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社会的突破性进展一般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来实现的。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转型在特定的时代有其特定的内涵和本质特征，这是由这个时期的主要目标、努力方向和推动人们向上的精神力量所决定的。由于分析视角不同，运用的方法各异，人们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本质特征可能作出不同的判断。如果判断失误，将会改变人的努力的方向和为之奋斗的美好目标，使社会陷入一种危险境地。中国在文革时期所犯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的错误判断，一个应以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主要目标的中国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所取代，其后果是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结构转型，实质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下称为工业转型观）。（注：参见陆学艺：《21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2期；郑抗生、李迎生：《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与城市社会问题》，《东岳论丛》1996年第6期；张志坚：《社会转型期的基本特征及人际关系的负面变化》；《新东方》1997年第2期；包心鉴：《试论当代中国发展的转型性实质》；《学术月刊》1997年第6期；晏辉：《论社会转型的实质，困境与出路》；《内蒙古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刘祖云：《社会转型：一种特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华中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这种看法尚有待商榷。本文就此进行讨论，并提出一孔之见，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一、社会结构转型的条件和标准
不同的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从而有其不同的社会结构转型的条件和标准。显然，工业转型观依据的是传统工业化形态下的转型标尺，它建立在大量消耗能源、材料的技术基础上。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因而这些国家的转型标准以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化过程为依据，参照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来设计本国的现代化蓝图。但是，当发展中国家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时候，发达国家并没有停留在原来的工业化水平上，而是进展到一个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因此，转型标准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代和不同阶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不断地由一个层次推向另一个更高的层次。并且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现了现代化，也不能用本国自身的发展水平和程度来确定，而必须用全世界公认的统一标志为依据，甚至用世界最新的发展趋势作参照系。
当今社会正迈向新的文明，走向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信息化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信息和科学知识成为人类关注的主要对象和活动的结果，摆在人们面前第一位的已经不是社会继续工业化问题，而是社会的信息化问题，是创造并使用以积极有效地利用人类主要的战略资源——信息资料为基础的新工艺问题。因此，决定一个国家转型标准的关键因素，已不再是以自然资源和历史条件为后盾的工业化，而主要是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知识经济及其社会信息化程度。工业转型观无疑降低了中国的转型标准。世纪之交的社会结构转型要求以更充分、更全面的满足各种需求为核心，以更有效、更合理地利用信息资源为基础，以对科学知识、智能提高的高度重视为特点，从而不同于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转型标准。这种转型标准的更新固然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如能源危机、生态危机等），而信息技术与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则为这种变革提供了技术基础和经济基础。
近20年来，世界经历着全球性的迅猛发展的社会信息化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已遍及世界各地并成为各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轴心。有人认为，信息化正在为解决当代许多全球性问题建立智能知识基础，它将有助于克服资源短缺、能源和生态危机，有利于人类的持续发展和所有社会活动领域的人道主义化。（注：科林：《信息学的演化与新信息科学群的形成》，载俄国《科技信息》第1辑，1995年第1期。）诸多研究成果表明，无论对自然过程还是对社会过程，信息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信息运动过程是周围世界一切进化演变的基础，信息与物质、能量一样是基本的普遍的现象，没有信息，任何事物和过程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现实上看，信息革命是推动社会结构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信息化过程中，人们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具有替代性和再生性的信息资源，主体劳动工具是由电子计算机控制的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机器体系，使得生产力结构由传统的物力驱动型转向智力驱动型；由于知识信息及其使用的普遍性、社会性、共享性和不能垄断性，也要求对生产关系结构进行变革。在信息技术革命中迅速崛起的信息产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和支柱产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日趋高级化和软化，传统产业的就业人数逐渐减少，信息产业的就业人数剧增，引起社会群体结构发生根本变化，一个以智力劳动为谋生手段和生存方式的“新中间阶级”的出现格外引人注目。