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春来[1]2001年在《历史时期长江叁峡主要农作物的嬗变与分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是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重点。农作物作为人们的衣食之源，其发展演变深刻地影响着历史时期某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本文从区域史的角度着眼，以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为线索，对历史时期长江叁峡地区的主要农作物的嬗替演变进行了较全面的阐述，同时分析了这些作物的地理分布情况以及嬗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论述了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和它们给叁峡带来的影响。 全文分前言、正文两部分。 在前言中，笔者对长江叁峡的农业生态环境作了一个较全面的概述，主要分析了叁峡地区的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等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主要因这种恶劣的农业生态条件限制和制约了历史时期该区农作物嬗替演化的进程和地理分布。 正文分叁部分阐述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 历史时期长江叁峡粮食作物的嬗变与分布。简要概述了黍粟、稻麦、玉米、红薯、高粱等主要粮食作物的起源，对这些作物叁峡地区的传入、传播及发展及地理分布进行了较详细和全面的分析，从中勾勒出粮食作物在叁峡地区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 二 历史时期长江叁峡经济作物的嬗变与分布。在论述结构上同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油料作物、糖料作物、手工业原料作物、嗜好作物、蔬食类作物等的嬗一变与分布。 叁历史时期长江叁峡主要农作物擅变的特征、成因及其影响。这一部分是对前两部分的总结归纳，从前面时间上的纵向论述得出叁峡农作物擅变的特征，并从横向上将叁峡地区与两侧的J！1西平原和两湖及江南农业发达地区相比较，导出形成这些特征的主要原因，最后分析了这些特征给叁峡带来的主要影响。
舒莺[2]2016年在《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是一个自然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城市在自然环境中产生,其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的扩张实质是农业人口向城市集聚、农业用地按相应规模转化为城市用地的过程。位处西南的山地城市重庆,从中央王朝的边陲小城逐渐成为长江上游核心城市和国家战略布局中影响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与政治稳定的重要城市,自诞生之初就深受长江水岸与山地自然环境影响。流域内各城市在具体的城市选址、范围拓展、空间布局乃至经济地位、社会分工、文化进步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又由于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的差别而独具特色。为此,本文选取具有二千多发展历史的重庆主城区作为代表性的扩展变迁分析样本加以研究。本文以重庆城市历史发展时间为依据,把主城空间拓展模式按时间进程分为五个阶段:先秦时代城市起源期、沿江拓展的传统山地城市期、跨江拓展的商业城市发展期、分散扩张的战时首都建设期和组团拓展的都会城市期。从研究本体——主城产生、拓展过程出发,针对各时期的扩张特点,结合自然地理环境,追溯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影响,综合分析各种环境影响因素,进而对其演变规律加以分析,剖析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综合环境机制的影响及其表现,最后对当代重庆城市建设持续规模扩张与拓展的方式再加以探讨。古代重庆地区所处的川东平行岭谷是孕育早期社会文明的物质基础,沿长江及其支流诞生了巴人族群及其城邦。巴人聚居和城市文明的形成过程非常缓慢,脉络并不十分清晰。考古与史料记载表明巴国在长期征伐中出于军事防御目的,依靠自然地理环境据险自守,建立早期城市作为散点定居的聚合,成为后世城市空间拓展的策源地。在巴人江州城市基础上,主城半岛经历了秦汉到明代中央王朝管辖下的四次大规模筑城,再经清代数次补筑,塑造出了独特的山水城市轮廓。从拓展方向上看,主城在渝中半岛沿两江拓展,最初主要在嘉陵江、长江散点布局,城市修筑在地形优势更为突出的长江北岸,此后逐渐从长江沿岸扩展到越过大梁子,延伸到嘉陵江,最终形成九开八闭环江而成的上下半城。这个时期军事防御一直是古重庆城修筑、拓展的主要动力,张仪与戴鼑筑城巩固政权、维护稳定和宣扬王权在城墙构筑中体现尤为明显,叁国时期李严与宋代彭大雅修筑城市则是出于更加直接迫切的军事防御目的。与之相映照的是,隋唐到宋之间近千年间,渝州主城未见大兴土木,主要源自渝州军事优势地位下降,不具备迫切的防御需要,所以城市空间不见拓展。这一时期,主城拓展的方式主要是沿江发展。近代重庆城市拓展的动力不再是政治军事防御,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推动了城市跨江扩张。封闭的城门城墙与狭隘的旧城空间、艰难的山地交通限制了社会经济发展,从清末开埠通商到军政时期的九年市政建设,逐渐繁荣的码头经济推动半岛之外的江北、南岸城区发展,城市开始出现板块结构。同时,西方技术与生活观念、文化教育理念进入重庆,军政时期的管辖使重庆城市的发展进一步走上正轨。拆除城门、整治街道、修建公路码头、兴建近代邮政、电灯、自来水工程等公用设施使传统时代的旧城内部结构逐渐被改变。近代交通技术使渝中半岛新旧城区、南北江岸核心区域得到开发。近代重庆城市突变时间不长,但五十多年的时间却对传统城市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具有二千多年发展历史的古城沿江扩展的自然模式在近代商业社会背景下被打破,人为规划对自然山地环境的自主掌握,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得到实现,跨江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抗战时期是重庆城市从近代化走向现代化最关键的时期。八年多的陪都时期重庆城市范围得到急速扩张,同时促进了城市在两江四岸的深入发展,是重庆从半岛为中心的小城市走向大型都会城市的开始。日寇大轰炸对旧城区带来了严重破坏,但客观上为老城区的街区重构提供了重建机会。