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加强和完善经济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论文文献综述）
李涛[1]（2019）在《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的年份给予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1978年是改革开放起步之年,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1978”、“2018”,两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它们连接起了 40年中国前进的脚步。在4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存在两条既彼此互相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主线——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法治的建设。这种复线交织的变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息息相关,也与我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结构有密切的联系。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改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动指南。而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法治和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鲜明的两个主题,没有改革,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法治,社会不会稳定,法治和改革也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题和关键。其中,法治的基础是法律,法律制定是整个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改革需要法治的发展与之相适应,改革中本身就包含着法律制度的变革。因此,法律制定是追寻法治的起点,也是考察法治与改革关系演变的理想观察视角。社会主义法的制定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条件和关键内容,是解决有法可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路径。改革开放40年来,法治与改革同时起步,共同发展,法律制定的任务常常是改革的任务,法律制定的难点也常常是改革的难点。我国法律的制定,既是改革在法律上的投射,又是法律本身对新时期发展的自觉回应,其制定的变迁和过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对法治的影响。本论文分为导论、结论以及五章。第一章对法治、改革、法律的制定以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概念释义和界定,明确了研究的主体和范围。第二章回顾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基本情况。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起步阶段,也是我国法律制定重新起步的转折点。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法律制定的目标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并且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保障。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改革优先,法治提供保障,在确保秩序和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同步推进。法治建设可以概括为以恢复秩序并且突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法治观。第三章对1992—2012年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分析和回顾。这一时期是改革开放重新起步并且既往开来的阶段,法治建设也进入快车道,即适应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阶段。围绕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为方向以及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决定了法律制定的目标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建设体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法治观。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表现为改革为主,法治指引,法治服务改革开放大局,并相互促进。第四章对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的法律制定进行了全面理解和总结。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制度的高效运转对法律制定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还要做到“良法善治”。这一时期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是,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法治观念升华为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建设方针转变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第五章对改革开放40年我国法治的转向进行了归纳总结,强调中国的法治必然也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新时代法治与改革应该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并且统一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之中。新时代,法律的制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法律制定的客观规律,坚持人民利益为导向,围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法律创制。“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跟不上的人必将成为落伍者,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历史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但超越历史阶段的愿望又产生于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内因和外因之中,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种矛盾。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新时代的实践需要理论的解释提升,从而构建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话语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同时进行的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又有了新的时代特点。在处理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时,通过建立科学的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完善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与体会“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和思想光芒。纵观社会转型成功的国家,其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都坚持把法律的制定放在首位。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国法律制定不断摸索规律的40年,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规律,我们所制定的法律就能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适应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立法者必须正确认识法律的功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法律的制定工作。但我们也需要注意,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大规模进行法律制定的活动已经结束,法制发展已经由侧重法律制定、搭建法律体系框架,转变为对于具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的“精耕细作”。
解瑞红[2]（2018）在《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进入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剧烈的变革。社会转型打破了国立大学原有的内外部治理模式,使国立大学具有了新时期治理的新特点。新时期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治理体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外部治理方面,国家逐渐增加对国立大学的控制力度,通过加强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主导实施了一系列国家项目和计划,增加国家对大学的影响力,也保证使大学的发展符合国家的各种战略。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国立大学的治理体系是当前俄罗斯外部治理变革的主要特征。俄罗斯社会逐渐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大学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局面。市场和社会对国立大学增加影响的同时,也增加了国立大学的市场化行为,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立大学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使国立大学拥有了更多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大学中如质量下降、短期效应等问题的出现,为此,国家不得不通过加强政策和法规建设进行引导。外部治理体系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同时,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革,主要表现为大学的自主权增加,在教学、科研、行政、财务等方面享有比较宽泛的自主权;大学内部机构的职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集体制和一长制的治理体系中,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在增加,国立大学中科研职能的重要性超过教学职能;国立大学基层组织中,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仍然是主要的管理者,但教师、学生、企业主、社会利益群体等主体也有机会参与到国立大学的共同治理中来,形成了一种协同治理的模式。