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小说的新意识与新叙事——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短篇小说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索尔论文,意识论文,政治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4-0038-10
思维与艺术的惯性，使得“泛政治化倾向”在苏联解体后的20世纪末，在包括后现代主义文学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文学创作中再度亮相。“回归政治”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时期索尔仁尼琴的文学选择。这不仅是作家数十年文学创作政治诉求的惯性使然，更是他在新的时代里，对不断被重释、重写的20世纪俄国历史、政治的新思考。他说：我的政治激情是与生俱来的。但我的这种激情是蕴于文学之中、之后、之下的。如果在我们不幸的国家里如此众多的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没有被扼杀，数理学家们不得不从事社会学，而诗人不得不进行政治演说，那我至今仍然还仅仅驻足于文学中。(Солженицын，1998：53—54)
多遭磨难、历经“梦碎”的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并没有梦醒之后的宽慰与安宁，寂寞孤独之中反而愈益深刻地发现渗透在日常生活和个体命运中政治的强大。人无法离开时代的风雨、体制的政治，不管这是怎样的政治与体制。德国小说家海因利希·伯尔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完成了意识的变革，具有世界意义的变革，这一变革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得到了回响。他不仅揭露使他沦为被放逐者的那个体制，而且还有他被放逐后得以生存的那个体制。”(Чалмаев:12)。
苏联的解体和俄国的社会变迁非但没有消解，反而强化了1994年从美国回国的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情结。五十六年深厚的俄罗斯生活积淀和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俄罗斯当下，他仍然把小说创作致力于对苏联社会的政治思考中。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主义倾向、视俄罗斯民族和个性的尊严甚于自己生命的作家来说，俄罗斯社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何等的羞辱与残酷。在他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对俄罗斯国家和俄罗斯人影响最大的仍然是政治。俄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和文化的后现代透支使得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和叙事智慧，它们集中体现在他的“新政治小说”中。
“新政治小说”，这个笔者自拟的概念源于对索尔仁尼琴一生创作的整体把握，更生成于对他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两部分小说”(即由两个章节构成的短篇小说)的阅读印象。它们是：《小青年》(《Молодняк》，1993)、《甜杏果酱》(《Абрикосовое варенье》，1994)、《娜斯坚卡》(《Настенька》，1993；1995)、《艾戈》(《Эго》，1994)、《人生边缘》(《На краях》，1994-1995)、《无所谓》(《Bceравно》，1995)、《转折处处》(《Ha изломах》，1996)、《热里亚布格新村》(《Желябугске выселки》，1999)等。
有一个类似悖论的事实是需要引起索尔仁尼琴的研究者们高度重视的。一方面，作家对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球后现代主义思潮持有十分激烈的否定态度，视其为“可怕的反文化现象”。他说：“后现代主义哲学以彻底的意识形态解构将当代世界拆解，以致世界观解体，一切清晰的思想缺失，呈现出一种坟墓状态，那里没有了任何鲜活的东西，任何事物或思想都散发出腐朽的气息。”(Княкшто Н.：312)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世界的、特别是俄国现实政治的变动在改变着他经济、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修订着他的政治意识。西方理论家关于小说的政治阅读，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关于政治权力的分析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索尔仁尼琴对政治的重新认识。对政治的生活形态透视、人性形态透视和文化形态透视成为作家“新政治小说”表达其新的政治意识的叙事新策略。
