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WTO时代深圳经济特区利用外商投资的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特区论文,深圳论文,外商投资论文,策略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4年来，深圳经济特区依赖“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独特成长道路，创造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外商投资经济不仅构成深圳经济特区重要的微观基础，而且外商投资作为对外开放的最重要内容，有力促动了经济特区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加入世贸后，我国根据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统一性原则所作出的承诺，使经济特区利用特殊的政策吸引外商投资的作法受到一定约束，虽然经济特区的一些特殊经济政策仍然可以保留。但必须转换思路，主要依靠先行优势和移民城市具有的大量战略性资产，参加跨国公司本土化，培育深圳经济特区核心竞争力，建成世界经济中心之一。
一、跨国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投资的新特点
受中国加入WTO的影响，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步伐加快，外商投资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经济特区情况突出反映了全国利用外资的变化。加入WTO后，经济特区作为中国可以率先融入世界经济主流的桥头堡，对外商投资产生了比优惠政策更大的吸引力，跨国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的投资行为出现新变化，跨国公司在深圳的本土化倾向明显，在全国具有先行的意义。跨国公司在深圳经济特区投资的变化突出反映在以下方面：
第一，利用外资政策法规进行系统性调整，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转向主要依靠改革开放与发展中的先行优势，以及拥有大量战略性资产来吸引外资
加入WTO后，我国调整吸收外资的政策法规，重新构造吸收外资的法律、法规环境，修改了不适应于世贸组织的法律、法规；改革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提高投资政策透明度，定期向世贸组织通报外资政策变动情况；建立政策发布机制，指定媒体发布外资政策，并保证这些外资政策随时可以获得；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新的区域优惠政策；完善吸收外资的产业政策，鼓励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探索并购、风险投资、证券投资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地区总部；办好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受此影响，深圳经济特区特殊的利用外资政策体系也做出系统性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主要靠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转向主要靠改革开放先行形成的相对完善的体制、法制环境、开放的观念和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靠经济发展较快形成的巨大市场机会，以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富有活力的移民城市所造就的大量战略性资产，吸引外商投资。
第二，外商调整投资理念，投资总量稳定增加，外商投资企业在深圳采购的规模扩大
加入WTO催动着改革，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进入成本下降，市场准入扩大，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量增加，经济增长提速，为外商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尤其是由于跨国公司看好中国这一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市场，深圳吸收外商投资稳定快速增长。从加工贸易企业结转深加工方式看，2000年深圳特区以保税结转深加工方式在国内的采购总额（转入额）为57.6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加工贸易进口额的30%；2001年底，这一比重达到35%；而到2002年底，已经上升到约40%，采购国产料件的比重呈明显增长态势。从采购商品的结构看，机电产品、纸制品、塑料和橡胶制品、光学仪器、钟表类制品等增长最快。深圳外商投资企业的国内采购地域集中在深圳及珠江三角洲一带。
跨国公司在国内纷纷设立采购中心，在深圳设立和有意向设立采购中心的跨国公司逐步增多，2002年，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如美国的沃尔玛、英特尔、IBM、麦当劳、迪斯尼、柯尼卡，日本的松下、日立、三洋、东芝，德国的家乐福、圣戈班，荷兰的菲利浦等，都先后加入了谋求在深圳设立采购中心的行列。
第三，跨国公司制造中心和研发中心向包括深圳等地的国内中心经济区转移
加入WTO后，深圳利用投资环境优化和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机会，加大吸引外商投资的力度，一批跨国公司开始把加工制造的中心转移到深圳。许多世界著名跨国公司都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研发中心从针对中国市场的、改进型的、专有技术的研发，开始向面向全球制造体系的研发转变，跨国公司投资的科技含量大大提高。随着在中国投资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在中国投资的整体协调和在未来市场的战略投资，并把作为其经营战略地区化、全球化的控制协调机构——地区总部纷纷转移到中国，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深圳设立地区总部。
第四，以深圳、广州、东莞、中山、顺德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吸收外资的中心地带
外商投资的重点已从一般制造业迅速延伸到电子、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外贸、电信、金融、保险等领域，尤其是我国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后，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新一轮投资的热点。深圳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投资结构正向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方向转移，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外商投资明显增加，通过利用外资一大批企业资金实力、技术水平迅速增强，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发动机，通过吸收外商投资配套加工能力显著增强，已发展为全球瞩目的电子信息产业加工基地。
第五，外商投资方式发生变化
随着市场准入扩大，外商投资的交易成本下降，外商投资形式日益多样化，国际流行的投资方式——跨国购并初露端倪，2001年，位列全球500强之中的艾默生电气公司出价7.5亿美元收购深圳华为控股的深圳安圣电气公司，2002年8月，赛格集团向香港三星康宁转让部分公司股权，使三星康宁将其生产基地向深圳进一步转移，2002年9月，有关部门同意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进入深圳发展银行，这些都显示了跨国购并在深圳良好的发展前景。
二、跨国公司扩大并改变对深圳投资的原因