本文比较系统、详实的阐述了俄罗斯国立大学从1992年俄罗斯独立以后的发展历程和治理体系的变革过程。总结出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转型的历史时期国立大学治理的特点以及呈现的问题。运用社会转型理论、系统理论、治理理论、法人治理理论从俄罗斯文化和意识形态入手,揭示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的原因,总结发展特点,对俄罗斯国立大学未来治理模式变革的方向进行展望。本文的主要观点与结论如下:1、国立大学是俄罗斯高等教育的主体,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俄罗斯教育消费者而言,国立大学是首要的选择。国立大学代表着俄罗斯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和实力。2、俄罗斯独立后,国立大学治理的变革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之间是呈线性的。国家治理理念、治理模式的转型会直接影响国立大学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转型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国立大学治理在每个历史阶段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都是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特征与俄罗斯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所决定的。俄罗斯国立大学的治理体系中充满了国家主义的特征,政府力量自上而下的对国立大学进行约束和控制,包括国立大学的市场化行为都是政府引导和控制的结果。国立大学的发展方向是由国家战略和政府需求来确定的,政府制定的教育政策引导国立大学的发展方向,使国立大学和政府利益诉求保持一致。在国立大学的外部治理体系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的强势地位,强行将国家战略和国立大学发展目标捆绑在一起。相对的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在国立大学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比较弱势。3、在当前社会,由于人口危机、非国立大学崛起、国立大学自身问题的存在使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发展受到了挑战。有挑战的同时也伴随着一定机遇,国立大学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主体接触社会中的其它组织。这个过程中国立大学更加开放和多样化、更加富有活力。4、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是外部治理模式的缩写,当前,民主化、分权化等理念也促使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改变,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正成为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模式改革的主要方向。
孟溦蕾[3]（2018）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新进展和新成就。但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日益突出,这就使得通过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而从整体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综合素质成为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深入发展阶段追求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促进经济社会生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的宏观背景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而上述矛盾和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就在于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弊端和缺陷仍在持续发挥影响和效力所导致。因此,实现对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克服和有力消解,其根本途径就在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本文主要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社会哲学表述,其内在地包含经济生产方式﹙简称为经济方式﹚、政治生产方式﹙简称为政治方式﹚、文化生产方式﹙简称为文化方式﹚、社会生产方式﹙简称为社会方式﹚和生态生产方式﹙简称为生态方式﹚五个方面的内容。从社会哲学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展开研究,从理论层面来讲,旨在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角度科学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本质,深刻挖掘基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所体现的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系统架构以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为既有逻辑前提和内在展开线索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应具有的整体性逻辑体系,从而为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目标,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提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新基点。从实践层面来讲,目的在于对科学揭示和准确反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当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定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和重大意义、所包含的核心内容和科学内涵、所呈现的新的特点、要求和趋势、所蕴涵的系统全面性深刻变革本质作出新的尝试和努力,为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切实有效转变以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方式作出贡献和力量。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重新解读了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有关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旨在提供本课题的理论研究背景并据此确定由理论推演到实践探索的具体现实路径。第二部分主要是从社会哲学角度出发,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程为基点,分别对作为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组成内容的经济方式之经济力与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方式之政治力与政治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文化方式之文化力与文化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方式之社会力与社会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方式之生态力与生态关系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展开研究和探讨,旨在对呈现在五位一体生产方式总体性视域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作用机理和具体作用路径作出系统性架构。第三部分主要是从总体性角度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简要概述和总结。旨在以本文第二部分的具体展开论述为基础,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进行总体性概括和说明的基础上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万海玲[4]（2017）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对政治主体的意识和感情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仅政治认同的标准有区别,而且不同成员对政治主体的认同度也是不同的。当代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时期,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不断累积,社会成员的利益与价值观趋向多样化,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在我国,农民是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政治认同不仅关系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为研究对象,首先,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厘清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其次,在阐述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对农民政治认同进行了界定,接着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与政治认同理论的统一性进行了学理分析,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间的渗透、影响,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原理为本文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再次,探讨了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论述了社会转型必然对农民政治认同产生影响:即一方面社会转型使得农民政治认同主体从“臣民”向“公民”身份转化,另一方面推动了政治认同客体的政治现代化步伐。