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七次军事战略转变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军队论文,军事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军的军事战略转变，是毛泽东提出的一个特定概念，是指以战争形式划分战略时期的两个战略时期之间的变化。军事发展的历史说明，军事战略转变既是国家或政党关于战争形式、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等发生的变化，也是军队和战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全面变革现象。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进行革命战争到执政以来的70年间，已进行过数次军事战略转变，人民解放军在这些战略转变中也随之发生了数次变革。
一、由国内游击战争到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和变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自己的军队，开展土地革命战争。经过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农村根据地，到1930年春，红军已发展到6万多人，进入一个组织形式上由游击军向正规兵团发展，战争形式上由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的变革阶段。同时，党的领导产生“左”的错误，要求集中红军进攻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党中央军事战略方针的变化虽然带有“左”倾冒险主义，但它要求红军组成大部队提高作战的正规性和规模，与红军发展的趋势有所巧合，这就在客观上和一定程度上促使并领导了红军的变革。
从1930年6月开始，赣南闽西、湘鄂赣边、湘鄂西地区红军，相继合编组成了红一、红三和红二军团，进而红一和红三军团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鄂豫皖苏区红军发展组成红四方面军；其他地区的红军也进行了合编或扩编。到1932年6月，红军在根据地内以运动战的方式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全国红军已发展到约15万人，形成了以中央苏区为主要支撑点的包括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6个大的和较大的战略区格局。红军进入了正规兵团、正规战争的战略时期。
与此相适应，红军在组织方面也向正规兵团建设发展。一是建立了苏区中央局、分局或省委，统一领导该区党政军，建立了各区红军司令部或指挥部，实现了战略区的统一指挥。二是颁布了编制草案、政治工作条例和红军法规，建立了后勤、动员、优抚等制度，初步实行以条例和制度质军。三是形成了以方面军为基本战役军团、军团为高级战术兵团、军为基本战术兵团，设省军区、军分区辖地方红军并指挥群众武装的体制；建立少量的炮兵、工兵和无线电等特种兵；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原则上实行“三三制”编制。四是颁布了纪律条例，普遍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基本统一了军纪。五是各战略区，特别是中央苏区，建立了初级、高级的军事、政治、专业技术和后勤等相对完善的院校，建立了各级训练制度。同时，红军的作战原则相应得到发展。归纳起来是：以反“围剿”为主要战争形式，进行人民战争；依托苏区，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实施反攻，进行内线速决进攻；以运动战、歼灭战为基本作战方式，力求在运动中歼敌；慎重初战，不失时机连续再战；在有利条件下，以主力进行外线速决进攻战。“红军已经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
这次转变使红军发生了全面的变革，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保证了大规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是，这次转变也遇到了很大困难。一方面是来自于部分同志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思想，固执于守土观念，反对战略退却、诱敌深入，沉缅于游击性，不愿意向正规性发展；另一方面是党中央的“左”倾领导，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无视红军战争特点，机械地搬用苏联红军的正规建设和正规战经验，过分强调正规化，要求红军组织上绝对集中，作战只求进攻不求防御等，不顾红军仍然相对弱小，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事实，片面强调正规战、阵地战，导致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而被迫长征，遭到惨重损失，正规程度和作战能力都大大降低了。这种错误，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得到纠正。
二、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和变革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动全国民众抗日、以民力和军力相结合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确定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确定我军的战略任务是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箝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据此，党中央适时地决定我军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
这次转变现象上表现为倒退。党中央充分估计到它的难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工作，首先是在党和军队的上层统一认识，进而加强对全党全军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和指战员认识到这次转变关系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这就保证了转变的顺利执行。