在发生着深刻变革的时代，完整准确地解释深圳经济特区外商投资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制定切实可行的外资政策，必须具有坚实的国际投资理论的基础。跨国公司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获得高利润，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中国加入世贸而改变。但就每一个具体的跨国公司而言，对我国的投资目的和原因又不尽相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不断发展，从海默(Stephen H.Hymer)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到费农(Raymond Vernon)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柏克莱(P.J.Buckley)、卡森(M.C.Casson)的内部化理论，再到邓宁(J.H.Dunning)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并在一些重要方面，验证、补充、修正和发展了对外投资理论，使之更加深入和贴近现实生活。根据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跨国公司对我国投资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一是为了实现跨国公司拥有的知识资产和规模经济等垄断优势；二是根据产品生命周期对外转移投资，以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三是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的缺陷，实现内部化优势；四是绕过高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五是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机会和利益。
加入WTO后，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利益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但是，传统的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理论重点在于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对外投资，而不能解释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是怎样形成的，所有权优势是如何运用的，如何保持和不断巩固自己的优势，因而不能完整解释当今国际投资中所出现的新趋势和新的变化。如：为什么传统的跨国公司母公司依靠股权控制子公司的情况在减少，更多地放弃股权控制，对产业链条进行调整，越来越多地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深圳，由深圳企业进行生产，然后在深圳建立采购中心，使生产链变短，自己专事技术研发，甚至将研发中心也转移到深圳，跨国公司越来越靠技术输出、品牌输出、组织管理知识输出和企业治理制度输出，获得高利润；为什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跨国购并又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之间，或发生在跨国公司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如深圳之间；为什么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继续构成国际投资的主体，制定了大量优惠政策、具有区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反而不如发达国家对跨国公司更具有吸引力，资本为什么大量流入资本充裕乃至过剩的发达国家，甚至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大量的银行存贷差、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却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跨国公司集中聚集在某些发达城市或经济中心如上海、北京、深圳特区。
基于以上问题，只有理论上的创新，才能制定出符合深圳经济利益要求的外商投资政策。为此，就事论事地讨论跨国公司在深圳投资的变化缺乏深远意义，我们需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跨国公司的行为，给出理论上的解释。
内生增长理论不仅解释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而且从中可以延伸出对跨国公司投资的新理论，找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形成的途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增大，人类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内生经济增长成为最主要的方式。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企业的成长和经济发展主要不是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而是主要取决于要素的生产率增长。要素生产率增长又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素质提高、更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技术的进步。内生增长理论尤其强调教育和知识的积累、边干边学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作用。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形成正是依赖知识的不断积累、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研究开发和技术不断进步。
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垄断优势实质上是通过知识的创造形成的“核心竞争力”（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它具有独特性——不可分割（拆不开）、不可交易（买不来）、不易模仿（学不到），因为知识的学习和创造是通过专业化、团队作业、企业运营中边干边学不断总结经验积累起来的，企业家精神渗透于企业每一个人的行为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企业组织系统长期孕育成熟，受特定的历史传统条件的影响，甚至模仿还会受到法律的限制，顾客对于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先行企业具有路径依赖，模仿的企业不易抢走客户；同时，核心竞争力也具有整体性和隐含性——企业独特的知识、诀窍、运营风格等是集体智慧的逐步积累，渗透于企业文化和企业运行的各个环节，难以用语言表述和传递。
由于跨国公司通过知识创造的核心竞争力具有独特性、整体性和隐含性，跨国公司才不必过分担心其他企业的模仿，而对生产链条进行调整，把生产线转移到其他国家，输出品牌、组织管理知识和企业治理制度，分包给其他的企业加工生产，减少股权控制，自己专事技术研发、创新和设计等核心业务。