接着在大量实证材料的基础上,不仅从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即农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方面分析了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方面,同时探讨了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再次,运用“国家-社会”分析框架,阐述了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即“利益-制度-价值”,探讨了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的内在关系,指出不仅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不能有效地保障农民利益,而且农村社会组织也不能更好地为农民实现和维护自身权益提供组织保障;不仅农村现行制度的缺陷是农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重要原因,而且农民参政权的缺位也影响农村制度与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仅基层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没有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而且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较少也使得农村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困难重重。最后,从如何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培养政治情感,端正政治态度以及规范政治参与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以强化社会转型时期农民的归属感,使中国共产党赢得坚实的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根基,实现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论文可能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第一,以政治认同理论和“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统一作为理论基础,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对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在运用政治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把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研究放在国家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场域中加以考察,这样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放在因社会转型引起的农村社会变迁转型的大背景下审视,不仅有助于拓展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内容和视野,而且有助于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的张力,凸显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理论理性和价值理性特质,避免单纯政治学研究和经验社会学研究的片面性和抽象性,遵循事实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合理平衡,以更好地探索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路径。第二,拓展了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内容,初步建构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一般机理模型。即政府治理现代化、农民政治有序参与制度化、国家意识形态主导化、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等“四化协同,义利并举、体用统一”的对策体系。笔者把政治认同理论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统一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上,指出社会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实质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辩证关系的调整与处理,而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变量不仅是引发与化解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政治认同考察的核心议题,二者的统一为研究农民政治认同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这一理论框架,笔者在分析影响农民政治认同各结构性要素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利益因素与农民政治认同的提升不是绝对的正向关系,强调了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就如何提高农民的政治认知,培养农民的政治情感、端正农民的政治态度以及规范农民的政治参与,构建了一个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体系。这样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对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是对农民政治认同进一步深入、系统化研究的尝试。
王新红[5]（2017）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央地互动”的法治维度》文中研究说明在"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重新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热议的宏观调控中的"央地互动"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在法治语境下,宏观调控中的"央地互动",从静态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力、利益和责任的配置问题;从动态看,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冲突、权力冲突时的行为规范问题。"央地互动"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但"央地互动"的积极影响也值得珍视。发挥"央地互动"积极效应,抑制其消极后果,必须依靠法治。完善调整宏观调控中央地关系的法律制度,通过更明确的分权、更合理的博弈规则、更科学的宏观调控执行机制以及更有力的法律责任制度来规范和引导"央地互动",同时,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制约和均衡政府权力。
杨景海[6]（2016）在《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 ——基于成本管理的视角》文中认为我国经济持续了 30多年的快速增长,以高能耗、高投资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增长取得了明显的宏观收益。但是这种重"数量"、轻"质量"的片面追求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同时也带来高昂的能源消耗成本,以及由于能源过度消耗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环境污染成本、高投资形成的坏账成本等宏观成本的积累,导致宏观收益质量的下降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这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亦即前期宏观调控政策产生的后遗症。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求向经济增长质量转型,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核心问题是降低经济增长中的宏观成本。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保证宏观调控的科学有效,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重点应加强宏观成本管理。在我国,虽然高能源消耗、高投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没有考虑或忽视了宏观成本存在的增长模式。在宏观成本约束、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自主创新能力要求的背景下,如果继续保持过去粗放式生产方式以追求快速经济增长速度,则不仅违背了经济增长规律,还会加剧现有的矛盾,造成进一步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绿色发展新思维以及转型时期宏观成本管理观念的提出,其基本理论依据之一便是宏观成本,即今后的经济增长是在低宏观成本约束下的绿色增长,其核心理念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依据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及宏观成本边界理论,要求约束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宏观成本和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使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等方面协调起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耗是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宏观成本。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许多国家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能源消耗问题,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增长。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如何从成本管理角度来协调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界定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扩大绿色节能和低碳产品应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不断迸发的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经济大局稳定,就成为我国在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上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本文以辽宁省为例,运用Granger实证研究方法,以辽宁省1978—2012年能源消耗的序列时间数据为样本,对辽宁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表明辽宁省的能源消耗和GDP之间存在长期变化的趋势。同时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辽宁省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测度（兼与上海市比较）,测度结果显示辽宁低效率、高能耗的能源使用方式对资源透支严重,国民经济综合素质、民生改善与成果共享及经济增长效率等维度指数增长缓慢,说明辽宁依靠要素效率的增长模式没有形成,国民经济综合素质不高,民生的福利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些都显着影响着辽宁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国内关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国外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策略的归纳、总结及介绍上,普遍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是对经济增长优劣程度的价值判断。