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在左边,理想在右边--周阳在两边的积极、消极和一面_周扬论文

现实在左边,理想在右边--周阳在两边的积极、消极和一面_周扬论文

现实向左,理想向右——“两面派周扬”的正面、反面及侧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派论文,反面论文,侧面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九八九年夏季,随着中国历史再一次陷入剧烈震荡,周扬在北京溘然长逝。对于他的逝世,中共中央写下这样的悼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先驱者之一,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①这些官方耳熟能详的体制内话语在政治上为周扬盖棺定论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周扬一方面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在文艺界呼风唤雨、唯我独尊,另一方面争诉不断、毁誉参半的事实;遮蔽了周扬一方面作为左翼知识分子参与建立人类历史上独特的文艺体制、九死无悔追求理想社会,另一方面又被自己亲手参与建立的体制及理想社会侵害、吞蚀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厘清文艺界以周扬为震荡中心产生的历次重大纷争的本来面目,具有别具一格的重要意义。正如韦君宜所说:周扬作为从延安起一直长期担任共产党文艺领导干部的人物,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多少作家的一生成败都决定在他手里。然而最后,他竟对自己生平的所作所为作了痛心的忏悔。这件事,本身就是中国文艺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②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着力恢复周扬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悲剧性。

一、左与右

在目前编撰面世的各类文学史上,周扬的面目似乎是始终如一的:一个疾言厉色、咄咄逼人的战斗者形象。他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不遗余力的贯彻者,建国以来文艺界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而在这幅历久弥新漫画像的中心位置,对周扬的定位则是极左文艺路线的“大总管”。此种历史形象亦得到各种史料的证实。从三十年代开始,周扬即以左的面目示人。就个人文学观念而言,他放弃了五四新文学“为人生”的温和理念,秉持文学是不同阶级你死我活斗争工具的激进思想,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坚持作者思想观念及正确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第一位的作用;就文艺评价标准而言,始终把政治放在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首要位置,对文学的专业标准则持批评态度。就其参与形形色色文艺论争而言,他尖锐攻击文艺自主和“纯文学”的主张,一再强调文艺的政治功用,主张作家应该成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名战士。就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者③而言,其领导下的左联实际上并非局限于文艺的定位。“尽管左联是文艺家组织,但从领导到每个成员都没有把组织和个人的活动局限在文艺范围,而是以参加政治活动、进行革命斗争为第一位的任务。”④作为左联直接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的茅盾,则对左联下了这样的结论:“说它是文学团体,还不如说更像政党。”⑤这种文艺极左路线,与当时中共中央左倾路线有关,与当时中国整体环境恶化,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急迫认知有关,但无可否认与周扬个人世界观、文艺观更为密切相关。如果说共和国成立之前,周扬的极左文艺观念及由此引发的文艺纠葛因为没有体制权力作为坚强保障,只限于言语的论争,成为纸面上的风暴,那么从延安时期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体制的日益左转,周扬左的作派在频频开展的文艺运动中,不仅使文学本身受到巨大伤害,更使无数文艺工作者在遭遇极左话语锋芒的同时,饱尝权力锋芒的打击,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研究中最没有疑义的部分之一。

