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中非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非论文,关系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巩固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中非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拥有国家数目最多的一块发展中的大陆。中非间建立并加强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发展中国家间的团结合作，还能对不断增强的世界多极化趋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中非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与非洲虽在地理上相距万里，但相互间的友好交往却源远流长。中非间最早的接触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我国的汉代，此后历经唐、 宋、元、明、清代，中国与非洲这两个人类文明发源地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近现代以来，中、非在相继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后，均进行过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斗争经历以及在这一斗争中的相互合作与支持使中非友谊基础牢固、深入人心。
回顾悠久的中非友好关系史，不难发现，60年代不仅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取得丰硕成果的年代，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时期。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3次对非洲11国（注：这11个国家是：埃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苏丹几内亚、加纳、马里、索马里、扎伊尔、坦噶尼喀和乌干达。）进行了正式访问，将中非友好关系推向了高潮。访非期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国同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注：五项原则是：1.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3.支持非洲、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4.支持非洲、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得到一切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及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注：八项原则是：1.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2.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3.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4.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5.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6.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7.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时，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8.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从政治上和经济上确定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此指导下，中国和非洲国家建立起了一种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和相互支持的新型关系。
60年代后半期，由于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极左思想的影响，中非关系曾出现徘徊甚至遭受挫折的情况。从1965年至1967年，非洲先后有5个国家（注：这5个国家是：布隆迪、达荷美（今贝宁）、加纳、突尼斯和肯尼亚。）中断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到70年代初很快得到扭转。在整个70年代，我国同25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以上5个非洲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在1971 年我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时，非洲国家给予了我们有力的支持。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开放总方针，对非政策随之作了相应调整。在继续加强中非友好政治关系的同时，开始将重点转向经贸关系，强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多种经济技术合作。1983年初，中国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项原则是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和发展，它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中非关系的继续发展。
二、中非关系的现状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中国适时地调整了对非政策，加强了经贸合作的力度，中非关系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一）政治上，尊重和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与发展道路。通过高层互访，加强对话与磋商。 冷战后，西方国家为把非洲纳入其主导的发展轨道，在非洲强力推行所谓“政治民主化”，实行将援助与民主化挂钩的政策，严重挫伤了非洲国家的民族自尊和民族感情，并造成了社会动荡。中国认为，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的选择，是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应有的权利，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得干涉别国内政，不应把自己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别国。任何强加给非洲国家的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事实证明终将趋于失败。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独立自主地选择本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决不因为自己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反对非洲国家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愿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非洲各国的友好往来和形式多样的经济技术合作。对中国的这一主张，非洲国家普遍感到钦佩和赞扬，并在某些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的所谓“人权”斗争中给予中国同样的支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连续数次挫败了西方反华的所谓“人权提案”。
长期以来，中国还与许多非洲国家保持了高层领导人互访并对话、磋商的良好传统。80年代末，当中国出现政治风波，西方国家纷纷“制裁”中国的时候，打破坚冰、实现访华的第一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均来自非洲。迄今为止，中非间部长级以上领导人的互访已逾百次。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共计50多人次，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前来访问过。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李鹏总理也分别于1996年5月和1997年5月先后访问了非洲10余个国家。 （注：1996年5月8～22日，江泽民主席应邀对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 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非洲6国进行了国事访问。1997年5月5～14 日，李鹏总理对赞比亚、莫桑比克、加蓬、喀麦隆、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6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并对印度洋岛国塞舌尔进行了工作访问。 ）江主席在访非期间提出了加强中非关系的五点建议，即：“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五项建议得到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欢迎与赞同，也为发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1997年李鹏总理访非期间，向非洲国家领导人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对中非关系的总体估计和评价：中非之间没有任何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重任。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在经济上也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发展潜力巨大。增加相互往来，促进诸多领域的友好合作，加深人民间的传统友谊，符合中国与非洲的共同利益，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广阔前景。频繁的高层互访，既沟通了信息，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协调了立场，同时发展和巩固了传统友宜，既维护了自身利益，也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了较大贡献。