政治的生活形态透视
“新政治小说”对俄国社会现代历史的审视改变了作家以往政治小说宏大的书写模式，表现出更为鲜明的个体化、民间化的政治阐释理念，即告别“精英”政治，走向“民间”政治，告别“大事”政治，走向“日常”政治，告别“大场景”政治，回归“小事情”政治。具体而言，对政治的生活形态透视是指政治书写的个体化与民间化，是一种政治的民间叙事。政治不仅仅表现在思想立场、政治歧见、集中营、权力意识等这样一些关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搏斗的大事件中，更渗透在个体的、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政治作为历史游戏的一个重要构成，不仅动荡着社会，更在作弄着百姓，残酷而冷漠，充斥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在作者看来，个体的日常生命才是历史进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政治。小说家寄情于个体的悲欢离合，在民间、特别是底层的日常生活中呈现政治，表现出对政治的一种强烈的、形而下的现实关怀。
小说《娜斯坚卡》的两部分分别叙写了两个同名青年女子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早期主流政治话语下底层生活的“原景”：从孩提到成人，从家门到社会，从学习到工作。人生日常融进了浓浓的政治色彩，它说明：百姓“活着的生计”离不开政治的“关切”。
来自乡村的娜斯坚卡自幼失去双亲，由当神甫的爷爷养大，纯洁、虔诚。她就读的教会中学在革命胜利后被取缔，中学毕业后她遵照爷爷的嘱托怀揣圣像画离家外出谋生，贫穷孤苦，漂泊无助。为了在新社会找到工作，获得适宜的生存，她在列宁逝世那年加入了共青团。然而这非但没能让她获得正当体面的生活，生命的悲剧反而接踵而来。她屡屡被男人玩弄，却不敢声张，而玩弄她的男人，是刚刚成为新生活主人的村苏维埃主席、区苏维埃主席。再后来，她竟沦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庇护下的一家色情场所的青楼女子，她的身体成了为政治服务的“具体而微”的战场。在政治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女人的贞节与她的信仰一样轻易被瓦解了。
来自莫斯科的娜斯坚卡是医生的女儿，酷爱文学，充满理想，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文学教师。革命后，她崇拜的文学女教师因思想守旧而被勒令停教，父亲不得已关闭了私人诊所而被逐离京城，不久病故，笃信宗教的母亲也无法见容于新社会。娜斯坚卡入了团，考上了师范大学，实现了当中学文学教师的理想。伴随着饥饿、贫穷与苦难，时代的政治洪流也滚滚走进学堂：苏维埃生活要清除贵族阶级的奥涅金和鲍尔康斯基①们，文学要“杰米扬化”②，《铁流》、《毁灭》、《獾》、《水泥》③成为教科书的经典篇目，教学内容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工业化运动的内容。“生活的激流在永进——应该置身其中”，娜斯坚卡遵循着这一原则，始终按照时代的思想和要求塑造自己，飞扬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似乎赢得了生活的“成功”。
乡下虔诚的娜斯坚卡遵照爷爷的教诲，不敢亵渎上帝，千方百计地逃避革命政治带来的屈辱与苦难，她的不幸在于不识政治的天真，最后导致精神性人格的缺失；城里的娜斯坚卡千方百计地追逐政治，走进新生活以实现自身生存的成功，她的不幸仍然在于不识政治的天真，误把政治当作人生成功的标识物，择取了一种虚假的本质。对政治的逃离或是追逐是她们面对伤害赢得生存的不同反应。政治导致的隐沦也好，对政治的拥抱与献身也罢，任何人都逃脱不了与“政治”相遇，其日常生活的全部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革命政治”的牵引和重构。如同在社会伦理中一样，女性在革命政治领域中也仍然是最大的受害者。作家把关注点集中在底层、弱势的青年女性身上，寓政治风云于弱势女性的民生之中，表达了荒唐政治下强蛮的社会伦理中悖谬而又充满悲剧的人生和日益远去的朴素的人性。
