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与实证的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区位论文,实证论文,外商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定问题作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其研究内容和方法的跨学科性，目前已成为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研究的前沿之一。近数十年来，不同领域学者对FDI区位决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从现有成果看，FDI区位决定的研究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一般FDI理论，即关于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理论，它是研究FDI区位决定的基础，已形成众多流派；二是宏观FDI区位研究，其实质是FDI国别区位选择的研究；三是微观FDI区位研究，着重探讨一国内部FDI区域差异及其决定因素。但无论是一般FDI理论还是宏、微观区位研究，都远未形成学术共识。此外，如何创造更有利的区位条件来吸引更多的FDI，是目前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一国内部亚区域共同关心的问题，而现有FDI区位研究尚不能为其提供完全有效的理论支持，实践上亟须更新更成熟的FDI区位研究成果来指导决策。因此，系统梳理和总结有关FDI区位决定研究的现有成果，找出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明确该领域今后研究的前沿方向，对于完善FDI区位理论和有效指导实践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商直接投资理论进展及其流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FDI流量逐渐增大，并成为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推动力之一。在这种新形势下，FDI问题日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学者对国际资本流动的解释，更多的是强调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传统比较利益原则，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的利率差异。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学者们对FDI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由于研究的角度、对象、方法等不同，他们提出的观点也不一样，并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流派。本文仅讨论其中影响比较广泛、能反映FDI理论发展轨迹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根据其遵循的理论思路总体又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FDI理论。这类流派一般借鉴经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思路，尤其是比较利益学说，来为其FDI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包括：(1)Vernon(1966)的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对产品处于创新、成熟和标准化的不同阶段，跨国企业采取的国际化战略也不同，成熟和标准化阶段因垄断优势逐步丧失而适于对外直接投资。该理论较大程度上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企业在西欧大量投资的动机，但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Kojima(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FDI是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的综合转移，其贡献是打破了此前FDI理论研究对象一直是美国企业的局限，首次区分了美国逆贸易导向和日本顺贸易导向的FDI。但其把FDI截然分为美国式和日本式两种类型以及否认垄断因素对FDI的作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站得住脚。(3)导源于Weber的工业区位论，经Dunning等(1977)提出和发展的区位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东道国区位优势较大是跨国公司进行FDI的必要条件并决定FDI决策倾向和行业结构及类型。并认为区位优势是动态的，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结构的变化都会改变其区位条件，进而影响FDI的区位决策。(4)Dunning(1981)的发展阶段理论。认为一国FDI流量的决定因素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存在系统相关性。该理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一个国家处于某个阶段，必然与相应的FDI政策特征联系在一起（崔新建，2002)，不足之处是不能解释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相互间直接投资量很大而其实际向外净投资反而很小的现象。