（二）经济上，改革援外方式，拓宽合作领域，加大经贸合作力度。对非援助长期以来是我国对非经贸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从开始实行对非援助的1956年至今，中国共向52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近200 亿元人民币的各种形式的援助（不包括物资和技术援助）。 在援款项目下共建成560多个成套项目（如著名的坦赞铁路等）。90年代以来， 对非援助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占我国对外援助总额的比重来讲都呈上升趋势。援助涉及领域涵盖农林牧渔业、制造业、文教、卫生等受援国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中国的援助为非洲受援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国开始对援外工作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是不再提供无息贷款，进而大力采取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援助方式和援外项目的合资合作经营方式，增加对贫困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无偿援助。由于援外改革的特点是使政府援外资金和银行资金相结合，促成中方企业与受援国企业直接进行合作，因而有利于鼓励双方企业共同经营。另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方式还可以促使中方企业积极地培养当地的经营管理人员，使其不但在合作期内胜任工作，还能在合作期满、中方人员全部撤离后，能够独立地保持企业良好的经营状况，继续为当地创造经济效益。对非中双方都有利的援外政策改革得到了非洲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从1995年7月到1997年底，我国已同19 个非洲国家签订了20多笔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已批准立项和实施的援外合资、合作项目近20个。
自1991年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以来，中非贸易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目前，我国已同近6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非洲经济大国为主要贸易对象），在非洲的贸易公司和代表处共有150多个。1997年中非贸易额逾50亿美元，约为1988年的4倍。中非经贸合作互补性强，非洲盛产的矿产品、石油、原木及棉花、可可等是我国经济建设所需大量进口的，而我国生产的纺织品、轻工产品、粮油食品等日用消费品及机电产品则因物美价廉而深受非洲消费者喜爱。目前，中非贸易额无论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或者在非洲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都不到2%，发展潜力很大。
在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方面，我国进入这一领域较晚，但发展迅速。据我有关部门统计，到1997年6月底， 我国在非洲从事工程承包与劳务合作的人员达2.6万人，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88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62亿美元。（注：参见赵国忠等主编《1997～1998年中东非洲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在规模上， 我国公司与非洲有关国家签订的承包项目已从过去的中小型项目为主发展到上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大型、超大型项目。迄今，我国在非洲承建的最大项目是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与尼日利亚交通运输部签署的尼铁路修复改造工程，其合同总金额达5.28亿美元。另外，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在90年代也增长迅速，并已初具规模。据粗略估计，目前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20多个，投资总额近2亿美元。
为加大对非经贸合作的力度，为中国企业开拓非洲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从1995年底开始，我国在国家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仍拨专款在非洲逐步建立了10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分别设在埃及、几内亚、马里、科特迪瓦、喀麦隆、加蓬、赞比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等10国。中心本身不做贸易，仅提供保税存仓、办公住宿、报关、保险、运输、结汇以及咨询、提供安全保障等有偿服务。在资金方面，国内企业凡是在非洲找到了适当的项目，都可申请政府贴息贷款，在非洲合作的项目所需启动资金亦可通过优惠贷款加以解决。此外，为便于企业结汇、结算，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银行已分别在几内亚和赞比亚开设了分行。为加强对非工作的内部协调与配合，形成对非经贸工作的合力，国务院还成立了以李岚清副总理为组长的“对非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协调小组”，负责规划、组织、协调国内各部门和各地方对非洲的经济、贸易、投资、技术合作和资源开发工作。为调动企业开拓非洲市场的积极性，开拓中非经贸合作新局面，1997年9月， 中国对外经贸合作部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专门研究和部署加强对非经贸合作工作的全国性会议。
（三）科学和文化教育上，加强交流，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中国与大部分同它建有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交流协定。根据这些协定，中国与许多非洲国家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并不定期联办一些文化合作与交流活动，如“中国电影周”、“中国文化展”与“非洲工艺品和雕塑文化展”，等等。中国还向许多非洲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农业专家、体育教练及大学计算机教员，向许多非洲国家赠送药品和医疗器材、文体用品、农机具及其他物资。中国医疗队和专家们的国际主义精神给非洲国家政府与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中非关系的未来
（一）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加强不仅有利于中非双方，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对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改善与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大。非洲国家在经历了冷战后初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滑坡后，近年来大多数国家政局已趋于稳定，经济开始好转，国际处境有所改善，国际地位亦有所提高。中非双方要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保持和推进这一良好发展势头，应当携起手来，依靠联合的力量跟国际上的各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作斗争。中非间加强团结与合作对中非双方确定21世纪的国际地位可起到互相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在国际格局处于世纪末调整和变化的今天，中国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要坚定不移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不断上升，不仅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有了显著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在增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数目最多的非洲的紧密团结与合作，无疑将提高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国际影响力，这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平衡国际关系、制衡大国强权政治以及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另外，冷战后世界的两极格局瓦解，“一超多强”的多极化趋势日益发展。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必将对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趋势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未来中非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