经济、社会在不断进步，在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相互促动的过程中，跨国公司需要在发展中动态地不断发现、寻找能够补充和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资源，获得战略性资产，维护自己的先行优势和垄断优势。为了获得战略性资产，巩固核心竞争力，是跨国公司过去十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也是跨国公司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寻找战略性资产、巩固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出现以下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跨国购并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当跨国公司发现对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有用的资源时，以收购、兼并的方式网罗旗下可以达到迅速快捷的效果。跨国公司购并其他的企业绝不仅仅看重其物质资产，而是看重其对跨国公司有用的战略性资产，能够提升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资源。第二，发达国家和经济活跃地区拥有比其他地区更多的人才，更多的技术创新、知识创造的能力，这比起降低成本、绕过贸易壁垒、实现规模经济，对跨国公司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而，发达国家与地区之间跨国公司的相互投资比起对拥有优惠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多，经济活跃地区能够吸引的跨国公司投资也越多。第三，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战略联盟一样，都是为了快速积累知识，为了增进其核心竞争力，实现内生性增长。跨国公司的采购本土化，可以调整产业链，聚焦于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的开发；人才本土化，可以大大降低人力资本的开发费用，增强积累知识的能力；技术研究开发本土化，可以聚集当地的创造性资产，推动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第四，跨国公司在某一地区或中心城市聚集，正是利用跨国公司“外部性”影响的方式。聚集在同一地区的企业相互学习、竞争，可以传播信息、观念和知识，有利于跨国公司相互寻找战略性资产，补充其已有的核心优势的资源和能力，以及跨国公司知识的累积和核心竞争力的壮大。
我国加入世贸后，跨国公司在深圳等地越来越多地采用购并的方式投资，在中心城市聚集，加快本土化进程，把研究开发中心转移到深圳等地，把采购中心建立在深圳，实行人才本土化，其中心意图都是为了跨国公司创造性知识的累积，利用“外部性”影响，寻找和补充具有核心优势的资源，增强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实现长期的快速的内生性增长，得到最大化的收益。
三、跨国公司的外部性影响
跨国公司扩大在深圳的投资，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深圳，在深圳设立采购中心、研发中心，加快本土化，利用跨国购并的方式投资，会产生巨大的外部性影响。以往人们只是关注跨国公司的技术、知识外溢等好的外部性影响，而事实上外部性影响具有二重性，既有“外溢效应”，又有“内敛效应”。
1.外溢效应
首先，制度性外溢效应。跨国公司加大对深圳的投资力度，既是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表现，也促进了经济特区开放经济体制的建设；跨国公司把生产基地和采购中心转移到深圳，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加剧着我国市场竞争，有利于打破垄断，形成竞争制度，同时政府又必须防止跨国公司的垄断，维护竞争秩序；适应跨国公司投资扩大、投资领域放宽的要求，深圳需要提供适宜投资的市场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的服务功能，增进政府效率，加快改革经济政治体制，形成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开放促改革，有利于形成提升深圳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制度条件。
其次，资本积累的外溢效应。在开放促进改革，以及跨国公司扩大投资推动我国自身经济结构加快调整的过程中，人们的风险预期上升，储蓄率一直列世界前列，使我国能够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能力；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投资扩大，弥补了我国的资本缺口，产品大量替代进口，节约了我国的外汇资源，也促使中资企业提高资本积累能力，形成规模经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
再次，人力资源的累积效应。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特别是研发和管理的本土化，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加盟，而他们的高报酬和良好的发展机会也产生了示范效应：个人只有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技能，才能获得这样的就业机会，劳动者对教育、学习的重视，个人教育投资的增加，可以保证有充足的合格的劳动力支撑经济规模的扩张。
最后，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外溢效应，跨国公司扩大投资和本土化过程中，与深圳当地中资企业之间发生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加入跨国公司的前项、后项产业链条，通过信息交流，中资企业可以学习到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管理理念，了解跨国公司的技术状况，促进管理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研发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为我国提供直接的学习机会；在人才本土化过程中，我国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管理人才被吸收到跨国公司，参与跨国公司的研发和管理，并通过跨国公司对员工的培训（包括在国内的培训和在海外的培训），使跨国公司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知识在其设立的外资企业内部扩散，并通过人才的流动向企业外部扩散；在营销本土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采购中心，开发我国市场，中资企业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经营链条中，跨国公司的管理知识外溢，可以提升中资企业的生产、营销、管理水平。
2.内敛效应
首先，跨国公司在深圳的技术、管理和知识外溢效应受到制约。由于中资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较低，制约着其加入跨国公司产业链、营销链，从而制约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外溢效应；由于现代高新技术开发越来越依赖团队的整体合作和联合攻关，零星的跨国公司的人才流出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尤其是考虑到跨国公司的核心业务和核心能力具有独特性、整体性和隐含性，不易模仿，在运用自身的核心优势中产生的外溢效应必然受到限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战略调整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不能估计过高。
其次，技术内敛效应。跨国公司在建立和运用自己的核心优势，不断寻找和补充自己的核心优势的资产，形成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中，实行本土化战略，购并深圳优秀企业和属于跨国公司的战略性资产，对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会产生巨大的冲击。跨国公司还运用知识产权保护手段控制技术外溢。
再次，人才内敛效应。跨国公司以强大的财力、健全的分配制度、先进的管理方式、完善的培训制度、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着高收入和发展成才、施展抱负的机会，吸引着中资企业和研发人才、大学毕业生和海外学成归国人员，中资企业和研发机构人才大量流失。