但本文认为目前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没有抓住宏观成本这一基本问题。基于宏观成本的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之间的互动机制、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以及经济增长质量测度等基本观念上,学术界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很少有学者能运用宏观成本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来深入研究我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本文立足于此,从会计学成本管理角度出发,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研究的主要文献进行梳理,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采用案例研究、实证研究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了会计学、成本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理论,结合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同时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研究理念进行了阐释;并从宏观成本政策层面、微观企业行为层面提出提升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建议,实现宏、微观的衔接,以期引起会计学界、经济学界的关注与思考。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提出了成本管理研究的新框架、拓展了会计学成本管理理论以及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理论研究角度的创新等。分析并论证了"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宏观成本边界"、"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等创新观念。同时,本文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提出了"成本管理重心转移"、"拓宽成本管理领域"、"拓展成本会计核算范围"等研究观念;并基于宏观成本内涵及可持续发展要求,提出了构建企业成本核算的新模式。由于受实践经验和研究能力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本文对能源消耗、宏观成本、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等问题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仍需在以后继续做深入的研究。
王新红[7]（2016）在《论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文中指出由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的固有特性所决定,宏观调控行为具有多变的特点,不能给受控主体稳定的预期,宏观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将信赖保护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并在该原则指引下建立信赖保护制度,不仅可以约束调控主体的行为,保护受控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稳定受控主体的预期,提高宏观调控的绩效。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是公法上信赖保护原则在宏观调控领域的适用。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可以分解为宏观调控政策真实性原则,有效保护原则,有限保护原则,预防为主、救济为辅等四项原则。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与比例原则是统一的,统一于追求宏观调控的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也是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比例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提供了正当性支持,并影响信赖保护的方式;信赖保护原则则为比例原则之比例考量扩展了需要考虑的因素。
王新红[8]（2015）在《宏观调控法治化:价值、难题与实现》文中指出宏观调控法治化旨在规范、保障和控制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宏观调控法治化对提高宏观调控的绩效、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预防宏观调控沦为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等均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至少面临三大难题:观念难题、制度难题和技术难题。这些难题构成我国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环境。立足于这一环境,结合宏观调控相机抉择的特点,采取柔中带刚、从柔至刚和刚柔相济的方法,逐步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
张家宇[9]（2014）在《我国宏观调控法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文中认为目次一、我国宏观调控法研究的现状二、我国宏观调控法研究存在的问题三、我国宏观调控法研究展望一、我国宏观调控法研究的现状（一）宏观调控法研究综述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关于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代表性的观点有:（1）"宏观调控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2）"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与其他社会组织所发生的各种社
刘建平[10]（2014）在《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后危机阶段,各国经济复苏具有不均衡和不确定的复杂特征。中国率先实现了复苏,但面临着复苏动力不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并存的复杂态势。宏观调控处于两难的境地,政策目标在保增长与结构转型之间难以取得均衡。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遇到的新局势和困难,对中国宏观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对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在实践当中,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宏观调理论在不断地发展,但是解决了经济过热的问题,又产生过冷的问题；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又产生通货紧缩的问题。事实上,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反而可能会成为诱发下一轮危机的制度性因素。当前中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凯恩斯的失业均衡理论、现代非瓦尔拉均衡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主要有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两种政策手段。经济实践当中这些传统宏观调控政策因为忽视差异化而呈现一刀切的常态,常常容易导致经济过冷与过热交替出现。探索和建立差异化视角下的宏观调控经济的理论体系,可以为传统的宏观调控增添新的手段,并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新的政策视角和工具。回顾历次宏观调控的实践以总结相应的周期性波动和宏观调控范式,探讨统一的宏观调控体系差异化问题以及相应的政策完善、思路和对策对于解决中国宏观调控面临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金融危机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所处的复杂局面,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国宏观经济所呈现的态势一方面说明了政府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但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交替使用也面临导致经济的冷热反复的困境。通过探索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化问题,可以在实践上丰富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可以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空间指向和产业指向,实现宏观调控的有保有压,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适应性,从而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政策效应,避免经济运行呈现大起大落式的周期性波动。本文系统研究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回顾和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以及在调控实践当中所采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过程。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形成机制以及中国宏观调控的范式。重点研究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与影响以及转型时期宏观调控主体行为差异及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并从区域政策入手,以空间和差异化的视角提出优化宏观调控的对策。本文界定了本研究涉及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等基本概念,梳理了西方国家关于宏观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深入分析了一国政府必须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客观依据。本文系统回顾了转型时期中国政府进行的几次宏观调控的背景、过程和效果,总结了转型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演变,分析了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部分缺陷。本文对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进行了总结,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与原因,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手段选择和应用、决策机制以及宏观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问题。