但深入历史的细部,切入文艺纷争的内里,将各种文本充分历史化之后,能发现左与右不仅有自身的标准,还被历史语境所决定。以著名的“两个口号”论争为例,论争中主要当事人鲁迅、胡风、冯雪峰和周扬均立场鲜明、态度果决,而不同姿态背后的东西是更为耐人寻味的。众所周知,一九三五年,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变,民族矛盾突显、阶级矛盾淡化的情况下,周扬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其主观目的,在于克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以新的口号团结更广泛的作家文艺家到抗日运动中来。而冯雪峰、鲁迅借胡风文章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认为周扬等人早已经要放弃革命文学的主张,急于要与敌人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叭儿狗们联合了……国防文学不过是一块讨好敌人的招牌罢了,真正抗日救国的作品是不会有的。”⑥“两个口号”的论争,有左翼文坛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有对当时革命阶段的判断问题以及对党的政策理解问题。但如果撇除其他因素,仅仅考虑“两个口号”本身、主角的左右姿态及其现实指向,双方的立场是鲜明的。在鲁迅眼里一贯左的周扬显示了右的姿态,而被周扬们认为被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温情主义包围的鲁迅和胡风呈现了左的倾向。当然,上述只言片语无法涵盖口号纷争的全部历史复杂性,比如,周扬内在的左倾在他右转时仍然顽固的突现出来,论争中,他在强调文艺家以抗日为政治基础统一和联合重要性的同时,要求所有的文艺创作以国防为主题,仍然将政治与文艺混为一谈。而此时看上去左转的鲁迅却还是不断强调文艺创作的充分自由,要求保持文艺的相对独立性。在这一切的背后,历来十分重视革命领导权问题的毛泽东,显然更为赞同周扬的观点。曾当过毛泽东秘书的吴黎平在《关于三十年代文艺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提到,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论争,我们同毛主席与洛浦、博古等也作过一番讨论,认为在目前,“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是更合适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作为一种前进的文艺集团的标志是可以的,但用它来组织全国文艺界的联合战线口号,在性质上是太狭窄了。⑦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三十年后,在一九六六年四月发表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与鲁迅的论争成为周扬的一大罪状。《纪要》中说:“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中期,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影响下,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却是鲁迅提出的。”在《纪要》一开头就附有“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信中清楚地说明,上面引述的那段话,除了提到王明路线的一句,其他都是毛泽东加上的。⑧同一起事件,同一个评价者,置身不同的时代,给出两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左与右在历史幻境中产生了相反镜像,并使当事者的命运发生过山车般的上下转折。仅仅从“两个口号”论争中周扬的经历来看,与其说左、右本身的标准判定了周扬的左或者右,不如说具体的历史语境、领袖的个人权威和政治力量的角逐是定义、判定左与右更高更有力的标准。

同样,新中国成立后在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在打击胡风、丁玲、冯雪峰等的历次运动中,周扬无一例外显示了左的一面,但这只是对历史进行显微镜的解剖,如果以更宏观的视野观察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周扬的另一面。曾任《人民日报》总编的秦川认为:解放后,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错误路线方针一直很坚决,但从《武训传》、《红楼梦》事件以来,毛泽东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嫌疑,所以要把他赶下乡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⑨“文革”伊始,周扬作为“文艺黑线”的总后台首先受到冲击。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驳周扬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列出周扬“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大量贩卖资产阶级反动的文艺观”、“鼓吹修正主义的全民文艺”及“在文艺界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等八大罪状。一九六七年伊始,经毛泽东审阅,《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姚文元著名长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认为周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并将胡风、冯雪峰、丁玲、秦兆阳等周扬昔日的打击对象都列入“这条黑线之内的人物”。仅仅将其视为命运的无情捉弄是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源于现实政治的变幻莫测。

