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何处——当下韩国“韩半岛分断”影片的家国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半岛论文,家国论文,影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在成功完成朝鲜战争题材的《突兀的鼻子》(1980)和《重逢是第二次分手》(1985)后,韩国著名导演林权泽推出了又一表现反思战争的力作《太白山脉》。影片以一场在破败家园上举行的“想象失去的世界”的法事作结,“魂啊,魂啊,你去了哪里?”林权泽借用女巫悲伤的歌声,给国人留下了痛彻心扉的叩问:在经历了“这场没有胜者的战争”后,魂归何处?何以为家?
余音绕梁,林权泽式的叩问在当下韩国影坛广有回响。以《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太极旗飘扬》、《欢迎来到东莫村》等影片为代表,一种大制作、明星云集、故事扎实,且以“韩半岛分断”①为主题或背景的“韩国式大片”显然最为海内外观众所瞩目。② 倘若放宽视野,在上述直接书写韩半岛分裂创痛的影片之外,尚有多部不同类型的影片以韩半岛分断为背景,如喜剧片《朝鲜男人在韩国》,爱情片《南男北女》、《北韩谍女》,动作片《实尾岛》、《台风》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艺术水准和票房成绩参差不齐的“韩半岛分断”影片③ 不约而同地展现了“家”的隐喻。这一集体性的家国叙事正是本文的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建构过程的深入分析,笔者力求更为清晰地揭示其思想构造,进而展现这一隐喻所指向的民族与国家想象。
一“异乡之鬼”:流亡者的悲歌
巴勒斯坦裔的美籍学者萨义德把流亡称之为人类“最悲惨的命运之一”。④ 在他看来,流亡的真正痛苦远不仅仅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在于内心深处的“一种中间状态,……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⑤ 流亡者是西西弗式的望乡人,而失去和守望的不仅是实体的家国,更是精神的原乡。韩半岛的分断,制造了为数众多的流亡者。这份沉痛的民族苦难,促使韩国电影成为世界影坛上最为深刻的流亡故事讲述者之一。
2001年釜山电影节开幕影片《黑水仙》的片头字幕声称,“本片讲述1950年至1953年战争中被推向无法预知生活的人的故事”。韩东洙⑥ 是片中次要的负面角色,但这位为了生存不惜背叛信仰、出卖同志、诈死流亡的前共产党员,却最为深刻地表现了被韩战推向命运深渊者的悲剧命运。1952年韩东洙诈死韩国、流亡日本并改用日本姓名,这些都是激烈的拔根之举,他想要让那个纠缠于南北方政治罗网的韩国人韩东洙死去,并作为超然的日本人前田森太郎新生。然而韩家那张“异乡之鬼”的条幅提示人们,故乡和国家永远无法忘却。最后,韩在追捕中自杀。异乡之鬼,何以为家?他代表了这个美丽半岛上形形色色的流亡者的普遍精神悲剧。
作为各种奇异景观和巅峰体验的亲历者和解读者,在小说兴起的时代,水手或航海家是最具权威的故事讲述者,而在后工业时代的当下,间谍或警察就成为商业影片最为青睐的叙述者。近些年的“韩国式”大片中也出现了很多谍战题材影片,但是它们惊险的谍战故事下面却有着精神流亡的沉痛底色。影片的主人公既不同于朝鲜影片《命令027》(郑基模、金应锡,1989)和《不能受勋的英雄》中的单面爱国者,也不同于007邦德式的性感英雄。他们背负着沉重的政治负担和民族分裂的痛楚,正是萨义德意义上的“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
