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格萨尔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格萨尔故里”，今天已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文化品牌而广为人知。甘孜州《格萨尔》英雄史诗学会还专门办了一个刊物，刊名就叫《格萨尔故里》，目前已出了4期。甘孜州所在的康巴地区是格萨尔故里和《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诞生地，今天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尽管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但是，今天我想要谈的并不是是否有格萨尔其人，以及甘孜州是不是《格萨尔》英雄史诗故里的问题，而是《格萨尔》英雄史诗这样一部作为藏民族象征之一的、伟大的英雄史诗为什么惟独发源在康巴这个区域，产生《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土壤是什么，《格萨尔》与康巴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我想，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康巴文化的精神实质与内涵，会大有帮助。
一、《格萨尔》在藏族文化中的精神价值
我们知道，从10世纪后期即藏传佛教后弘期以来的藏族传统社会，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宗教性社会。这种宗教性社会有三个标志性的特征：第一，宗教成为整个民族及社会的基本凝聚量力。第二，宗教寺院组织成为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一。第三，政治上形成了政教合一格局。（注：参见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01页。）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10世纪后期以来的藏区社会中，宗教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主导性力量，不仅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甚至成为藏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一个为宗教力量所主导的社会中，宗教信仰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支撑力量。因此，在一个宗教性社会中，所突显的主要是神性和神性至上，是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约束，在这样的社会中，敬畏、虔诚、神秘、恐惧、忍让、约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便成为整个社会的基调。与此相应，在这样的社会中，就必然导致英雄、勇敢、积极进取、英武和对人性的发扬等这样一些成分和内容的缺失。或者说，这些成分和内容因受到宗教神性的压迫和抑制而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而这些内容和成分又是一个正常和健康的社会之发展所不可缺少的。那么，《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的文化价值及其在藏族民间世俗层面即非宗教层面的广为流传，正是对藏族宗教性社会所导致的缺失了英雄、勇敢、积极进取、英武和对人性的发扬等这样一些成分和内容的重要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我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宗教与《格萨尔》英雄史诗犹如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各自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结构的两极。如果说，宗教彰显的是神性和对神的敬畏，并以虔诚、神秘、恐惧、忍让、约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亦即以对人性的约束为基调；那么，《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则是人性和对人性的发扬，它是以英雄气慨、勇敢、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体现人性的因素和内容为基调。所以，如果说宗教凸显了对神的敬畏和对人性的约束，那么《格萨尔》英雄史诗所体现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则是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诞生弥补了藏族宗教性社会所带来的失衡和缺陷，它使藏族文化在内部结构上达到了一种平衡，也使藏族文化在结构上达到一种完整和完美的状态。
过去，我们常有一种片面的理解，认为藏族文化是以宗教或者说是以藏传佛教为核心，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宗教固然是藏族文化和藏族社会的重要特点，但不是全部。我们必须看到，除宗教之外，藏族文化中尤其是在藏族广大民间还存在着以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为核心价值的《格萨尔》英雄史诗。二者相互补充、相互修正、互为依存、共同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截然不同的两个极，正是这种不同的两极，才使藏族文化本身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所以，我们看待藏族文化和藏族社会，既要看到其宗教的一面即对神的敬畏和对人的约束的一面，同时也必须看到存在于广大民间非宗教层面的《格萨尔》英雄史诗的这一面，亦即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二者不能偏废，更不能取其一而否定其二。
我认为，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艰苦的高原环境中之所以能够乐观而豁达地生活，保持开阔、健康的心境，其中既得力于宗教所赋予的忍耐、约己精神，同时也离不开以张扬人性为基调的《格萨尔》英雄史诗所赋予的英雄气慨、勇敢、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精神素质。这正是《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中的精神价值所在。