从1937年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陆续东渡黄河，挺进晋察冀绥边界，在以师为基本作战单位实施运动战的短期过渡后，迅速分散展开；1938年2月，我新四军开赴华中，逐步分散。我军在华北、华中迅速向敌后扩散，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建立了以主力军首长和机关与军区（分区）首长和机关合一构成的战略区领导体制；形成了统一的战略指导和作战分散实施的特点，实现了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的转变。
在军队建设方面，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多次开展全军性整军运动。加强军政训练，提高官兵素质；整顿机关，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后来，又进行“精兵简政”，提高游击队质量等。
游击战争的理论和实践也得到了发展。为适应和指导游击战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从不同角度阐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论述了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战术等问题，使我军游击战争理论形成体系。在战争实践上，主力部队多次粉碎日军的“扫荡”，采取统一部署下的分散作战或密切协同战役性攻势行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创造了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等许多新战法。
这次转变实质上是大跃进的准备。它用正规部队分散执行游击任务，在敌后大力发展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广泛建立抗日根据地，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正面作战和盟军的反法西斯战争。同时主力军保持着正规性和正规战能力，能够在统一部署下随时相互协同进行战役性行动；地方部队在主力军带动下，逐步加大正规性和正规战的成分；群众武装则在战争实践中逐步成长、升级，发展为强大的后备军。这些就为进入大兵团正规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由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与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和变革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战局好转，党中央命令我军在华北战场上实施反攻，开始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的过渡。1945年春，我军已发展到90多万人，党中央决定实行全面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4月，党的七大明确提出，我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8月，日本宣布投降，党中央估计到部分日军可能拒绝向我投降，蒋介石国民党可能收编伪军准备发动内战，决定我军加速向正规战争的转变。
我军迅速实行转变。首先是各军区迅速集中主力部队编成正规兵团，建立相应指挥机构，进而以正规兵团转向外线作战，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发起进攻。1945年底，我军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达260多万人，形成了有利于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布局。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全国解放战争爆发，我军遂由抗日正规战争战略时期进入国内正规战争战略时期，并且不断地调整正规兵团的体制、编制，建立炮兵、工兵和装甲兵等技术兵种，提高了打正规战争的能力。军队建设得到加强，以“三查三整”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把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正规化建设方面，统一全军番号，确定我军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定了军徽、军旗、军歌。1947年12月，毛泽东总结了我军转入大兵团正规战争以来的经验，提出了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包括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为核心，强调以运动战为主，同时注意发挥阵地战和游击战等内容的十大军事原则。我军的战略战术思想已发展为科学体系。
这次转变，虽然也出现过部分人的地方主义、山头主义的右的倾向和急燥情绪的“左”的倾向，但由于党中央的正确指导和及时教育，整个转变还是十分顺利的。这次转变，使我军的集中性和组织性达到空前高度，作战的正规性也大大提高。气势磅礴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的大决战和百万雄师过大江，展示了人民军队空前的正规战争能力。这些变化，保证我军夺取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消灭了几百万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台、澎、金、马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新中国。
四、由国内正规战争到准备实行初级的现代化正规战争的转变和变革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军的根本任务由武装夺取政权改变为保卫祖国的安全。这就必须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向准备解放台湾，特别是准备反对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和武装干涉的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基本是步兵单一兵种向军兵种齐全的合成军转变。这些构成了党的第四次军事战略转变，也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