信息处理的自动化、信息应用的全民化，对社会组织的规模、体制、管理、沟通、效率、形象等都有着巨大的影响，组织规模分细划小，功能逐步适应，自主性、独立性增强，管理有序，效率提高，加强了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协调性，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有序度和有效度。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大大改变了各产业的传统布局，彻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工作、学习、生活和交往的方式，居家工作、居家学习、居家购物、居家就医、居家交际等正逐步成为现实，从而促使社区结构发生变迁。信息互联网络在全球各个角度的延伸，大众的知政参政意识随之增强，使政治结构最大限度地透明化，有利于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人类通过网络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依赖性大大增强，使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和各种社会制度更明显地反映社会信息化、全球一体化浪潮，更充分地体现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从而促使制度结构也发生变革。总之，随着知识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表明人类正大步迈向信息高速公路铺就的信息化社会。工业转型观对这一世界发展潮流视而不见，把中国的发展目标限定在工业社会的框架内，它所追求的竟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超越了的陈旧的东西，这不仅有悖于中国人民的意愿，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因此，工业转型观不能不说是一个僵化的、远离社会现实的过时标准。
二、信息化是中国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迅速走向信息化社会，完成由工业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这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中国实施信息化的基础十分薄弱，既不是资源大国，水、土地、森林、矿产的人均占有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又不是天生富有，资金不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我国使用的技术离国际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技术工人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也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的能耗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3倍、韩国的4.5倍，12种主要原材料的物耗也比发达国家高出5～10倍以上，有的竟高出百倍。在农业方面，劳动者人均生产谷物量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0.8%，化肥的有效利用率为30%，比发达国家低一半左右。如果我们不顾全球的信息化发展浪潮，继续沿用工业化发展模式，中国将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过去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别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现在如果我们把知识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当作将来的事情，那么这种差别将很快变为半工业社会或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的差别，两者的差距不仅不能缩小，反而会越拉越大。当我们在政治上摆脱半殖民地处境，在工业上摆脱“经济殖民地”时，又会被沦为“信息殖民地”。因此，没有一种巨大的变革性力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无法缩小。
正是由于中国的基础落后，我们可以采用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改造生产、服务、经营、管理，实现国民经济各项领域的跳跃式发展。在工业生产中实现自动控制，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使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柔性生产系统，可大大节省能耗和物耗，加快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升级，提高产品、产业的竞争力。在金融领域则根据业务工作的需要，建设层次、范围不同的各种支付清算系统，可大大加快资金的周转效率；先进的信息网络调度系统可以使电力、交通得到最充分的利用，而先进的信息流通系统则大量减少库存和货物周转量；功能齐全的市场信息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和宏观经济决策辅助信息系统可帮助企业和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决策质量，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信息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运用就形成了强大的变革性力量，为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技术基础。
教育和科研落后是中国实现社会结构转型的最大障碍之一。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就必须借助于先进的科教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知识的广泛应用。与研究开发相比，信息知识是最廉价的。统计数据表明，如果以一项科研成果的研究费用为1，发展推广费用则为10，生产费用达100，而信息知识的获取费用只有0.05。日本战后20年中，共花了57亿美元引进国外的信息专利和设备，如果全由日本自己研制，则需要2000多亿美元，还不计将人力、物力、稀缺的科研人员和科研经费投向这些项目后对其他方面所带来的间接影响。中国通过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科技人员便可以及时得到最先进的科技信息。由于中国的信息基础落后，可用的信息也就越多，可以超越许多陈旧的技术阶段，实现跳跃式发展，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发展水平。