第二类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FDI理论。即从产业组织角度出发，以资本通过跨国经营实现增值最大化目标为思路，来构建其学说框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流派包括：(1)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76)首次论证了FDI是不同于有价证券的投资，并认为跨国公司之所以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它们具有特定的垄断优势，如规模经济、知识优势、分销网络、生产多样化、研发创新能力、原材料控制、凝聚优势及信誉优势等。但该理论基本上是根据美国企业的FDI行为研究提出的，因而缺乏普遍性。(2)Kindleberger(1969)的寡占反应理论。在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后，Kindleberger认为寡头企业采取任何活动，其他企业都会做出相应反应，还将美国对外投资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类，前者指垄断的跨国公司对外扩张，后者指其他公司为保护海外市场而跟进投资，并认为这是FDI的主要原因。(3)Buckley等(1976)和Rugman(1987)的市场内部化理论。Dunning认为跨国公司通过FDI将外部市场的交易尽可能地内部化以克服外部市场失效，只要边际利润大于边际成本，公司就有内部化的动力。内部化理论不同程度地包含了其他理论，但不能解释FDI的地理方向和跨国经营的布局。(4)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东道国区位优势三个因素的结合条件，只有兼具三种优势，才会产生FDI，并决定FDI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其贡献在于融合了FDI的多个理论，并归纳出三个变量用以解释FDI的决定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是迄今为止影响最为广泛、解释力最强的FDI理论。最近，Dunning(2006)又系统地梳理了跨国公司与FDI发展的新变化，对FDI的传统解释和跨国公司行为发展的内容与目标进行了再思考，认为全球化、NPD（新发展范式）和制度的内容与质量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区位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5)Porter(1990，2000)的竞争优势理论。它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并且是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保证。(6)Hill等(1990)和Bell(1996)的国际市场进入选择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国际化方式选择取决于战略变量、区位变量、交易变量和企业所有权优势变量等四组因素。
除上述各流派外，还有一些颇有影响的FDI理论，如S.Magee(1977)提出的充分报偿理论，Rugman(1975)提出的风险分散论，Qu等(1997)提出的综合FDI理论框架等。FDI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一直在努力探索跨国公司FDI的动因、决定因素和条件。现有FDI理论有三个共同之处：一是都以市场非完全性为理论假设前提，二是都以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为理论基石，三是都认为跨国公司具有外向扩张优势。从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区位优势理论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形成了FDI的主流理论，其中折衷理论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解释力最强的FDI理论，代表了FDI理论的发展趋势。当今FDI理论发展迅速，各种新的学说不断产生，但总起来看，这些学说基本上是上述理论的延伸和发展。但FDI理论远没有满足实践的需求，现有理论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能够说明某些国家（地区）的FDI行为，但普遍适用于世界范围并能合理阐释和预测所有国家的FDI行为的成熟理论体系尚未形成。
三、外商直接投资宏观区位决定的研究进展
关于FDI区位选择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最初明确将区位分析方法引入FDI行为研究的是英国学者Dunning(1973)，后来Vernon(1974)等在其相关著作中也探讨了FDI区位问题，此后区位分析逐渐成为FDI理论关注的热点之一。下面从FDI理论中的区位研究和FDI区位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两方面来了解其进展情况。
（一）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中的区位研究
前面介绍的FDI理论中，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区位因素的重要性，如Dunning、Vernon等都曾较深入地探讨过FDI的区位问题。Dunning在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所强调的三个优势包括了区位优势，并且将FDI的区位因素归为市场、贸易壁垒、区位成本和投资环境四类(Dunning，1973，1977)。后来Dunning对FDI的区位因素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补充和发展(Dunning，1988，2006)。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实质是一个国际生产区位转移的理论。在Vernon看来，新产品、新技术的扩散一般沿着创新地——发达国家，继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最后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路径转移，与之相应，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区位也渐次转移。1974年Vernon又详细探讨了创新导向寡头、成熟期寡头和衰老期寡头经济活动的国际区位问题。