这次转变的内容是建立海军、空军等技术军兵种，将我军发展为现代的兵种齐全的合成军，使战争形式由中国型初步进到世界型。这就需要解决技术装备问题，人员素质问题，需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关、部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因而，也就需要有一个相应的过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乘机出兵侵略朝鲜半岛，随即侵占我国台湾，对我发动战争挑衅，我国被迫派出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与拥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较量。这是一场现代化战争，迫切要求我军加速转变。但是，当时我国还不具备为军队提供现代化技术装备的经济和科技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得动员国民捐款集资，同时向苏联贷款，以保证我军的转变。
这次转变，是建立新军兵种与确立新体制并行。从1949年11月到1956年，我军相继建立了各军兵种领导机关，建立或将已有的部队扩大为相应的军兵种，使我军发展为军兵种相对齐全的合成军。同时，我军的体制也作相应改变，建立了各级军事领导机构，调整了军区的设置及其管辖和指挥关系。在战争（作战）形式上，从1950年冬开始，我空军、防空部队、装甲兵、铁道兵等军兵种，边建边投入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迅速由步兵单一兵种正规战向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过渡。1955年1月，我陆海空三军部队协同作战，解放了国民党军盘踞的一江山岛，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残部，巩固了海防、边防；同年11月，我军在辽东半岛举行合成军抗登陆作战演习。我军的作战形式已发展为适应初级的现代化战争，尤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取得了歼敌71.8万余人的重大胜利，积累了由打小歼灭战到打大歼灭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相结合，发挥夜战特长、限制敌军现代化技术装备效能发挥等新鲜经验。在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和一系列军事演习中，丰富了合成军登陆和抗登陆的作战经验。
军队建设也随之大发展。根据国家常备军和现代化建设需要，采取两个战略性举措：一是精简整编，压缩兵员定额；二是开展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提高官兵军事素质和文化水平。其他建设也采取许多重大措施。相继扩建和新建了各军兵种专业的数十所院校和军事研究机构，初步形成了与合成军相适应的军事院校和科学研究体系；国家颁布了兵役法，实行军衔制度，有关军事部门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等。我军正规化程度空前提高。
五、由初级的现代化战争到准备应付现代化常规战争与核战争的转变和变革
自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和蒙古陈兵百万，对我实行战争讹诈，特别是核讹诈；美国插手越南战争，企图从南边威胁我国；印度也蚕食我国领土，制造边界流血事件。这些迫使我国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准备解放台湾和防止外国的侵略、干涉，向准备对付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他敌对势力战争挑衅的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初级的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
这次转变的动议在50年代中期已经提出。它的关键是全面更新常规武器并拥有核武器和建立核打击部队。这极大地依赖于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而当时我国的经济和科技还十分落后，这就决定了这次转变只能是逐渐的改变。
进入60年代，我国在克服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的困难情况下，加速了核武器的研究和常规武器的生产。原子弹、氢弹相继爆炸成功，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建立了核打击部队，常规武器也有一定程度的更新等。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给这次刚刚起步的转变以极大的冲击。在林彪的一套极左军事思想导向下，使我军人数猛增，机构臃肿，编制混乱，正规化程度大大下降，武器装备发展迟滞，与外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直到70年代末期，邓小平重新回到党和军队领导岗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使停滞了十几年的军事战略转变重新起步，并增加了新的要求与内容。这次转变首先是肃清“左”的影响，加强军队思想教育，然后着重改革军队的体制和编制。1982年，我军开始精简整编，先后撤销压缩和精简合并一些军事机关。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撤销，改为总参谋部的相应兵部，军区炮兵、工程兵司令部和设有装甲兵司令部的军区装甲兵司令部撤销，改为军区司令部兵种业务部门；将铁道部队领导机关并入国务院铁道部，撤销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将担负内部执勤任务的部队编入国家武装警察部队，同时遵照精兵、合成、平战结合和提高效能的原则，对作战部队进行整编，压缩员额等。
军队建设也作相应改革，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并且组建预备役部队。强调并实行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中央军委制定和颁布了数百种军事条令、条例和法规，加强以法规治军的力度；同时武器装备也得到一定的改善，部队、军事研究部门和院校也积极开展对未来战争与作战问题的探讨。这些举措，既适应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促使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的建设得到恢复和提高。
六、由准备应付现代化常规战争与核战争到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转变与变革