总结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体现,包括区域发展差异化、产业发展差异化、城乡发展差异化以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差异化等。分析了统一的财政货币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研究了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差异化的影响及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主体行为差异问题,界定了转型时期中国宏观调控的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包括目标差异、行为差异等。分析了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之间的不合作博弈行为的表现、形成原因以及对宏观调控产生的效应。本文分析了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的要求。总结了转型经济在形成路径、发展主导模式以及总量和结构问题并存的特殊性。分析了转型经济因其特殊性而对宏观调控提出的系列要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提出了宏观经济调控要创新思路,把握好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关系,并充分发挥深化改革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牵引作用。同时,提出区域政策是宏观调控实现差异化目标的有效途径之一以及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相协调、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构建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的优化对策。
二、如何加强和完善经济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加强和完善经济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论文提纲范文）
（1）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及相关述评 |
| (一) 国外学者的研究 |
| (二) 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结构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法治与改革及法律制定释义 |
| 第一节 法治与改革的意义阐释 |
| 一、法治的内涵 |
| 二、改革的内涵 |
| 三、法治、改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的辩证关系 |
| 一、法治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
| 二、法治与改革之间的张力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对立统一 |
| 第三节 法律制定的释义 |
| 一、法律制定概念的界定 |
| 二、法律制定的法理价值 |
| 三、法律制定与立法及法律创制、制订、拟走的关系 |
| 第二章 1978—1992年:法律的制定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制定 |
| 一、改革开放的开启 |
| 二、法律制定:改革为先导 |
| 第二节 制定的法律:改革开放的保障 |
| 一、制定的主要法律 |
| 二、改革开放初期法律制定的特点和成就 |
| 三、法律制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社会秩序法治观 |
| 一、社会秩序法治观:以社会秩序为中心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先行,法治保障 |
| 第三章 1992—2012年:法律的制定指引改革开放 |
| 第一节 改革的重新启动和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 |
| 一、法律制定的改革背景:发展布局由“三位一体”转向“四位一体” |
| 二、法律制定的法治建设背景:从“法制”到“法治” |
| 三、深入推进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目标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时期制定的法律 |
| 一、制定的法律:为改革的推进保驾护航 |
| 二、改革深入推进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成就 |
| 三、法律制定需要改进的方向:依法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
| 第三节 经济法治观 |
| 一、经济法治观:法治在于指导和保障经济建设 |
| 二、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改革为主,法治指引 |
| 第四章 2012年以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律制定 |
| 第一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法治与改革 |
| 一、法律的制定迎来历史的转折点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使命和历史任务 |
| 三、从“有法可依”到“良法善治” |
| 第二节 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重点领域的法律制定 |
| 一、制定的法律:良法善治的根基 |
| 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法律制定的特点与成就 |
| 第三节 新时代的治国方略法治观 |
| 一、新时代的法治观: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作用 |
| 二、治国方略法治观: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 |
| 三、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引领改革,改革推动法治发展 |
| 第五章 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良性互动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
|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治的转向 |
| 三、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和时代任务 |
| 第二节 法治与改革良性互动的新时代进路 |
| 一、正确处理新时代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
| 二、在法治引领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
| 三、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法治 |
| 第三节 新时代法律制定的面向 |
| 一、新时代法律制定应处理好三对关系 |
| 二、新时代法律制定的价值目标选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梳理 |
| 一、转型期 |
| 二、俄罗斯国立大学 |
| 三、治理、统治与管理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俄罗斯大学外部治理研究 |
| 二、俄罗斯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研究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理论基础 |
| 一、系统理论 |
| 二、治理理论 |
| 三、社会转型理论 |
| 第二章 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的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 |
| 一、政治体制转型 |
| 二、经济体制转型 |
| 三、社会文化转型 |
| 四、意识形态的转型 |
| 第二节 全球化与世界教育服务市场 |
| 一、全球化的特征 |
| 二、世界教育服务市场 |
| 第三节 国际化与教育一体化 |
| 一、支持国立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法规 |
| 二、国立大学国际化的具体措施 |
| 三、国立大学国际化的其它形式和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俄罗斯国立大学发展与变革中面临的挑战 |
| 一、俄罗斯国立大学的发展 |
| 二、俄罗斯国立大学发展困境与多元经费体制的建立 |
| 三、国立大学治理变革中的挑战 |
| 第三章 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外部治理的变革 |
| 第一节 国立大学治理中政府体系的变革 |
| 一、机构和管理权限划分的轨迹 |
| 二、政府治理变革的历程和模式 |
| 三、政府治理内容和方法的变革 |
| 四、政府治理的主要项目和措施 |
| 五、政府治理的权力变革 |
| 第二节 国立大学治理中市场体系的变革 |
| 一、市场及教育市场化 |
| 二、市场在国立大学治理中的发展历程 |
| 三、办学体制改革—市场介入国立大学的开端 |
| 四、管理体制改革—赋予市场参与国立大学治理的权力 |
| 五、经费体制改革—市场参与国立大学治理的可能 |
| 六、科研体制改革—市场参与国立大学治理的潜在形式 |
| 七、教育产品的变革—市场对大学治理变革的导向 |
| 第三节 国立大学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多元关系的重构 |
| 一、政府、市场和国立大学的关系 |
| 二、政府、市场和国立大学关系变革的发展时期 |
| 小结 |
| 第四章 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变革 |
| 第一节 “自治权”: 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基础 |
| 一、国立大学自治权的变革历程 |
| 二、国立大学自治权的法律规定 |
| 三、国立大学自治权特点 |
| 第二节 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权力的变革 |
| 一、从有到无的自主招生权 |
| 二、相对自由的教学自主权 |
| 三、从无到有的科研自主权 |
| 四、有限的行政自主权 |
| 五、分化的财政自主权 |
| 第三节 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变革 |
| 一、国立大学的领导体制的变革 |
| 二、国立大学管理体制的结构及职能 |
| 三、国立大学的组织机构的变革 |
| 第四节 国立大学协同治理模式的建构 |
| 一、教师成为国立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主体 |
| 二、学生有了学校事务参与权 |
| 三、社会主体成为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第五节 国立大学内部治理情况的微观透视 |
| 一、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 |
| 二、国立克麦罗沃大学的校长和她的工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语 |
| 一、俄罗斯国立大学外部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二、俄罗斯国立大学内部治理的基本特征 |
| 三、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对我国的启示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论文创新点摘要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选题的理论依据 |