出于战时安全防御需要的消防安全、火巷构造、街区拓宽等工作对旧城街区的重塑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国家战略防御政治经济需要的战时迁建极大的改变了重庆的经济性质和结构,同时对重庆空间范围的扩张和整体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开启了重庆乡村扩展和城市化新模式,近远郊区各具特色的新街区与新片区中心形成,在两江四岸地区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散点拓展,奠定了建国后重庆城市建设的空间与物质基础。现当代重庆城市在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因素的强大作用推动下,城市规模大幅度扩张。城市空间功能布局在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下大调整,从“梅花点状”散点分布到“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格局的最终成形与“二环时代”的来临,政策决定、经济推动,文化影响,分别在建国后几个重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主城半岛独荣成为跨越两江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直辖后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城区再度扩张,山水阻隔的封闭状态不复存在。城市核心区和周边地区都获得了爆发式增长,市内外联通交流变得方便快捷,越来越强大的社会需求与现代技术还在不断的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重庆从山水城市变为高楼城市,众多现代桥梁、隧道交通贯通江水、山地,成为重庆新的城市景观。当代重庆正逢“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城市继续保持着快速规模扩张,主城的概念正在产生新的政治经济含义。宜居城市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词,同时就对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历史传统和地方文化提出了要求。未来城市的扩张需要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对有限的城市土地资源、自然环境和城市文化采取具有保护性和前瞻性的拓展规划。
胡勇军[3]2015年在《国家权力渗透与苏州乡村治理（1927-1937）》文中研究表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建立了对全国的政治统治。为了构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意图按照民族国家的模式来建构地方政权,从而极力向基层社会进行渗透与扩张。那么国家通过何种途径渗入基层社会,在渗透的过程中又遭遇什么样的困境,基层社会对此又作出何种反应,国家权力的扩张对乡村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苏州乡村的个案研究,以此来回答这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笔者主要遵循以下研究思路。本文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通过政治力量来构建和完善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政体系,经过多次的调整和规划,最终确定了乡镇机构在基层社会的重要领导地位,而在乡镇之下则先后通过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进行强化控制。除此之外,还大力发展党部、农会、警察系统和保卫团,以此来构建整个基层社会的防控体系。其次笔者分别从租佃制度改革、围剿湖匪、改造社会风俗以及乡村建设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经过考察,笔者发现由于国家在勘荒和催租事务上面的介入,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抗租风潮,加剧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对抗。在围剿湖匪方面,通过军警之间的有力配合,剿匪效果显着,对维护乡村治安起到了积极作用。面对乡村中烟赌和迷信活动的盛行,国家意图通过强制力量对乡村社会风俗进行改造,但却因自身原因而收效甚微。为了挽救日益衰败的乡村经济,国家不得不承担起重责,并联合地方政府以及社会团体开展乡村建设。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不断渗透,国家在乡村事务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民众只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接受和改造状态。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家对乡村事务的过多干涉,从而将自己置于农民的对立面,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国家可以发挥其主导作用,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推动乡村的治理和建设,但又由于自身原因而存在种种弊端,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性。
李昕升[4]2015年在《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南瓜起源于美洲,学名Cucurbitamoschata,Duch.,是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蔓生性草本植物。南瓜在中国的产地不同,叫法各异,南瓜无疑是该栽培作物最广泛的叫法。南瓜是中国重要的蔬菜作物,是中国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栽培历史悠久,经由欧洲人间接从美洲引种到中国,已有500余年的栽培历史。目前我国是世界南瓜的第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南瓜的栽培面积很广,全国各地均有种植,产量颇丰,南瓜除了作为夏秋季节的重要蔬菜,还有诸多其他妙用。