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基金的花旗冒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旗论文,温莎论文,基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莎基金持有花旗股票成本一度高达33美元/股，虽然花旗后来最低跌到8美元/股，但最终温莎的这笔投资获得成功。秘诀是：不需靠光彩夺目的股票和多头市场，正确判断和坚持信念是获胜的先决条件。花旗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丑股票往往是美丽的。
1991年5月，大多数投资者都在为花旗银行忧心不已，当时不动产问题正在清理中，在清理发展中国家灾难性的放款之后，花旗银行的前景黯淡无光。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不动产贷款的坏账，花旗不得不拨备数十亿美元，尽管如此，但摆在它前面的还有难以逾越的障碍有待克服。
当时其他银行业正从类似的问题中脱身，但关于花旗的新闻还是层出不穷，主管官员也在猛查它的账簿。大陆银行(Continental Bank)的幽灵在提醒投资者不要忘了，今天意气风发的老牌银行明天也有可能消失无踪。花旗的股价几乎天天重挫，批评的声浪淹没了花旗精力充沛的董事长约翰·里德，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战役，如果处理不善的话，他必须黯然下台。
在温莎基金的我们，审慎评估花旗的处境之后，认为此时正是买进的良机。
实际那时温莎基金已持有了相当部分的花旗股票，它早在1987年就吸引了我们，因为在摩根的股价大涨之后，我们希望找到另一只股票来取代它。花旗的股价那时是盈利的7-8倍，前董事长沃尔特·瑞斯顿(Waltsr Wriston)将花旗改头换面，进入了短暂的全盛期，瑞斯顿的努力使得花旗一年增长了15％。
20世纪70年代初，花旗属于“漂亮50”(Nifty Fifty)的一员，是股票市场上万众瞩目的成长股之一。花旗的成长率减缓并在投资者中失宠之后，温莎却大力买进。不过道路之颠簸却是始料未及的。
像花旗抱牢放款那样持有
从一开始，花旗就在考验温莎的逆向投资策略。1987年花旗股价大跌，市盈率远低于当时的一般水准。市盈率低反映投资者十分忧虑花旗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尤其是对墨西哥的贷款因油价急转直下而恶化。
但股票市场只考虑到了这些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件事——花旗在银行业主管机关的压力下，不得不拨一些准备金以防贷款成为呆账，所以，1985年和1986年花旗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投资者见到这些亏损不免会脸色发白，我们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花旗列示的盈利非常保守，实际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到了1988年，花旗似乎即将对我们的这种信念给予奖赏，这家银行的亏损创新纪录之后一年，正迈向盈利创新高之路。然而，紧接着经济衰退来袭，对于过度开发的商业不动产企业打击尤重，它们破产之后，把无法履行债务的不动产贷款的烂摊子留给了银行。银行当时亟须补充资金，一般的做法是以一般或者更低的价格摆脱这些放款。花旗当时采取了聪明但让人不解的做法，抱牢它的放款而非出清。
虽然这些恼人的问题挥之不去，温莎却在一片哀号声中稳定增持。但事情似乎愈来愈糟，由于温莎的持股节节攀高，我忍不住找里德谈话，把心里的想法告诉他。谈话之后，我对他坚韧不拔、不眠不休的工作精神大为折服。我也很关心他的个人生活，虽然处境艰难，我劝他仍不要放弃打高尔夫。
有一次，对着台下的投资者介绍他时，我坦承起初对里德的名字有点摸不着头脑，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老是提到“焦头烂额的约翰·里德”(Beleaguered John Reed)，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还以为“焦头烂额”就是他的名字。
总之，不管所谓的权威之士讲得如何头头是道，1990年年初，我们买了更多的花旗集团股票。虽然不动产市场惨淡如昔，我们却相信花旗集团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终有一天会在市场上赢得认可。
坚信不动产会再度翻身
我们注意到，有关问题影响的主要是该行的商业不动产业务，消费业务的盈利却大有斩获，居于主宰地位的信用卡业务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前董事长瑞斯顿的努力——在发展中国家扎根——开始对盈利带来贡献。我们认为不动产会再度翻身，所以一如既往地认为这是受益人大赚一笔的好机会。1990年花旗并没有赚到钱，确定的原因只是其为不动产拨备了大量的相关准备金。尽管处境艰难，但其他业务赚到的钱和不动产部门赔掉的钱持平。
但花旗再度粉碎了我们的希望。1991年温莎投资的银行股票中，只有花旗的盈利不如预期。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似乎很有道理的事，由于我们的平均持股成本是33美元/股，而当时花旗的股价是14美元/股，因此我们买进了更多的花旗股票。
1991年，股价继续下跌，媒体一再痛责花旗。《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1991年10月号一则刺眼的标题说，“花旗的噩梦愈来愈糟”。12月，《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用一篇特别报道配上全页的死鱼照片，表达出华尔街的感受。
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下，不少人认为花旗即将破产，据说罗斯·佩罗特(Ross Perot)正在卖空花旗股票。市场上传说的实际情况比花旗的财务报表所呈现的更糟，这引起了新闻媒体的恐慌性骚动。为了平息谣言，花旗银行不得不公开宣布：主管机关还没有判它死刑。
温莎此时持有2300万股花旗股票，受益人的资产有5亿美元身置险境。与此同时，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John Dingle)暗示花旗可能会技术性破产，花旗一家亚洲分行遭挤兑的报道也在传开。1991年年底，花旗股价一路下滑到8美元/股左右。
我不能说这是叫人欢欣鼓舞的时光，但我们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压根没想过在报酬率令人满意之前卖出股票。即使在大量失血之后，我们仍然觉得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大致上毫发无损。
由于成本大幅下降，盈利转好的画面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依我们的看法，随着不动产问题烟消云散，1991年之后盈利将止跌回升。我们发现花旗的处境和1987年的美国银行(America Bank)有些相似。美国银行后来枯木逢春，股价涨了8倍以上。
我们忍受着枪林弹雨的袭击，最后终于尝到了甜美的果实，获得了非常高的报酬。1992年年初，花旗盈利和股价都明显回升，这一年结束之前，我们的持股已经获得了利润，温莎敢于为人不敢为的做法终有所获，值得等待那么长的时间。
温莎投资花旗忽上忽下的经验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投资要成功，不需靠光彩夺目的股票和多头市场，正确判断和坚持信念是我们之所以获胜的先决条件。利用判断力，可以找到好机会；坚持信念，可以在别人争先恐后往某个方向跑时毫不动摇。花旗的例子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对我们来说，丑股票往往是美丽的，如果温莎的投资组合看起来那么容易令人认同，那么可以说我们敷衍了事。花旗不是第一只这种股票，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只。
摘自《约翰·聂夫的成功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