最后，知识内敛效应。跨国公司为防止技术外溢，形成强大的竞争对手，采取内部化的策略，如跨国公司在深圳高新技术领域主要以独资的方式投资，很少设立合资企业，使深圳中资企业学习跨国公司的管理方法、管理知识的途径受阻。
总之，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是一把“双刃剑”，绝非只有利于深圳中资企业技术进步、自主知识产权开发和知识累积，也会对深圳乃至我国中资企业的技术开发产生冲击，制约内生性经济增长。
四、经济特区利用外资的策略
跨国公司本土化对深圳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双重作用表明：仅仅依靠跨国公司投资进行技术开发无法建立起深圳自己的技术和知识创新体系，无法完成对跨国公司的追赶和超越，实现靠内生性经济增长；而简单排斥跨国公司投资和本土化也无法利用其外溢效应，实现经济技术快速进步。跨国公司在经济特区建立的企业（也包括采购中心、研发中心等）本身就属于中国的企业。在加入世贸已经成为事实的后WTO时代，深圳只有在利用跨国公司投资中引进技术，在引进的基础上消化、吸收和创新，掌握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超越他人；也只有中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才能增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进一步提高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层次，实现科技水平的螺旋形上升和知识的快速积累，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1.加入跨国公司战略联盟，在更高层次上参加跨国公司产业链和营销链，参加跨国公司的本土化进程，是提高深圳企业技术开发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策略
深圳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分工与合作中，应该避免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覆辙，不能过分倚重相对优势，而应着力培植竞争优势。这样才能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体系中获得较高的利益。为此，首先需要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并参加跨国公司产业链和本土化进程。企业竞争力和国家综合竞争力提高了，跨国公司能够找到合格的合作伙伴，才能延伸在国内的生产链条，才需要通过深度技术研发和研发成果本地化，维护市场竞争优势，深圳的企业也才能在深度参与跨国公司本土化中获得更多的技术外溢、管理知识外溢的收益，加快知识累积，尽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企业竞争优势归根到底取决于企业的盈利能力。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以下措施：
努力实现生产销售一体化和对销售的控制，初期可以利用合作伙伴的销售渠道，但如今应该尽快建立我国企业自己的海外营销渠道，建立最终客户的反馈系统；加大技术开发投入力度，尽量向产品差异化模式发展，同时，充分利用生产的规模性，降低成本，拥有核心技术，取得竞争优势；向国际竞争挑战，拓宽资源配置空间，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满足国内同行业的优势或垄断地位，国际竞争将导致国内垄断的消亡，只有在国际竞争中拥有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的企业，才可能拥有竞争优势；增加对企业人才培养的投入，这是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保障；制定适宜的产业发展规划导向，选择恰当的产业发展路径，这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
提高社会综合竞争力可以起到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为了提高综合竞争力，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矫正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降低经济运行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实力。在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汇兑自由、市场准入等方面，建立起开放经济制度，保证国际收支平衡，消除财政税收制度、金融制度与国际惯例之间的摩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高效、服务、权威的政府。培育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为经济活动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培养科研队伍，改革科研体制和科研分配制度，使科研尽快转化为生产要素，提高科研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进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
2.利用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制度效应，完善经济体制，控制跨国公司的内敛效应，促进世界制造业加快向深圳转移
目前，深圳自身存在的诸多因素制约着通过跨国公司本土化提升自主技术开发和创新的能力。首先是经济体制转轨尚未最终完成，经济体制存在缺陷，政府效率仍待提高，法制不健全，市场秩序尚欠规范，资本市场不完善，制约着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高层次的技术合作，阻碍着跨国公司在深圳开展面向国际市场的技术研发活动；其次，国有企业法人治理制度不完备，学习能力低下，分配制度缺乏吸引力，技术开发人才流失，民营企业相对弱小，企业信用缺失，制约着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合作水平，制约着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效应。
只有利用跨国公司投资的制度效应，以开放促改革，在加快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完善国有企业制度，改变分配制度，扶持民营企业发展，健全法制，规范市场秩序，大力培育资本市场，延伸跨国公司在我国的技术传递链条，才能减弱跨国公司本土化的内敛效应，通过利用外资有效提升深圳的自主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
3.利用深圳移民城市的独特优势，不断补充人力资本，促进知识的累积，增加跨国公司战略性资产的供给，形成与跨国公司需求互动的条件，在内生性经济增长中提升深圳的国际竞争力
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具有其他类型城市和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通过与其他地区广泛的人才交流吸引大量的人才移民，源源不断地补充技术研发人才、管理人才和成熟的技术工人等，抵御跨国购并和跨国公司本土化形成“内敛效应”对内资企业带来的冲击，保证内资企业拥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和较高的知识积累、创新能力，这既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战略性资产的供给，又可以使深圳企业利用跨国公司的“外溢效应”，实现长期持续的内生性经济增长。
为此，深圳必须保持户籍制度的灵活性，降低人才流入的交易成本，保持移民城市人才不断流动的特色，这是在后WTO时代提高深圳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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