Hill等(1990)和Bell(1966)的国际市场进入选择折衷理论中，跨国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方式的决定因素中强调了区位变量，该变量包括文化差异、东道国风险、东道国政府政策及福利水平等区位因素。崔新建(2002)认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三个优势间存在重叠和冲突，因此借助Drucker的企业理论，将内部化理论置于更一般的层面，将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置于平等地位，构建了包含所有权和区位优势两个变量的OL模型，强调了区位的重要作用。而Qu等(1997)试图将FDI理论和区位理论结合起来，提出更加综合的FDI区位选择理论框架，更是突出了区位因素的地位。
（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FDI区位决定的影响因素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公司实地调查来了解FDI区位决定的影响因素；二是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来探讨FDI的区位决定因素。从不同文献来看，这两种方法考察覆盖的影响因素繁多，但总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成本因素。成本因素是传统区位论中区位选择的基本标准，但根据Clickman等(1988)的研究，成本最小化仍是FDI区位决定的重要标准。成本中除了通常的生产与交通成本外，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也被引入到FDI区位决定的分析中。如Williamson(1985)研究发现，商品交换中较高的交易成本可促进FDI的发生；Caves(1985)也发现，如果原材料和服务、商品市场寻找、劳动力雇佣、合同谈判等成本很高，FDI将趋向于低交易成本地区；Mariotti等(1995)研究发现，信息成本的高低对FDI区位决定也具有重要影响；Caves(1985)认为，外资企业之所以往往做出风险回避型的区位选择，是因为与东道国企业相比，外资所处的投资环境具有“外来身份”劣势，在原料购买、识别和发现市场机会、搜寻熟练劳动力、管理以及许多不可预见的不确定性因素方面比东道国企业要付出更高的信息成本；Luo(1998)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梯度开放和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中国家，来华FDI会面临更高的外部不确定性和商业风险等信息成本。平新乔(2007)对中国2004年经济普查资料的研究发现，低劳动力成本是FDI在中国资本形成、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的重要原因之一。Christian Bellak等(2008)采用面板—引力模型集中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探讨了中东欧FDI的决定因素，发现无论总的还是单位的劳动力成本都对FDI具有负面影响，其计量分析还表明综合成本（距离、税收和劳动力成本）对于FDI进入中东欧国家具有显著影响。但也有案例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并非敏感因素，如Ma(2008)等分析澳大利亚在华投资区位决定时，就发现劳动力成本影响不明显。
2.市场因素。市场潜力及其大小是FDI区位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近年的FDI区位研究都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容易获得人力资源。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FDI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Friedman等(1992)发现接近市场在美国对FDI的区位决定具有重要的正面影响；Scaperlanda等(1983)研究美国在欧盟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Clegg等(1998)研究日本对欧盟6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Mucchielli等(2003)研究法国在欧盟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Rahman(2006)分析中国吸引日资最突出的因素、王立文(2007)分析不同来源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决定因素、Ma等(2008)分析澳大利亚在华投资的区位决定、Miguel(2006)研究影响智利吸引FDI的决定因素以及贾乐耀(2008)分析日本服务业对华FDI的决定因素时，都表明FDI与市场规模正相关；Devereux等(1998)同样的研究也发现，欧洲具有良好市场邻接性的国家可得到较多的美国投资。事实上，几乎所有FDI区位实证研究都考虑了市场因素，尽管考察的角度、方式、反映变量以及分析结果、政策有所不同。
3.集聚因素。集聚经济因素对FDI决策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集聚经济是指因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以及规模和范围经济(Smith and Flarida，1994)。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Ellison and Glaeser，1997)。Porter(1990)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FDI有吸引力，就在于它拥有优良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集聚因素。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集聚经济对FDI具有重要影响。Luger等(1985)对标准产业分类的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外国公司区位决策的重要影响；Coughlin等(1991，2000)对美国FDI在各州分布特征的研究及其对美国1989-1994年新增制造业FDI县级分布模式的分析，都发现FDI与制造业密集度等集聚因素密切相关；Barrell等(1999)研究美国对欧盟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表明，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正负影响不同，但集聚经济与FDI都呈正相关。