本研究属于农业史(农业科技史、农业经济史、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畴,以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等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定性与定量、动态与静态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重点分析南瓜的起源、世界范围的传播、品种资源、名称考释,中国引种的时间、引种的路线、推广的过程、生产技术的发展、加工利用技术的发展,引种和本土化的动因、引种和本土化的影响等,力求全方位、动态的展现南瓜在中国引种和本土化的全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数据分析和地理信息科学(GIS)技术的运用,尽可能地将历史时期南瓜种植分布情况地图化,以便更清晰、直观的呈现南瓜种植的时空演变。顾名思义,“引种”是指美洲作物南瓜从域外引种到中国,包括引种的时间、路径、过程等相关问题。“本土化”则包含了叁层含义:第一,推广本土化,南瓜从引种到中国以后,通过多种方式、路径在中国推广,从最初引种的东南沿海、西南边疆推广到各大地区,并逐步覆盖全国,南瓜的推广本土化过程不但使南瓜在全国迅速普及,而且也导致南瓜主要种植区发生了时空的变迁,推广本土化最为重要,南瓜很快成为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作物,推广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基本完成;第二,技术本土化,虽然南瓜的生产技术与加工、利用技术在美洲历史悠久,但是没有随着南瓜引种到中国而一同传入,完全是中国劳动人民在传统瓜类技术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总结出了一整套的南瓜生产技术体系和加工、利用技术体系,技术本土化最为复杂,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民国以来继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基本完成;第叁,文化本土化,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精神层面狭义的文化,南瓜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漫长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从南瓜民俗的兴起,到南瓜文学的传播,再到南瓜精神的扩散,南瓜文化从属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文化本土化最为深入人心,是当今国人不知南瓜为域外作物的重要心理原因,文化本土化在民国时期发展最快,达到了高潮,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到了今天都从未停止。推广本土化、技术本土化和文化本土化,叁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本研究也主要从这叁个层面展开。美洲是人类最早栽培的古老作物之一——南瓜的起源中心,南瓜在美洲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在前哥伦布时代,南瓜已经是美洲印第安农业的主要农作物,对南瓜的生产和利用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瓜随着欧洲向美洲殖民、探险、宗教传播的高潮,先传入欧洲,并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各地。中国可能是在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人首先引种到东南沿海,稍晚西南边疆也独立从印度、缅甸一带引种南瓜。由此,南瓜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南瓜与其他美洲作物相比,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除了个别省份基本上都是在明代引种的,17世纪之前,除了东叁省、台湾、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份南瓜栽培均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入清以来南瓜在各省范围内发展更加迅速,华北地区、西南地区逐渐成为南瓜主要产区。新中国成立之后,南瓜产业发展有序而规范,文革时期南瓜生产进入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南瓜产业才再次焕发生机,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南瓜的生产和发展在改革开放前后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说明科学技术才是推动南瓜产业发展的支撑力量。南瓜拥有丰富的基因库,品种、形态非常多样,生物多样性极其突出,堪称“多样性之最”,因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南瓜称谓混乱、名实混杂,以及正名与别称长期共存的现象,对南瓜的名称进行考释,可以理清其命名原由等问题。同时,南瓜与同为南瓜属的美洲同源作物笋瓜、西葫芦的对比以及对南瓜的品种资源的梳理,都有助于更准确的认识南瓜本土化过程。南瓜传入中国不久,劳动人民便通过认真观察、总结,创新出了关于的南瓜的选种育种、播种育苗、定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的一整套栽培技术体系,以及贮藏、食用、药用和饲用等多方面的南瓜加工、利用技术体系,体现了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和我国传统农业的包容性,这些关于南瓜的技术经验和基本成就,对于现代南瓜生产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是我国重要的农业遗产。即使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南瓜技术成就,受现代自然科学影响越来越深,也还是能看出传统技术深深的烙印。南瓜是美洲作物中的“急先锋”,引种和本土化速度为美洲作物之最,有着深刻的动因:前提因素是自然生态因素(生态适应性、生理适应性),最重要因素是救荒因素,移民因素是加速因素,经济因素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因素且作用越来越大,对夏季蔬菜的强烈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因素。