《生死谍变》中一对甜蜜的未婚夫妇竟然分别是韩朝特工,并最终刀兵相向。而比夫妻相残更大的悲剧是女主人公朝鲜女特工金明姬的认同危机。这个“变脸”的女人,渴望通过新的脸孔实现重生,但是改变脸孔也未能甩掉宿命般逼迫她走向毁灭的政治重负。“不在南韩,也不在北韩”,区别于金明姬的“变脸”,《双重间谍》的主人公林炳虎选择隐遁异国海岛。但是他不能割合对这个半岛的爱,在给韩国上司的信中他渴求“将来的某一天,国家统一的时候,请将我的头发扔在北韩随便哪个街道,现在林炳虎这个名字将被遗忘”。可是,即使远走异国也逃不开政治宿命,林最终仍被暗杀。
出师未捷身先死,《实尾岛》中的刺客们是最悲壮的“特工”。这部电影本意在于钩沉国家暴力对个人权利的湮灭,⑦而最让笔者感动的却是民族分裂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影片中那些百炼成钢的刺客们最后用一场反叛来要证明自己存在过,因此在集体自杀前每个人都郑重地用鲜血在客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魔鬼般的训练把这些死囚改造成了信奉国家主义的刺客,而悲剧恰在于这种国家主义的真正所指正是整个朝鲜民族的手足相残。大国掣肘之下,韩国政府被迫取消这次行动,并将这些刺客如灰尘般轻轻抹去。身名俱灭,显然是强权下的个体悲剧,然而假使他们得以慷慨出征、马革裹尸,成功的刺杀也不过是在制造骨肉相残的更大悲剧而已。这些“无家可归”的刺客们的认同危机背后,其实是民族分裂的大悲剧。
《海岸线》中的海岸警备队的士兵康汉楚的职责就是对付来自朝鲜的特工,可是这位守备者自己却成了这样的“特工”,正如片中警备队长官所言,“康汉楚现在成为我们的敌人,这也许有点荒谬,但这是事实。”强大的战争阴影压垮了康,在误杀了英美的男友英吉之后,他精神分裂地把自己想象成了朝鲜特工,以射杀战友为乐事。更可怕的是这种荒诞和疯癫不断在军营蔓延。因此,“疯癫”是定义这部影片的关键词,那个在海边徘徊不去的疯女人英美就是移动的墓碑,提示着战争的疯癫本质。而后来的康汉楚、金上士都成了这样的墓碑。影片结尾,康唱着在影片开头时唱的歌,“要是能回到从前快乐时光……”,也许康要回到的,是整个朝鲜民族欢乐无争的美好时光。
因政治、经济、粮食诸问题,朝鲜每年都有众多国民转道中国、蒙古、泰国等国逃亡韩国,成为所谓“脱北者”。《北逃》讲述了一个平静的朝鲜三口之家在疾病和饥饿的压迫下逃亡的故事。主人公龙修最终成功逃到韩国,但却失去了重病在床苦等丈夫的妻子,更大的悲剧则在于,他们11岁的儿子俊伊没能走出蒙古大漠。影片冷静而细密地揭示了这条充满血泪的逃亡之路的真相,在艺术上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效果。
《北逃》的主人公在逃亡之路上就失去了本来是梦想着在韩国重建的家。可是韩国真的能给这些“脱北者”一个真正的家——精神原乡吗?《南北越境》的主人公——前朝鲜国家乐团法国号手金善镐是个幸运的“脱北者”。当这位前国家乐队成员在韩国未婚妻的鼓励下破天荒地独奏莫扎特协奏曲时,他惊喜地发现了集体理性之外的个体自由,而这应是“自由”韩国给他的最大馈赠。在经历艰难抉择后,善镐和研华(追随善镐自朝鲜逃亡而来的未婚妻)各自都在韩国组成了新的幸福家庭。善镐一家更是登上了荧屏,成了“脱北者”家庭的典型。不过,对善镐和研华来说,越界的最大牺牲却是爱情的失落以及它给灵魂深处带来的隐痛。《北逃》中龙修的同事因贩卖韩国音像制品,传播“韩国想象”而被枪杀,而现实中的“脱北者”身在韩国后才发现“电视剧里的韩国是幻象”,这里远不是梦想中的天堂。⑧ 他们仍是找不到家的孩子。