在行业和研发方面，FDI区位决策也与集聚因素相关性明显，Nachum(2000)对美国服务业FDI区位因素的分析表明，FDI与集聚经济正相关。从对日本和欧洲的FDI区位决定研究来看，也反映了集聚因素的重要性。Mayer等(1998)研究日本在欧盟的FDI也显示，FDI与集聚经济正相关；Ferrer(1998)和Mucchielli等(2003)研究法国在欧盟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时，也都得出了FDI与集聚经济和基础设施正相关的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FDI区位决定的研究也有类似结论，如Kinoshita等(2003)对中东欧FDI分布的区位因素分析也显示了集聚经济的主流影响；Cieslik A.(2005)探讨波兰区域特征与引进外资企业数量间关系时同样发现，该国外资企业区位决定中很多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或统计不显著，但工业与服务业集聚因素总是具有正的影响且显著。以上分析表明，集聚因素对FDI区位影响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界研究的重视和经验证实。
4.制度因素。学术界对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转型体制、FDI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关注很高，但对不同制度因素存在争议。Dunning(2006)对FDI传统解释和跨国公司行为发展的内容与目标进行梳理和再思考后认为，制度的内容与质量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区位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Seaperlanda等(1983)研究美国在欧盟FDI的区位决定时认为，FDI与关税壁垒消除正相关；Miguel(2006)分析影响智利吸引FDI的决定因素时发现，制度因素对于解释流入该国FDI具有重要的统计解释力，特别是制度改革还提高了GDP和出口对引进FDI的作用；Kumar(2007)研究印度企业对外投资决定因素时发现，政策自由化对印度企业向外投资影响突出；Robert等(2005)将新制度经济学与组织决策理论结合来研究中东欧FDI的流入与制度构建间的关系，发现中东欧FDI流入与其降低跨国企业成本和不确定性具有正向关系，而与其腐败和政治风险呈负向关系；Manuel等(2007)以一百多个国家为实体研究了外资开放政策与FDI引进的关系，发现长期来看，对FDI开放的体制是影响FDI流动的一个因素，但区位优势是决定FDI国际分布的最重要因素；Wheeler等(1992)认为东道国引资刺激政策的影响有限；Clegg等(1998)研究日本对欧盟6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发现FDI与贸易歧视呈负相关；Mayer等(1998)同样的研究显示，FDI受国家引资政策影响统计上不显著；Ferrer(1998)研究法国在欧盟FDI的区位决定因素甚至认为FDI与刺激政策呈负相关；同样，Crozet等(2003)对FDI在法国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分析也表明与引资刺激政策无关。可见，不同制度因素和同一制度因素对不同地区的FDI区位决策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学者们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视角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此外，地理位置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金融发展等诸多因素对FDI区位的决策也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对那些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为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信息成本带来的投资风险，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地缘的邻近、语言的沟通、文化的相似和政策的优惠以及金融配套等因素。Crozet等(2003)对FDI在法国区域分布的决定因素分析表明，FDI与地理距离负相关；Thomas(2005)阐释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的民族文化对吸引FDI所具有的潜在影响，认为民族文化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引进FDI中扮演着重要角色；Shah Tarzi(2005)在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吸收了FDI的主要份额而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却份额很少的原因时，发现金融发展因素也是东道国有效吸收FDI的重要原因；康伟等(2006)也认为东道国金融发展及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FDI利用的水平与潜力。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其在FDI区位分析中的应用近年也受到关注。例如黄肖琦等(2006)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下重新审视了FDI的区位决策行为，认为劳动力成本、优惠政策等传统区位变量未能较好地解释在华FDI的区位分布，而新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累积等因素对在华FDI影响显著；马君潞等(2007)利用面板数据分析的结果也表明，提升一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的集聚经济环境；徐康宁等(2006)在分析FDI区域聚集的源地效应时也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但总体而言，学界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FDI的区位研究还处于尝试阶段，尚未形成通用的分析范式。