即使从人们正常理解的左右标准来看,周扬的左也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样一贯到底和毫无疑问,如果说他的左有无数的言论、文字和事例可资论证,反过来,他的右似乎亦有同样多的言论、文字和事例可供说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一年,在周扬的行为和语言被完全纳入体制化表达之前,周扬发表了大量文章,表现了其文艺思想的包容性,特别是曾引起争论的《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提出了“太阳也有黑点,新的生活不是没有缺陷”、“不要因为哪个作家说了一两句延安不好的话,就以为是他在反对着我们了”、“至于写什么,则完全是作家的自由”、“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等现在看来颇为令人惊讶,当时看来是惊世骇俗的观点。这样的引述也许有断章取义之嫌,但这一在整风前发表的文章,没有装进套子里那样严谨、拘束和细密推敲,确实表明与左的周扬相异的一面。“文革”后,经过秦城囚牢的炼狱,与“文革”后丁玲的姿态不同,周扬更多显示出右的姿态,反思“讲话”、反思“文革”,倡导常识、弘扬理性,甚至逐渐与他原来的手下干将产生了分歧。在第四次作代会上,林默涵、刘白羽同周扬的分歧非常大,也公开化了,起因是周扬的报告要不要提“四项基本原则”。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周扬的报告没有提“四项基本原则”,认为这样更精炼。林默涵、刘白羽给周扬写了书面意见,要求报告加上“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后来报告也没有把“四项基本原则”的提法写入报告。⑩周扬作为一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姿态释放的信号,不会不知道自己反对放入“四项基本原则”理由的牵强,甚至幼稚,更不会不知道这种异端姿态蕴含的风险。体制对异端是非常敏感的,打击也是非常有力的。对周扬的最终打击很快到来。一九八三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讲话,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体制力量以周扬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不适当的意见为由,对逾越边界的周扬进行了毫不手软的敲打,由此逐步升级,作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决定。这种打击是周扬异常熟悉并身体力行的,但此时,周扬不是作为打击者而是作为被打击对象,不是作为左的代表而是作为右的代表受到批判。

纵观周扬一生的左右游移、前后不一,可以明确地说,周扬本身的变化并非主要的原因,根本在于参照系的变化。参照系除了人所共知的左、右的参照以外,关键还在于一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及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具体领导人的理念观念。当党的文艺政策比较激进时,周扬是左的政策的代言人。此时,从他右侧的人看来,他左得无与伦比;相反,在某些历史转变关头,诸如“两个口号”论争发生时,党的政策已经发生改变,文艺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作为党的政策忠实执行者,从周扬左侧的人看来,他是右的。当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文艺政策越来越偏向左转,周扬以政治上的敏锐试图紧跟,但无法为更左的力量满意。此时,从右侧的人看来,他左得可怕;但从他左侧的人看来,他产生了右的倾向,具有右的软弱,必须不断督促、检查直至必要的猛击,使其惊醒。当更为激进的力量崛起并掌握文艺界主导权时,周扬在整肃文艺界中的作用已经日益式微,他本人亦被作为右的分子加以整理,清除出文艺队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深刻理解,为何在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中政治正确的周扬成为新时期政治不正确的代表,也才能理解最高领袖在不同时段对“两个口号”论争前后完全相悖的评价。悲剧在于,在周扬被终身为之奋斗的体制视为右的异端进行残酷打击时,他曾经打击过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及新萌生的体制外力量,或者出于历史惯性,或者出于新时期的政治正确,一定程度上仍将其视为左的代言人。

二、轻与重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伊始即连续开展政治批判运动,这些政治批判运动的起点往往在文艺界。无论是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还是打击丁陈反党集团和文艺报批判,再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到文艺界“反右”和“两个批示”整风,最后到周扬在“文革”中被打倒。作为毛泽东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和文艺界的主管,周扬挟领袖之威严、体制之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文艺界一切牛鬼蛇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各色人等闻风丧胆、闻周色变。经周扬之手直接被整肃迫害的人数不胜数,受其影响间接被打击迫害的人更是无计其数。所有这些人轻则丧失写作发表权利,重则尸骨无存人间蒸发。对他们而言,周扬是一个轻易决定人的命运的关键角色,举手投足即可置人于死地。“文革”后,周扬在不同场合,数次痛哭流涕,向受他迫害的人忏悔、道歉,这一事实反过来证明他在历次运动中的分量。从这个角度说,周扬是文艺界不可承受之重。

但这也只是历史的正面,历史的背面则是周扬在权力的重压之下,亦如风中芦苇一样脆弱。在政治运动狂飙突起之时,他不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地开展和周扬的实际表现,可以简单梳理出两条:周扬是历次运动的总结者而不是发起者;在此基础上,周扬首先是一个检讨者,然后再是一个批判者。

