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理论假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企业家论文,经济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21(2000)05—0045—05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变迁作用客体利益与作为制度变迁主体的核心领导者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磨合程度，并往往受后者影响尤甚。因此，本文将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看成政治企业家——核心领导者效用的函数，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中核心领导者的理性政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试图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揭示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机制，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基本框架。
一、政治企业家的范畴解说与行为特征假定
政治企业家范畴的出现是经济学对政治学领域进行渗透的副产品。经济学家虽然不时提及这一概念，但并未给予详细定义。我们可以暂将之定义为“在政治市场上提供公正、秩序等制度产品，并以此换取民众的货币支付（具体表现为税收）的政治家”。在这里，我们摒弃了庇古关于政治家个人行为的双重假定，而采用更有解释力的布坎南关于政治家个人行为特征的一致性假定。同新古典企业家一样，政治企业家在成本—收益机制约束下将稀缺性资源配置于产生最大效用的用途，这意味着，如果进行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的增长对政治企业家来说，超过了进行制度创新中运用的必需资源的边际成本，那么，制度创新就会有供给。不过相对新古典企业家而言，政治企业家的成本—收益函数有其自身特征：
1.政治企业家的效用是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函数。在追求财富极大化的同时，包括权力和良好的声誉在内的非货币收益也进入到政治企业家的效用函数之内。在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其相对价格时，政治企业家实现了交换效率。
2.政治企业家在提供制度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当他的每一个生产性投入品，即他所动用的资源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边际要素成本相对比率时，他就实现了生产效率，这意味着政治企业家将制度创新推进到某一制度的私人边际收益与私人边际成本相等的这一点。
3.政治企业家个人的效用函数和社会效用函数并不完全重叠时，政治企业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私人成本施加于社会其他人（主要是民众）之上，而同时将制度产品的外部收益内在化。这意味着政治企业家在实现自身生产效率和交换效率时，却未必带来社会效率。于是，在制度产品市场上，庇古离差的出现成为一种常态。尽管如此，由于制度创新存在着搭便车问题，而政治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克服这一问题，而部分地抵消了他在制度供给中的消极作用。
二、中国政治企业家的行为特征假说及政治市场特点
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企业家面临的相对充分竞争的政治市场相比，中国的政治企业家面临的是一个不完备的、集权的、垄断性的政治市场。因此，当分析中国政治企业家在主导制度变迁时，他的收益成本函数显示出独有的一些特征。
1.不完备的政治市场维度。在经济学家眼里“政治是一种复杂的交换”（K.维克塞尔语）。在政治交换市场中，政治企业家根据各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及力量对比，在自身效用极大化约束下，提供制度产品。不论政治市场的市场结构为何，政治企业家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都是十分要紧的。戴维·菲尼曾提醒人们：对于统治精英的政治经济成本和收益分析，是对变化的性质和范围作出解释的关键。拉坦在分析制度创新时也说：制度创新的供给主要取决于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国内一些经济学家也将上层决策者的净利益看成是一国制度供给函数的自变量之一，认为制度变迁的层次受制于受影响团体的市场力和非市场力。
在中国，政治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它的集权性和垄断性。在这样一个不完备的政治市场维度的国家中的制度变迁，受到政治企业家的影响非常巨大，并且对同一创新制度，政治企业家会对不同制度需求者进行歧视定价。也正基于此，我们将中国的制度变迁模型理解为政治企业家主导型。
2.同生活于近似的新古典环境的政治企业家一样，中国政治企业家的理性政治活动也符合布坎南的一致性行为特征假说，进入政治企业家效用函数的变量包括货币收益和以权力、政治支持、社会声誉、历史定位、国家形象为主要内容的非货币收益。在既定的预算约束线下，政治企业家将使其最高的等产量线与预算线相切，并在切点处提供创新制度。
