。）。在他以及赖肖尔、叶利绥的积极努力下，哈佛大学部分学者组成了“国际研究和区域研究教授委员会”，使原来互不相干的教授们捐弃门户之见，打破学科界限，汇聚到一起，通过讲座、讨论和特定的合作项目，互相交流、补充，促进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由于这个委员会的组织和协调，中国研究逐渐发展为包括对亚洲的人口、社会流动、思想潮流、文化演变、经济体制、税收政策、科举制度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的众多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而历史系又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历史学便于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经过费正清等筚路蓝缕，竭力倡导，一种多学科、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模式逐渐在哈佛发展起来。
费正清在给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一个国家也和个人一样，是会发疯的。”（注："Preface"for Gary May,ChinaScapegoat.The Diplo-matic Ordeal of John CarterVincent.Washington,DC.New Republic Book,1979.）
他说的美国的发疯就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的横行。费正清由于坦率发表了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见解，自然在劫难逃。他被指责为是“丢失中国”的四个约翰之一（其余三个约翰是谢伟思、戴维斯、范宣德John Vincent），“是老牌的共产党的辩护士”，甚至有说他是共产党员的。费正清在参议院国内安全委员会作证时驳斥了对他的无端指控，他还公开支持和保护与他共过事的外交官柯乐博(O.Edmund Clubb)和那三个约翰，并毫不犹豫地为另一东方学家拉铁摩尔(Owen Latimore)辩护。谢伟思说：“对我们这些遭到攻击的人来说，他那清楚明白的作证，镇静自若的态度，以及始终不逾的友情是在艰难岁月中对我们的鼓舞和巨大帮助。”（注：《费正清看中国》，第129、175、180页；《纪念费正清》，第25页。）从1950年起，他受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5年后，这一调查的卷案已达1000多页。他虽然也受到迫害，如拒绝发给护照，限制旅行，不许到军事学院等处讲课，但幸运的是，他的遭遇远比谢伟思、范宣德等外交官，甚至比拉铁摩尔等学者为好。由于校方的支持，他的工作没有中断。麦卡锡主义对他的冲击是巨大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远离政治，改变初衷，放弃中国研究。相反，他认为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猖獗，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美国人对东亚的历史和现状太无知。由此，他更感到在美国发展中国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费正清后来回忆道：“在中国问题上回击麦卡锡主义必须依靠教育。由于在‘丢失中国’的问题上我受到公开的指责，我便下定决心，持久地负起教育美国公众的义务。”（注：《费正清集》，第423页。）
1955年春，费正清大胆地在哈佛安排了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和近代中国经济的研究项目，成功游说卡内基基金会对前一项目资助20多万美元，福特基金会对后一项目资助27.8万美元，并在两年后得到30万美元的追加拨款。这两个项目为1956年在哈佛大学正式建立东亚研究中心准备了必要的财力和研究人员。费正清担任该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并一直任职达20年之久。1959年，费正清在其助手林德贝克(John Lindbeck)的协助下，编制了未来10年的详尽的研究计划，并以哈佛对开展当代中国研究负有国家义务为由，又争取到了福特基金会75万美元的资助，该基金会还为在社会学系设置一个教授职位拨款41.6万美元，为在历史系设置一个研究日本的永久性职位拨款20万美元（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32、235页。）。50年代初，中心设有学制为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培养约14名硕士研究生。1955年，东亚研究专业（历史和语言联合）开始招收博士生，当年就招收了26名（1975年达到70名）。约有25名教授在研究中心的执委会工作，在1955年到1975年的20年间，约有200名研究人员和学生获得资助，另有60名研究人员不享受资助，而是来利用这里的研究条件。半数以上的研究人员和学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来自亚洲及欧洲各国，使东亚研究中心具有了真正的国际性质。在此期间，有60多人在东亚研究中心获得历史和东亚语言学位，在哈佛其他各系科获得东亚博士学位的则有275人左右（注：《费正清集》，第426-427页。）。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成为全美国中国研究的先驱。到70年代，在哈佛取得东亚研究博士学位的学者占据了美国七八十所大学的讲坛，有时同一个地方就有好几位，如密歇根州安阿伯就有6名。有人评价说，费正清所创立的学派只有法国的年鉴学派才能与之相比（注：《纪念费正清》，第112页。）。有统计称，他在哈佛培养了几千名学生，包括100多个在他的监督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称费正清是“美国中国学方面最大的学术企业家。”（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10-211、73页。）