说周扬是总结者而不是发起者,缘于数次政治批判运动起始时周扬的现实表现。在《武训传》批判中,据张光年回忆,正式展开对《武训传》批判前,江青曾安排周扬等到中南海看片子,而周扬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周扬作报告仍然提出此事:“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看出《武训传》有问题嘛!”(11)一九五四年九月,毛泽东借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发动对俞平伯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运动时,周扬因为江青只是口头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搞不清楚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12)对江青进行了抵制。并以“小人物的文章”和“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使《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未能在《人民日报》转载,企图将论争限定在学术讨论范畴之内,直至毛泽东作出严厉批评才猛然惊醒。十月二十四日周扬匆忙组织召开《红楼梦》研究问题座谈会,加入到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的大潮。到十月二十七日,由江青传达毛泽东指示,在秘密状态下写成的袁水拍《质问〈文艺报〉编者》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中,并于一天后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批判的矛头、范围和性质已然扩大升级。周扬惶恐中还夹杂着几分恼怒,打电话问邓拓:这是怎么回事?(13)而在胡风反革命案件中,现有研究资料已然表明,从案件的启动到材料的整理到《人民日报》编者按语的写作再到案件的定性,从头到尾都有最高领袖的一手介入。对于案件定性这一关键问题,陆定一曾说过,胡风案件定“反革命”性质时,毛泽东找了他和周扬、胡乔木商谈。毛泽东指出胡风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来,周扬和他都赞同,只有胡乔木不同意。最后还是按照毛泽东意见办,定了胡风为反革命。(14)据韦君宜回忆,在她作为作协党组成员参加的一次会上,对于胡风是反革命的问题,周扬连说了几句:“想不到,真想不到。”看样子他也没想到。底下他就说:“只有毛主席才能如此英明,察觉问题。我们文艺界哪一次重大问题都是毛主席发现出来的,我们就是不行。上一次,《武训传》是如此,《红楼梦》问题是如此,这一次胡风问题又是如此。”(15)另两个当事人的自我言说,也认为周扬在批判运动中作用有限。冯雪峰认为:“至于我解放后的遭遇,‘四条汉子’可能起了一点作用,但起不了决定的作用。”(16)丁玲的看法与冯雪峰大致相同,徐光耀回忆,丁玲曾对他说过:“我这案是御案,凭周扬他们几个笔杆子打我不倒。”(17)无可否认的是,在上述事件中,作为文艺界总管的周扬无论开始时如何惶恐被动、手足无措,游离于运动之外,但他总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政治场域的细微变化,随即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表明立场、疾步而上,更为积极地贯彻毛泽东的意旨,更加激进地推动文艺整风,以纠正他所负有的重大责任的“文艺脱离党的领导的状态”。(18)最终又凭着在批判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成为历次文艺运动最后的总结者。

周扬一方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总结报告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日益成为文艺界的权威和思想界的领袖,增加了在文艺界的分量和权重。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滞后于领袖的思路理念而磨损来自最高权力的信任,为他从高处跌落积累了势能。同时,也正因为周扬的行动一次次滞后于领袖,导致周扬首先是一个检讨者,其次才是一个批判者。毛泽东发起批判《武训传》运动,对文艺界思想混乱表示极大的不满,“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因对《武训传》的摄制和放映负有责任而做了检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周扬被迫做了详细的自我批评。而在批《文艺报》的问题时,周扬说:“《文艺报》的错误,当然不只是一两位编者的,我们放弃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和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投降,这是我们工作中最大的错误。我也犯了这种错误……《文艺报》的错误,我要负严重责任,我有负党和人民的委托。”(19)事实上,周扬的检讨一直伴随着他的批判,是他的战斗檄文中不显眼但并非不重要的部分。一直到“文革”前在他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讲话稿中,周扬还在作自我批判和反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这样说:“对文学艺术方面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进攻,我们觉察较迟,反击不力。同文艺界前几次的批判和斗争一样,这一次又是毛泽东同志首先向我们敲起了警钟。”(20)