一旦成为一个韩国人或者朝鲜人,民族分裂的重负就原罪般无法逃脱。《台风》的主人公叫“信”,英文的翻译恰恰是“罪”(Sin)。多年以前,一个从南方来的广告气球飞过田地,落到朝鲜少年信的头上。全家人和信一样,抱着“等到了南韩,我们就可以天天吃肉了”的朴素愿望成为“脱北者”。但当时的韩国政府为了改善与中国关系,拒绝信一家从北京转到韩国的入境请求。结果,美梦成了噩梦,除了信和姐姐,全家都被接收遣返者的朝鲜士兵杀死。无家可归的信从此种下了仇恨韩国的种子。长大后的信成了著名的海盗头领,他终于有机会实现“把所有导弹都买来,把南北韩都炸平”的梦想,他驾驶一艘名叫“台风”的船,要利用台风把几百个装有核废料的气球还给韩国。
正如姐姐明珠唱的那样:“多么可悲,我开始淡忘家乡的记忆,它应该在蔚蓝的天空下,每当我想起我们的家乡,我就抬头望见天空,泪流满面……”影片刻画的文化乡愁让人刻骨铭心。“世界总是让人悲伤,现在让我们回到父母那里吧”,信亲手杀了自己的姐姐,“去找我们的家人”。也许就像库斯图里卡《地下》结尾处那片脱离大陆、载着战争前的人们随波逐流的“飞地”一样,死亡才是流亡者真正的家园。
最终,如姜上尉所查:“信的气球没有引爆,他始终没有想用炸弹毁灭韩国,他只是想寻找认同,他不想被遗忘。”原因就像小时候姐姐对弟弟劝说的那样:
姐姐:“你想把所有导弹都买来,把南北韩都炸平。”
弟弟:“你总说不要那样,那毕竟是我们的家。”
二“单方面媾和”:桃花源里的家国之梦
分离往往会制造更强烈的思念,失去家园的人往往对家乡有着更坚强的梦想。在朝韩分裂的政治坚冰下面,民间层面一直有着“单方面媾和”的朴素热情。所谓“单方面媾和”,是借用韩国作家鲜于煇的同名小说。小说讲述了两个掉队的年幼人民军和国军不期而遇,并由强烈敌视转为兄弟相称,“单独讲和”的动人故事。⑨ 如此情节马上会使我们联想到卖座电影《欢迎来到东莫村》,影片讲述的正是掉队的人民军和国军士兵在桃花源式的东莫村里私下和解的故事。
正是在这种文学和文化传统之上,近年来的韩国影坛出现了众多讲述“单方面媾和”的影片,如《共同警备区》、《南男北女》、《朝鲜男人在韩国》、《相会的广场》等。如果对这些影片作叙事学的分析,可见下表:
通过上表,我们发现上述影片在叙事动力单元上都有一个和解空间的设置,只有在此,双方的政治身份和敌对情绪才能被悬置,“和解”叙事也才得以继续。另外,正如“和解空间的状态”一栏所示,上述和解空间都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其内达成的是密闭的和谐。因此,它既是一个远离充满亲情的“家”的原型,又很接近“无论魏晋,不知有汉”的桃花源。
《欢迎来到东莫村》中的“东莫村”具有最强烈的悬置政治身份功能,是最典型的桃花源。连电影中那个美丽可爱的疯女孩的疯癫都代表了去政治化的纯净,它和淳朴的乡情、恬静的风景、儒雅的长者一起,成为洞穿狭隘政治限域的传统力量。与世无争,和谐宁静的东莫村因为封闭而最好地保留着传统,构成了韩半岛之家的最佳模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和解空间的悬置功能的核心要素在于:这片浑然未分的传统世界没有任何关于民族分裂的记忆。正因为没有分裂的记忆,走进这里的国军与人民军士兵和解为兄弟也就顺理成章。如果能够回到没有分裂记忆的民族精神原乡,民族的和解也就水到渠成。
《共同警备区》正好从《欢迎来到东莫村》的反面讲述了消解民族分裂记忆的可能性问题,不同于东莫村的纯净安宁,前线哨所就像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被民族分裂的记忆引爆。因此,影片中的朝鲜哨所构成了最惊险和惊艳的桃花源。在这里,战争的严酷一度为童趣所替代:枪托被用来砸核桃,子弹被用来玩弹子游戏。两队边防军人的私下和解看起来更有政治意义,就像韩国士兵李水奕语带夸张的表白:“在半个世纪分裂后,为了终止我们分裂历史的耻辱,去打开统一的大门。”影片中韩朝两国军人情谊的发生、发展也有着比《欢迎来到东莫村》等影片更细致、更合理的交代,其间我们看到了民族文化上的认同和人性的巨大力量。但是这部影片带给我们最大的震撼却是这块桃花源的毁灭。桃花源的形成在于封闭,而脆弱也在于封闭。它必须密不透风,所以当朝方军官闯入哨所后,彼此的杀戮即刻开始。找到桃花源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有勇气承认桃花源。虽然当事人经过内心挣扎,在目睹生命的殉葬后承认了彼此的友谊,但这种承认却为官方审定为“非法”。这个纯洁的桃花源不能被承认,所以关于它才有了《罗生门》式的多重叙述。