在小说《艾戈》中，作家以十分具体的笔触描写了国内战争时期坦波夫地区俄罗斯农民面对天灾人祸的悲苦无奈的生存。自发参与“安东诺夫暴乱”④的历史事实，叙述了农民起义军领袖艾戈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悲剧人生。作家将双重政治命题交汇在一个普通农民生命遭际的聚焦点上，从底层农民生命遭际的角度观察与审视，使小说具有了丰富的民间话语特性和民间情感力量。小说是一种私人化历史叙事对“大历史”的消解，呈现的是历史的偶然与混乱，是对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秩序提出的特殊的质疑。
十月革命初期，列宁提出的“谁不耕地，谁不播种，就让谁没饭吃！”(Солженицын，2000：365)的口号曾深得农民人心，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余粮征集队却强行征募农民口粮，红军战士随意枪杀拒绝应征粮食的农民，甚至要求农民提供妇女淫乐。当温饱和平的景象不再、乡村木屋的灯光熄灭、农村极度破产、“革命行动”以农民为敌时，农民愤怒了，奋起了，终于酿成了一场以“弱”的自发的民间力量对有组织的“强”的革命政治力量的反抗。艾戈制作的传单上写着，“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和你们一样的农民。如今却强迫我们放弃和平的劳动并前往屠杀自己的弟兄。……难道像砸瓦罐似地砸碎我们的脑袋，折断我们骨头——以此来实现建成新社会的允诺？”“我们要向你们呼喊：欺侮者和抢劫者的政权是应该铲除的！”(Солженицын，2000：375)小说的这一主题似乎不是作家编排、呼喊出来的，而是内在于农民的感情和日常生活体验，在直观的、自然的、感性的情感化叙事中，一点一滴地传达给读者的。
农民领袖艾戈其实并不是一个不知敬畏、不辨是非善恶的莽汉，他无法容忍专制、野蛮的权力和暴力，不让“革命政治”沦为“以全人类幸福”的名义下的权力恣肆与放纵或是私欲驱动下的掳掠犯罪。他不想介入红白军之战，但他嫉恶如仇，无法容忍与农民为敌的残暴屠戮，成了“农民暴乱”的领袖，最终成为革命政治的阶下囚。这既是他的正义、刚烈使然，也是暴力政治的后果。对革命他并无多少热情，既然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幸福，在与革命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有何必要非得大喊“革命”口号，参加革命队伍，最后甚至动刀动枪，相残兄弟。艾戈“谋反”的思想与行为源于他的正直、诚实、执著乃至“痴呆”，表现的却是一种农民的视点和角度、一种民间话语、民众的思想。作家把民间话语、农民利益置于国家话语、革命利益之上，从而进入了一种更为质朴、更为自然的话语层次与境界。
时代造就的“革命性”、时代的“革命诉求”，在作家的笔下被进行了深刻的俄罗斯历史文化的探究。工农大众的“求上进的革命意识”携带着先天性的缺陷，他们的人道意识中有深刻的反人道因素。他们在反对压迫、渴望社会平等的同时伴随着深刻的强求一律的群体意识，或缺失了独立自由的理念，这不啻意味着俄罗斯的革命文化有着“先天不足”的弱点：它不但丢失了革命思想中为人民大众求幸福的本质性诉求，同时还为革命加入了一些与革命本质格格不入的因素。这样的革命很容易成为一种“先进的”理念，这样的革命强烈要求芸芸众生为实现这个理念而充满激情，却常常忘记了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甚至置芸芸众生的日常困境于不顾。正是在这个意识上，小说是对革命文化的反思。没有文化支撑的政治，会产生强权专制，会产生迷信盲从，会造成冷漠残酷。
政治的人性形态透视
健康的政治是应该为凝聚社会与人群、张扬人性服务的，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才会分裂社会，扭曲人性。然而，事实上社会现实中无情的政治的“事”永远大于人性的“人”，而人性的“人”永远无济于政治的“事”，在政治大势中，正义、良心、道德，这些个体行为中最基本的人性要素都会变得无足轻重，人性常常会被政治所扭曲，所颠覆，所重塑。
《艾戈》中的主人公最终落入了红色政权的法网之中，经受了种种精神利诱与威胁恐吓直至肉体折磨。在对妻子、儿子和自己的生命可能遭受不测的极度恐慌与焦虑中，艾戈最终反戈了。他引领红军剿灭了曾与他出生入死的农民队伍，镇压了他参与领导的农民起义，违背了他誓死捍卫农民利益的初衷。政治对个体生命肆意的改造直接导致了主人公与原有生活的断裂，导致了他人性与人格的变异：只要能延续自己与家人的性命，让自己和家人活着，成为艾戈最大的“政治”。读者从艾戈人性的移易中感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残酷，这是索尔仁尼琴站在历史与人性的双重基点上对苏维埃过往生活的一种伤悼，对农民个体命运无法承受革命政治带来的伤痛的温情抚摸。它充满了作家对历史政治的人性反思，对个体生命与历史错位的一种悲剧性体悟。
