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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央已经指出，十五大精神，集中为一点，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这是十五大的主题，也是学习和贯彻十五大报告应当努力把握的主题。
这就要求我们，提高在旗帜问题上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议论，什么压力，什么风险，都不动摇。这种自觉性和坚定性，见之于行动，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在邓小平理论旗帜指引下，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中央还指出，学习和贯彻十五大报告，精神状态很重要。
高举旗帜和开拓进取、全面推进，二者紧密联系、贯通一气，都体现了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就是邓小平理论所鲜明显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就是邓小平理论所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邓小平理论所坚持发扬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十五大报告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时候特别讲了学风问题。学风问题，不仅仅是指通常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问题，而是全党在整个革命实践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产生到现在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总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并且总是随着马克思主义运动在这一个半世纪中的伟大胜利和曲折失误的经验总结而不断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能够获得成功和胜利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必须同时代发展和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不断创造出适应新的需要的新的科学理论来。没有这种结合，没有这种创造，就不可能成功和胜利。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有深切的感受。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因为具有非凡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因为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在斗争中打开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因为解决了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才形成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的胜利。毛泽东说得很透彻：对于我们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书，必须读，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这样才能解决自己国家革命的实际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列宁写出新的著作，就不能解决帝国主义时代俄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我们在革命战争时期写了一系列新的著作，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毛泽东这段话，是在1959年底、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说的。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新的问题，作了巨大努力，也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解决好，“形成新的理论”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来的。
邓小平也说得非常透彻。他在1989年5月《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的谈话中，回顾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
马克思去世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他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的创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拓，都是同邓小平这里所说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所以我们说，邓小平理论鲜明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坚持发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一句话，生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永不停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三）
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有一个老祖宗和新境界的问题。
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因为我们社会主义运动的由来和目标，我们的世界观、历史观，都是根源于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历经实践检验而被证明为科学的。当着社会主义运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当着我们面前出现新的复杂情况的时候，坚持老祖宗的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目标不动摇，这是需要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的。我们党始终表现了这样的勇气。我们党清醒地懂得：丢掉老祖宗，就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同时一定要有新境界。这就是适应新的需要，研究新的情况，形成新的理论。这同样需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十五大报告讲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首先就是因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如果没有新境界，也会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
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个话，说的就是前面两个方面的道理。
邓小平说过：“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邓小平还说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小平在这里提了两条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二是还要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根据的新话。二者辩证统一。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十三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十四大的新话，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更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这些新话，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都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都是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贡献。如果把讲这样的新话，都看做“异端”，看做“离经叛道”，我们还怎么前进呢？
十五大又讲了许多新话。比如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比如说，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论断；关于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论断。比如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多种多样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改革中的新事物；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等等。这些新话，是以近二十年实践经验为根据的，必将引导我们在改革和发展中大步前进，并将在新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所以，十五大报告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
总之，坚持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勇气、理论勇气、实践勇气不动摇，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不动摇，始终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永不停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