南瓜引种和本土化产生了诸多影响,意义深远:对救荒、备荒的影响是南瓜在历史时期最重要的影响,在全国任何地区均是如此,养活了无数的人口;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改变了我国传统蔬菜作物结构,完善了传统农业种植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是对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影响,历史上就从来不乏依靠南瓜牟利的人群,如今,南瓜产前—生产—加工—市场,已经形成了完整产业链,构成了南瓜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传统医学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晚明以降南瓜就一直是重要的中药材,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最后便是对文化的影响,南瓜文化丰富多彩,创造了不同的文化内涵,造就了多样的文化符号,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谷啸川[5]2012年在《西南山地城市生态基础理论与案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西南山地城市生态基础理论与案例研究》是《西南山地城市（镇）规划适应性理论与方法研究》的研究脉络之一。它从历史格局、生态文化、生态景观、生态安全、生态要素五个方面探讨了在当代城市发展背景下西南山地城市生态建设的基础理论与案例，指导西南山地城市生态建设，以达到人居环境科学的总目标。本文是体系中的生态文化形态研究部分。古今中外的学者都曾经提出过生态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密切的联系，当代城市建设中，由城市发展带来的城市生态恶化问题逐渐受到重视，而从生态文化的角度来提出解决的办法将是解决城市生态问题的一个新的途径。生态文化是与城市生态有关的文化，即为协调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意识及其总和，其核心价值观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然而城市在快速发展建设过程中城市传统文化的断裂，以及现代社会中伴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的处境岌岌可危。在这样的背景下，论文拟通过对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追根溯源，挖掘西南特色的生态文化，旨在为未来西南山地城市规划时提供生态文化的建设策略。论文从生态文化的本质入手，将生态文化形态从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个方面讨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总结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发展的过程，归纳生态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结合案例研究，提出建设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的对策。首先，从区域、地理环境、民族学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形成的背景，从中总结西南山地城市的主要生态文化思想。结合城市文化与城市形态的普遍联系，建立生态文化所包含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研究框架。接下来对生态文化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进行分别研究。物质形态从“宏观——中观”层次层层剖析，以系统分析的思路详细解读了西南山地城市在城镇山水格局、城市街道、城市界面、城市节点地域性建筑构成的生态文化特质和面临的问题；非物质形态从制度和精神两个层面，以历史发展的角度剖析了西南山地城市的发展与现状问题，同时也关注到物质形态与非物质形态间的相互影响。在对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形态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形态演变与发展趋向，总结西南地域特色的生态文化形态的演进过程、动力和一般规律，通过调研考察现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基于历史和现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作预判。第六章针对现状建设问题，立足于传统西南山地城市生态文化思想，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机遇和挑战下，提出可行的建设策略，包括山水格局的维护、城乡一体的城镇格局、城市内部集约建设、绿色地域建筑、新城市文明的树立等方面对城市生态文化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策略思考。
王先岳[6]2010年在《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文中认为新中国的山水画改造运动既承续了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画革新的历史潮流,又浸淫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中。现实主义的独尊、大规模的普及性美术运动以及思想批判、改造运动等,都对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山水画改造在“为谁画”、“画什么”、“怎么画”等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时代规范和思想基础。它促使山水画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社会和自然,进行对景写生,以创作匹配时代精神的新山水画。写生成为山水画改造革新的基本途径与手段,极大地改变了明清以降山水画重笔墨、轻造化和基本借助程式化手段以结景造境的创作方式,增强了山水画家对于自然造化的感悟力和对于语言图式的创造性,发展了相对停滞的技法语言,带来了全新的视觉图式革命,更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山水闲逸适性的文化观念。在写生过程中,山水画坛形成了京津、江南、西北、岭南等几个重要的地域群体。两个新兴的地域山水画派——新金陵画派、长安画派也随之迅速崛起。而且围绕写生与创新,还先后发生了关于中国画接受遗产问题、笔墨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持续论争,这些论争对后来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写生方法上,山水画家们在观物即景的方式、对自然规律和特点的把握、对大自然的重新发现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开拓。