80年代中期，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对我国周边安全环境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虽然“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和平已成为主流，我们的指导思想，应转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抓住机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据此，我军的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作相应改变。1985年邓小平提出，我们的军事斗争准备应转为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军队建设应当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据此，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实行精简整编，进一步提高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我军开始了第六次军事战略转变。
1985年7月以后，我军开始体制、编制的重大改革并加强现代化装备。撤销了4个军区，全军裁减团以上单位4000多个，员额裁减100万。总参谋部的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合并为兵种部。预备役部队正式列编。陆军全部实行集团军编组，装甲兵全部，炮兵、高射炮兵大部分和野战工兵的一部分编入集团军，使我军陆军中的特种兵数量前所未有地超过步兵；组建山地作战部队。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淘汰了部分陈旧的装备，装备了一部分性能较好的舰艇、飞机、导弹等，我军应付现代局部战争能力进一步增强。
同时实行了文职干部制度，恢复了军衔制度；更加强调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中央军委先后颁布了基层建设纲要、训练条例、武器装备管理条例、政治工作条例等。各军兵种对训练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军事院校也作相应调整；军事理论研究部门、院校及至部队，加强了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和对未来战争形态的探讨等。
七、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准备应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的开始
正当我们实行新的军事战略转变时，世界政治军事形势又有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发生剧变，与北约对峙的华约集团消失，冷战结束。世界由“两极时代”转为“一超多强”，世界大战的危险减少了，但局部战争发生的可能性相对增大。随着现代高新科技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武器装备趋向智能化、一体化乃至信息化方向发展，远程攻击能力增强了，杀伤力成倍增长；核讹诈虽仍然存在，但毁灭性的核战争暂时被制约，高技术战争成为新的战争形式，部队的组织结构向着加大快速反应能力，高度合成、小型化、多样化方向发展。这些使得世界军事斗争、军队建设和作战形式等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世界政治、军事发展的新动态。在加强我军质量建设，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的同时，于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全军的各项建设和一切工作，都要在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下，立足于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而提出了我国的军事发展，要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新的军事战略转变，将促使我军建设和作战能力发生重大变革，也给我们提出诸多新问题。我们应遵照江泽民的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把我们的军事理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指示，借鉴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历史经验，借鉴外军的经验，加强对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以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理论，引导我军执行与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
八、党的军事战略转变和我军变革的一般规律
70年来，经过数次转变和变革，我军从游击军、游击战发展到正规军、正规战，从几千人的革命武装发展到几百万人的国防军，从单一步兵发展到军兵种齐全的现代化合成军，成为当今世界强军之一。从党的这些军事战略转变与我军执行转变而发生的变革中，可以总结出以下的规律及经验：
（一）军事战略转变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在党和国家历次军事战略转变中，兵力的作用十分明显。兵力包括人员（数量和素质）和装备两要素，其中装备的质变支配着“级变”。党的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时，中央按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规定各战略区红军要编航空兵、高射炮兵和各级队属炮兵，使红军正规战程度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结果是因为没有相应装备而落空，红军虽然转为正规战争，但这种正规战只是提高了的游击战。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作过设想，我军在抗日战争后期，如能得到新式武器的装备，将发生大的变革，变到高级的、世界型的，结果还是因为没有得到的设想的新式武器，没有能变革到预想的程度。这说明，兵力是军事战略转变的物质条件，没有这个条件，连低级的转变都是不可能的。