所以，《格萨尔》英雄史诗在藏族文化结构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价值。它不仅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代表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的一面。
二、《格萨尔》英雄史诗为何产生于康区
我们不禁要问，在藏族传统的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也是藏族三大方言区）中，《格萨尔》英雄史诗为什么惟独产生于康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答案，《安多政教史》中有一段颇具启示性的话，或许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该书在谈到藏族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和特点时曾说：“卫藏法区，安多马区，康巴人区。”（注：智巴丹·贡却乎丹巴绕吉：《安多政教史》，吴均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藏族民间谚语中对此有更为生动、直白的表达，称：“最好的宗教来自卫藏，最好的人来自康区，最好的马来自安多。”这是藏族人民对这三个区域之特点和差异的最生动、简明的概括。
值得思考的是，康区为什么会被称作“人区”，为什么说“最好的人来自康区”？也就是说，在藏族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中，为什么惟独康区的人（康巴人）被认为是最优秀和最杰出的？我想，这一问题应与《格萨尔》英雄史诗为什么产生于康区有紧密的联系。
康巴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优秀和最杰出的，我想，至少有这样两个理由：
第一，康巴人的体格普遍高大健壮。
本世纪初，戴烈斯勒(F.Delisle)、杜纳尔(W.Turner)、莫仁德(Morant)三位外国人类学者曾先后对60多个藏族人头颅进行过测量和研究，根据测量结果，他们把藏族人划分为两种不同的体质类型：藏A型和藏B型。藏A型又称“僧侣型”，其特点是短头型、面孔宽、身材较矮小；藏B型又称“武士型”或“康区型”，其特点是长头型、面孔相对窄、身材较为高大。并认为康区即今天的横断山脉地区是藏B型的故乡，藏A型则以卫藏地区为代表。（注：［意］古瑟普·詹纳：《西藏拉萨出土的古人类遗骸》，杨元芳、陈宗祥译，载《中国藏学》1990年第4期。）此研究结果与藏族人的实际情况相符合。即便在今天，康区一带的藏族人其体格也普遍较卫藏地区要高大。
第二，康区人具有个性张扬、强悍好斗和敢于开拓进取的性格特点。
关于康巴人的性格特点，在藏族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卫藏人是热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会做生意”。（注：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李有义译，油印本。）这些藏族民间谚语生动反映了康巴藏族的性格特点。从历史上看，康区人的强悍好斗特点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吐蕃王朝末年的奴隶大起义即“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注：刘立千译注《续藏史鉴》，成都华西大学1945年版。）近代以来，康区也始终是各种武装冲突和暴力事件频繁发生的地区。如“大小金川事件”、“瞻对事件”、“巴塘之乱”、“布鲁曼起义”，等等。发生于康区的各种武力冲突还往往成为西藏事变的导火绳。这些历史事实都充分反映了康区人强悍好斗的性格特点。这一性格特点，实际上也反映了康区人性格中具有较多的冒险和开拓进取的精神。
我们不难看到，康区人的这些体格及性格特点，与《格萨尔》英雄史诗所彰显的英雄气慨、勇敢、积极进取、不畏强暴、敢爱敢恨等这样一些精神素质是息息相通的，两者完全能够吻合。很显然，康巴人的性格特点与《格萨尔》英雄史诗的精神内涵是颇相对应的事实，或许正好能够诠释《格萨尔》这样一部以颂扬和肯定人性为其精神实质的英雄史诗何以产生于康区的原因。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造就了康巴人的这种性格？笔者以为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康区独特的地域环境；其二，是康区种族与文化的多元性特点。
康区地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这里有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数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穿流而过，它们犹如一把把利剑，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峡谷之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通道。康区的总体地貌特点是高山深谷，这里既有雄奇险峻的雪山，也有深陷的山谷。由于高山纵横、河流密布、地势险峻、地形破碎、交通阻隔，这里既缺乏像安多地区那样广袤无垠的草原，也没有卫藏地区那种宽阔、富庶的河谷农地。因此，从整体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的比较而言，康区可以说是藏族三大历史地理区域中生存环境最恶劣、最艰苦的区域，或许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自然环境，使得康巴人必须具备强健的体格和坚韧、强悍的性格。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险峻的高山峡谷地域和相对恶劣的生存条件造就了康巴人坚韧强悍和善于开拓进取的性格。
其次，康巴人性格的形成还与康区种族、文化及社会的多元化特点密不可分。康区由于有数条大江纵贯南北，形成了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来康区就是众多民族南来北往、频繁迁徙和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成为西北与西南古代各民族沟通往来的孔道。正因为如此，目前在康区发现的考古文化，无论是史前原始文化，还是战国秦汉时代的石棺墓等文化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复合文化特征。它们既与北面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也与其南面地区的考古文化有渊源关系，甚至还带有长江中游地区的某些文化因素。（注：童恩正：《近年来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战国秦汉时代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所以，康区的原始居民在种族来源及构成上应该是多源的。