而且,中西写生观念和方法进一步融合,写生方式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另外,山水画家还在表现方法上做到了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继承性和借鉴性的统一,在对山川景物和笔墨语言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山水画意境的锤炼与营造等方面也有深刻的拓新与发展,这一切对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和影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山水画中出现了多种经典题材,形成了鲜明的时代意境。与此相应,山水画的语言图式风格也发生了深刻的时代嬗变,这主要体现在状物写形中的笔墨风格嬗变、色彩的新变与象征性运用、构图和透视的探索与新变等几个方面,山水画的审美趣味也不断趋向宏大、阳刚、明朗、浑厚,山水画成功地实现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图式的转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新山水画中存在的泛意识形态化思维模式以及它所延续的二十世纪前期以降以科学主义改造中国画的艺术观念,无疑使山水画在某种程度上付出了丧失意境营造与笔墨表现的沉重代价。这些问题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画发展之中,惟视绘画为文化、学术之公器与正确审视绘画之民族特性者才能真切感受到这种深刻的“文化焦虑”。
赵越云[7]2018年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业文明史研究逐渐成为农业史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文明史研究进入宏观整合阶段。农业史研究和文明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转折与升华,由此,探讨农业与文明的关系成为可能,也有所必要。对农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并对考古学、历史学围绕中国早期文明而积累的诸多认识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两个学科在农业与文明方面,皆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成为本研究得以进行的学术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农业史、文明史研究的已有成果进行必要界定与检讨: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中国原始农业进行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提出本研究对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标志的基本认识,对中华早期文明进行阶段划分的具体方案。从而,为系统探讨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前提与论述框架。通过对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与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稻旱撞击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农牧裂变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展等关系的探索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原始稻作与旱作农业类型在中国南北方地区基本同时形成。原始农业类型的形成,使早期人类具备了一种脱离母体族群、异地生存繁衍的能力。原始血缘族群开始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自然地理单元内细胞分裂式地增长,区域性中心聚落得以产生,揭示出凌驾于区域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端倪;同时,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开始在各自然地理单元的边缘地带彼此接触,地缘因素开始萌发。公共权力和地缘因素出现在史前各区域,标志着早期文明化进程的开端,也揭示出早期文明的多元起源。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原始稻作、旱作农业类型在持续发展中产生地域、文化间的相互撞击。在地域的撞击中,形成了稻旱混作农业类型;在文化的撞击中,生成了华夏、苗蛮与东夷叁大古代族群。具有不同血缘关系的族群在面对史前洪水事件时产生了不同的应对策略,从而激化了族群间的矛盾。由矛盾到冲突、由冲突而战争。在华夏族群联合东夷,打击苗蛮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族群实现了民族合并,从而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古代民族——华夏民族,同时也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在联合治水的过程中,中原地区总结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吸纳异质族群,最终促成了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形成。殷周春秋之际,北方地区萌芽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区域差异,在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刺激下逐渐凸显,北方地区逐渐在地域、文化上发生裂变。伴随北方地带逐渐从固有的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经由半农半牧农业类型而转变为原始游牧农业类型,戎狄、匈奴族群的在北方地带渐次形成。西戎北狄族群在与华夏民族的冲突中,一部分因遭到中原王朝的打击而参与到匈奴族群的构建过程中;另一部分则通过内附而融入华夏民族,扩充了华夏民族的构成,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获得发展的外部刺激因素。在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环伺的外部环境下,殷周春秋之际,“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政治实体的边界逐渐清晰。至此,稻旱撞击中形成的华夏民族与农牧裂变中凸显的中国边界,最终汇成“中华”。