小说《甜杏果酱》叙写的是苏维埃早期两个不同阶层代表——集中营囚犯与著名作家——的日常生活。前篇以囚犯给作家写信的形式陈述了他不幸的过去和悲惨的现实，后篇展现的是苏维埃“著名作家”的所思所虑。从诞生开始就背负着“启蒙”、“变革”这样的历史文化使命的俄罗斯作家，在政治主宰的生存条件下还能否保持高尚的人格和人性意识，是作家创作的思想主旨。
农民费多尔勤劳的一家因有锌皮屋顶的房子、几头牲口，果园中有母亲用来制作甜杏果酱的多株杏树而被当作富农扫地出门，几经辗转，最后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受尽非人的折磨。他在给一位著名作家的信中希望从他那里得到一个食品包裹以解救他在集中营饥肠辘辘的苦难。苏维埃“著名作家”位高权重、闻名遐迩。他身居豪华别墅，家有看门人护守，起居有保姆照料。绿漆围栏的庭院、细砂铺就的小径、高大的松杉、多彩的玫瑰、木雕的家具、谢洛夫和莫奈的名画，还有巴黎进口的电冰箱。他与批评家和大学教授正襟危坐，高谈阔论文学创作的艺术要旨和苏维埃作家的伟大使命。然而，小人物在信中诉说的苦难并没有打动这位文学精英，囚犯向作家“乞讨”这一卑微的希冀注定要被揉碎和践踏。作家对身处绝境的小人物的苦难无动于衷，却在求助信中发现了可以为他的艺术创作提供文学资源的“原生态”民间语言。小说中的“著名作家”成了一个十足的乡愿。他始终铭记“党和政府的重视”、“斯大林同志的崇高关怀”、“创造世界意义艺术”的目标，努力建构“宏大的现实主义，……无阶级社会的史诗，正面主人公的文学”，在无边欲望的驱动下不断张望、揣摩着社会政治的风向，不仅忘却了作家作为人民代言人的神圣使命，甚至失去了常人应该有的起码的同情心。
当最高的政治原则和惟我的生存法则入侵文学，改变文学家的人性、人格时，这些民族的“精神支撑”必然会无视民众的苦难，拒绝倾听民众的心声，放弃良心与道德，朝着“革命政治”和个人名利奔突，这是俄国知识分子精英在社会政治浸淫下道德操守的迷失。其实，混世的、油滑的、麻木不仁的、唯我的作家形象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个性主体，而是政治高于一切的“苏维埃作家”集体性经验的共名表述和呈现。作者在更为隐蔽的层面上，表达了他对某些苏维埃作家价值观念的强烈批判，从人性层面上对其进行了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颠覆。政治世风如同一个熔炉，它能把所有的人和东西统统融化、消解，把他们变成社会所需的东西。苏联时代政治文化精神的形成，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也应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时代本身的荒谬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主动逢迎、附和，甚至推进，才是给人民造成莫大灾难的缘由。
无独有偶，《热里亚布格新村》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小说中的两部分是间隔半个世纪的二战和战后五十年的两个历史时刻。作为战斗参与者的叙事人在炮火连天、烟雾弥漫的背景下发现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少女伊斯吉捷娅，这个名字颇有点俄罗斯旧教派色彩的姑娘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惊恐失措。半个世纪后，当叙事人又一次来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时，他发现农村破败、萧条、凄凉依然，当局对饱受战争创伤的乡村与农人的忘却让他感到震惊，在贫穷中度过风烛残年的几位老人中，他发现了一个系着颜色黯淡的头巾的类似乞丐的老太婆，原来就是当初的那个伊斯吉捷娅。在这篇小说中，作家个人的感觉渗透到历史的深处，历史的大事件被个人有限的视角重新观察，此在的个体是否真正有尊严的生存成为衡量数十年苏联社会是否符合人性的试金石，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社会成为忤逆人性的一种特别存在。小说是关于苏联历史与当下的交替描写，显示的是历史对现实的影响，说明现实是历史的延伸与折射，是历史与人生的参悟。小说通过社会对人生命存在的漠视，发出了对社会存在形态的质疑。
政治的文化形态透视
“新政治小说”对人与事的流水账似的介绍和叙事似乎并非主要，作家特别关心的是支配、刺激人物做事、行为的一种潜在的生存“规则”。在苏联历史的演进中，潜在的苏维埃文化常常会成为影响现实政治的重要因素，人的政治选择的偶然性和复杂性往往是通过数十年形成的苏维埃体制的“话语规则”、现实政治后面的隐含规则来体现的。这是索尔仁尼琴对苏联政治考察的一种更深的文化体悟。一定政治体制中形成的“潜规则”远比具体的现实政治更为可怕，因为深层文化机制比“现实政治”的影响往往更长久、更深远、更深刻。