四、外商直接投资微观区位决定的研究进展
FDI微观区位研究着重探讨一国内部FDI区域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由于微观区位研究对于一国内部亚区域筹划应对政策意义更大，因此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FDI微观区位决定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二是区域层面，三是来源地层面。
（一）基于企业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
利用权威企业数据库或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考察是从企业层面研究FDI区位决定的常用方法。许多国家和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经济数据，为展开企业层面的FDI区位决定研究提供了便利。例如，Buch等(2005)利用Deutsche Bundesbank有关企业数据研究了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发现获取市场是决定性因素，节约成本对于某些制造业FDI则很重要；Kumar(2007)利用官方大批量企业数据研究了印度企业对外投资决定因素，发现企业所有权优势、生产成本效率、对引进技术适应性和政策自由化等对印度企业向外投资影响突出；Daniels等(2007)利用Thomson ONE Banker组织提供的910家跨国企业资料研究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对外投资的空间模式，发现地理临近性是主要决定因素；Shige Makino等(2002)利用328家台资企业资料研究了FDI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区位选择，发现企业的投资动机对其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徐康宁等(2007)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资料实证研究了韩国企业在华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发现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地理变量、开放程度以及韩资企业的聚集度是韩国对华FDI区位决定的主要因素。
不同的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考虑的区位因素通常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为了解FDI区位决定的一般规律，往往需要进行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或实地考察。如李小建(1996)对香港55家公司在中国内地的投资登记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46家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要动机，8家以“打入中国大市场”为主要动机；魏后凯等(2001)对秦皇岛市135个外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外商来华投资区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交易成本、生产投入供应、市场因素及投入成本等几个方面；张春明等(2005)对上海、杭州和南京的98家世界500强企业的高层领导及员工的问卷调查，总结出影响FDI决策的因素包括市场前景、投资回报、劳动力成本、区位优势和合作伙伴以及政策环境和政府支持等因素；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研究”课题组(2005)对辽宁省14个城市107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基础设施、国内市场进入、退出壁垒、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能和技术禀赋、国际融入、税赋负担、金融服务、企业竞争力以及城市环境吸引力等是投资区位决定的重点考虑因素。
（二）基于区域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
这类研究将一国内部区域当做同质单元，采用计量方法分析FDI的区位影响因素。区域层面的研究早些时候主要用于发达国家的分析，如Coughlin等(1991)采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1980年代初期美国制造业引进FDI的区位决定，认为高人均收入、制造业活动集聚区可吸引更多的FDI，而高工资、高税收区则相反；Nachum(2000)对金融等高端服务业FDI在美国各州区位决定的分析表明，FDI与经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Coughlin等(2000)研究发现，经济规模、劳动力素质、集聚和城市化经济、交通基础设施、单位劳动力成本和税收是影响制造业外资在美国新建工厂的重要区位决定因素，并且是新增外资工厂在美国区域分布不同的重要原因。后来区域层面的分析更多地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内部区域的分析。Boudier-Bensebaa(2005)采用面板模型研究了匈牙利国家内部各区域接收FDI的决定因素，发现单位劳动力成本高、产业需求高和制造业密度高的区域对FDI更具吸引力，此外，产业间集聚经济和基础设施也是重要因素。Cieslik(2005)从波兰区域特征出发探讨其与引进外资的关系时发现，外资经济的集中化与区域工业和服务业集聚、路网密度呈正相关，与失业率负相关，而与传统比较重视的区域因素如GDP、工资率及教育水平的关系不稳健。该学者还采用波兰区域数据研究了边界效应对外资企业区位的重要性，发现与欧盟接壤的区域可以吸引到更多的FDI。