周扬的自我检讨无疑是对最高权力层强大压力的某种应对策略,他试图以痛苦自责的形象来唤起领袖的同情心,减轻权力层对他的不满。早在五十年代,毛泽东就指责他“政治上不开展”。(21)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指责周扬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中下不了狠手。到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作了两个著名的批示,几乎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到一九六五年,运动的浪潮已经逼近他的战友。在决定公开批判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三条汉子”时,毛泽东对周扬说:“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22)来自高层的压力使周扬一直处于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之中。这种状况反过来决定了他必须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运动中去,因为最有效的检讨就是提高批判的调门,加大批判的力度,以后来者居上的气势减轻最初后知后觉的罪行。周扬以为对文艺界的激烈批判,可以保住中宣部及他们几位主管文艺工作的人。文化部开始整风时,周扬对夏衍、陈荒煤讲过:今天我不起来和你们作斗争,我也就和你们一样了!(23)作为被斗争者的夏衍对此并没有对周扬个人表现出太大的愤恨。相反,出于对现实政治环境的深刻体察,夏衍认为:“十七年中,如果不是周扬同志作文艺界工作,而是什么李扬、王扬……恐怕挨整的人会更多。”(24)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已经成为一场表演,批判的言语、态度和调门成为是否顺从体制、维护领袖权威的重要指标,成为其革命立场、政治觉悟的重要表现。能参与批判别人是自身安全的证明,对异端的打击是对自身安全的最好保障。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能损减周扬在文艺界政治批判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他必须对文艺界血雨腥风的斗争和牺牲、对文艺界健康力量的分崩离析和星光暗淡承担责任。同样,上述分析也并不是认为周扬在批判运动中只是被迫行动,没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异常诚恳地向陈企霞赔礼道歉:“陈企霞同志有什么错?只不过他爱向我提意见,我就把他打成反党分子。今天我诚恳地向他和所有被我错伤了的同志赔礼道歉。”(25)同一案中,中宣部的李之链等人因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丁陈反党集团案件事实进行了核查,事后即受到残酷打击,深刻改变命运轨迹,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周扬个人的宗派主义、情感好恶、现实利益已经深深地卷到运动之中,在领袖的指挥棒下长袖善舞、创造发挥,在一次次运动中扩大打击范围,提高打击力度,使更多的人在连绵不断的文艺纷争、政治漩涡中遭遇没顶之灾。

表面上看,周扬并非纵火者,有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还试图成为灭火者,但最终自身却被火焰吞没的现象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对文艺界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的周扬,在现代中国的大棋盘上究竟有多重的分量?“文革”后,周扬回忆受批判的情况说:“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我的时候引用我的文章不多。”(26)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百忙之中亲自阅读周扬的文章,甚至有着众多亲自修改的案例,可以视为某种恩宠。但我更愿意从反面解读,这难道不是体现了周扬的体制内拘谨吗?难道不可以说明周扬不敢让自己的言辞逾越雷池半步么?难道不能看作是周扬被领袖的意志压倒、覆盖和粉碎的一个意象吗?以冯雪峰为例,一九六一年宽松时期,周扬领导的文艺界想给冯雪峰摘帽,毛泽东知道此事批示道:“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27)以丁玲为例,一九五八年《文艺报》以“再批判”为名发表包括《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在内的一组文章,“编者按”中有关丁玲的“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丁玲等人的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这些政治断语,均为毛泽东所加。(28)以胡风为例,陈诏所写的《拾得旧梦祭于伶》有一处说到周扬。陈诏说,有一次于伶和他说起周扬,于伶说:“胡风反革命案件平反后,文艺界有很多人谴责周扬,闹到他家里。周扬在无法说清楚的情况下,只得拿出一封信给大家看,总算获得大多数人的谅解,才使事态平息。原来周扬在这个位子上也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29)上述三人和周扬历史纠葛最深,宗派主义对立情绪最重,因而也应该是批判运动中周扬涉入最深、用力最猛的,但这些历史深处的细节释放出大量复杂的信息,足以颠覆人们关于这些事件约定俗成的想象,也足以说明周扬在文艺界重大纷争、重点人物和重要事件中的权力边界。