这些桃花源就像韩国剧作家李载贤笔下的巴固古、日出岛和萨哈林斯克一样,是韩国人“远离至今的故乡之象征”,代表了人们期盼国家统一的梦想。⑩ 但此类桃花源叙事背后的虚妄和危险不该被忽视,它们所体现的静态与封闭,意味着人的自我蒙蔽和批判精神的消亡。具言之,这些桃花源“单方面媾和”的动力一方面来自至高的人性,一方面来自韩民族共同的“纯净”的传统。然而,《共同警备区》的故事已充分揭示了人性尴尬的“非法”地位。同样,如果缺乏反思和批判,“只将民族传统的一部分随便阉割下来保存与展示”,那只能制造廉价的乐观并加重不幸。(11) 韩国学者李孝仁批评韩国电影耗费50年光阴,却未通过正面反省治疗而使国民的“战争恐惧症”达到痊愈,(12) 上述桃花源式的闪躲,恐怕难辞其咎。
三 历史记忆:“家”的隐喻与“恨”的美学
通过讲述分属南北两个阵营的尚珍和尚九两兄弟间敌对、仇视但最终有限度和解的故事,《太白山脉》不仅把朝鲜战争揭示为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而且使“兄弟”成为韩国电影中隐喻南北双方的最佳喻体。十年后,导演姜帝圭让《太极旗飘扬》中的两兄弟镇泰和镇锡在前线展开了长达四分钟的血腥厮杀,把这场战争手足相残的真相展现得鲜血淋漓。(13) 既然韩国和朝鲜是兄弟,那么他们理应有着共同的家园。如果联系到现实中的离散家属问题,家庭的离散正是国家离散的缩影。因此,家就成了国的最佳喻体,上述韩半岛分断影片都表达了对民族之家的倔强寻找。当我们把眼光投向同样表达国家分裂题材的西方影片,这一点就被映衬得更加鲜明。在《暴雨将至》、《生命是个奇迹》、《再见列宁》等影片中少见兄弟或家园的隐喻,更多的是关于人性的价值探求。寻找家园就是寻找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这是深受家国同构的儒家政治文明教化的韩国电影的最大特色之一。
“韩半岛分断”电影为何偏爱“家”的隐喻?除了上述儒家政治文明的影响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南北分裂的民族记忆的独特性。首先,不同于以往的历次分裂,此次的韩半岛分断完全是大国外力撕扯的结果,那条人为划定的三八线,给这个自古以来一直在大国角力中艰难图存的半岛刻下了最深的伤痕,“成为韩国民族日后分裂和悲剧的主要外因”。(14) 有韩国学者把韩国和朝鲜的分裂视为世界上“唯一的例子”,(15) 而这种外力的横暴和横暴之下的屈辱、挫败感,无疑强化了这种“唯一”意识,它促使无“家”的韩国人反弹性地更加怀念统一大家庭中的美好时光。其次,大国操纵的分断带给韩国民众交织了愤恨、无奈、感伤和奋发的复杂情绪,“家”的隐喻的反复出现其实是韩国人不停触碰历史死结的强迫记忆的表现。回家就是要回到历史起点,回到东莫村那样的纯净状态,以此彻底抛弃韩半岛宿命般背负的外力强暴。这一点在反复咀嚼历史节点,寻找改写历史可能性的《2009失落的记忆》和期待通过战争来洗刷历史屈辱的《韩半岛》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者,大国外力不仅制造了韩半岛的分断,而且以国际法的现代性形式将其合法化,而这也的确赢得了较长的和平状态,并提供了开启谈判的逻辑起点。这使得韩国人对以国际法为代表的现代性民族国家原则有着一种既不得不依赖、内心里又非常拒斥的复杂情感。