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其非凡的引资业绩闻名于世，但中国的FDI空间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以2007年为例，80%以上的FDI分布在东部沿海，而广大中西部的份额不足20%。这种现象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兴趣。许多经验研究表明中国这种FDl分布不平衡性与其区域特征密切相关（Qu and Green,1997; Coughlin and segev,2000；等）。鲁明泓(1997)利用1988-1995年29个省区外资数据分析了投资环境对FDI区位的影响，发现GDP、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水平、政策优惠度、经济外向度与各地区FDI成正相关，而劳动力成本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与FDI负相关。此后，许多学者采用计量方法深入研究了中国FDI区域差异的决定（Coughlin and Segev,2000;等），多数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市场化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累积FDI、优惠政策、集聚经济、劳动生产率、产业关联性等因素对FDI区位决定有正效应，而劳动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成人文盲率等对吸引FDI有负效应。但也有一些案例研究结果与此不同，例如，Ma等(2008)通过“引力模型”分析，发现澳大利亚在华投资区位主要由区域市场规模决定，但区别于传统认识，劳动力成本和沿海区位对其影响不明显。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引资决定因素的探讨已从宏观区域开始延伸到单个省市及其内部差异的考察，如卜伟等(2007)采用协整方法分析发现，经济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产业结构与劳动成本是影响北京市吸引FDI的关键因素；陶修华等(2007)的研究认为，决定江苏FDI空间模式和演变的因素主要包括区位因素、经济因素、劳动力因素和集聚因素等。城市作为FDI主要载体近年来也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经验研究成果（Qu and Green，1997；等）。如，Lale Berkozl等(2008)以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为例研究了大都市内部FDI区位的决定因素，发现特定区位优势对服务业与制造业FDI在城中心区和郊区布局的影响不同；Gong(1995)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1980-1989年FDI的城市分布及其变动的经验研究表明，良好的电力供应、邻近港口、交通通讯便利和特殊优惠政策等因素可以很好地解释FDI的城市集聚分布特征；Qu(1997)采用多元回归法研究了1985-1993年中国100个城市FDI的区位决定，发现城市规模及其中心优势、经验积累、集聚因素、基础设施、经济增长和政策工具等与FDI区位正相关，而与FDI来源国的地理与文化距离负相关。
（三）基于不同来源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
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活动与其母国的特征密切相关（魏后凯等，2002）。不同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不同来源地的FDI行为方式也不同，并在一定程度对FDI区位决定产生影响。Chen(1998)、Sun等(1998)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中国香港和台湾的投资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美国投资倾向在苏、粤、京、津、沪一带，日本投资偏集东北和环渤海地区，而欧洲投资以粤、沪为目标。Bohm Park等(2003)比较了韩国、美国和中国香港在山东省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发现三者投资的动机、产业分布、进入模式以及与当地企业的关联性都各不相同。Fung等(2005)对比分析了中国硬基础设施和软基础设施（制度改革）对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FDI区位选择的重要性，结果发现不同来源FDI对二者的反应也不同。Deichmann等(2004)从金融、社会和空间等属性上考察了FDI来源国投资波兰的动机和原因。魏后凯(2000)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分析了欧、美、日、韩在华制造业FDI的区域分布差异及其决定因素，发现日韩投资强调对本国的出口，而欧美投资则看重中国市场的开拓。张文忠(2000)对日韩在华投资区位决定的问卷调查发现，日韩投资考虑的区位因素具有相似性，主要包括潜在的市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地缘的接近性、优惠政策以及不断完善的投资环境等。Bahman(2006)在归纳分析日本对中国FDI的性质与原因时也证实，中国吸引日资最突出的因素是其在投资增值环境中培育的众多竞争优势即拉力因素，包括上述市场、劳动力、地缘、政策与投资环境等多方优势，所不同的是，除此之外，日本国内和国际竞争者竞相投资中国产生的驱动力（推力因素）也是重要原因。
五、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简评
总体而言，有关FDI区位决定的研究成果因研究的视角、基于的理论基础、研究的对象以及使用的经验数据不同，所得结论也不一样，这些成果都从不同侧面解释FDI的区域选择行为，也为我们了解和认识FDI区位决策行为机制提供了基础。其发展的趋势是倾向于把越来越多的、甚至不可量化的因素纳入一个众多约束条件下求解目标函数极小（大）化，试图尽可能地发展成为一个普适的模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研究成果可以全面解释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流向，离统一FDI区位理论框架的形成尚有较远的距离。综观FDI区位决定的现有理论和经验研究，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现有成果几乎都忽略了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对FDI定位的影响。研究中将所有空间单元（即使有紧密联系）都当成独立的“孤岛”处理，即使有时注意到了空间联系作用（如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测度用来精确反映这种联系和影响，而这可能导致重要的解释变量被遗漏，进而使得理论推导和经验研究的结果不再可靠。实际上，这些单元完全有可能存在“空间依赖”，即一个地区的经济变量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变量存在某种依赖性联系，单元间距离越近其依赖性越显著。对于FDI亦是如此。例如聚集效应通过地理溢出区域边界可以导致相邻区域的FDI水平提高，另一方面空间依赖性使区域内资源成本上升时相邻区域变得更具吸引力，然而传统的FDI理论与区位分析方法对这种“空间依赖”基本没有考虑。