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无疑是美国中国学的“旗舰”，但仅有旗舰还不成其为舰队。东西海岸其他一些著名学府的中国研究也在发展。费正清深知，必须把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组织起来，互相协作，展开交流，才能取长补短，避免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浪费，推动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1951年春，费正清邀集一些对中国思想文化感兴趣的学者在费城会商，成立了以芮沃寿(Arthur Wright)为首的中国思想研究会，作为远东委员会的下设机构。该研究会于1952年9月在科罗拉多州的阿色本举行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中国思想研究》。4年后，费正清又把该研究会学者关于儒家思想、儒教国家制度和行为的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中国的思想和制度》（注：参见《费正清集》，第60页。）。1957年他当选为远东委员会会长。1958年，远东委员会更名为亚洲学会，费正清当选为第一任会长（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42页；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在从事美国中国学的组织工作方面，费正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大度和宽容，没有门户之见和宗派观念。当时美国的中国学家分裂成亲台湾的和亲大陆的两派，自然真正亲台湾的是少数，他们主要集中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以研究太平天国的中国学家戴德华(George Taylor)为核心。两个研究中心，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北，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费正清深知，要发展美国的中国学，必须克服麦卡锡主义给美国中国学造成的破坏。1959年他请福特基金会资助一次较大的中国问题讨论会，他在写给基金会的信中说：“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的大量非正式的磋商使我已确信，在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学者之间的合作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障碍……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已不可能不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而对中国的事变感兴趣的学者，对此既有理性的也有感情上的体验……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尽可能中立、可行的基础上，恢复我们的团结。”（注：《费正清评传》，第129-130页。）1959年6月，费正清邀集一批中国学家在纽约州立大学举行会议，筹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中国研究组织。作为亚洲学会会长，费正清负责筹备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Martin C.Wilbur)和加州大学（洛杉矶）的斯坦纳(Arthur Steiner)参与其事。为了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主动向戴德华及其朋友伸出橄榄枝，终于在1960年8月召开了现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并由戴德华出任会长，由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德贝克任秘书。这个联合委员会的建立揭开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篇章，在学会之下设立了许多学科小组，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研究，促进了中国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从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中国研究这个分支学科合理化、系统化（注：《费正清集》，第441-444页；《费正清看中国》，第251-252页；《纪念费正清》，第174页。）。
费正清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同样予以热情的关注和支持。当有人提出应当仿照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略》编一本明代名人传记时，他立即表示赞成，并说服基金会的官员认识到“这一看来很专门的神秘的研究项目”对理解中国可能发挥的作用，使基金会同意给予支持。他还从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中拨款予以支持（注：《纪念费正清》，第178页；《费正清看中国》，第243页。）。费正清意识到协调中国近现代史和古代史研究、协调中国史和中国其他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与戴德华等积极筹划，说服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牵头人芮沃寿等在60年代初组织了中华文明研究委员会，芮沃寿任会长达10年之久。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大大促进了美国研究中国的各路人马的联系与配合，促进了美国中国学全方位的发展。
