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淡经济日报的重点报道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浅淡论文,经济日报论文,特色论文,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年初，人们尚未从节日的欢愉中静下心来，《经济日报》便以令同行刮目的气势开始了呼唤人们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迎接改革大潮的《开封何时能“开封”》的系列报道。
与此相呼应，这组报道的批评对象——开封市也积极主动做了有力的配合：首篇见报的当天，书记、市长即致信编辑部“欢迎大家为开封‘会诊’”，同时市党政领导班子围绕报道进行了座谈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市委宣传部还发出通知，要求市电台、经济电台、电视台对《经济日报》这组报道当天全文转播，《开封日报》次日一版下平栏全文见报。一时间，关于开封的报道轰动了古城，成了人们街头巷尾议论的主题。
开封如此，一直关注开封发展的上级领导同志，在外地工作的老“开封”，还有省内外的众多读者，也纷纷投书报社或开封市委书记、市长，直陈对“开封”的意见和建议。《河南日报》转载了这组报道的首篇，并加了编者按，配发了评论员文章。随后，刊发了《河南日报》记者采写的5篇“来自开封的报告”。河南广播电视新闻中心也播出了有关开封的系列报道。
这样的报道，《经济日报》已经进行多次。如，“话说‘正点率’”；“破三铁，看徐州”、“三角债”追踪报道，关广梅现象、“醒来，铜陵”等等。在一个时期，针对一个普遍性问题，纵剖横比，多方评说，以形成强大的轰动效应，这已经形成《经济日报》近几年重点报道的一种特色，成了我国引人注目的新闻现象。
《经济日报》这类报道无一不是精心谋划，统筹安排，对重要问题实行重点突破，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其意义决不低于军事家们组织的具体战役，若称其为战略性的战役行为亦不过份。为了与其他重点报道相区别，这里不妨将这种新闻现象称做战役型新闻。
这种新闻现象产生于改革的年代。但它又与这个年代产生的其他一些新闻现象相悖。比如，有些人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指导工作性的、政治性的重大问题已经不为人们所关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应该淡化，报纸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主要是监督，而不是指导和服务。报纸风格应该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文章越“软”越好，新闻越奇越好。许多报纸的扩版、调整无不是向可读性、趣味性方面倾斜。而《经济日报》这类报道，则恰恰带有鲜明的党性原则，对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而且在读者中造成的轰动是任何秘闻、纪实所不可企及的。这种矛盾现象实质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什么样的办报宗旨，什么样的办报路线的问题。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对于我们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把典型问题放在国家政治经济大背景下剖析，使报道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这是《经济日报》组织战役型报道的一大特色。综观《经济日报》这些报道，所解剖的这些典型背后，无一不是与国家改革大局、经济发展趋势或社会关注焦点相联系。“三角债”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成为了谁也扯不断的链条。《经济日报》和其他报纸虽然作过多次报道，但由于报道比较分散，且没有进行深入剖析，基本上停留在一般化的比较浅的层次上。1991年春天，原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就曾提出：“三角债问题企业呼声不小，应该研究做点文章”。6月，大连记者站了解到了大连起重机器厂的“三角债”情况，并提供了两张债务表。工交部、记者部即向编委会送交了报道方案：“准备以大连起重机器厂为交叉点，深入采访各债务单位与债权单位，追踪报道，使读者从中看到清理‘三角债’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也使读者看到党中央国务院抓‘三角债’的决心和成效。”报道的第一阶段，基本上是按计划进行的。一进入第二阶段，报纸就及时把报道引向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7月19日，《清理“三角债”既要治标又要治本》的述评在一版头条刊出。述评回顾了国务院领导重视解决“三角债”的前后经过，提出了要防止前清后欠、端正清欠思想、严明结算纪律等观点。7月22日，报纸又发表了袁宝华同志的文章《关于解决“三角债”问题的一些意见》。