其二，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以传统的FDI区位理论为分析依据，检验FDI地区分布的决定因素，但这种研究思路缺少动态角度的分析（尽管已有学者如Dunning(2006)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忽视了FDI地区分布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只能部分地解释FDI的空间分布状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外商投资决策的重点会有所变动，FDI的空间分布模式也相应发生改变，必须对不同时期的演化过程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对FDI的地区分布做出较为完整的解释。
其三，在空间尺度上，主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省域等大尺度层面，而对城市、县域等中小尺度层面的地域空间关注不够。虽然国家、省域层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宏观上整体认识FDI空间分布差异及其决定因素，但城市、县域等小尺度研究也许更有现实意义。以我国这样一个空间差异巨大、地域发展水平很不平衡的国家为例，基于省域尺度的研究，由于其本身尺度相差悬殊（如上海与江苏土地面积相差16倍，人口相差3倍），FDI在同一省域的分布也有显著差别（如苏南与苏北、浙北与浙南、珠三角与粤北），以其为基础得出的研究结论事实上很难满足我国地区差异化外资政策制定所需要的空间粒度要求。而我国城市或县域的地域尺度较为接近，且FDI微观区位范围与该尺度较为相似，因此依据城市和县域等尺度所得结论的政策含义，与我国制定区域差异化FDI政策的粒度要求显然更为吻合。可喜的是，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陶修华等，2007；贺灿飞，2005）。需要指出，空间单元尺度的把握是一个难题，尺度过大会导致忽略区内的差异而使研究成果应用性较低，尺度过小则存在数据难以获取以及可能产生类似于时间维度高频数据引入后夸大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因此，在具体研究中理想的做法是对各种尺度都进行尝试，但这往往受各种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实施，就目前而言，城市、县域等尺度的研究因其具有更明确具体的政策含义而应受到关注。
其四，现有研究多为FDI的国别区位决定和国内区域分布决定的研究，很少有国家间或大范围区域间的对比分析，比如对中国与美国、欧盟的对比研究就很鲜见。美国、欧盟作为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是国际资本主要的流入地和流出地之一，其地域范围与中国属同级尺度，但它们引进和利用FDI的历史比我国早，对FDI在其地域分布及其演变的空间决定问题研究也较为充分，对于FDI的空间引导和调控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做法，其经验和教训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因此将中国与美欧等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了解其FDI空间分布变动及其决定机制的异同，对我国更好地引进和利用FDI具有重要意义。
其五，现有文献对FDI区位决定的产业分解研究不够。显然，FDI区位选择最终需要落脚到具体产业或行业，而不同产业或行业FDI的区位决定因素显然不同，因此，对FDI区位因素进行尽可能细的产业分解以使相关政策更具可行性就显得非常必要。
六、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展望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与缺陷，本文认为FDI区位决定今后应更关注以下几方面的研究：一是鉴于以往研究将区域假设为“孤岛”的处理与现实不符，今后FDI区位决定研究应顾及空间依赖和关联效应，新发展起来的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方法为处理这类影响提供了较好的手段；二是针对传统FDI区位决定因素检验缺少动态分析和忽视FDI地区分布阶段性特征的不足，今后FDI区位分析应将FDI区位理论和演化经济学结合起来，并以对完整历史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基础来揭示FDI区位空间演化规律及其驱动机制；三是更小尺度的城市、县域，由于其空间范围差异相对较小并与FDI微观区位尺度吻合性较好，以之为基础的FDI区位决定研究所影射的政策含义因可能更贴近现实将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四是加强大国或大区域间的对比分析，如将中国与欧美等国家作比较研究，了解其FDI空间分布变动及其决定机制的异同，以期为我国更好地引进和利用FDI提供参考；五是对FDI区位因素进行尽可能细的产业分解以使相关政策更具可行性的论题也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方向之一。此外，FDI区位分析如何有效引入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作为与FDI区位决定研究紧密相关的更完善、更成熟的一般FDI理论框架也是今后重要的探索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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