3.政治企业家制度创新面临两种成本：摩擦成本和实施成本。政治企业家的制度创新改变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机会集合，预期收益受损、机会集合变窄，利益集团会对制度创新表示不满。这种不满通常表现为发牢骚、抱怨、消极怠工甚至是动乱和战争，这种成本为制度变迁的政治成本或摩擦成本。制度创新发生后，“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将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完成旧体制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之间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渡所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它就是实施创新制度的交易成本即实施成本。像新古典经济人一样，在预期收益既定的情况下，政治企业家使其等产量线与最低的预算约束线相切，并在切点处提供创新制度。
4.风险规避的政治企业家。对政治企业家凭各种利益集团、权力结构和力量对比情况，提供创新制度实现自身效用极优化的行为分析，要求我们将制度创新的不同结果的发生概率纳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去。政治企业家对所得所失的不对称考虑会影响到制度供给结构。一般说来，政治企业家会提供能产生最大预期收益，同时在遗憾最小化原则约束下，预期丧失最少的创新制度。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成本流确定而概率不同时，政治企业家的制度供给行为将符合特弗斯基和卡恩曼假说：在正的方面，确定性效应导致了政治企业家避免冒险，获取肯定的收益而不是较大的但不肯定的收益；在负的方面，确定性效用导致了政治企业家寻求冒险，选择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不选择较小的——但是肯定的——损失。
三、中国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性分析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企业家的个人行为的烙印。以获取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政治企业家，在追求预期收益贴现值最大化激励下，使政治企业家的个人行为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使中国的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型内生出下列属性：
1.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渐进性制度变迁的统一。强制性变迁是微观行为主体在自发追求外部利益或潜在利润的过程中自下而上实现的，而这意味着初级行为团体对实现规模经济，克服外部性解决搭便车问题，减少交易费用等获利信息的充分认识和积极反馈。在中国则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观。制度变迁之前，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巨大投资使得民众对非常狭小的选择集合感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意欲进行制度变迁的政治企业家要获取最大的政治支持，并使民众认为自己有别于前任，他必须重新进行意识形态的投资，以使民众改变偏好，并自发响应新的获利机会。他也在民众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自上而下地提供创新制度。与强制性特征一样，渐进性也是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必然要求，二者都由政治企业家效用函数所决定。民众对旧制度的依赖，对新的选择集的信息不充分认识，使他们不会产生对创新制度的强烈需求。同时，政治企业家限于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知识存量和知识结构的制约以及他对控制变迁进程以使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始终进入他的效用函数的要求，都驱使他选择一条渐进式的而不是休克式或激进式的变迁方式。在渐进式变迁进程中，意识形态的投资减少了，政治成本（摩擦成本）并且初始状况下的实施成本也较小。这样，政治企业家按照预期收益贴现值最大化的原则，将实施成本、组织成本分摊到不同的时期中去，从而保证制度变迁收益流的均匀实现和变革成本的均匀付出。
2.增量制度变迁、边际制度变迁的统一以及与此相关的局部性制度变迁和试错性制度变迁。由于最大限度的政治支持间接进入到政治企业家的效用函数，这样，政治企业家在维护经济存量利益的同时，对增量部分施以新的游戏规则，并最终实现制度变迁的全面推进。与增量改革相关的是改革的试错性和局部性。由于对有关新制度预期收益、成本流相关信息的不完全认知，政治企业家将选择一条风险最小化的稳妥变迁方式。先将某一创新制度实施于某一样本单位。如果成本流、收益流符合政治企业家的预期模型，他将使这一创新制度向别的单位推广，以取得制度供给的规模收益，并使潜在利润最大化实现。这就是刘易斯所预言的东西：变革是从信仰和关系网的某一点开始的，然后向外扩展。当创新制度引致的收益流、成本流与政治企业家的主观预期模型不吻合甚至相矛盾时，政治企业家将这一创新制度从制度供给集合中删掉，这样，政治企业家减少了变迁风险。