在农牧裂变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在原始旱作农业类型的基础上,接纳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以来出现的畜牧业,种养结合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农牧兼营。一方面为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转型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华早期文明在中原地区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驱动因素。基于上述基本结论,进一步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宏观思考。可以发现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其早期阶段已然奠定,在撞击与裂变中,中华早期文明走向古代文明阶段。战国秦汉以来,基于叁种彼此不同的农业类型,逐渐产生了叁种异质性的文明类型:遒劲的草原游牧文明、厚重的中原农耕文明与富庶的江南农渔文明。叁种文明类型和而不同,在中华古代文明阶段,互通有无,彼此扶持,最终走向相互熔合。由不同而多元、由熔合而一体,叁种农业与文明的类型构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刘聪, 牟红, 李玉臻[8]2011年在《山川有灵 万象归一——运用生态文化的观点审视叁峡旅游开发》文中认为点评了近年来各种机构为长江叁峡旅游开发所编制的各种策划案、规划案,认为这些策划案、规划案落入了以行政区划为界限,肢解完整叁峡的局限性思维的窠臼,所展示的长江叁峡形象,是支离破碎的、局部的、残缺的形象。各地开发叁峡旅游的行为陷入了重物质不重精神,重有形轻视无形的误区。提出用生态文化理论,充分珍重叁峡旅游资源自然风貌的完整和系统,历史文化的延续与嬗变。根据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去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现代与历史的新关系,营造一种新的和谐,而不是一味地为了改变。
狄金华[9]2011年在《被困的治理》文中认为本文以一个华中乡镇为田野研究单位,以该镇近叁十年的公共物品供给、纠纷调解、信访治理等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以治理规则为切入点,展现和理解当代中国乡村治理转型的特征。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国家一方面允许地方性规范存在,并借由地方性规范来实现乡村治理,但同时国家又逐步推动公共规则下乡(典型者如“法律下乡”),促使公共规则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主导规则,由此形塑了乡村治理的“复合治理”实践形态。近叁十年的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本质上亦是国家不断压缩地方性规范正当性、推进公共规则在乡村社会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性规范实践的组织基础、权威基础亦随之被消解。结果是国家的法治塑造了一部分人借用法律的名义来破坏乡村秩序,进而造成乡村社会的失序。这种法律治理是扭曲的法治。换句话说,这样的乡村秩序不具备法治的基本道德素质,因此是“无公德的法治”。在分田到户之后,随着农户利益开始独立化以及村庄共同体边界的消解,他们为了谋求自己的利益总是不断地寻求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正当话语的混乱为其工具性地利用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话语来建构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机会,这使得其能有效地摆脱各种规训,乡村治理陷入困境之中。税费改革之后,河镇乡村治理的困境因为治理资源的缺失以及治权的丧失而被进一步放大。河镇农村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纠纷调解以及信访治理的困境正是这-治权丧失的写照。本文最终得出叁个基本的结论：第一,河镇的乡村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既不是简约治理下的传统共同体秩序,也不是法治所维系的现代法理秩序,而是复合治理实践之下的乡村秩序。第二,在乡村治理的实践中,农民通过有选择的情境建构与引入规则,使得乡村治理因为规则/话语的混乱而陷入种种困境。第叁,当前复合治理实践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到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之中才能够获得很好的理解,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通过推进公共规则下乡,使乡村社会地方性规范的差序性被打破,进而使得既有的规范等级体系发生混乱,造成乡村治理陷入困境。
王默[10]2017年在《多元信仰文化与族际互动》文中研究指明青海河湟地区地处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蒙古高原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的重合地带,自古就是多民族流动、聚居的地区,也是中国西部重要的民族走廊之一。因此,其在地缘政治和文化交流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文化特征和地缘特征,使其在历史更迭、民族迁徙、文化碰撞交融以及社会发展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今天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分布格局,也成为了各种不同文化集中展演的舞台。在这些文化特征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存在于此的多样性形态最为丰富集中、积淀最为深厚、对区域中各民族影响最为深远的信仰文化。因此,以该地区的多元信仰文化作为研究视角,是对中国多民族、多信仰文化这种复杂民族结构和文化模式能够和谐共生的最佳诠释和注脚。多元信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单线过程,而是信仰文化在社会发展变迁中充分互动交融后的结果。信仰文化在不同族群中的互动,影响着族群间的族际关系以及族群间的边界与认同。反之,族群间的交往互动行为,也造成了不同信仰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收、融合的状况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多元信仰文化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而族群间的互动行为也在影响和改变着部分信仰文化原初的内容与形态。