1.中非传统友谊提供了坚实基础。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们，携手共创了中非间的深厚友谊。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曾说：“所有非洲的朋友，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我们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的关系都是好的。”（注：转引自《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 日江泽民主席的讲话。）作为二次大战后新崛起的民族国家，中非双方历史上都曾遭受过长期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共同的历史遭遇、反帝反殖的斗争经历和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发展民族经济的历史使命使中非友好深入人心，经受住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几十年来，中国在自身还不富裕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提供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大量经援，在国际舞台上坚定不移地为非洲国家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些传统友谊与情感正在并必将继续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时代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当前，世界正处于从美苏争霸的旧格局向多极化新格局发展的过渡时期，国家关系、地区关系及各国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都处在一个转型与调整的时期。非洲国家的外交也正从冷战时期不得不周旋于美苏两霸之间转变为一种全方位的、日益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外交，非洲国家不满西方老殖民主义者对非洲事务的指手画脚，努力摆脱西方种种有形和无形的控制。中国在冷战后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非但没有在西方的打压下沉沦，反而突破西方的制裁，不但进一步发展和密切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逐步瓦解了个别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的战略围堵，恢复并发展了与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应当说，冷战后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对抗、冷漠态度为南南合作与交往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中非双方实行的全方位外交战略及反对国际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希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要求，又为中非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内部推动力。
3.中非经贸关系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冷战后，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国际关系日趋经济化，市场经济也日趋全球化。许多非洲国家在进行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改革方向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经贸关系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而中非经贸关系的互补性则为双边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首先是资源的互补性。非洲矿产和农林资源十分丰富，而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人均资源较少，一旦中国人力资源与非洲自然资源相结合，再加上资金的支持，就可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促进中、非双方的经济发展。其次是生产的互补性。多数非洲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工业缺乏自身改造和发展的能力。而中国与非洲相比，这方面有一定优势。第三是技术的互补性。中国大量应用的“中间技术”适合非洲目前的需要。非洲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如南非的采矿、冶金、煤中炼油等高技术）也值得中国引进。第四是贸易的互补性。中国有12亿多人口，非洲有53个国家7亿多人口，双方市场需求量大。 非洲盛产的矿产、石油等丰富资源与我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轻纺产品、机电产品等，都正是双方互通有无的重要商品，贸易发展的潜力巨大。
4.亚洲及中国发展模式产生的借鉴作用和吸引力。 早在8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就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在非洲推行以私有化与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改方案，冷战后又在非洲强力推行西方式的多党政治民主化。然而，在非洲多种族、多部族以及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上一厢情愿地嫁接西方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并未带来稳定和繁荣。基于对西方方案的不满，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开始重视东亚，尤其是中国由落后变先进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及政治运转模式，试图从中得到振兴非洲的启示和借鉴。另外，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还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可以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与其进行更多的经济技术合作，帮其摆脱贫困，振兴经济。从以上有利条件看，未来中非关系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友好合作的中非关系在21世纪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三）21世纪中非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困难。 1.非洲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近年来，尽管非洲总体形势趋好，但就非洲各地区而论，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不平衡的问题日益突出。一方面，北部、南部非洲以及西非部分国家政局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有的年经济增长率接近两位数。另一方面，中、东非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经济停滞甚至负增长。从目前发展情况看，这种非洲大陆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两极分化趋势在21世纪还有进一步加剧的可能。这一趋势也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它要求我国在把握对非政策总体原则的框架基础上，对不同发展程度的非洲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具体对策，采取不同的经贸合作方式（如有的国家以高科技产业合作为主，有的则仍以互补性贸易为主，有的则纯粹以我国单方面提供援助为主）。另外，由于非洲是一个多种族、多部族的大陆，部族冲突、党派争斗、边界纠纷和宗教矛盾等不利于稳定的因素并未消失，非洲大陆在走向和平、稳定的过程中，局部地区和一些国家冲突仍时有发生，造成局部甚至一定范围内的动荡和紧张。因此，21世纪非洲大陆能否实现持久、全面的和平、稳定与团结是中非关系健康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2.来自发达国家的竞争。近年来，西方国家从21世纪的综合国力竞争而争夺资源和市场的角度着眼，开始对非洲重新产生了兴趣。1998年4月，美国提出了《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机会伙伴关系计划》， 鼓励美国公司进军非洲市场。法国等欧洲国家则历来视非洲为其传统市场。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 欧盟在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市场占有率为40%，投资占其全球总投资额的32%。美国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市场占7.7%，投资占8%。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基础雄厚，国力强大，科技先进，产品竞争力强，再加上它们与非洲国家历史上形成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客观上使非洲和西方国家之间在语言、信息联络、留学生往来等方面联系较密切），使西方在抢夺甚至垄断非洲市场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相对而言，我国与非洲在语言、文化和经贸联系等方面均呈弱势。因此，要想在21世纪全面拓展和加深中非友好伙伴关系，还须付出艰苦的努力。
3.“台湾问题”的制约。 台湾当局为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将非洲（尤其是西非地区）作为其发展对外关系的重点。近年来，台湾当局利用一些非洲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以援助为诱饵，极力推行“金钱外交”，拼命拓展“国际生存空间”，目的是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企图为其“重返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拉选票。面对台湾当局推行的“金钱外交”，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持与中国友好的方针，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也有少数非洲国家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而与台湾当局“复交”。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中国的对非政策。
4.中国经济改革的进展和企业竞争力的增强至关重要。 近年来，尽管我国加大了对非工作的力度，但因国内国有企业的改革尚处于攻坚阶段，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难以抽出更多的资金援助非洲国家。而且，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可能影响到企业对外发展的动力和能力。长期以来，在中国企业的心目中，非洲国家经济落后、市场分散、容量有限，而且多已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因而对开拓非洲市场既缺乏兴趣，又存在畏难心理。近年来，虽然到非洲进行贸易、投资的中国企业日益增多，但由于缺少跨国经营的经验，且人员素质偏低等，企业竞争力与西方大企业相比尚有一定差距。因此，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非经贸关系的拓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还取决于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以及我国国民经济的成熟与增长速度，等等。我们相信，随着非洲形势的进一步好转以及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21世纪中非关系的画面必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