《共同警备区》很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影片中“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调查官辰少校这一人物的设置。当“共同警备区”由桃花源爆破为朝韩军事危机后,国际社会派来了这位来自瑞士的调查员查实真相。然而,这种秉承国际法原则的所谓调查遭遇的只是当事人的嘲讽和敌意,最后,调查成了寻根(这位辰少校的父亲就是逃亡海外的前朝鲜军官),成为韩、朝、海外韩人三方组成的韩民族大家庭内的私下和解。兄弟和解的桃花源却被现代性的国际法原则审判为非法,这一情节提示了国际法原则与民族情感之间的矛盾:韩民族的分裂悲剧恰恰“合法”,他们都是独立的联合国成员国。进言之,正是这一国际法原则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框架内强化了民族分裂的记忆。的确,对于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韩国来说,家国同构的国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叙事,其间有太多不能用现代性原则厘定的血脉亲情。
上述独特的历史际遇和生存环境,使“恨”成为定义韩国国民性格的关键词之一。“韩国人心中有恨,那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大恨。”(16) 自1960年以来,已有韩国学者用“恨”这一美学范畴来诠释韩国文学和艺术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恨”不能仅用汉语语义做简单对应。它既有外向攻击的怨恨之意,也有内向的叹息意味,因不能发泄宿命般纷至沓来的挫折和穷乏所带来怨恨,它更倾向于无力的自觉和感叹。因此,这种无具体对象的“恨”似乎更接近于汉语的“痛”,这是一种历史重负之下发出的悲伤但依旧坚强的慨叹。正如有论者指出,“所有韩国文学都是在描绘韩国人‘限’的世界”,这种“恨”是“怨、叹、情、愿等矛盾情绪的复合体,韩国人不断地将其消化净化,创造出艺术的风度和伦理智慧。”(17)
也许正如塔可夫斯基所言,电影是讲述回忆的最好方式。(18) 在上述韩国电影中,我们看到了韩国电影人叩问历史、追忆苦难的执著追求,这种坚韧的“家国”叙述和“恨”的美学一道,参与构筑了“韩半岛分断”影片的精神内核。由此,我们在韩国电影中欣赏到独特的悲伤、激烈、愤怒和无奈。韩国电影这种西西弗式的挑战宿命精神构成了对生命残缺之美和生命意识的悲壮书写,这使得此类电影得以在民族苦难叙事之上获得更为深刻的哲学意蕴。而更为优秀的韩国影人则通过宗教或人性的视角,对“韩半岛分断”加以更深入的艺术表现,出现了诸如《薄荷糖》和《收件人未详》等经典作品。对此可能需要专文讨论。
结语 认真与宽恕——叙述浩劫的正义
认真地讲述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苦难是一种美德。这亦是上述“韩半岛分断”影片最令人尊敬之处。“认真”显然就是叙述历史、特别是叙述浩劫时应有的正义。尽管在罪恶的本质上韩战和“奥斯维辛”大屠杀截然不同,然而在生命的维度上,它亦是朝鲜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浩劫之一。(19)“怎样才能纪念浩劫而不背叛它”,爱尔兰学者理查德·卡尼将“奥斯维辛”的叙述正义问题视为对人类记忆的最大挑战,(20) 并为战胜这一挑战提供了卓越的见解。在他看来,在好莱坞大片模式下,浩劫可能被奇观化、庸俗化,震撼、窥淫和廉价眼泪会淹没浩劫叙述所必须的史学忠实和美学忠实原则。(21) 因此,尽管如何叙事浩劫迄今仍是个美学和伦理难题,但可以确定的是,对浩劫叙述娱乐化程度的合理控制是必要的。