作为学术企业家，费正清除从事组织工作外，还不断提出中国研究的新方向、新课题。他意识到要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儒学，在50年代初就提出了对中国思想进行研究的问题。至于中国的对外关系，费正清本人自然更有兴趣。1963年亚洲学会年会有一个专题就是东亚传统的国际关系。是年9月，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又举办了同一专题的学术讨论会。费正清把有关的13篇论文汇编成册，出版了《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注：The Chinese World Order:TraditionalChina's Foreign Relatio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费正清认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在华美国传教士的研究都是被忽视的课题，而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在1969年美国历史学会的会长演说中大声疾呼要加强传教活动的研究，并预言“美国与东亚关系的这个新领域”“一定会从东亚方面加以发展”（注：参见《费正清集》，第417页。费正清在1990年10月18日给笔者的信中还说：“我的演说还强调指出美国历史学家在研究传教运动方面的明显失败，我至今不知道原因何在。历史学家干脆把这种研究留给宗教学教授，这显然是放弃学术责任。”）。在他的推动下，美国历史学会下属的美国与东亚关系委员会于1972年1月发起了一次美国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专题讨论会。会后，费正清把论文结集出版，名为《在华传教事业与美国》，并为该书写了前言（注：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参见《费正清集》，第218、417页。）。今天，中国学者关于在华外国传教事业、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的研究都已经产生了一批成果，可以说费正清当年的预言正在实现。
上文提到的美国与东亚关系委员会是在费正清推动下成立的又一组织。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使他确信，在美国与亚洲关系中，一些表面的认识掩盖了历史的真相。他觉得需要对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专门研究。1957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新设了美国远东政策研究这一博士项目，以训练学生比较研究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历史，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桥梁。1968年，费正清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博格(Dorothy Borg)教授等发起组织了美国与东亚关系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起初隶属于美国历史学会，1979年起隶属于美国外交史学会。费正清成功地游说福特基金会向该委员会提供资助，委员会立即着手训练学生学习东亚语言，组织研究项目，举办学术会议，培养训练年轻历史学家，并与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历史学家开展学术交流。著名历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把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称做美国历史科学的“刀刃”，费正清的弟子、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认为费正清在美国与东亚关系这一领域中的领导作用与中国学领域中的作用是同样重要的，他也是美国与东亚关系这一学科的“创建之父”（注：《纪念费正清》，第182、186页。）。
费正清不仅关注美国的中国学，他的目光注视着世界各地。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认为中国研究是一项世界性的事业，美国要了解中国，别的国家也应了解中国；第二，可以把别国的中国学家的看法与美国学者的观点进行比较，看看美国人是否缺乏远见（注：《纪念费正清》，第273页。）。而他的影响也远远地超出了国界。哈佛的东亚研究中心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它似乎是全世界的中国研究中心。费正清编制了一份16个国家包括125名中国学家的名单，向他们寄送各种材料和论文的复印件。他从美国的基金会筹措经费，支持台湾以及日本、韩国和欧洲一些学者的研究项目（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87页；台湾学者张朋园对费正清与台湾学者的学术交流作了专门研究，见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北1997年版。）。费正清对各国中国学的影响是世所公认的。法国著名中国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称，“我们都十分依赖费正清所作出的先例，跟着他所开辟的路亦步亦趋。”“他不但为我们提供理念上的帮助，而且提供实际的帮助。”法国另一知名中国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说，费正清既是美国中国学的带头人，“他过去是，以后也将是我们在欧洲的带头人”（注：《纪念费正清》，第196-197页。）。
诲人不倦的导师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之所以能吸引大批优秀学生，除了费正清筹款有方，他作为导师的个人魅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今，他的学生们，如今美国各大学中国研究的带头人们，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导师的关注与教诲，许多学生称他是“父亲”或“教父”。
当时哈佛大学的教授大多是难以接近的，令学生敬而远之。费正清却平易近人，学生要找他求教或商量问题，他从不拒绝。他慷慨地让他的研究生使用他的书房，只是用过的书必须放回原处。许多人就是在他的书房里开阔了眼界，知道了中国研究的山外青山。费正清对学生十分负责。学生交给他的论文，他常常在48小时之内返还，并附上整整一页或两页的批语，从内容、风格到标点符号的使用都提出具体意见，或者先把论文还给学生，过后再给书面意见。有的评语很具体，比如：“不要什么事情都说两遍”；有的则相当辛辣，比如“这不是写给家庭妇女看的”（注：《纪念费正清》，第122、107页。）。