3.治理结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生活于集权统治集团内部而获得的感性直观经验，使政治企业家能充分认识到进行制度变迁的巨大风险。然而，他又必须慎重改变民众的偏好，扩大民众的机会集合。惟有如此，他才能因自己的特色而被民众所广泛接受，获得最广泛的政治支持，从而使自己的效用曲线外推右移。这样，政治企业家作为厌恶风险者，他希望能将制度变迁的风险转移出去，将制度变迁的成本施加于其他人，同时他又能将制度变迁的收益流进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于是，他将制度变迁的执行实施权力甚至是生产权力托付给一个最高决策代理人，并希望以此解决二者的激励兼容问题。同时为了对付代理人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产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败德行为，并使制度变迁的收益流能主要进入自己的效用函数，而不是代理人的效用函数，委托人必须拥有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工具。当进入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制度变迁收益流超出委托人所能容忍的程度时，委托人必须能有效地替换代理人。为此，他着手创立代理人市场，在委托人认为必要的时候，他可以通过用手投票的方式进行代理人的置换。然而，代理人也可能将制度变迁成本施于委托人并与民众“合谋”将制度变迁收益流进入自己的效用函数。委托人意识到这一问题，所以分配暴力潜能时，他特意使自己所拥有的权力的重要性远大于其他人。通过用手投票和占有暴力潜能两个方法，委托人相信制度变迁能使自己的主观模型收敛，或至少不趋向发散状态。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运用上述的理论结构，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作出一个轮廓性的素描。
1.制度变迁的酝酿阶段和突破阶段。政治企业家在进行制度变迁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意识形态投资。这项投资的目的在于改变制度变迁客体的偏好结构，增加自己的政治收入，减少民众接受创新制度的机会成本，并减少执行创新制度的信息成本、组织成本（实施成本）或服从费用。政治企业家意识到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时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并且，至为关键的是，政治企业家要使意识形态的投资克服奥尔森的搭便车问题，促使制度变迁受影响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享乐主义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这样一来，我们不难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何从农村开始而没有从城市开始，尽管当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缝隙里还倔强地生存着除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制之外的其他“异己成分”，如国营企业之间的串换市场。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前的物质生活极其贫乏，他们选择一种创新制度在经济上的机会成本很少，一旦意识形态的改变使他们选择创新制度的政治上的机会成本也很少时，他们对新制度的需求就会变得异常强烈。重新改变机会集合的较低的机会成本、中国社会长期集权政治使得农业导入创新制度的较低实施成本以及中国农民组织程度极弱化导致对统治者影响力的微不足道，都成为政治企业家首先要在农村进行制度变迁的巨大诱因。当这项创新制度不符合政治企业家的主观模型时，农民较少的机会成本使得他们受损较小，加上组织程度的极其弱化，都可以使制度变迁的风险减至最低，而一旦制度变迁取得预期收益时，中国农村的同质性农民人口众多性都会使这一制度变迁产生巨大的规模经济，并使政治企业家的效用曲线极大地外推右移。除此之外，中国政治企业家经验和知识结构即认识系统也使其对农业有相对充分的信息，政治企业家对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分成租佃制有较为清楚的认识，而对工业、对城市，政治企业家有限的知识存量使得其对它们的信息掌握不充分之程度更甚。所有这一切，最终促使政治企业家拉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并在短期内使中国的供给曲线右移右旋。