周扬面对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初显峥嵘。在延安文坛上,镇压王实味事件是堪比《讲话》发表的重大事件。穿过历史的重重迷雾,现在已经可以看出来:只有讲话,没有肃反运动及对王实味的镇压,那么讲话是软弱无力的;只有肃反运动及对王实味的镇压,没有讲话,整风就是粗暴的,延安就丧失了现实感召力和道义制高点。两者的完美结合产生了一整套理念激进但逻辑严密、层级森严但机构完备、着眼长远但忽视当前的文艺体制。由政治体制、军事体制、文艺体制等汇流而成的延安独特话语体系和正义权力体系,在独一无二的中国现代化语境中焕发了强大力量,成为病弱中国的唯一希望。毛泽东作为这一体系的创制者,享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治威望和文化感召。随着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体制在全国得到复制,领袖的权力可谓登峰造极。最高领袖为了心中的乌托邦梦想,发起一轮又一轮的革命净化运动。无数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劳苦功高的将军、元帅顷刻间被掀翻落马。如周扬这般文弱书生,说他是棋盘中微不足道的棋子也许都是高估了他的分量。在这样的历史伟力面前,周扬不过是一根风中的漂亮羽毛,看起来光鲜漂亮,时而起伏轻扬,其实不过是一个提线木偶,最终在历史的飓风中化为乌有。正因此,周扬晚年的觉醒、忏悔、检讨、道歉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一九八○年在周扬召集的一次小会上,林默涵指责周扬:“我们是执行中央的政策,你有什么资格道歉?”(30)也就是说,对深谙权力话语体系内情的人来说,在体制的天平上,与领袖的权威、党的政策相比,周扬轻如鸿毛。

三、道与势

周扬逝世后不久,一九九○年《苏共中央通报》第十期公布了《法捷耶夫遗书》:我看不出再活下去的可能,我为之奉献终生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和无知的领导所扼杀,现已无法挽救……把我变成一匹拉车的马,一生吃力地拉着不计其数的、平庸的、不合理的、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官僚主义事务……作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义。(31)直白但有力的遗言体现了一个文化官员在生命临终时刻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觉醒,体现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在追求理想而遭遇现实荒诞之后的最终感悟,即对文学之“道”的追认和对政治之“势”的批判。比较而言,在中国文坛上与法捷耶夫在苏联文坛上扮演相似角色的周扬尽管在晚年开始了艰难的反思,这种反思就其所在的体制而言可谓石破天惊,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而言也是疾步而行、踏雪有痕,但从根本上说是有限的。据夏衍回忆,一九七五年当专案组通知他和周扬出狱时,他当天就回到家中,而周扬则提出给毛主席的检查还没有写完,要在狱中多呆几天,写完再回家。就这样,他比夏衍晚一个星期回家。(32)这是一个深刻揭示历史真实的细节,周扬在牢不可破的囚笼中无可自拔,甚至在坚固的墙体向他敞开口子的时候,依然日夜不休地给自己打造纸质的牢墙,周扬生命的意义永远无法摆脱毛泽东而存在。