在明面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规则下，常常潜隐着一种权力意志下的政治运作。这种政治运作可以与国家、民族利益无关，它完全取决于社会当权者的政治需要，即使在一场关乎国家危亡、民族生存的卫国战争中也绝无例外。在这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与否、军事决策的正确和错误与否、民族的正义感与道德良心存在与否都已经不重要，支配、刺激“人”去做“事”的政治潜规则才是最最要紧的。这套潜规则十分重要，对一个人的命运而言甚至带有决定性的意义。
《人生边缘》是以两幅画卷交叉重叠展开的：一幅是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骑兵军镇压坦波夫农民暴动和关于苏联元帅朱可夫早年成长经历的场景叙事，另一幅是朱可夫三十年代后命运遭际的个人叙事。小说是权力斗争背景下苏维埃军人的“一个人的遭遇”，描述的是一种特定时代和社会语境下苏维埃军人的性格和文化心理、一个军界精英与平民百姓毫无二致的奴性人格。
朱可夫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将领、杰出的军事天才，挽救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赢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坚守莫斯科、领导苏联军队全面反击德国法西斯直至攻克柏林，都有他建树的不朽功勋。他凭借英明的决断、灵活机智的军事策略、卓越的人格力量凝聚了苏军官兵的士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从乌克兰军区司令到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从苏联军队的副统帅到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的一生显示了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苏联军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人生价值观、一种深刻的民族忧患精神；作家同时又赋予了这种忧患以独特的时代话语意义：大敌当前需要一种为国家、民族利益披肝沥胆、赤诚以待的精神品质。面对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彷徨、犹豫、不安、恐慌和不理解，他缄默无语，面对来自最高统帅对他的怀疑猜测、无端指责和随时可能被贬黜的可能，他隐忍不发。然而，即使这样他也无法逃脱“浮浮沉沉”的人生命运，因为他实际上只是斯大林政治棋局中一个可以随意被吃掉的棋子，始终只能以一种虚悬的价值面对斯大林霸道的政治权力。随着卫国战争的走向胜利，政治斗争更日趋尖锐，斯大林的政治手段越加阴暗、残虐，他身上“冷”、“阴”、“厉”的人格特征也更加明显。专制权力下政治运作的“黑色漩涡”将所有在场的人都卷了进去。小说中卫国战争被消匿了其国家、民族的反侵略意义，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我生命角逐被战场外你死我活的政治角逐所取代，军事将领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生存，而是斯大林恩宠的风向标。
军事尽管并不必然与政治相关，但绝对无法超越政治之上。苏联军队的成长发展与苏联式的专制政体、斯大林式的个人迷信相伴始终，苏联军人在此种高度成熟、无比强势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浸淫已久，也就势所必然地难以逃脱一种潜规则的左右。专制体制、权力政治的脾性在于喜听谀词，厌闻批评，喜见驯顺，恶视异见。这种脾性，最专制的君主都不会公开展示，但他会选择若干有示范性的例子，供臣民知所借鉴。于是，传奇英雄科夫丘赫⑤成了人民公敌，战将洛可索夫斯基⑥被投进监狱，白俄罗斯军区的军级干部被捕，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被杀。这种恶劣的榜样会起到难以估量的警示作用。一种惩罚会扩大为一片禁区，一片禁区会扩大为一片噤声，并最终促成必须靠“说假话”生存的政治“潜规则”。朱可夫充满“浮沉”的“人生边缘”其实更是一个身处“政治边缘”的隐喻，暗示着人生政治环境的险恶。这位苏联时代声望显赫的军事统帅，在光明的内心与黑暗的现实之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即一个人的精神理想会被现实政治后面隐藏的“潜规则”所戕害。权力是历史与现实社会中的一个超级话语体系，任何人不妥协便无法生存。政治权力造就了普遍的“搏斗式”的生命存在方式，形成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人与人关系的严酷现实。通过写个人的命运来陈述政治中的权力文化、权力道德的深层机制，这是索尔仁尼琴新的政治话语。