“追求快乐”曾经是战后韩国电影“为了默默熬过或消极回避充满肮脏和痛苦的、被人强制的慢慢近代岁月,而产生的一种生存方式或方法”。(22) 那时的电影逃避在娱乐中但却回避浩劫叙述,而现在,随着韩战题材的解禁,同样的逃避却出现在了浩劫叙述中。如果说《欢迎来到东莫村》、《朝鲜男人在韩国》、《共同警备区》、《相会的广场》等片中喜剧甚至闹剧因素虽影响了影片的思考深度但尚且无伤大雅,那么有些影片则把作为“媚俗艺术”的文化工业娱乐一切的饕餮大口伸向了南北韩分裂题材。《南男北女》、《北韩谍女》两片中的朝鲜女孩都被“野蛮女友”化——因为美丽所以特许野蛮。侠骨柔情、红袖添香,她们的性感、美丽、忠贞乃至武功,都是男权视域下的客体。在《黑水仙》中,战争记忆与悬疑故事因为娱乐目的被两层皮地粘在一起。这些现象提示我们,随着南北韩题材电影的密集出现,浩劫的背景越来越被抽离了反思精神,仅仅成为离奇叙事的空洞“背景”。叙述浩劫是为了关注和反思“分断”现实,而不是将历史事件奇观化,以此寻求震撼性的遮蔽与遗忘。进言之,选择此类题材的导演应该尝试去回应民众心中最关心的真实问题,用影像在美学上探求和解的可能,而不是在浩劫叙述的外表之下填充迎合中产阶级趣味的文化快餐,通过撩拨国民的“战争恐惧症”,赚取眼泪和票房。浩劫记忆有可能因娱乐目的而被廉价量产,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是文化工业的消费诉求与精英文化的严肃探索间的矛盾,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在不损害美学品质的前提下保持浩劫叙述的认真和严肃态度,这是实现浩劫叙述正义的前提,而保持更平和的立场和更宽容的心态可能更为重要。在某些南北韩题材的影片中,我们时常看到大韩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情绪。(23) 民族记忆的苦难和悲情可以被体谅成为历史叙述的起点,但却不应成为结论。的确,“如何把这种大恨转化成乐观与豁达,是韩国的一个新课题。”(24) 许多韩国导演以真实展现民族苦难为由,拒绝承认自己的叙述带有民族主义情绪。(25) 按照理查德·卡尼的见解,对此最简单有效的检测方法就是交换叙述,听取其他相关国家观众的意见。因为狭隘的岛国意识只有“通过自己或别人的眼光加以抵制。”(26) 让自己的历史叙述回归叙述,即承认自己的叙述只是众多被建构的叙述之一。事实上,“韩半岛分断”另一主体——朝鲜方面对此事件的叙述也应得到重视和尊重,尽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的声音尚付阙如。只有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叙述才能告别唯我独尊、纠缠于创伤梦魇的“重复性记忆”。“有效的忘却不是来自忘却,而是来自感恩死亡的不同方式”,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反复指认和审判罪恶,而是有勇气重新讲述这些罪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种“批判性记忆”,并以此赢得宽恕与和解。(27)
在塔可夫斯基看来,惟有集合、倾听不同导演的叙述,我们才可能完整地得到“一个现代世界的图像”。(28) 韩国电影因为独特的历史叙述而别具一格,但不要将独特封闭为孤独。其实,彼此交换叙述就像彼此对话一样必须和重要。限于语言和材料,本文可能构不成缜密的学术研究,也许它的意义也正在于一种寻求对话的努力吧。
注释:
① “分断”是韩国方面用来描述目前的韩半岛分裂的南北关系的专用词汇。
② 中国铉.从《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看韩国型大片的萌芽和民族主义[A].北京电影学院学报[J].2003(03).