2.内在矛盾的暴露和制度变迁僵持阶段的到来。政治企业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具有迅速实现旧体制下的外部利润的优点。制度变迁的强制性，可在短期内迅速改变民众的偏好结构，快速增加民众的选择机会，边际制度变迁和增量制度变迁可以使改革阻力降低，渐进性制度变迁可以使变迁成本在较长期间分摊，从而减少变革阻力，试点推广和局部性制度变迁可以规避变革风险。所以，这一模式的制度变迁，在初始阶段可以快速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快速外推，并同时使政治企业家的效用函数外移。然而，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特点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初始阶段使制度变迁具有帕累托改善性质，而当制度变迁深化，进入非帕累托改进科思模型的第二处形式即收入重新分配阶段时，它自身的缺陷也日益凸现出来。政治企业家主导型制度变迁的强制性要与提高经济效率正相关，它暗含着政治企业家对民众的偏好有充分信息，而且二者的目标函数曲线至少有一个交点而不是平行状态。事实上，这一规定过于严格，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本身违背了帕累托效率即布坎南的一致同意原则，而且每个人的偏好结构是个人的私人信息，局外人无从得知。更令人担忧的是，政治企业家以自己主观感受对民众偏好进行标准化设置、排序将导出与经济民主化背道而驰的集权政治。政治企业家使用强制手段的能力受制度愈少，他的私人收益、成本同社会收益和成本之间出现歧异的可能性就愈大，这种歧异性的存在使制度供给短缺成为一种常态。当制度变迁深化要求制度变迁的初级行为团体由上层决策层转移到企业家集体，从而使政治企业家本身成为制度变迁客体时，政治企业家的成本收益曲线与社会成本收益曲线出现偏离且无交点。这时，制度变迁难以继续深化，政治企业家及其主要代理人私人利益成为提高经济效率的负激励。同样，增量改革和边际改革在使存量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或绝对下降到不能容忍时，增量与存量之间的矛盾也会变得日益尖锐。在增量制度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新经济成分要求进一步进行制度创新，并且他们不再愿意对存量提供补贴，存量经济主体受损会诱使他们动用其政治、经济资源影响政治企业家，恢复旧体制，以进行分配性的而非生产性的DUP活动。再次，试点制度变迁和局部制度变迁本身具有逻辑上的矛盾。不同决策单位成本收益函数的自变量本来就相互区别。某创新制度在样本试点单位的实施即使取得成功，也不必然意味着在其他单位就能适用，也即这创新制度未必必然使其他单位实现外部利润。经济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内生出试点改革失效的必然性。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中国的试点改革为何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最后，当在制度变迁由浅水迈向深水区时，委托——代理问题也会变得十分棘手，代理人效用函数与委托人效用函数本来就存在歧异，因而这一模型内含着制度实施的不完美性。
3.展望。制度变迁进入僵持阶段以后，进一步的制度变迁难以满足卡尔多—希克斯条件。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和利用制度变迁期新旧制度摩擦而成长起来的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般都对制度变迁的深化表示忧虑。对于前者而言，制度变迁不但使其经济地位受损，也使其政治地位受损；对于后者而言，进一步的制度变迁不但将缩小他们的机会集合，而且也会对其经济存量的合理性、规范性形成挑战。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具有达尔曼式的外损性特征。此时，每一类经济行为主体都呼唤改革，他们为某一观点而争论不休，各抒主见，这种争议的实质是企图使下一步的制度变迁更有利于自己。制度变迁受损者，企图恢复旧体制，获取更大份额的经济租金，他们对新的经济成分和外来经济成分所造成的强烈的恐惧，诱使他们大呼“狼来了”，呼唤国民的“国货意识”，仿佛振兴“民族产业”的重任非己莫属。有可能通过制度变迁实现外部利润的行为主体包括企业家和民众集体呼吁“加快改革步伐”，前者人口数量偏少，但对政治企业家及其主要代理人的影响很大，对影响上层者决策变量的权重较大；后者在人口数量上占据优势，但组织程度差，影响政治企业家及其主要代理人的决策变量的权重较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企业家对制度变迁进一步深化犹豫不决。整个制度变迁处于一种难以捉摸的停滞状态。这种僵持状态，由于下列因素而有所改变，尽管各方对制度变迁各抒己见，但整个社会科学知识增加以及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使制度变迁曲线更具弹性，对机会集合变化认知与反应所作出的反馈过程会增加企业家对制度变迁产生强烈需求。政治企业家的犹豫延长了创新制度的供给时滞，但企业家或民众对制度变迁的诱致性需求增加。因此，诱致性变迁的增加部分地冲销强制性变迁创新制度的供给的减少。另外，外生强制力量的引入也会打破制度变迁的锁定状态，推动制度变迁的深化。这主要表现为政治企业家为融入国际社会、摆脱孤独局面，增加个人效用而被迫进行制度移植，外来制度的移植大大减少了政治企业家及其代理人设计发明创新制度的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及菜单成本，并可用向“国际惯例”靠拢这一意识形态投资减少移植制度的政治成本，因而可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企业家和民众对制度变迁的内在需求和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制度非均衡的局面会被打破，从而使创新制度非连续性地供给。
收稿日期：2000—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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