作为一名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时刻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周扬对暴政的抗争以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无比强烈的,这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国族的道义承担和精神使命。缘于现实的残酷、专制的暴政,周扬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追求一个更公平、更自由、更民主的社会可以说是九死一生、至死无悔。令人讶异的是,当他所献身的理想不断异化,发展到最初理想的对立面时,周扬仍旧无法挣脱。一个悖论是:以反抗暴政为旨归的周扬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权力话语及其背后意识形态地解构异常犀利、有效而彻底。在他们手术刀般精准攻击之下,国民党从法理和道义两方面丧失根本,直至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但当革命不断嗜血,甚至在“文革”时催生出一个鬼魅世界的时候,周扬仍旧在体制中浮沉,无法从情感上、道义上、法理上乃至心理上与体制作出切割、进行批判。艰难时刻,虽然周扬对中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甚至有些绝望。但当他听到苏灵扬充满痛苦的叹息时,他仍然劝慰她说:“你不要难过,我就是有天大的错误,也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我对党没有二心,我忠心耿耿的为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止一次地说:“这样闹下去是不行的啊,国家要出事的啊。就没有人向毛主席说一声吗?”(33)爱国之切令人动容,历史局限也一目了然。

根据萨义德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定义:“知识分子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力或传统的说法或作法。”(34)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必须要有为真理献身的勇气,对权力永不妥协的批判立场,坚守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信念,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在这个意义上,作为革命者的周扬与被一帮革命者称为“双重反革命”鲁迅之间的差距得以彰显。鲁迅在周扬右转提出“国防文学”口号时,依旧坚持无产阶级的信念,而此种信念完全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由意志。他在与中共同行时保持着自己的立场,当发现自己与中共及代言人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他会公开提出和维护自己的观点。

问题在于,撇开政治立场不论,甚至仅仅从文艺行政官僚的角度来说,周扬维护文学之道的努力也是微乎其微的。在政治宽松时节,本着个人的文学素养和对文学传统的尊重,周扬会采取措施为文学扩展边界,尊重作家自由创作的权利。如六十年代初政治调整时期,周扬主持制订了文艺十条;反右初起时,周扬也曾大声欢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并对一些作品表示了赞赏。但当文学之道与政治之势相冲突、相违背时,他毫不犹豫抛弃文学之道,顺从来自高层的指令,维护政治之势的权威,承认其拥有最终裁判权。对周扬来说,在现实的世界里,他认同政治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意义的世界里,他确认政治是一切意义的本源。在行动领域,他支持权力的每一项部署;在思想领域,他认同权力对思想的定性。这样的观察合乎史实,也合乎逻辑。合乎逻辑的原因之一在于本文第二部分的论说,周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抵抗不可抗拒的力量。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告诉他,任何抗争都不会奏效。相反,抗争除了遭致更为剧烈、更为致命的打击之外,没有其他结果。原因之二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体制,党已经用提供工作岗位的方式,终极性地解决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问题。(35)从此之后,“文学工作者与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没有任何区别,也被划入各种行政级别并按标准领取工资、享受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他们的写作首先是职务行为,然后才是艺术行为”。(36)

事实上,对源自延安的共和国文学体制而言,文学之道和政治之势是相互融合、高度统一的,而这才是周扬将文学之道臣服于政治之势的根本原因。自左翼文学诞生之日起,面临着异族入侵、政治腐败、国家解体、社会崩溃的总体性危机,迫切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整合全中国的力量。相对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组织涣散、日益腐败和异常软弱,中共纪律严明、朝气蓬勃、理想昂扬,作为中国政治上结束混乱、恢复大一统的象征期待着。而延安-北京以人民为中心构建的意识形态以其平等的姿态、自由的气息、理想的芬芳、目标的高尚和前景的广阔,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及老百姓的唯一选择。从宏观上说,在共和国的体制下,道和势是相互交融、高度统一的。