（二）军事战略转变离不开领导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军事战略转变的目的是为了使任务和敌情相符合。在这里，敌情需要最高军事领导者判断，战略任务也由他们来确定。故变与不变，都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例如，抗日战争的第二年，我军兵力已发展到18万余人，是可以编成正规兵团与敌作一般性战役或战斗的正规战的。但如果这样将使我军受到巨大消耗，也放弃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失去我军能够起到的战略作用，也就不能坚持长期抗战和扭转整个战局。所以，党中央没有要求我军急于转入正规战争。又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就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武器生产能力而言，我军不具备转变为合成军的条件，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迫使我军非实行转变不可，党中央只好创造条件加以转变。由此可见，军事战略转变，离不开领导者的主观能动作用。
（三）军事战略转变应始终遵循军队组织形式与作战形式相适应的原理。我军在执行党和国家军事战略转变时，有两个普遍现象：一是首先改变军队的组织形式，然后随即改变作战形式，或作用于战争，或表现在训练场上；二是当军队组织形式改变后，还要根据作战和训练发展或装备改变出现的新情况，不断地调整组织形式，以达到科学组编。这两个现象遵循着一个共同的原理，即军队的组织形式，兵种和军种，必须与作战形式相适应。这是军队执行战略转变中应当把握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军事战略转变必然引起军队建设的相应的改变。军队组织形式的改变，原来的秩序、系统、机制等各个方面必然随之改变。所以，我军每次执行军事战略转变时，都要相应制定或修改条例、条令，对军队的体制、编制、政治工作和纪律等，加以强调或重新规范。军队作战形式改变，则要求官兵军事素质相应改变，相应地建立或调整军事院校，增设新学科或新的教学内容及强化或修改训练制度等。通过这些，军队建设也进一步得到发展。所以，在执行军事战略转变时，应当同时注意到军队建设的变革问题。
（五）军事战略转变必然引起军事理论的相应发展。一般的军事原理表明，一定的战争（作战）形式，必然产生相应的指导原则；而一定的作战原则，必然来自并指导于一定的战争（作战）形式的实践。据此，我军每执行一次军事战略转变，军事理论都有一定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新的作战原则是作为指导规律而存在于战争（作战）实践中，一方面需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被人们所认识；另一方面是依赖于战争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工作者用心去思考、研究，才能给以总结提出，指导于实践。所以，战争的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工作者，应当注重对军事战略转变中的军事理论问题的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
（六）军事战略转变必然引起人们的不同反响。军事战略转变也是全体指战员原有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的改变。由于人们认识的水平、方法和角度不同，必然有不同的反应，往往出现“左”右两种错误倾向。这在我军执行军事战略转变中多次出现过，而且有一定的规律。“左”倾错误，一般来自于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右倾错误通常来自于保守观念和经验主义，而来自于上层的错误倾向危害最大，纠正最难。我军多次军事战略转变的实践说明，只要党和军队的领导层统一认识，并及时对全党全军进行教育，是完全可能纠正或避免军事转变中的这些错误的。
纵观党的历次军事战略转变，还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之处。前三次转变发生在战争时期，那时党还没有夺取国家政权，工作重心在于战争，军事战略转变体现在党指导战争的战略方针的改变。限于当时的条件和环境，促使我军变革的物质条件是兵力中人员和装备综合性量变，这种变革只能是低层次的变革，转变的过程较短，并且立即作用于战争，可以说它既是战争发展的结果，又体现在战争的发展之中。后四次转变则发生在现代和平环境下，党处于执政地位，工作重心在于治国，军事战略转变是国家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的重大举措。较比过去有相对优越的经济、科技条件和军事装备。促使我军变革发展的物质条件是装备的质变，这种变革是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高层次的技术性变革，从动议、开始到实现，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与过去相比较，现代军事战略转变和由此而引起的军队变革，简单说有以下特点和需要注意的问题：1.现代军事战略转变的目标是使我军的战争能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军建设的总趋势，是走精兵之路；2.现代军事战略转变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只能保持与国力增长同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现有装备的效能；3.现代军事战略转变以渐进的形式进行，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世界军事发展趋势，不断增加转变的新内容，树立转变的超前意识；4.现代军事战略转变落实到军队的基本实践活动是教育和训练，我们必须把教育和训练作为实现军事战略转变目标的日常工作；5.在现代军事战略转变中，必须防止军事理论和学术研究发展滞后，要求我们特别注重新形势下的军事学术研究，努力掌握先进的战略战术；6.现代军事战略转变要求我们必须防止“左”右倾错误，既要克服因遁守旧和右倾悲观主义，更要防止不从我军实际出发的“左”倾教条主义。上述几点是认识党的现代军事战略转变与我军变革发展应该把握的基本点，也是认识与指导现在乃至今后军事战略转变和我军变革发展应该把握的基本点。
军事战略转变和由此而引起的军队的变革，不是我们党和国家特有的，而是人类社会有了战争这个互相残杀的怪物以来，世界上战争和军备竞争的必然结果。我们不争霸，期望世界和平，但在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还没有消灭，世界军事发展迅猛异常的现在和将来，为了防御外敌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我们不能不有军事斗争准备，保留一支维护祖国安全所必需的军事力量，因而，也就不能不随着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不断地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我们的人民军队，必将在不断地执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中变革发展，永远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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