《小青年》展现的是苏维埃社会生活中“政治统帅一切”规则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政治文化是苏联文化的第一表征，是社会思潮规定性下的人在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治的旗帜下，知识分子不能不采取一种屈服、迎合的立场。大势所趋，潮流裹挟，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新的权力等级和权力秩序正是由这一苏维埃文化建构的。小说的两个主人公分别是交通学院桥梁建筑系副教授沃兹德维仁斯基与大学工农速成班的学生柯诺普廖夫，苏维埃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需要使得两人在作品前后两部分中的身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曾经是教师、考官与学生的关系转变成一个屈辱的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治总局侦探的关系。
“工农政治”的需要使得材料力学专家沃兹德维仁斯基必须宽容一无所知的工农速成班考生柯诺普廖夫，不得不在他的记分册上写上考试及格的字样。这个决定不仅是考官沃兹德维仁斯基做出的，更是这个时代、工农“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文化规则为其“主人”做出的。教师与考官的大学副教授被“新的”思想和政策从上面、从外部被赋予、占有，他尽管正直、诚实，不愿与谎言为伍，但越是身陷裹挟着“无产阶级”权力色彩的观念形态中，其个人的存在越是无法从他置身的“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文化中、从他与周遭事物和人的交互关系中抽离出来。在专政工具国家政治总局面前，沃兹德维仁斯基不仅不再对苏维埃政治文化“潜规则”加以排斥，而且身陷由“潜规则”支配的丑恶与肮脏中，成了苏联“工业党”冤案中科技界知识分子的“告密者”。
曾经考试“不及格”的小青年柯诺普廖夫应合了苏维埃的政治文化机制与规则，在时代潮流的荡涤中“春风得意”，“巍然屹立”，成了握有巨大权力的国家政治总局的一位侦探。关于这一机制与规则，诚如大学校长对青年的一席话中所说：
应该正确理解并把握当前的时机。我们的青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她在生活中应该取一种战斗的，积极的立场。她的特点，第一是不信神，……第二，……先锋主义和全球主义，超越时代……第三，无可非议的阶级性，放弃普遍的人的感情。最后是乐观主义。
故而，当父亲的沃兹德维仁斯基嘱咐心爱的女儿廖莉雅一定要在毕业前加入共青团，因为“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大潮中游泳，不能落伍。否则，……就会错过时代”。悖逆苏维埃时代文化精神的中学生米沙，终因蜕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生活颓废的恶果”，而在毕业前夕上吊自尽；以严格著称、受到广大师生爱戴的校长马列维奇，也因“不识时务”而被解职。作家在小说中试图在生命个体和风雨如晦的现实之间构筑起一种内在的文化呼应。
新政治小说的基本冲突仍然是历史与现实政治中的个人。作家选择了一些具有节点性质的社会性时间，给作品的叙事和主题旨向进行定位。比如，它们都有历史的现场感，都有历史普泛性的意识形态对人物的左右。作品力图将个人的生命遭际同时代政治联系起来，说明个体的人在时代的政治中是任人宰割的，任何个人的意愿都要服从历史的或现实的政治。这是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当代话语方式对历史或现实中的事件和人物的重新叙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解构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是一种以极为自由的个人体验和叙述方式讲述的历史或现实。
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在崩溃中》一书中提出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爱国主义就是对祖国全身心的忠贞不渝的热爱，时刻准备着为其牺牲，分担其痛苦；但对祖国的奉献并不意味着一味地阿谀讨好，并不意味着对非正义野心的姑息迁就，而是对其弊端和罪恶的直言不讳和悔悟。(钱中文：302)
