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价值评价尺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价值论文,重要思想论文,尺度论文,评价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党应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三个代表”，概括了当代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最新要求，对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了科学的规定，为加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三个代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视角对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一深入而系统的解读，从而认为“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评价尺度理论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
一、生产力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个代表”中，首要的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经济是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是由生产力本身的特性及其在社会结构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社会进步是多方面的。每一领域都有各自的特殊尺度以衡量自己的进步。这些不同尺度反映了各自领域的特点与本质。但是，当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对待时，还应当有衡量各个社会形态的进步性的尺度——共同尺度。这个尺度只能是生产力。因为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诸领域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也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社会生产方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动的过程中。先进的生产力替代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生产力让位于先进的生产力，如此循环往复，进而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带动上层建筑的变化，以至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最终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也就会建立起什么样的社会。“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P142 ）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生产力的发展变更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更。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根本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生产力作用及其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历史性发现，第一个就是唯物史观，它揭示的是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第二个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进一步发现的剩余价值，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唯物史观的发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结论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正是由于生产力具有最终决定性，所以它对文化和人的发展也就具有最终决定性。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三大形态的论述，人类社会要经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的发展历程。每一社会形态的经济在质的方面都有其不同的规定和不同的规律。而各社会形态的经济借以相互区别的质的规定，首先表现为文化和人的发展的状况和特征不同。
在第一大社会形态即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P486）。换言之， 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满足社会成员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人们研究的问题不是哪一种财产形式能创造最大财富，而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这种以人本身为生产目的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着原始的一致性。因而“这里，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2]（P485）， 尽管这时还不能设想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2]（P47、48）。就这个意义来说，经济本身具有直接的文化意义。
到了第二大社会形态即商品经济居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生产目的发生了根本的颠倒：“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2]（P486 ）满足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被降低为手段，追求人的身外之物，即交换价值所代表的抽象财富成为目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追求交换价值的活动才具有经济意义。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的时代，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取得支配地位的时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的活动，才是“经济意义上的”活动[2]（P264）。也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 经济活动和非经济活动的界限， 不在于其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而在于活动的目的是否服从于资本的增殖。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作用，是在于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并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物质前提。克服人的自然局限性，就是消除人的依赖关系，造成人们之间普遍的交往关系、人的内在本质的全面发挥。“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全面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的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 ”[2]（P486）这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的矛盾。因此，资本在实现其伟大文明作用时又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也正因此，在这个历史时代，抵制、批判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全面异化，就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题。
社会发展到了第三形态，即在产品经济条件下，自由个性的发展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这种发展的基础是个人的全面发展，并且他们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共同社会财富。这样，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的矛盾，社会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矛盾，将得到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全面异化将得到彻底克服。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上述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区分将没有实质意义。
正是对生产力作用及其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认识，决定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和历史使命；也正是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对共产党人的全部活动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并最终决定着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和命运。首先，共产党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基于和顺应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这一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都是要尽最大努力推动和促进生产力更加迅速地发展，都是要通过革命或改革的手段解脱旧的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羁绊。第二，共产党人把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因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最终原因。社会主义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提出的要求。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和优越性，就是因为它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巩固，也离不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三，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组织的构成成份及其先进性，也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它的基本特点都是由生产力的进步性质所决定的。第四，共产党人的各项政策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 ]（P1079）总之，我们党的一切奋斗， 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最终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进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保持党先进性的前提。