| 2.选题的实践依据 |
| 3.选题的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2.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3.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论文的研究方法 |
| 2.论文的创新之处 |
| (四)论文的重点难点问题 |
| (五)论文的基本思路 第一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 |
| 1.马克思关于全面生产理论和人类四生活论断 |
| 2.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点 |
| 第二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
|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提出背景和概念内涵 |
| 2.马克思主义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第二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产机制创新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分配制度完善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现代市场体系培育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消费政策调整 第三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坚持党的领导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职能转变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政治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产业发展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创新建设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道德素质提升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文化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化发展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和谐文化构建 第五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民生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公正建设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稳定创设 第六章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方式 |
| 第一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力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产业发展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文明建设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关系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生态消费转型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循环经济机制完善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保护制度调整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资源节约政策进步 第七章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互作用 |
| 第一节 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作用 |
| 1.经济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性作用 |
| 2.政治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证性作用 |
| 3.文化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导引性作用 |
| 4.社会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保障性作用 |
| 5.生态方式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性作用 |
| 第二节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促进作用 |
|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方式的创新性作用 |
|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政治方式的变革性作用 |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文化方式的推动性作用 |
| 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社会方式的牵引性作用 |
| 5.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生态方式的促进性作用 结论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致谢 作者简介 |
（4）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农民政治认同研究的基本理论 |
| 2.1 政治认同的基本理论 |
| 2.1.1 政治认同的基本内涵 |
| 2.1.2 政治认同的特点 |
| 2.1.3 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 |
| 2.1.4 政治认同的作用 |
| 2.2 农民政治认同的概念及其表现维度 |
| 2.2.1 农民政治认同的概念 |
| 2.2.2 农民政治认同的表现维度 |
| 2.3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
| 2.3.1 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演变 |
| 2.3.2 “国家-社会”研究框架的可行性 |
| 2.4 国家-社会关系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关系 |
| 2.4.1 国家-社会关系与政治认同的统一: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
| 2.4.2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带来政治认同的变化 |
| 2.4.3 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 |
| 第3章 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分析 |
| 3.1 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及其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
| 3.1.1 社会转型给中国农村社会带来的变化 |
| 3.1.2 社会转型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影响 |
| 3.2 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的积极变化 |
| 3.2.1 农民政治认知水平逐步提升 |
| 3.2.2 农民的政治情感倾向相对稳定 |
| 3.2.3 农民的政治态度相对积极 |
| 3.2.4 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 |
| 3.3 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政治认同弱化的表现 |
| 3.3.1 农民政治认知水平与农民权利意识增长不相适应 |
| 3.3.2 农民政治态度上的冷漠与疏离并存 |
| 3.3.3 农民政治文化心理层面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 |
| 3.3.4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增多 |
| 第4章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分析 |
| 4.1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 |
| 4.1.1 利益认同—绩效的显着性 |
| 4.1.2 制度认同—制度的公正性 |
| 4.1.3 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
| 4.2 转型时期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的基本特征 |
| 4.2.1 强调利益的满足是提升农民政治认同的核心要素 |
| 4.2.2 强调社会公正在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的重要作用 |
| 4.2.3 国家宏观制度输出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 |
| 4.2.4 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结构性要素涉及多个层面 |
| 第5章 增强农民政治认同的对策 |
| 5.1 提高农民政治认知,奠定农民政治认同的认识基础 |
| 5.1.1 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素质 |
| 5.1.2 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搭建有利于政治文化传播的平台 |
| 5.2 培养农民政治情感,端正农民政治态度,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倾向 |
| 5.2.1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满足农民对民生福利的需求 |
| 5.2.2 规范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提升基层政权运作的制度化水平 |
| 5.2.3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
| 5.3 规范农民政治参与,强化农民政治认同的实践环节 |
| 5.3.1 保障农民参政权,以强化农民制度性的政治参与 |
| 5.3.2 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构建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基础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央地互动”的法治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宏观调控中“央地互动”方式的法律表达 |
| (一) 行使宏观调控执行权时的策略行为 |
| (二) 行使地方经济调节权时的策略行为 |
| 宏观调控中“央地互动”成因的法律分析 |
| (一) 利益相对独立与冲突是“央地互动”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
| (二) 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央地互动”的无序 |