从7月24日起，报纸又发表了系列述评，从堵住源头缺口、尖锐的产销矛盾、深层体制不顺、断裂的信用纽带等四个方面剖析了三角债形成的原因。这次报道栏题共在版面上出现26次，没有栏题的报道也有十几篇。“三角债”报道取得了预期效果，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7月19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召开的动员会议上，特地表扬了《经济日报》的追踪报道。8月5日，《新闻出版报》以《文章合为时而著——〈经济日报〉“三角债”追踪报道效果好》为题，介绍了有关情况，认为“追踪报道提出了一个变消极拖欠的恶性循环为积极还债的良性循环的典型经验”。9月10日，朱镕基同志写信给范敬宜同志，再次肯定了《经济日报》的报道：“感谢《经济日报》对国务院清理‘三角债’工作的支持。你们的报道已经引起全国的关注，我深刻体会，这次新闻报道工作很有成绩，请代向《经济日报》全体工作同志转达我的真诚谢意。”“开封何时能‘开封’”的报道，则是针对中国内陆地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这个要害通过开封进行的剖析和督促。报道从“开封何时能‘开封’到“开封人盼‘开封’”，“开封缘何不‘开封’”，其间配发“寄语落伍者”、“开封现象说明了什么”的评论，引导人们做深层次的思考，最后两篇，一是开封籍人士穆青同志访谈，指出，要‘开封’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振兴开封的目的。二是通过对新疆、陕西两省（区）负责同志的访谈，把“开封”报道的意义引向了整个中国的内陆地区。这样的主题，如不借助于战役型报道，仅靠过去的报道方式，包括重大典型报道是难以完成的。
着眼工作，注重效果，变批评性报道为建设性批评报道，是《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之所以能够得到批评对象的配合，在社会上形成强烈轰动效应的重要原因。建设意识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本质特征之一。但人们常说的反面文章正面做，并不能与建设意识划等号。实际地工作中，将批评报道扭个角度，使被批评者容易接受一些，这对于一般报道都不是难事。但是，象这类战役型报道，即有对报道对象落后原因入木三分的剖析，同时又对他们发奋图强的举措予以充分肯定，并与被批评者和广大的读者共同探讨迎头赶上先进的方略；既帮助了被批评者，又给情况相类似地区以借鉴和启发。这不单在对待报道的批评上，而且在地区的发展上，都是实实在在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是一般靠扭角度搞“反面文章正面做”所难以做到的。比如“开封”报道，据庹震同志介绍，进行这个报道的想法萌发于1993年8月。当时，他应开封市记协之邀前去讲课。开封破旧的面貌，落后的观念，经济位次的不断后移引起了他的深沉思考。像开封这种情况，决非独此一家。大多数内陆城市都有一个如何转变观念，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问题。开封很有代表性，名字也颇具象征意义。但是当时还不能写，因为尚无发现从根本上认识落后，发愤苦干的“振奋点”，如果搞，很可能主要是批评，效果很难预料。于是，就要求驻站记者盯住开封，一旦市委、市政府有重大举措，要立即告诉编辑部。今年年初，他们得知开封市决心“破釜沉舟，大干五年，深化改革，实现翻番”时，正与编辑部的指导思想相吻全。立即制订报道计划，派出记者火速赶到开封，昼夜奋战，进行采访。为了争取开封市的支持和配合，他们虚心听取并征求市委、市政府的意见，共同研究将这篇“开封”的文章做好。于是，也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述的那些及时的反馈，有了开封市所有新闻媒介的及时转载、转播，有了全市内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有了全市真抓实干、奋力拼搏的精神状态。在这组报道暂告一段落之际，报社三位老总又在京邀请开封市市委书记、市长座谈，进一步征求意见。开封市委书记王日新同志说，对于《经济日报》这次报道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经济日报》用这样的报道角度、报道手法，用这么多篇为开封市的“开封”工作鸣锣开道；二是没有想到报道在开封市干部群众中产生如此大、如此好的、如此积极的影响；三是没有想到全国会有那么多地方、那么多部门的人关心开封市的经济振兴。市长马连兴说，过去市政府接到的来信中，85%是告状的，反映各种纠纷的，要求政府出面调解矛盾的。《开封何时“开封”》报道的见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来信中85%以上是替市政府出谋划策提建议的。据了解，过去中央和省新闻单位对开封“曝光”多次，论对开封问题的剖析深度，没有一次能与此次相比；而论其正面效应，同样也没有一次能与这组报道相比。当然，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记者要有建设意识，但也无可否认，过去原有的报纸“一言堂”的报道方式也是很难胜任的。