二、文化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中介尺度
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无论在我国古代的人文和教化，还是西方对土地的耕种、加工、照料和改善，都是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观念的产物。同时，文化作为这种产物的积淀，由于认识和历史的局限产生反映的滞后，出现先进和落后的区别。作为先进的文化与精神文明同义，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产物和表现。因此，文化作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中介形式，有着整合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功能，具有超前性、批判性和预期的前瞻性，它是引导和推动社会前进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系。世界上各国的差异，各民族的差异，经济发展的差异，无不体现出文化的差异。先进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兴衰。
文化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同时也体现着社会发展的主体性特征。
首先，文化是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以往传统的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在讨论经济发展时把现实的人及活动抽象掉了，仅仅依靠表示物的各种经济范畴去建构经济增长或发展理论，因而也就排除了文化的作用。然而“即使是经济分析，也不得不同作为理性和道德实体的人发生关系。”[4]（P18）新发展观把现实的人及由现实的人组成的现实的经济单位作为讨论发展理论的出发点，这就必然要重视文化的作用。因为现实的人也好，现实的经济单位也好，都是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环境的产物，都深受着文化环境的影响，他们在生产、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中，在追求经济价值的时候，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们所具有的思想的、伦理道德的、社会的种种价值观念即文化价值观念同样也在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有时甚至还会起决定性的影响。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这种文化环境里，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意义比较明确的价值使某些目标处于相对优先的位置，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激励着每一个人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也可能提出反对意见，采取阻挠行动，抵制这种发展。”[4]（P19）科斯洛夫斯基也指出：“大量重大的经济行为是文化决定的，它们刻有文化的烙印。”“如果没有经济伦理学、没有经济文化，一种从理论上看有效率的经济体系能否运转？它是否能够保证一种人道的共同生活？”“在两个根本点上，即在经济伦理学及经济文化哲学的意义上，经济学同时也是文化科学与经济科学。经济伦理学要澄清赢利准则、效用准则的经济导向和伦理、社会价值导向的联系。”[5]（P117—119）因此，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着、制约着人们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行为及彼此发生的各种关系，影响着各种习俗、规范、制度，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经营管理方式、市场交换方式的文明程度、文化程度。当代工业发达国家的经营管理学不断地批评古典经营管理理论中的经济人的理论假设，把现代企业管理、市场管理的理论建立在社会人、文化人的理论前提之上，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了文化在企业管理和市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文化价值还直接参与着经济价值的创造，一个物质产品不仅意味着一种物质价值、经济价值，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价值。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发展，人们把消费物的物质生活过程看作同时是一种精神上、文化上的体验过程，人们越来越追求物质产品中的文化价值，希望物质产品中凝结更多的文化价值，现在甚至由于文化价值含量的增加而增加了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价格也正在改变过去那种作为经济价值单一指标的实质和形象，正在同时成为文化价值含量的指标。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文化在发展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即使经济发展，离开了文化的参与和制约也不可能正常地合理地进行。
其次，文化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主体性特征。文化的主体性表现在文化的人化本质上。文化问题是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文化及其实质，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从广义上定义文化，有的从狭义上界定文化；有的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活动，有的把文化理解为人的活动的产品；有的侧重从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来论述文化问题和人的问题，有的则侧重从人是文化的产物来论述文化问题和人的问题。尽管学者们对文化的具体理解不同，但无一例外地都承认文化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承认文化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和属人的东西。所谓文化，实际上就是“人化”，是人有目的地改变对象的自然状态，使之不断人化的活动及其成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文化表现对人对自然物进行加工和改造，使之成为“人化自然”或“人工自然”。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文化表现为人对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组织形式等等的改造，使之更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从人与自身的结构看，文化表现为人对自身原有状态的改造，使自身由“现有”转化为“应有”，由“旧我”成为“新我”。文化即人化，这正是文化的本质所在，也是文化具有主体性的根由。另一方面，文化的主体性也表现在文化活动的创造性和价值上。文化作为一种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其功能就在于改变物的自然状态或原有形式，赋予其以适合人类需要的新形式。这本身就体现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价值性。因为人对物的自然状态的改变，是以两个方面的认识为前提的。一是对物的性质、特点和变化规律的认识。没有对事物本质和规律性能动认识，就谈不上对对象世界的改造。再是对自身价值需要的认识。如果主体自身没有价值上的需要和要求，也不会去改造对象。人的文化活动就是主体将自己的内在需要、价值尺度以及愿望、目的、兴趣、爱好等主体因素外化、凝结到对象身上，使之变为对自己生存发展有意义的价值物的过程，也是主体改造和塑造对象物的过程。文化活动的主体性在科学、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科学和艺术等精神文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是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反映，但是这种反映不是照镜子式的直观，而是一种能动创造，离不开主体性的发挥。没有能动的实践活动，人就不能认识客观世界的丰富现象。不发挥思维能动性，人就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科学理论。作者不深入观察和体验生活，不进行能动的艺术创造，就不会产生好的文学艺术作品。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它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着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不仅如此，作为无产阶级文化还“因为它不但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改造两千多年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6]（P299）。并把它推向人类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 此外，还因为它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并在它指导之下建构崭新的文化体系。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 [7]（P39—40 ）从而使包括文化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实现了科学的变革。列宁把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率先取得胜利，看作是在俄国实现先进“文化水平”（指广义文化）的手段和前提，却把建设先进“文化水平”当作新经济政策要完成的重大任务[6 ]（P777）。同样，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的经济建设时期，先后提出建设民族、科学和大众的文化，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文化的一代新人和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无一例外地把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作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大事来抓。
三、人民利益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核心尺度
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都要落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引导和帮助人民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自觉奋斗。