| (三) 以“经济增长”为主要指标的政绩标准使“央地互动”失衡 |
| 宏观调控中“央地互动”的效应分析 |
| (一) “央地互动”的消极效应 |
| 1.总量调控的政策被弱化 |
| 2.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被弱化 |
| 3.培育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被弱化 |
| (二) “央地互动”的积极效应 |
| 1.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积极性 |
| 2.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形成了制约 |
| 3.对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起到纠偏的效果 |
| 4.为改革创新进行地方实验 |
| (三) 对宏观调控中“央地互动”现象的应有态度 |
| 对学术界解决宏观调控中“央地互动”问题代表性观点的法治思维检视 |
| 宏观调控中“央地互动”的法律规制 |
| (一) 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 |
| 1.分权的内容 |
| 2.分权的实现方式 |
| (二) 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套宏观调控执行机构 |
| 1.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套宏观调控执行机构的设想 |
| 2.建立中央与地方两套宏观调控执行机构的可行性 |
| (三) 完善“央地互动”中各方主体的法律责任制度 |
| (四) 规范和引导社会力量制衡宏观调控中的“央地互动” |
| 结语 |
（6）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 ——基于成本管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用价值 |
| 1.3 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主要内容 |
| 1.4 研究框架 |
| 1.4.1 成本管理研究的新框架 |
| 1.4.2 本文的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2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宏观成本文献综述 |
| 2.1.1 宏观成本认识述评 |
| 2.1.2 宏观成本管理述评 |
| 2.1.3 宏观成本管理会计述评 |
| 2.2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文献综述 |
| 2.2.1 国外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述评 |
| 2.2.2 国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述评 |
| 2.3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关系文献综述 |
| 2.3.1 国外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关系述评 |
| 2.3.2 国内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关系述评 |
| 3 理论基础 |
| 3.1 宏观成本理论 |
| 3.1.1 宏观成本的内涵及基本特征 |
| 3.1.2 宏观成本管理的含义及作用 |
| 3.1.3 宏观成本的国民经济核算 |
| 3.1.4 宏观成本-收益分析框架 |
| 3.1.5 宏观成本边界 |
| 3.2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理论 |
| 3.2.1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内涵界定 |
| 3.2.2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基本特征 |
| 3.2.3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测度 |
| 3.2.4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质量指数构成 |
| 4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互动机制 |
| 4.1 能源消耗是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宏观成本 |
| 4.2 资源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函数关系 |
| 4.3 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
| 4.4 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负面效应 |
| 4.4.1 环境污染成本 |
| 4.4.2 能源消耗失衡与经济增长质量 |
| 5 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实证研究 |
| 5.1 研究意义 |
| 5.2 理论分析 |
| 5.3 实证研究的过程 |
| 5.3.1 研究方法与数据的选取 |
| 5.3.2 平稳性检验与协整回归分析 |
| 5.3.3 误差修正模型 |
| 5.3.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5.3.5 2020年辽宁能源消耗模拟分析 |
| 5.4 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
| 6 基于宏观成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研究 |
| 6.1 数量型经济增长模式 |
| 6.2 质量型经济增长模式 |
| 6.3 宏观成本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应有内涵 |
| 6.3.1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内涵 |
| 6.3.2 宏观成本约束 |
| 6.3.3 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变 |
| 6.3.4 自主创新能力 |
| 7 基于宏观成本的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案例研究 |
| 7.1 案例选择的背景 |
| 7.2 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质量测度比较:2000-2012 |
| 7.2.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2.2 基础指标与维度指标权重 |
| 7.2.3 质量测度数据结果比较 |
| 7.2.4 维度比较分析 |
| 7.2.5 质量测度比较的结果分析 |
| 7.3 辽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现实性分析 |
| 7.3.1 2016年以来辽宁经济增长现状 |
| 7.3.2 基于宏观成本角度的原因分析 |
| 7.3.3 辽宁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对策 |
| 8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时期的宏观成本管理 |
| 8.1 成本管理重心转移 |
| 8.1.1 企业内部成本管理重心转移 |
| 8.1.2 国家对企业成本管理重心确定 |
| 8.2 拓宽成本管理领域 |
| 8.2.1 微观成本管理与宏观成本管理相结合 |
| 8.2.2 宏观成本管理对微观成本管理的影响 |
| 8.3 拓展成本会计核算范围 |
| 8.3.1 能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的构成 |
| 8.3.2 能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纳入成本会计对象 |
| 8.3.3 编制能源资源资产负债表 |
| 9 研究结论、建议及后续研究方向 |
| 9.1 研究结论 |
| 9.2 研究建议 |
| 9.2.1 宏观成本政策层面 |
| 9.2.2 微观企业行为层面 |
| 9.3 后续研究方向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论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宏观调控中信赖保护的意义 |
| 1．信赖保护的一般意义: |
| 2．宏观调控中信赖保护的特殊意义: |
| 3．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中信赖保护的意义: |
| 4、小结。 |
| 二、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的内涵 |
| 1．宏观调控政策的真实性原则。 |
| 2．有效保护原则。 |
| 3．有限保护原则。 |
| 4．预防为主、救济为辅的原则。 |
| 三、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与比例原则的关系 |
| 1．适合性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 |
| 2．必要性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 |
| 3．相称性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 |
（8）宏观调控法治化:价值、难题与实现（论文提纲范文）
| 一、“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命题及价值 |
| (一)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命题 |
| (二)宏观调控法治化的价值 |
| 1.宏观调控法治化的一般价值 |
| 2.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特殊价值 |
| 二、宏观调控法治化的难题 |
| (一)观念难题 |
| (二)制度难题 |
| 1.宏观调控基本法缺位 |
| 2.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建设存在的困难 |
| 3.宏观调控法治化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均显不够 |
| (三)技术难题 |
| 1.公共治理的专业性难题 |
| 2.对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权运行规律的认识不够深入 |
| 3.宏观调控效果的隐晦性 |
| 三、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 |
| (一)柔中带刚 |
| 1.通过对宏观调控权行使的关键点的刚性立法来控制宏观调控权的行使 |
| 2.充分利用观念中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元素 |
| (二)从柔至刚 |
| 1.从“有限法治”走向法治 |
| 2.从形式法治走向法治 |
| (三)刚柔相济 |
| 1.确立有限调控原则、谨慎调控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 |
| 2.经济学者和经济法学者协同创新,共同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进程 |
| 四、简短结论 |
| 1.宏观调控法治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行 |
| 2.宏观调控法治化的价值 |
| 3.宏观调控法治化遭遇的难题 |
| 4.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 |
（10）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表目次 |