“悔悟”——这是他“新政治小说”的新的伦理观。在20世纪末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作家通过俄罗斯人的观念、性格、意识的变化来表现个性意识的被扼杀、民族意识的被遮蔽，从而实现对扭曲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变形的历史真实的悔悟。索尔仁尼琴“新政治小说”的写作与此间其他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家对苏联历史文化资源的开掘几乎是同步的，然而，面对共同的资源，他们的文本构建和内涵意蕴却相差甚远。
首先，强烈的文学功能意识使得索尔仁尼琴对那种灰暗朦胧的精神意识和潜意识的那种审美情绪有着本能的反感和排斥，他更渴望一种明晰、刚健、激昂有力的情绪。他始终没有形成将文学作为终极追求的创作意识，文学对于他多是手段而非目的。他通过文学表达他的政治选择，通过文学参与时代的进程，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去追求终生。在社会责任与艺术激情之间的选择中，他择取的始终是前者。他的创作始终保持着揭露病态社会的单纯性，我们从他的“新政治小说”中可以看到索尔仁尼琴始终如一的注重功利意义的认识习惯。但是，这种责任的履行方式有了明显的变化。索尔仁尼琴从他传统小说中的启蒙者与教诲者的高台上走了下来，不再持一种启蒙者的俯视视角、教诲语气、焦虑情绪，而是以形而下的平实与平常心态，关注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生命的平常遭际。小说几乎都是一种客观的叙说，并不要求读者接受作者的思想立场。作家将人物与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体验融入作品中，含蓄地透露出对历史与现实中的政治思考、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悔悟。激动人心、深入幽微的内容，愤世嫉俗、高亢激越的声音，“投枪”、“匕首”、“利剑”式的风格遭到了抑制或遮蔽。在作家看来，20世纪的所有的悲剧就在于对世界理解与把握的宗教意识的缺失、人的一种永恒的宗教责任的丧失，而悔悟正是改变这一精神现状的重要途径。
其次，索尔仁尼琴以一种完全生活化的、尾随人物行踪的叙事方法，讲述原本的故事。他拒绝抽象而玄虚的概念演绎，也没有悬浮在玄虚的意识上空，而是将小说的根基深扎于日常生活的坚实的大地，具有鲜活生动的审美性和此在性，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民间性的大众文化的品格。作家尽可能地把对原生态生活现实的难以避免的变形最小化，追求原生态的真实和高度客观化的写作，以使小说成为生活的实录。小说以故事见长，但它们又不完全是故事小说，因为它们有着独特的文本结构和文学的审美意识，是富有高度个性的艺术空间。它们既有完整而又不无曲折的故事，但似乎又无故事模式。作者让人物的生存面对大量存在的机缘、偶遇、巧合，以一种生活流的方式结构作品，在普通、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展示真实的生活和寻常的生命状态，录写真实的人生，似乎与“深刻”、“哲理”无缘。小说《甜杏果酱》中两种叙事方式(前篇集中营囚犯在信中的自叙和后篇作者的第三人称口吻)，都是平铺直叙、高度冷峻客观的。作家佯装对它的“意义”与“价值”漠不关心，他似乎只在乎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的原委讲清楚、说明白就够了。作者不去解释它，更不去评判它。他让他安排的故事自己去说，或者借助于一个叙事人来说，而说话人似乎也与事情的结果毫不相干。
第三，索尔仁尼琴采用了一种精短而又独特的新型小说形态——两部分微型小说，迎合了现代社会高度简洁化和浓缩化的时代需求。索尔仁尼琴说：“小形式可以有大容量，而对于艺术家而言这乃是莫大的享受——从事小体裁形式的创作。因为在小的形式中可以极大地享受雕琢精品。”(Костылева И.：263)叙事结构的匠心独运，显示出作家强烈的文体变革意识和语言探索意识。小说融发散性结构与情节性叙事的紧凑为一体，形成整体话语自然舒缓，而局部情节紧凑利落的张力感。作家在虚构的艺术空间中巧妙地运用历史资料，并将历史背景中的诸多细节作为纪实性的故事契机，情节道具巧妙地融进小说中，创造出一种似真非真、虚实相融的小说化的历史故事，做到了以实求虚，以虚润实。从小说故事的线索看，其组织结构整体并不严密。小说叙事的基本策略是人物生活片段的连缀，或粗线条人物活动的历史过程加生活化的细节描写。按照生活时间的先后流程结构作品，使情节呈现一种故事“本事”的状态。小说将反思的视角确立在了多重人物的身上：主人公的、叙述者的。