人民利益作为社会价值评价的核心尺度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但并不否定需要和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直接驱动人的活动的是需要和利益。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79）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乃至上层建筑的改造来说，需要和利益是一个巨大的内驱力。其二，人民利益尺度以唯物史观的历史主客体理论特别是群众观点为依据，体现着以科学性为基础的崇高的主体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人民群众始终是历史的中心和目的，凡是适应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就是合理和基本的东西；凡是违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都是不合理的和反动的东西。任何阶级、政党、团体和个人，要成为进步的社会力量，就必须站到人民群众一边，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其三，人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在社会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人的因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的现代化素质的提高，其中既包括劳动者体力的增强，也包括智力的提高；既要重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也不能忽视思想和道德水平的提高。人的综合素质高低，成为当今社会能否全面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人的现代化》一书作者英格尔斯在该书中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和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8 ]（P3 ）即使作为生产力发展重要因素的技术本身也并不只是物质现象，而且也是精神现象。技术含有丰富的人文意蕴。这正如科斯洛夫斯基在《后现代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技术“它不是外在于文化的，它本身也正是社会发展中文化作用的要素。技术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世界。它不像自然那样是‘自己’形成的。技术所包含的知识不是由外在世界引起的，而是由人发现、揣摩、‘构想’出来的。”[5]（P2 ）“技术的缘由、目的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人。人的目的决定着技术的形态与方式。”[5]（P3）“技术同自然、同人是如何打交道的， 并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人对自然提出的问题，取决于人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以及人利用自然、揭示其规律的目的。技术去蔽方式是文化的方式，带有人的自我感知、人的目的及人的社会性的烙印。在知识和技术之前已存在着知识和技术的文化，这种文化决定着通过技术来揭示现实的问题和提出问题的方式。同一个社会中可培育不同的技术方式。采取何种技术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5]（P4）其四，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和最高原则。人不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社会发展史说到底不过是个人本质力量发展的历史，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如果社会生产力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水平高低的历史尺度，那么人本身的发展则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健康的价值尺度。因此，把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的进步和全面发展联系起来，已成为确立发展目标的关键。对此，英格尔斯曾指出：“发展最终所要求的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这种改变是获得更大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方式，同时也是发展过程自身的伟大目标之一。”[8]（P7）
正因人民利益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核心尺度，所以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保持党先进性的归宿。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最高准则，是制定战略和政策的依据，是处理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与党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站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前沿和起着重要的推动力是分不开的。在当代的社会生产力中作为劳动者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列宁称之为首要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的能动因素，包括劳动工具在内的生产资料则“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工具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9]（P219）。它“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0]（P204）。因此，对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说，与剥削阶级政党不同，“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列宁指出，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11]（P269）又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一个党所能实现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做这件事的时候， 社会主义才能实现”[12 ]（P123）。邓小平说，“党只有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P342）。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四、三个尺度之间的内在逻辑
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是一致的。生产力尺度体现着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思想，文化尺度体现着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思想，而生产力、文化其实是人、社会的本质力量，人民群众正是生产力和文化的体现者和担当者。反过来说，生产力之所以要不断向前发展、始终是社会进步力量，又是由先进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要所推动并且能够逐步满足这些需要。可见，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同文化与人民群众的决定作用，实际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它们是统一的。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的差别主要是观察历史的角度有所不同。生产观点以及生产力尺度，把社会历史看作是高级物质自己的有规律运动，着重从人们活动的客观化或对象化方面分析社会历史，体现着认识历史的客体（或客观）视角。文化观点以及文化尺度，则把社会历史看作是文化的发展过程，着重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环节方面分析社会历史，体现着认识历史的中介视角。而群众观点以及人民利益尺度，则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的能动活动过程，着重从主体（人）方面发现社会历史，体现着认识历史的主体视角。而历史过程实际是人们的实践过程，是实践主客体及其中介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和人民利益尺度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对这个统一的历史过程的能动反映，它们显然是互补的，是一种有差别的统一。
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是相互作用的。其一，生产力尺度对文化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最终起根本的决定作用，是文化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的前提条件，因此生产力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其二，文化尺度对生产力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起着中介和整合作用，为生产力尺度与人民利益尺度保证方向，因此文化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中介尺度。其三，人民利益尺度是生产力尺度和文化尺度的目的归宿和核心价值，所以人民利益尺度是社会价值评价的核心尺度。基于社会价值评价的三个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只有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全国人民的利益，才具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只有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才能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保证，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才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来。
总之，生产力尺度、文化尺度和人民利益尺度，既有严格的科学性，又有高度的主体性和人民性，它们集中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价值学和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也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根据。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牢牢把握这“三个代表”的思想，就可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正确的行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