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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引人注意的迹象是：就业政策正在被纳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告诉《财经时报》：“在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中明确提出新增就业指标还是第一次，这标志着政府工作的一大转变，从以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为主，转向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通货、国际收支平衡四者并重。”
《财经时报》同时获知，中央政府将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逐步将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纳入宏观调控的视野。与之相适应，有关决策机制的转变也在酝酿之中。
据悉，国务院高层已经要求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准备工作，便于集中协调决策的类似于国务院联席会议的制度设计正在筹备。记者从与宏观政策相关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方面，也不同程度地获得了相关信息。
新政府推动
专家指出，经济增长、通货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是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制订经济政策也往往集中于此。从决策理论上看，四大宏观政策目标应当为政府同时兼顾，但作为四个重要变量，其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甚至相互矛盾。例如，经济增长就难免通货膨胀，抑制通胀就会造成失业等。
因此，不同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往往各有偏重。恰当地处理好被西方经济学称为“神秘的四角”的上述四方面关系，持续地寻求最佳平衡点，也是考验一国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实现“软着陆”的宏观经济目标，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取向基本以“通货稳定”为首选目标；1997年以来则转向了“增长优先”。而经济专家指出，未来中国有可能转向“就业优先”。
据介绍，关于宏观调控的目标，十五大的提法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而十六大则完全明确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据透露，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力主全面推动四大宏观政策目标的统一协调。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就此专门提出了工作要求，要求有关部门围绕十六大提出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研究思路，提出对策，搞好协调，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规律。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一位研究员介绍，此次四大宏观调控目标的协调统一的深层含义是，中央高层已经开始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模式和路径做出重要调整。这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运行也将产生深刻影响。
他说，虽然强调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但政策转型迹象也初露端倪。一是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信号日趋明朗，今年的国债资金使用方向重点用于续建和收尾项目，而不是新建重大项目；二是在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背景下，更加强调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
就业是民生之本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位官员介绍，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显示中央和国务院认识到解决就业问题既是当务之急也是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政府首次将“新增就业”列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表明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予以前所未有的重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司长王英才表示，从就业形势来看，中国供大于求的矛盾非常尖锐，困难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就业成为突出的问题。
中国劳动学会副秘书长杨宜勇介绍，政府今年只提出四大宏观调控目标，就业目标不仅位列其中，而且排在紧随“经济增长率7%”之后的醒目位置。中央政府将就业列为宏观经济目标的第二位，说明政府从人口与资源的情出发，将发展就业型经济列为国民经济发展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
专家进一步介绍，中央政府此次只是提出“增加就业”，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充分就业”，这也是中央政府充分考虑当前的社会现实和国情因素。
原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去年末完成的一份《论宏观政策取向的调整：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的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始终伴随着就业的压力。报告中曾建议国家宏观政策取向要从促进增长转向充分就业。
专家介绍，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已经严重大于需求，而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期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数量的体制性、结构性失业，加上中国二元经济结构非常典型，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亟需就业。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说，如果把登记失业者和下岗职工都计算在内，实际失业率是7%；如果再包括那些还没有下岗但实际上已没有工作可做的人，实际失业率已达到10%左右。在农村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据一些专门研究就业问题的权威人士估计，中国的农业目前的劳动力需求只有约1亿人左右，而实际的农村就业人员却高达4.9亿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的一位研究员介绍，今年上半年由于SARS的影响，全年的经济增长必将放慢，从而使中国就业问题更加突出。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面临来自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力和城镇年度新增劳力等多方面压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预测，中国未来3到5年，每年城镇需安排2200万～2300万人就业，即使经济保持7%到8%的增长率，仍会出现每年上千万的“就业缺口”。就业压力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以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成了严重挑战，亟需国家从宏观层次上进行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