在中共维护民族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建设方案中,政治整合始终处于核心主导地位,而文学被置于从属工具的地位。在为新中国文学体制立法的《讲话》开篇即提出:我们有“文武两个战线”,有“拿枪的”和“拿笔的”两支军队。“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37)此后,从左翼文学开始倡导的文学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理念依据体制的力量被定型下来。如果说某些时候突出文艺的特殊性为文学的艺术性留下了空间,那也是更好地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性。为了艺术性的艺术性,或者被过度强调而影响为政治服务的艺术性会被予以毫不留情地清除。也就是说,在文学这一微观领域,延安体制从逻辑上也是自洽的,文学之道与政治之势是相互交融、高度统一的。所有文学作品只是党的出版物,至多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出版物;所有文艺工作者只是党的巨型机器流水线上的作业工人,至多是具有特殊才能的“文化工人”。(38)文艺作品是否重要关键在于是否发挥了党所期望的作用。是,则重要;不是,则不重要;违背了党的期望,则通过组织手段进行处理。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丁玲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39)毛泽东以天才般的论断说出了周扬现象的本质,也传神地点出了“逻辑”一词在延安语境中的独特意义,那就是顺时代之势、政治之势而为,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添砖加瓦。一九八三年底,在为《邓拓文集》写序时,周扬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为自己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40)这段话有力地回应了上述“逻辑”一词的独特含义。

丁玲、冯雪峰、胡风,乃至整个文艺界的悲剧在于,在功利主义的文学传统和中国救亡图存的现代性焦虑营造的历史氛围中,一方面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又认为存在必须遵循的独特文学之道。当党的政策需要通过文艺统一战线来整合各方力量,表露出尊重文学规律和文艺工作者的姿态时,他们感到如鱼得水、如沐春风,为此欣喜雀跃;当党的政策需要通过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来统一思想,整肃自由散漫的文艺界时,他们身上倔头倔脑的书生气又会不识时务地展现出来,不惜以“道”抗“势”,但这种抵抗因为种种因素又无法彻底而坚决,从而一再显现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抵制与顺从交相轮替,始终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异端。

历史应该铭记的是,当周扬以“驯服工具”的姿态为建立一个新的黄金国度而大声欢呼时,一名叫汉娜·阿伦特的女人在周扬目之为腐烂之地的美国写下了这样的话语:“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自由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而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41)

注释:

①《周扬同志生平》,《人民日报》1989年9月6日。

②韦君宜:《思痛录》,第1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③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她的左联党团书记职务,一直到左联解散,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并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从1933年到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④吴腾凰:《蒋光慈传》,第14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

⑤茅盾:《我走过的道路》,第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⑥冯雪峰:《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⑦⑧黎之:《文坛风云续录》,第437-438、4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⑨秦川:《我眼中的“阎王”们——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萧蔚彬主编:《领袖们的千古难题》,第110-11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⑩黎之:《文坛风云续录》,第5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11)李向东、王增加:《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第2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2)(13)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220、147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14)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第399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15)韦君宜:《思痛录》,第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6)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9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17)徐光耀2005年4月24日接受香港凤凰卫视采访,转引自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95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18)(22)罗银胜:《周扬传》,第186、31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19)周扬:《我们必须战斗》,转引自盛夏《毛泽东与周扬》,第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0)周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人民日报》1966年1月1日。

(21)张光年:《回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第8-9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23)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186页,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24)卓宜休:《思想和关怀——探望周扬同志时的随想》,《文艺报》1985年第3期。

(25)罗银胜:《周扬传》,第23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26)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

(27)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第11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8)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第18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29)转引自罗银胜《周扬传》,第26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30)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237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31)转引自盛夏《毛泽东与周扬》,第56-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2)李辉:《摇荡的秋千》,《读书》1993年第10期。

(33)露菲:《文坛风雨路——回忆周扬同志片段》,《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

(34)[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第25页,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35)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第4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6)李洁非、杨劼:《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第4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7)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8)郭沫若:《努力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工人》,《人民日报》1957年9月28日。

(39)罗银胜:《周扬传》,第233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40)周扬:《邓拓文集》序言,《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41)[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39页,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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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在左边,理想在右边--周阳在两边的积极、消极和一面_周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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