| 图目次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客观现象 |
| 二、宏观经济调控反周期管理的必然性 |
| 三、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的缺陷 |
|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评述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和内容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 |
| 第六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转型时期的内涵界定 |
|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内涵界定 |
| 第二节 西方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思想与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
| 一、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 |
| 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府干预思想 |
| 三、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
| 四、新自由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
| 五、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 |
| 第三节 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依据 |
| 一、考虑公共福利和保证经济持续均衡协调发展的需要 |
| 二、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需要 |
| 三、避免经济负外部效应的需要 |
| 四、有效实现公共品供给的需要 |
| 五、避免收入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问题的需要 |
| 六、保证社会资源配置的成本最小化的需要 |
| 第三章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回顾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历次宏观调控回顾 |
| 一、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二、第二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三、第三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四、第四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五、第五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六、第六次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
| 七、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宏观调控回顾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 |
| 一、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目标 |
| 二、转型期的货币政策工具 |
| 三、转型期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
| 四、转型期的货币政策规则 |
| 第三节 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 |
| 一、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目标 |
| 二、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工具 |
| 三、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
| 四、转型时期的财政政策规则 |
| 第四节 转型时期的产业政策 |
| 一、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一种特殊工具 |
| 二、转型时期中国产业政策的演变及产业结构变迁 |
| 第四章 转型时期经济周期波动与宏观调控范式总结 |
| 第一节 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规律与原因 |
| 一、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规律 |
| 二、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 |
| 第二节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范式总结 |
| 一、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选择特点与影响因素 |
| 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选择和运用的特点与影响因素 |
|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机制 |
| 四、宏观经济调控范式的基本框架 |
| 第五章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差异效应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差异化 |
|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 |
| 二、产业发展差异化 |
| 三、城乡发展差异化 |
| 四、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发展差异化 |
| 五、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与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矛盾 |
| 第二节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一、区域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二、行业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三、城乡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四、不同经济成分企业间的差异效应形成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差异效应的影响 |
| 一、区域差异效应的影响 |
| 二、行业差异效应的影响 |
| 三、城乡差异效应的影响 |
| 四、不同经济成分企业间差异效应的影响 |
| 第六章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差异效应 |
| 第一节 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 |
| 一、关于政府的假设 |
| 二、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的目标差异 |
| 三、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的行为特征差异 |
| 第二节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主体间的不合作博弈 |
| 一、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与博弈 |
| 二、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博弈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决策主体与实施主体不合作博弈行为的效应分析 |
| 一、积极效应 |
| 二、消极效应 |
| 第七章 转型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要求 |
| 第一节 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性 |
| 一、形成路径特殊 |
| 二、发展主导模式特殊 |
| 三、总量和结构问题共存现象特殊 |
| 第二节 转型经济对宏观调控提出的要求 |
| 一、宏观调控要随着转型进程持续优化 |
| 二、宏观调控要处理好发展和制度改革的关系 |
| 三、宏观调控要处理好总量调控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 |
| 第八章 完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和对策 |
| 第一节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思路 |
| 一、设定调控区间目标,创新调控新思路 |
| 二、调整和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
| 三、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
| 第二节 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对策 |
| 一、把区域政策作为实现差异化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途径 |
| 二、构建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的区域货币政策体系 |
| 三、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区域财政政策 |
| 参考文献 |
| 中文部分 |
| 英文部分 |
| 后记 |
四、如何加强和完善经济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论文参考文献）
- [1]法治与改革：1978—2018年法律制定的实践研究[D]. 李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2]转型期俄罗斯国立大学治理变革研究[D]. 解瑞红.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4)
- [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的关系研究[D]. 孟溦蕾.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8(07)
- [4]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万海玲. 西北工业大学, 2017(02)
- [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央地互动”的法治维度[J]. 王新红. 求索, 2017(04)
- [6]能源消耗、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 ——基于成本管理的视角[D]. 杨景海. 东北财经大学, 2016(06)
- [7]论宏观调控法之信赖保护原则[J]. 王新红. 南京社会科学, 2016(09)
- [8]宏观调控法治化:价值、难题与实现[J]. 王新红.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04)
- [9]我国宏观调控法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J]. 张家宇. 经济法论坛, 2014(02)
- [10]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研究[D]. 刘建平. 武汉大学, 201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