不同民族之间积极、频繁的交往互动则是民族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关键过程之一,与时俱进则是这一互动过程中对信仰文化的基本要求。本文以青海河湟地区多元信仰与族际互动问题的研究作为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呈现出在中国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之间的互动情况,分析了信仰文化互动与族际互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族际交往过程中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问题。阐释了多元信仰文化对乡土社会中村落秩序的维系所发挥的重要功能和作用,从而揭示出乡土社会内在的生存逻辑和运行法则。同时提出当前信仰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力求明晰一个关乎处理现实生活中国家、民族和多元信仰文化叁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实践性问题。纵观全文,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首先,苯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天主教以及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信仰长期并存于河湟地区。与此同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从这几大制度化宗教和儒家文化在河湟地区的形成过程、发展历史和现状中,可以梳理出制度化宗教在这里的具体生存情况,以此来解释这一区域的制度化宗教不但种类多样、历史深远,并且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同时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河湟地区汉、藏、土族的民间信仰文化的分类和格局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民间信仰文化中的主要信仰,分类为原生性的民间信仰、创生性的民间信仰和融生性的民间信仰叁大类型。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民间信仰中杂糅了他文化、他信仰中的因子,这些信仰文化因子中,既有民间信仰文化的因子,也存在着制度化宗教的因子。其次,对多元信仰文化互动过程中媒介、空间和仪式叁个重要的基本属性作为研究中的一个侧重点。通过详细诠释这叁个构成信仰文化的关键因素,分析其是如何建立起人神之间沟通的桥梁,以及这种桥梁是如何对族群间的互动行为发挥作用和产生影响的。同时,对信仰生活中族际互动中的具体仪式活动、社会组织结构进行深描研究,来勾勒出信仰活动中族群的互动行为及其表现,解释信仰文化在族际互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信仰行为的约束下,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民众互动行为的行动逻辑和内涵。再次,透过对历史记忆中的民族边界的探寻和追忆,加之对当前社会发展水平下影响族群边界的普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族群互动中族群的边界是如何维持和重构的,以及多元信仰文化对族群边界的维持和重构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着重强调了族际互动中的宗教信仰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同时,文中探讨了信仰文化在民众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通过外在动因和内在动因两部分,分析出乡土社会多元信仰文化生存空间存续的内在逻辑。阐述多元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中究竟是如何发挥自身的功能,从而对村落日常生活秩序进行维系和治理的。最终,将落脚点着眼于当前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背景下,信仰文化在乡土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并试图寻求解决困境的办法和路径。最后,通过对本文研究内容的梳理和总结,进行再次的探索思考,提出了多元信仰文化之间应该保持共生互补、文化共享的关系。多元信仰文化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不同信仰文化其内部存在着可以沟通、对话的机制和可能性。在多元信仰文化普遍存在的今天,无论是区域社会还是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的最终形态应该是在互动和交融下形成新的信仰复合体。这才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和地区争端等问题的最合理有效的机制和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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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研究[D]. 李昕升.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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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写生与新山水画图式风格的形成[D]. 王先岳.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0
[7]. 原始农业类型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D]. 赵越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8
[8]. 山川有灵 万象归一——运用生态文化的观点审视叁峡旅游开发[J]. 刘聪, 牟红, 李玉臻. 重庆与世界. 2011
[9]. 被困的治理[D]. 狄金华.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10]. 多元信仰文化与族际互动[D]. 王默. 兰州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