③ 为行文方便计,本文将以“韩半岛分断”为主题或背景的影片统称为“韩半岛分断”影片。
④ 爱德华·W·萨义德著.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P33.
⑤ 同④,P45。
⑥ 本文涉及之电影人物的姓名均以国内DVD、VCD介质碟片中的中文译名为准。
⑦ 在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主办的“大众媒体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影片观摩环节中(2006年9月23日晚8时,清华甲所),导演康佑硕谈及《实尾岛》:“之前我反映了韩国人才有的伤痛,有人质问,揭开伤疤后怎么办?而我就是让大家反省,不能以国家名义为名牺牲个人。这就是我的意义所在。”
⑧ 朝鲜叛逃者惊讶地发现“电视剧里的韩国是幻象”.参考消息[N].2009-2-15.
⑨ 赵东一等著.韩国文学论纲[M].周彪、刘钻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295.
⑩ 同⑨,P358。
(11) 白乐晴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韩国的视角[M].金正浩、郑仁甲译.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P113.P3.
(12) 李孝仁著.追寻快乐——战后韩国电影与社会文化[M].张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231.
(13) 关于韩国电影中的兄弟隐及其文化政治学意义的论述,可参见杨慧.亲情的政治——韩国电影中的兄弟隐喻.东方丛刊[J].2008(01).
(14) 李基白著.韩国史新论[M].历帆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P392.
(13) 白乐晴认为,韩国和朝鲜是“分裂国家型”的唯一特例,因为同类的东西德不具备被殖民历史,且属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台湾与中国大陆因为规模迥异,只接近于“部分国家型”。参见白乐晴著.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分裂体制下韩国的视角.P113.
(16) 陈一鸣、董书华.半岛性格儒家文明——韩国学者谈韩国国民性格[N].南方周末.2005-4-14.
(17) 赵要翰著.韩国人的美[M].黄红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P12-14.
(18)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著:雕刻时光[M].陈丽贵、李泳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P86.
(19) 据统计南韩阵亡者达150,000人,失踪者100,000人,蒙受战争损失的人数达几百万。北韩方面则数倍于此。参见李基白:《韩国史新论》[M].P392.
(20) 理查德·卡尼著.故事离真实有多远[M].王广州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P88-89.
(21) 同(20),P103。
(22) 同(12),P2。
(23) 这类韩国电影中的朝鲜仍被矮化,而对外国人不加分析的丑化处理更是暴露其民族主义情绪。相关论述参见杨慧.亲情的政治——韩国电影中的兄弟隐喻.东方丛刊[J].2008(01).
(24) 同(16)。
(25) 在清华大学东亚文化讲座主办的“大众媒体与东亚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影片观摩环节中,康佑硕导演在回答笔者关于韩国反映民族分裂的电影总体状况的提问时特别强调:“反映对统一的苦恼和对南北韩的反思,不是民族主义。这是对过去的愤怒,反思。这种反思是主流。这种思想并不排外。在心灵深处反思、伤痛、忧虑,直到统一实现,这是宿命的苦恼。韩国当下实用主义者很多,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统一。他们有既得利益,害怕统一后被贫穷的北韩所累。对统一,韩国达不成一致。但我个人认为,即便把个人一切都献出,以此作为统一条件,我也愿意。我去世的父亲就是北韩出身,这些都决定了我的电影只能如此”。
(26) 同(20),P141。
(27) 同(20),P142。
(28) 同(18),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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