双向交流，多方参与，可信可亲。这是《经济日报》战役型报道独有的报道方式，在本质上体现了我党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办报路线。与过去报纸“一言堂”的报道方式相比，《经济日报》的战役报道方式既为报道者，又为被报道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条件，更多地体现了报纸与被报道者、读者之间的平等交流原则。比如“开封”报道，前后共发表通讯、消息、评论、访谈、照片等九期25篇（幅）。其中文字稿20篇，文字稿中记者直接剖析开封问题的通讯3篇，评论（含编者按）5篇，关于“开封”报道暂告一段落时的对话1篇；其余11篇均为对报道的反馈。这11篇反馈中，5篇系开封市的反馈，有市委书记、市长给《经济日报》的信；有开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梁绪兴的访谈，有开封市领导班子对报道的讨论侧记；有开封市各界群众和机关干部对报道的反响；还有开封日报为此发表的评论。另外6篇，3篇是在京“开封人”对报道的反应；1篇是河南省委、政府机关干部对“开封”问题的意见和看法；2篇是新疆自治区主席和陕西省省长关于如何在本省、区做好“开封”文章的访谈录。反映报纸观点的占45%，反馈性的占55%；来自批评对象反馈占25%，在京“开封人”的反馈占15%，开封上级领导机关反馈占5%，外省区借鉴性反馈10%，这样，报社的话通过评论说了出来，被报道对象有什么话也有机会说出来，读者也可以评是非，论短长，通过报道对象的反馈，读者的反馈，加上报纸本身再反馈，来回反馈、沟通，变“一言堂”为“众言堂”，不仅可使报道有效地避免片面性，而且可以使报道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报道自然也就可信可读，针对性的指导性也就可以大大增强。
着眼于事物的发展变化，使报道处于不断地流动、变化和进行状态，是《经济日报》这类报道保持魅力，吸引读者，逐步深入的重要手段。这主要体现在“追踪”二字上。我们不少典型报道大都采用总结式，就是把所报道内容当做（或者暂时当做）一个已经完成的过程来写，工作味太浓，新闻性很差，读者也不关心，不愿看。《经济日报》这些战役型报道则是从正在发展变化的进程去考察，去探究，抓住已经成为事实的东西，将镜头对准要变动的事实，抓未来事实的报道。通过对事物发展变化过程的追踪报道（其中也不乏出于引导目的的新闻策划行为）和社会舆论的督促，促使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化。如“话说‘正点率’”报道，首先是通过国内主要机场、车站现场写真，对民航、铁路正晚点情况做了客观介绍；接着是“众说众议”，通过你谈我谈他谈，搞清了问题，找出了症结，同时也使人们知道做好“正点”工作的难度，沟通了群众与民航、铁路部门之间的理解，通过《民航、铁路在行动》一组报道，正面回答了这一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些报道，让人们始终都能感受到追踪报道这个完完整整的发展、变化过程。
《经济日报》组织战役报道的特色和风格为人称道。但这些特色和风格主要来源于报社的战役意识。从老总到部主任，到采编人员。随时处于临战状态，一有“情况”，马上就能集中优势兵力，调动方方面面，形成报道气候，保证“战役”胜利。穆青同志1986年曾经提出，党的新闻工作者要有两个基本功，一是把握大局的能力，二是调查研究。要达到这两点，要有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责任感。有了这个责任感，才可能真正培养出较高的把握大局的能力。《经济日报》这些报道，之所以有章法，有气势，能够形成一个把人们注意力相对集中的报道“气候”，就在于他们有高度的责任感，善于把握大局，时刻都有一种很强的“战役”意识：一旦发现符合中央意图或能有力推动全局的重大典型，就抓住不放，并精心谋划，周密安排，调兵遣将，组织“战役”。其次是报社的整体意识，从记者采写到稿件编辑，到版面处理，各个环节都能力保“战役”目标的实现。比如“三角债”追踪报道，就几乎牵动了报社各方面的力量。总编室的白班和夜班，工交部、评论部、财贸部、记者部以及驻辽宁、大连等10多个记者站都投入了这个“战役”。编辑对编辑部意图能准确把握，较好地贯彻。版面处理紧凑、显著，且位置相对固定。给读者创造了“一口气看下去”的条件。三是报社的创新意识，只要“战役”需要，他们能“十八般武艺”一齐上，做到报道思想新、方式新，版面处理新。四是报社老总赋予编辑、记者的“自主意识”。组织这些大“战役”，部主任们研究制订报道计划只要能体现报社的指导思想就行。需要完善的地方，让大家在报道过程中完善。对记者、编辑的稿子，也尊重其意愿和个性。
近几年，《经济日报》对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的报道，特别是在进行这些报道时表现出来的“战役”意识有目共睹。这些报道在新时期对我党的办报宗旨、办报路线、办报思想的创造性发展，都有普遍的意义。“文章合为时而著”。实践证明，这样的报道，真正贴近生活，紧跟时代，这就是它受到群众欢迎和关注的原因。人们不喜欢那些无关痛痒的正确的废话，对于既切中时弊，击中要害，又与人为善，充满建设意识；既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又使广大读者踊跃参与的报道是欢迎的。人们不喜欢高高在上，指手划脚，把报纸当棍子，只管耍威风而不问社会效果的专职“评判员”。但愿有更多的报纸增强这种战役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