费正清并不企图支配、控制学生，但他总是让学生们感觉到他的存在，感受到他的影响。他让学生自己认识到该做什么，让学生自己提出想法，然后他再提出意见和建议，使学生的计划变得更加合理和完善。他的学生柯文(Paul A.Cohen)记得，费正清是如何谨慎地激发他对美国在华传教士问题的热情，“他巧妙地把诱饵装在钩子上，于是我一点一点地去咬”。他的学生、徐继畬研究专家龙德威(Fred Drake)称，费正清改变了他的生活。费正清常对他的学生说：“搞中国研究是件容易事！只要你跨进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间的第一层就行了，这就像一架自动钢琴。”（注：《费正清看中国》，第212、125页。）他就是把学生一个一个地领进第一层，然后指引他们一层一层地往上攀登。
费正清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营造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把众多弟子笼络在他的周围，他特别得意的办法是星期四下午的茶会。每星期四下午5时，他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他和夫人费慰梅(Wilma C.Fairbank)以茶点招待哈佛的同仁和学生，以及从外地来的访问者。在茶会上没有长幼尊卑之分，外国学生可以借此练习英语，人们可以自由讨论各种问题，交流信息，切磋学术，结交朋友。有时他会给一些同仁或学生发来书面邀请，但没有被特别邀请者同样受到欢迎，来者不拒。周四下午茶会成为费正清雷打不动的制度，保持了33年之久。费正清自己认为“这些茶会帮助我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友好相处、志同道合的共同体”，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记忆的“发明”（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74页。）。
费正清深知出版研究成果对培养人才和发展中国学的重要性。为此他筹集款项，从1956年起出版哈佛东亚研究丛书。在第一个10年共出版了37种，第二个10年出版了103种，1970年和1971年出书最多，共43种，创造了每月两书的记录。其中4/5以上的著作是关于中国的（注：《费正清集》，第428页。）。费正清对许多书稿给予认真的指导。田纳西大学教授郝延平1962年开始做关于19世纪中国买办的论文。他每写完一章，费正清就拿走审阅，并必定在第二天早上送回。费正清对整个论文的结构、内容、文字都提出具体意见。1965年论文完成后，费正清又安排他去英国做了一段时间的研究，1968年又让他再做修改，并说：“你能使这篇论文成为一本很好的书。只要再稍做努力，你就能使一本‘好’书成为一本‘很好’的书。”费正清读过郝延平的修改稿后写道：“你的书稿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是一项真正的成就，我祝贺你。”一本高质量的专著就这样诞生了（注：《纪念费正清》，第115页。郝延平的专著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之间的桥梁》Hao Yanp'ing:The Compradore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对于外国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他同样给予关注和扶植。以色列学者史扶邻(Harold Z.Schiefrin)想研究孙中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从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给费正清写信，使他喜出望外的是，费正清立即回了一封长信予以鼓励，并提出具体建议；接着又给他寄去许多参考书，有的是从香港寄去的。然后，费正清又邀请他到哈佛去做研究，终于使史扶邻得遂心愿，写成关于孙中山的专著，成为国际知名的孙中山专家（注：《纪念费正清》，第201-202页。史扶邻的专著即《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Harold Z.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
为了培养和鼓励年轻学者，费正清还撰写了大量的书评。书评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后期的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他常常把具有类似内容的几种书合在一起评论，比较它们的优劣，指出各自的长处和短处，进而借题发挥。比如在《毛泽东为新的教育制度而斗争》一文中，他把昂格尔(Jonathan Unger)的《毛泽东治理下的教育》、苏珊·舍克（S-usan Shirk，谢淑丽）的《竞争的同志们》以及泰勒(Robert Tyler)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的入学》3种书合在一起进行评论，肯定了前两者把对出版物的研究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批评了后者完全在图书馆里做研究，“未能立足于事实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不完全的数据和估计”等等。同时指出，要了解中国的现在，与其去把中国与别的国家（比如加纳）进行比较，不如从中国自身出发进行研究（注：《费正清集》，第295-299页。）。
费正清与我们中国学者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他的有些看法与中国学术界的观点比较接近，有的则与中国史家的观点相去甚远（注：参见《费正清集》前言。）。这种现象在海外中国学中是相当普遍，也是很自然的。百家争鸣的原则应当既适用于中国学者，也适用于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间。
在《费正清集》的《序》中，费正清以十分简单的话语表达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他写道：“今天我们全都进入了同一个世界……我们的生存大体取决于各国人民进行合作的程序。”（注：《费正清集》，第4页。）他相信，中美这两个国家及其代表的文化是能够共存的，关键在于相互了解。他毕生的事业，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他的一个始终不渝的信念是，如果美国人需要一个更安全的未来，那么就要使他们了解中国，并且用这种知识来认识中美关系（注：《费正清看中国》，第9、2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费正清的这种观点具有越来越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