但小说不以塑造人物为目的，作者的目标是通过俄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人生悲剧的书写，道出民族历史政治文化的荒谬。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其实并不是娜斯坚卡、朱可夫、艾戈，而是“政治”或“政治文化”。作家通过独特的小说结构将历史与现实搅和在了一起，抹掉了时间和空间的隔膜，也拂去了陈旧的烟尘，以一种令读者心颤的新鲜和生动，让故事呈现在他们的眼前，盘绕不散，更无法淡忘。这种带有历史漫游性质的小说拓展了作家的题材疆域、小说的艺术场，它的叙事方式和策略会触发新的视角。小说打破叙事时空的统一连贯性、连接两个对立面的审美手段，始终有着一种鲜明的道德勾连、一种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的小说精神。
第四，民间话语的叙说方式和简朴凝练的写实语言，应该说，与索尔仁尼琴希望更直接面对读者大众的现代意识有关。作家关注语言的生活化、口语化、俚俗化，拒绝典雅诗性语言的运用。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以俚俗之语描写世态人情，用近乎聊天、闲谈的生活化、世俗化语言书写人生。不雕琢不修饰、不追求典雅精致、不信奉曲折深邃、不回避俗话俚语、崇尚朴实直白、追求晓畅平实、注重现实生动，使创作充满生活的真实、生动、丰厚，呈现出面向大众的世俗艺术观念。
言简意丰，诗学手段简吝而内容丰厚，这是他对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短篇小说传统的承继。作家高度推崇扎米亚京的艺术风格，始终为他的“具有挑战性的简洁鲜明的肖像以及充满活力的凝练的句式”而赞叹不已。(Солженицын А.，1997：186)他追求扎米亚京提倡的高度凝缩、精炼的写作方式：“只有本质，浓缩物，合成……当一切都汇聚成一个焦点时，所有的情感便高度凝聚，变得十分尖锐激烈。”(Замятии E：416)小说中情节具有高度的紧张性，作家只写最重要的，而将所有次要的东西统统放在一边。
索尔仁尼琴九十年代的“新政治小说”明显地表达了作家对一种新叙事样式的探求，就其现代价值而言，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在继承现实主义风格和叙事传统的同时，有效地增补了现代小说的文体意识和语言意识，即对短篇小说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的指认。二是有效地恢复了“民间话语”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的美学功能，即对其文化品味和意义价值的指认。七十余年的苏维埃文学始终承担着“国家话语”、“社会话语”层面的叙事功能，沿以为习，故而对于“民间话语”方式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记忆的小说美学功能，总是排除于主流之外乃至忽略不计，但历史文化“乡愁”在后苏联文学中已经越来越得到充分的体现，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在过于强调西方文化道德理念，而鄙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后现代情境下，这是小说创作的一个有效的艺术途径。
注释：
①分别是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
②杰米扬·别德内依(1883-1945)，苏维埃早期无产阶级诗人，诗歌以歌颂革命、无产阶级和讽刺资产阶级、旧制度为主要内容。
③分别是绥拉费莫维奇、法捷耶夫、列昂诺夫、格拉特科夫在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苏维埃早期作品。
④指在1918-1919年坦波夫和沃罗涅什地区发生的由阿·斯·安东诺夫领导的、因不满“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而发生的暴乱。
⑤叶皮方·约维奇·科夫丘赫(1890-1938)，著名的红军将领、长篇小说《铁流》中的主人公原型，1937年被镇压，死后得到平反。
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洛可索夫斯基(1896-1968)，苏联元帅，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37-1940年曾遭政治清洗，卫国战争时期莫斯科、斯大林格勒等著名战役的指挥者。
标签：政治论文; 苏维埃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论文; 九十年代论文; 作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