在今天的全球竞争环境中，无论是军事的、经济的、科技的竞争，最终都体现为人的素质的竞争。中国是一个12亿多人口的大国，人口素质的高低关系着国家的兴亡。目前，中国还有2亿多文盲，平均中小学普及率也很低，高等教育普及率排在世界各国第90位左右，我们又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教师队伍加以大幅度提高。所以，我国的教育系统要满足社会结构转型和时代发展的需求，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那就是通过先进的信息系统来承担传统学校教育的部分或大部分功能。随着宽带综合业务数字网的普及，极大扩展了信息传递的范围和质量，数据、声音、图象的双向传输通道将连接到每个家庭，将大量的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课程及其它科学技术、生活、市场、金融、体育、娱乐、医疗等信息以联机方式存放，用户可有选择地获取这些信息知识，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的教育模式。中国12亿人口，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教育和各种信息知识，经过一、二代人的努力，全民文化素质就会得到极大的提高，中国的腾飞就得到了最基本的保证。
历史已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只有那些抓住机遇发展新的生产力，顺应生产力发展的最新要求，及时改变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国家才能在历史变革中脱颖而出，取得高速发展。在世纪之交，这个历史机遇就是信息化，它是中国实现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唯一选择。而工业转型观只能使我国在下一世纪失去主动并落后，在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败北。
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本质特征
从以上的论述可知，信息化程度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更为本质的标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工业化阶段而直接进入信息化社会。工业化是不能超越的，因为工业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信息化是在工业化沃土上培育出来的“鲜花”，没有坚实的工业化作基础，单纯发展信息产业，只能是空中楼阁。单靠计算机炼不出钢铁，只看电脑显示的信息解决不了温饱问题，信息知识只有物化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从目前的情况看，生产信息产品的企业本质就是工业企业，它们依赖于钢铁、机械、化工、仪器、仪表、能源、交通等传统工业企业。但是，今天的工业化却不能亦步亦趋地走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如果按步就班地发展，势必要经历相当长时期发展工业的过渡阶段，而信息化的国际潮流一日千里，时不待我，放松延迟一步则会落后千里。因此，以信息化为目标，优先发展信息产业，运用信息化来促进工业化，工业化又反过来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走二者“协调发展，互补共进”的道路，这是我国实施社会结构转型的战略选择。
信息技术是获取、存贮、传递和处理分析信息以及使信息标准化的技术。当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革，成为推动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奠定了人类迈向信息化社会的技术基础。综观世界发展大势，大量数据库的建立，信息中心的形成，远距离通讯网络的实现，极大地加快和增强了国际之间的数据流和信息流，创造了高效率的、全方位多方面交流与合作的信息网络环境，加强了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人才、交通、通讯等几乎所有领域的联系，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千载难得、百年不遇的后来居上的良机。我们强调中国向信息化社会转型，就是要打破先完成工业化再推进信息化的常规道路，把现有信息技术成果所提供的机会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优化产业结构，获得整体发展的高速度。
我们在分析当今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时，可以发现高新信息技术具有迄今为止最强的扩散效应和最大的倍增作用。第一，现代信息技术大大加快了信息的交流速度，提高了人类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能力。第二，高新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高新信息技术作为人类开发利用信息资源的手段，使其成为不可缺少的生产力要素，它通过优化、更新生产体系要素，促进生产力系统运行的有序度和有效度，引发对生产过程、生产工具、操作方法和工艺技术的革新和改造，使各生产要素以较快较准的状态进入生产运行系统，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信息化过程。第三，当代信息技术给人类精神生产带来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跃进。高新信息技术使人类的每一项精神生产都有可能尽量汲取全人类的有关智慧和营养，使每一项精神产品都凝聚着人类的最高智慧而得以不断升华；人脑智能和电脑智能联为一体，互相加强，协同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在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第四，信息革命对人类生存和生活方式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世界通过全球互联网络更加紧密地联为一体，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封闭地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质量将可能扩展到整个世界。
总之，理论和实践均已显明，社会信息化在提高人类生产水平和生产效率的同时，把生产社会化和人类文明程度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广泛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发展信息产业，充分地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不断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效益，加速推进社会信息化，已在为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竞争焦点。事实上，社会信息化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空前提高，全面推进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一项重大任务，正在实施以金字系统工程为代表的社会信息化措施，全面加紧了走向信息化社会的步伐。所以，社会信息化应当作为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本质特征和更为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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