从康区藏族的形成来看，他们基本上是以当地原有的众多氐、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在不断受到吐蕃和藏族文化的融合和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区藏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如下的演变过程：其一，在吐蕃时期，吐蕃王朝对康区诸羌各部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其二，吐蕃王朝以后，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于康区一带，遂与当地原为吐蕃属部的诸羌居民相杂处，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道路。其三，10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兴起，藏传佛教不断由卫藏地区向康区一带传播和渗透，从而使康区居民与卫藏地区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上逐渐趋于一致。故宋人称：“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岷水至阶、利、文、政、绵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注：《邵氏闻见前录》卷13。）又载：“在黎州（今四川汉源）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注：《宋会要稿》蕃夷五记。）可见，在宋代，宋人已将康区一带居民统称为“吐蕃遗种”，这说明当时康区居民已同吐蕃居民融为一体，由于他们在文化上表现出浓厚的“蕃”的特征，这大约正是宋人将他们统称为“吐蕃遗种”的原因。此外，康区处于藏汉文化交接区，民族活动和迁徙十分频繁，所以康区藏族之中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许多其他民族成分。即便在12世纪以后，也仍然有其他的民族成分以各种方式加入到康区藏族之中。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汉、彝、回、蒙古、纳西族，等等。
由于康巴藏族在形成上的这些特点，所以康区藏族在族源构成上具有明显的多元性。这首先表现于其内部存在众多支系，而且所使用的语言（母语）种类繁多。今天的康区藏族中，有讲白马语的白马藏族，讲嘉绒语的嘉绒藏族，讲木雅语的木雅藏族。此外，还有讲道孚（尔龚）语的藏族自称“布巴”，分布于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炉霍、新龙等县；有讲贵琼语的藏族自称“贵琼”，分布于甘孜州康定、泸定县的大渡河两岸；有讲却域语的藏族自称“却域”，聚居于甘孜州的雅江和新龙县，等等。这些不同支系的藏族人，彼此在文化和风俗上均存在一定差异。其次，康区藏族的多元性还表现于其政治上的分散性和多元性。民改前，康区境内大小100多个土司各自为政，其辖区各自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因而形成了若干分散割据、自成体系、互不统属、争雄斗势的政治势力。其统治既有政教合一形式，也有政教联盟的形式。在社会形态上，康区既存在牧区的部落领主制，又存在农区中完整的封建领主制，还有寺院统治下变异了的封建领主制。另外，康区藏族的多元性还突出表现于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方面。康区是现今保留藏传佛教各教派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这里不仅有格鲁、萨迦、宁玛、噶举等各派，甚至在西藏已近灭绝的觉朗派在今康区（壤塘、阿坝等县）仍得以保存并有较大影响。历史上康区还存在过噶当、希解等教派。除藏传佛教各教派之外，康区还流行苯教，同时也有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其他宗教以及民间的原始信仰。这些众多的教派和教种同时并存于同一地区，这既适应了康区藏族的多元性特点，同时它们本身也是多元性的一种反映和派生结果。
因此，多元性可以说是康区之文化以及人文社会的最大特点。我们知道，生物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定律，即单一性导致脆弱性，多样性则导致稳定、活力和旺盛的命力。这也是森林生态的一般规律。可以说，康区之社会与文化的多元性不仅使其社会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也使其文化具有旺盛的活力。这种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背景显然同样是铸就康巴人独特性格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康区高山峡谷的自然环境与多元性的社会文化不仅造就了康巴人个性张扬和积极进取的性格，事实上也是《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生产的土壤。
三、《格萨尔》英雄史诗与康巴文化精神
什么是康巴文化精神？我认为，《格萨尔》英雄史诗既然是在康巴这片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土壤上产生出来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它不仅与康巴人的个性特点息息相通，同时它本身也是康巴文化的结晶，它所反映和代表的正是康巴文化精神。因此，所谓康巴的文化精神，实际上就是《格萨尔》英雄史诗所表现的对人间英雄的赞美和对人性的颂扬与肯定，这也正是康巴文化精神之实质。事实上，康区之所以被称作“人区”，藏族谚语中之所以称“最好的人来自康区”，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康区虽然是格萨尔的故乡，《格萨尔》英雄史诗虽然产生于康区，但《格萨尔》英雄史诗却不仅仅属于康区，而属于整个藏族文化，属于全体藏族人民，这不但因为《格萨尔》英雄史诗受到全体藏族人民的喜爱和传颂，更因为《格萨尔》英雄史诗的发展和完善也是得力于全体藏族人民的参与和创造。因此，《格萨尔》英雄史诗应看作是整个藏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彰显的对人性的颂扬和肯定构成了藏族文化中更具民间性和更为鲜活的另一面。藏族文化中有两个极其鲜明的层次，一个是对神的信仰、敬畏和服从；另一个是以对英雄的赞美而体现的对人性的颂扬，前者以宗教为代表，后者则以《格萨尔》英雄史诗为载体。可以说，正是《格萨尔》英雄史诗的产生使藏族文化的结构达到了一种完善和完美的状态。所以，《格萨尔》英雄史诗在整个藏区的广泛流传与发展，也正是康区人民对藏族文化作出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